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美的《摩登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在2001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刊行。此書的前身是作者在1986-1992年游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師從李歐梵教授攻讀比較文學時的博士學位論文，成書后厚達四百多頁，計有三編、十二章，采用后殖民主義的分析框架，從全球與本土的交叉語境 (overlapping contexts) 出發(fā)，細察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及其文化政治。在本書序言中，著者自述了她的寫作目標：“對于現(xiàn)代中國文學和歷史領域的學者而言，本書提供了一個關于從1917年的五四時期開始、延續(xù)到1937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這一個時期的中國文學現(xiàn)代主義的解釋，結合了文本、歷史與理論的探索；
對于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來說，本書勾畫出中國、日本與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之交叉處，并且從多重殖民軌道和文化相遇中追溯了這種跨國路線的描繪，因此解構了比較文化研究中所習慣預設的中心/邊緣、東方/西方的二元對立；
對于殖民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家來說，本書從理論上探索了中國的半殖民主義如何表現(xiàn)了一套不同于正式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與實踐”[ii]，言下頗有“發(fā)凡起例，以待來者”的意味。筆者考慮到此書在理論設計、分析范疇和研究視點等方面都不乏原創(chuàng)性，而且目前尚無中文譯本在華文社區(qū)出現(xiàn)，雖然已有簡短的評論見諸報端，但未能從學理上給與更仔細的檢討[iii]，所以我覺得仍有必要加以推介，以廣知聞。

　　一. 論題的學術史意義

　　時至今日，在東亞地區(qū)的漢語學術界，議論“中國現(xiàn)代主義”，早已不是時髦的話題了，二十年來，著述薪積。相比之下，西方漢學界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個別學者對于“當代”中國的先鋒文學給予了一定的注意，九十年代以來，一系列著作相繼問世：張旭東的《改革時代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化熱、先鋒小說與新中國電影》、呂彤鄰的《厭女癥、文化虛無主義和對抗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實驗小說》、王瑾的《高雅文化熱——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政治、美學和意識形態(tài)》、鐘雪萍的《被圍困的男性？——二十世紀末期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與男性主體性問題》、王斑的《雄渾的歷史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破碎的語言——當代中國詩與多多》、張頌圣的《現(xiàn)代主義與本土抵抗——當代臺灣華文小說》[iv]等等。至于對1949年之前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 (尤其是小說) 的研究也遠稱不上“繁榮”，似乎只有利大英(Gregory B. Lee)的《戴望舒詩歌研究》、漢樂逸(Lloyd Haft)的《卞之琳詩歌研究》、張錯的《馮至評傳》等寥寥幾部專書；
以及林明慧的《當代中國詩論》、李歐梵的《鐵屋子的吶喊——魯迅研究》、奚密的《現(xiàn)代漢詩：1917年以來的理論與實踐》[v]等著作中的個別章節(jié)才論及這些議題。因此，回顧西方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史，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之研究相對冷落，而《摩登的誘惑》一書著力論述了中國現(xiàn)代主義題旨，確有繼往開來、踵事增華的意義；
而細讀此書，亦可發(fā)現(xiàn)，作者的現(xiàn)代主義論述至少在三個方面具有開拓性：1，她給予了中國現(xiàn)代主義以合法性；
2，她揭示了中國現(xiàn)代主義與殖民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
3，她闡明了日本在中國現(xiàn)代主義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調停人角色。如前所論，中國現(xiàn)代主義研究在西方漢學界一直少人問津，何以故？不外乎三種理由：1，缺乏基本數(shù)據(jù)；
2，文學史應當忽略“次要”(minor)文學運動的觀念；
3，根據(jù)西方文學批評的“優(yōu)越性”和“普遍性”的標準來評判中國文學。三者當中，第三種原因最為盛行也很成問題，這種似是而非的看法和流行性誤解認為：既然喬伊斯(James Joyce)已經最好地使用了意識流技巧，那末沒有中國作家能達到他那樣的美學成就的層次，因此中國文學不能被稱為現(xiàn)代主義的[vi]。不消說，這當中隱含了歐洲中心主義者對于非西方文學的傲慢與偏見。史書美發(fā)現(xiàn)，“在使用西方批評術語分析非西方的作品時，很容易動搖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話語范式。當我們使用現(xiàn)代主義這個術語時，情況尤其如此——這個詞幾十年來受到學術注意，已經在西方獲得了一種含有霸權意味的文化價值”[vii]。史書美的《摩登的誘惑》揭示了個中原由：“盡管西方話語把現(xiàn)代主義視為一個國際性的文化運動，但是它系統(tǒng)性地拒絕給予非西方的、非白人的現(xiàn)代主義一個成員資格。布拉德白瑞和麥克法蘭合編的《現(xiàn)代主義》就是如此。地理的、文化的與種族的中心主義鄙視非白人參與現(xiàn)代主義，既使西方預示了這個運動的國際特征”[viii]、“話語統(tǒng)治在兩個方面都很明顯——不但現(xiàn)代主義被認為是西方所獨有的而且‘非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如果被承認的話，后來也被當作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種種變體”——出于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現(xiàn)代主義”經常被描述為從西方向非西方的運動，從而顯示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話語不平衡狀態(tài)。不僅如此，史書美也發(fā)現(xiàn)歐洲中心立場(Eurocentric stance)在這個問題上竟與漢學本土主義(Sinological nativism)不謀而合：后者認為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的缺席恰恰證實了中國文學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它的文化差異應當被保存。但無論出于何種用意，兩者都干脆利落地排除了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的存在[ix]。針對這些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s)，著者根據(jù)文化多元論者的觀點，指出中國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主要影響泉源之一，正是由于對中國文化的誤讀才促成了龐德這樣的現(xiàn)代主義大師的出現(xiàn)[x]，這因而反駁了馬太•卡利尼斯庫(Matei Calinescu)和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關于“現(xiàn)代性起源于西方”的著名見解[xi]，也令人信服地說明“中國現(xiàn)代主義既挑戰(zhàn)了主要作為一個歐美事件的現(xiàn)代主義的歷史建構，也駁斥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宣稱的本體重要性與美學獨特性”。

