近些年來，與其它類型的生產一樣，中國的知識生產也進入到一個數量擴張與質量提升的嚴重不對稱的狀況，如低水平的簡單重復，甚至充斥不少偽劣之作。這已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由《中國書評》雜志率先并集中討論這一問題，對于將中國的知識生產引入新的階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本文認為，當下中國的知識生產正在由一個粗放的量的增長的簡單再生產向著重于自主創(chuàng)新的質的提升的擴大再生產的階段轉換。能否實現這一轉換，關鍵要建構起知識擴大再生產的機制。這其中包括知識再生產的一般機制與特殊機制兩個方面。

　　一、知識擴大再生產的一般機制

　　由于近些年，知識生產的機器出現了一些毛病，使得不少持人文立場的學者對現有的知識生產機器表示出極大的疑慮，甚至否定。但是，作為一個現實中的人，我們不能不看到，當下的知識生產是在工業(yè)社會的背景下進行的，并是以大學、社會科學院等學術機構為生產單位的，因此必然具有工業(yè)社會所具有的一般特征，盡管由此產生的機制是不通人情的。但嚴格說來，我們至今還未能完全建立起與工業(yè)社會相一致的知識再生產的機制�，F有的知識生產機器的種種弊病恰恰在于未能充分體現工業(yè)社會知識再生產的一般要求。

　�。ㄒ唬�標準化。標準化是工業(yè)社會生產的基本要求。沒有標準化，就無法形成規(guī)模生產，無法檢驗產品的質量，最終也無法形成產品的品牌。知識再生產也需要遵循標準化的要求。當下的知識生產之所以容易出現動輒“一流”、“領先”的夸張之詞，出現各說各話，無法形成共同討論的平臺，甚至以非專業(yè)標準評判學術產品，基本原因是沒有一個為學術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標準。沒有標準也就無所謂質量、水平。從本人曾經經歷多種評審工作看，在文科、理科和工科中，工科評審最為嚴格，因為工科直接面對工業(yè)生產，需要的態(tài)度更為嚴謹。一就是一，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許說成二。這也是常為文人所詬病的“工科思維”。但有時我們也不得不佩服“工科思維”的人之嚴謹。文科評審最為艱難，難度之大就在于缺乏相應的標準。明明是“一”，但為什么不能說成“二”，而且也因為被說是“二”才具有獨到的價值。這也是為什么大量的偽劣之作產生于文科，大量的“研究生班”開辦于文科，文科很難為社會所普遍認同為一門科學，高水平的學生首先選擇就讀理工科的重要原因。所以，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知識生產就只能停留于低水平的重復。

　　當然，標準化遵循的是普遍主義價值，即對事不對人，標準面前人人平等。這極有可能扼殺學術個性。如這幾年備受爭議的“學術量化”問題，很多人將目前的學術水準低的原因歸之于“量化”指揮棒。但是，人們可以盡情地批判“量化”，但有沒有比“量化”更好的評價尺度呢？有人經常引用“十年磨一劍”的說法。這從做做學問要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講，是對的。但它很難作為科研管理的普遍性標準，即沒有操作性。因為，現在的知識生產與職稱、待遇聯系在一起，是整個工業(yè)社會機器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作為科研管理部門怎樣來認定你是在“磨劍”還是在“磨洋工”呢？所以，當下我們還無法根本否定量化標準，除非你不進入知識生產體制。從這個意義上，我經常說，世界上只有兩個人能出偉大的作品：一個是歌德，根本不為衣食所憂，也無需考慮評職稱；
再一個是曹雪芹，窮困潦倒，無任何出路只是以寫作來表達自己所意。但以當下社會，這兩類人難以重復，也不可能再生。如何在“量化”基礎上提升質量，這是當務之急。而這又更需要建立起如工業(yè)生產標準一樣的知識生產標準。