　　本書雖然涉及了西方和日本的現(xiàn)代主義對于中國的影響問題，但作者無意于進行比較文學領域的“影響研究”，也不擬議進行文學史意義上的美學分析。史書美給本書的學術定位是“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兩相結合，而之所以選擇這種學術思路，乃是因為“非西方”國家的諸種現(xiàn)代主義崛起于不同的現(xiàn)代性、國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在許多情況下，密切聯(lián)系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歷史，而且每一種現(xiàn)代主義都有它自己的與西方斡旋的模式：從心甘情愿的、非政治化的參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運動（盡管不被西方承認），到為了本土需要而調控現(xiàn)代主義、斡旋關于現(xiàn)代主義的殖民遺產的焦慮，到徹底顛覆歐洲中心主義的現(xiàn)代主義，可謂林林總總，不一而足[xii]。換言之，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并不單純是個文學事件，而且牽涉到文化間的交往行為和語言的歷史約定，因此，在考察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時，有必要從半殖民主義歷史-文化形態(tài)的角度對它進行再次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當然，話又說回來，追問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尤其是五四文學與殖民話語的關聯(lián)，也不乏先例：譬如，劉禾曾經論述過魯迅等人的“國民性批判”如何與殖民主義同謀，造成自我東方化的現(xiàn)象[xiii]；
張寬也頗有同感：“從后殖民的角度來重新看五四運動，就會發(fā)現(xiàn)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視了的問題。大家都清楚，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大體上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橫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經指出過的，西方的啟蒙話語中同時也包含了殖民話語，而五四那一代學者對西方的殖民話語完全掉以了輕心，很多人在接受啟蒙話語的同時接受了殖民話語，因而對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簡單否定態(tài)度。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曾經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那么我們也應該正視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心靈和認識論曾經被半殖民的事實”[xiv]；
李歐梵和利大英也注意到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產生于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化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與后者保持矛盾而曖昧的關系[xv]；
但只有史書美才真正細致而深入地論述了這個問題。她追蹤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興起過程：“現(xiàn)代主義是伴隨帝國主義擴張的意識形態(tài)合法化與中立化(neutralization)的一個部分，通過以開化使命的名義在殖民地傳播帝國主義的文學而確立起來”[xvi]；
不少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者作為外交家、名人或獵奇尋樂者(pleasure-seeker)到中國旅行，一些人明目張膽地出于搜集中國文化材料的目的，他們與中國文化的接觸對于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至關重要—— 在他們筆下，“中國”作為一個真實具體的歷史—文化實體消失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被表述、被窺探、被異國情調化(eroticization)的“他者”，它的野蠻落后正好反襯出西方的文明和崇高，因而凸現(xiàn)了被拯救、被殖民的緊迫性和合法性[xvii]。不僅如此�！赌Φ堑恼T惑》還描述與分析了“日本”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傳播到中國的過程中所發(fā)揮的“調�！弊饔�(mediate)。明治日本提出了“脫亞入歐”、“和魂洋材”的口號，迅速成為亞洲唯一的成功的現(xiàn)代化的例子，因此成為中國的類似努力的主要典范。日本還通過日文翻譯和其它的文化形式調停了西方文學然后把它輸入到中國去，中國作家尤其是那些與創(chuàng)造社有關的人曾經留學日本，他們翻譯日本現(xiàn)代主義作品和日本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討論，他們關于西方文學的知識都是通過日文翻譯而調停的[xviii]。日本人對于他們的文化優(yōu)越感的信仰，采取了一些文學形式：文化論文集，游記，小說，不但令人想起19世紀西方的東方主義作品，也令人想到了西方對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挪用(appropriation)，所謂的“中國通”也寫過一些有關中國民族性格的著述，把它描寫成反現(xiàn)代的、反理性的、反道德的，中國知識階層也熱情地閱讀了許多這類著作。例如，夏丏尊1926年在《小說月報》上刊載了他所翻譯的薺川龍之介的《支那游記》，文章中的中國形象充滿了骯臟、娼妓和頑固的、勢利的知識分子，這從反面確認了他自己的文化純粹感和充沛的青春活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出于民族拯救的信念，中國知識分子不加質疑地接受了薺川對中國的診斷[xix]。日本新感覺派小說家片岡鐵兵的《上�！穭t顯示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如何在文本的層次上運作起來：上海被描繪成一個在道德、精神與物質上都走向墮落的中心，一個巨大的亞洲垃圾場，充斥著各色的污穢之物[xx]。史書美深信，即便中國作家認為他們對于日本的大量挪用——形式，技巧，經常還有用以刻畫現(xiàn)代主義體驗的詞匯——是一個純粹的接近西方的功利主義手段，但是，那種“挪用”對于中國作家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譬如，中國新感覺派作家令人詫異地復制了那種在日本新感覺作家身上發(fā)現(xiàn)的從左到右的意識形態(tài)轉變，被日本文本斡旋的佛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種族與性別偏見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不僅如此。日本化了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作家被迫面臨著與日本文化的類似處境：在他們的現(xiàn)代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被撕裂了，在渴望與憎恨之間被撕裂了，因此充滿了一種壓倒一切的憂郁情調。由于許多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作品是由留日作家寫的，它的艱難接受，進一步照亮了中國民族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之間的沖突[xxi]。不難看出，從發(fā)生學的角度追蹤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必然要涉及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史書美的研究證明了這樣一種看法：“中國現(xiàn)代主義進一步離開了習見的非西方與西方對抗的二院對抗模式：中國/西方或東方/西方。這方面更有意義的是在中國現(xiàn)代主義形成的過程中，日本作為西方文化的調停者所發(fā)揮的角色。這種三角關系顯示了中國在歐美、日本帝國主義的多重宰制下(multi-domination)的政治-文化狀態(tài)，這反過來又質疑了比較文化研究中的習見的中/西二元對立的模式”[xxii]。

　　二. 理論方法及其調適

　　《摩登的誘惑》不在史料的鉤沈上開拓疆土，而以整合理論范式見勝，它立意在歷史與政治環(huán)境中“語境化”文學(contextualize literature)，這是雷蒙德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90) 在《現(xiàn)代主義的政治》所倡議的方法：文學分析不得不牢牢地扎根于歷史的形態(tài)分析(historical formational analysis)[xxiii]。史書美所運用的理論資源頗為駁雜：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法儂(Frantz Fano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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