　�。ǘ�）職業(yè)化。社會分工是工業(yè)社會的基本特點。為適應分工的需要，從事相應工種的人要接受專門的訓練，具有專業(yè)所必備的職業(yè)理念、職業(yè)品質和職業(yè)規(guī)范。否則整個工業(yè)生產機器就無法得到正常高效運轉。我國當今是“世界工廠”，但只是“世界加工廠”，無法形成象征水平的獨特品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加工廠”工作的大量是“農民工”。這些人沒有受到正式的職業(yè)訓練，主要是為了獲得比務農更高的收入。我國的礦山為何事故頻頻，重要原因也在于從事礦山工作的大量是沒有受到專門職業(yè)訓練的農民工。由此觀之，我國的知識生產也是如此。許多從事知識生產的人只是為了獲得一個“飯碗”，他們本身并不具備從事學術工作的“稟賦”，沒有以從事學術為天職的信念，更沒有受到基本的學術規(guī)范訓練，從一定程度講也相當于“農民工”。在這種學術環(huán)境下，必然會產生許多怪異現象。一是造就一些學術投機分子。一些人為急欲出人頭地，不是認真閱讀文獻，或進行田野調查，進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如何尋找一些“旁門左道”將“巨人”打倒，自己取而代之。二是造就“學術懶人”。一些人“著書只為稻糧謀”，職稱到手之日就是與學術告別之時。學界因此流行的是“混”。沒有學術的自尊，哪有他者的尊重呢？沒有自我對學術的敬畏，哪有他人對學者的敬畏呢？

　　今天，我們不能首先承認，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學術職業(yè)化的時代。與此相應，就需要有一種職業(yè)要求和專業(yè)水準，這是保證知識再生產的基點。盡管韋伯主張“學術作為精神上的志業(yè)”，但他也強調，“相對于學術作為一種職業(yè)的經營，以學問為生命志業(yè)首先受到限制，這就是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yè)化的時代，并且這種情形將永遠持續(xù)下去。從表象與實質兩方面來說，我們都必須認清，個人惟有通過嚴格的專業(yè)化，才能在學術研究的世界里，獲得那種確實感到達成某種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識。”①

　�。ㄈ�）制度化。制度是對持續(xù)不斷行為的規(guī)范，實際是為保障集體行為正常進行而設立的一種“門檻”和界限。工業(yè)社會的基礎是工廠制度。而工廠制度則起源于早期的城市行會制度。正是通過行會和工廠制度才得到將人訓練和規(guī)范為相應的生產者。我國長期處于農業(yè)社會，缺乏發(fā)達的城市行會和工廠制度，也未能訓練出相應的產業(yè)人群。中國的學者與農民一樣，習慣于“個體戶”式的生產。雖然大學和社科院將眾多的學者聚集在一起，但這種聚集只是一種人員的堆積，而沒有建立起能夠保障學術行為持續(xù)不斷進行的制度規(guī)范。這樣，在中國，從事學術工作的“門檻”很低，誰都可以就某一或多個專業(yè)性領域發(fā)表一通所謂的看法，而不必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甚至因此發(fā)生許多常識性差錯。如對他人觀點的引證需要加以注明，在作出自己的學術貢獻時必須盡可能了解和掌握已有的成就，獲得項目資助需要切實履行相應的合同規(guī)定，等等。所以，當下的學術界急待建立能夠保障知識再生產的現代學術制度。近些年，雖然學界開始重視學術規(guī)范的討論，但基本的學術規(guī)范并沒有建立起來，更沒有內化為學者的自我意識。學生進入學術單位時，單位告知很多與學術本身無關的規(guī)定，卻恰恰沒有提供，更沒有告知一整套與知識生產直接相關的學術規(guī)范。

　　二、知識擴大再生產的特殊機制

　　在工業(yè)社會里，知識生產也需要遵循工業(yè)生產的一般原則。但是，知識生產畢竟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行為，具有內在的特性，也因此需要建構擴大再生產的特殊機制。

　�。ㄒ唬┳灾餍浴９�業(yè)生產對于生產者來說是沒有，也不允許有多少自主性的。生產者就是整個生產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知識生產則不然。從形式上看，知識生產者進入學術領域后，需要遵循學術組織的一般標準，但這種標準主要是外在的形式，是一種外部評價和激勵，真正激發(fā)學者學術追求的是來自學術本身的內在沖動。對于知識生產者而言，生產者的主體性尤其重要。如在大學組織里，當你成為大學老師時，你需要遵循大學老師的一般規(guī)則，該上課就需要認認真真的上課。這與一般生產者沒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在于上課的內容和方式是老師可以自主掌握和自由發(fā)揮的，在傳遞知識的同時開啟學生的智力，開發(fā)新的學術問題，從而推動知識的增長。在當下中國大學，一方面是隨意性太大，沒有按照學科的內在要求設計和安排專業(yè)學習，另一方面又大量存在各種各樣形式主義的評估，評估標準之細，連講什么，怎樣講都有嚴格的規(guī)范，由此大大抑制了老師的自主創(chuàng)造的能力。這正是我國教育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層次愈高，自主創(chuàng)造能力愈弱的重要原因。

　　為了保證知識生產者有足夠的自主性，需要為他們提供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特別是對那些有較高的學術稟賦，能夠以學術事業(yè)為自己的樂趣，將學術作為自己生命所依托的人來說，不必以知識生產一般性“量化標準”來苛求他們，以保證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物質條件進行創(chuàng)造性和高難度的知識生產。我們可以20世紀少有的大學者韋伯為例。首先，他在德國大學任“私講師”（沒有教課任務）的學者地位，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其次，德國沒有急于出版著作的壓力。他的《經濟與社會》一書從“一戰(zhàn)”前寫作到1920年后才出版。再次，他在中年時期繼承了一筆為數充裕的財產，這使他能夠衣食無憂。①要使我國能夠產生大學者，需要為他們提供必需的條件，包括物質條件，如可以設立創(chuàng)作基金、實行學術假、保留教職等，使他們有足夠的自主進行知識生產的時間和空間�！�

　�。ǘ�） 自覺性。在一般的工業(yè)生產中，生產者是機器的被動物，受機器所支配，很難產生自覺意識。知識生產則有所不同。知識生產者選擇知識生產職業(yè)，除了謀生的需求以外，還具有相當的興趣、愛好和樂趣。正是基于此，知識生產者具有相當的學術自覺。他從事學術工作不僅是基于外部壓力，更是一種內在于心的自覺行為，是學者自我價值的實現。正因為如此，知識生產者可以不過多地考慮外部環(huán)境。盡管外部環(huán)境所產生的激勵或抑制機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對于一個真正的知識生產者而言，其知識生產的根本動力還是在于其自身的內在沖動和品性。正如在一次有關學問和人生的報告會上，鄧正來先生所回答的，當你選擇了做學問，就必須設想做學問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壓力和風險，并有足夠的應對意識和排解能力。只有這樣，你才不會一味地責怪外部環(huán)境，才不會因為外部干擾而輕易地放棄對學問的探尋。　　

　�。ㄈ�） 自省性。在一般的工業(yè)生產中，市場競爭機制會促使生產者檢驗自己的產品，并對那些有潛在問題的的產品加以改進，如實行召回制。而知識生產難以形成物質生產一樣的完整的市場，因而也沒有巨大的外部性壓力促使生產者檢視自己的產品。為此，要實現知識擴大再生產，在相當程度上需要借助生產者的自我反省，對自己的學術成果進行回顧、梳理、批判、修正和完善，以進一步提升。如即使像《共產黨宣言》這樣的知識產品，生產者也在再版序言中加以多次重要修訂。而在當下中國，一方面，知識生產的外部批評機制尚未發(fā)育成熟，另一方面更缺乏生產者的自省意識。只有少數幾位到了“其言也善”年齡的老學者，才得以以超人的意志否定過去的自我。而在這時，否定過往自我已難以再生新的自我了。所以，當下學界非常需要建立自省意識，特別是處于風頭正健的學者尤其需要通過自省而實現自我超越。這樣才能實現知識的不斷增長而不是簡單重復。　　

　　原文刊載于《中國書評》２００６年第４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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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韋伯作品集　學術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頁。

　�、� 《韋伯作品集　學術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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