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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泳: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從一份被遺落的文檔看中國的政治文化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最近有人發(fā)現(xiàn)了一份對研究“胡風事件”具有重要意義的文件──“中央宣傳部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書籍的處理辦法的通知”。此件在以往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案件的研究中未見引述;
        在建國以來的幾本重要文獻選集[1]中未收集此文;
        “胡風集團”案件的當事人也從未提到過這樣一份文件。這份文件是一九九八年夏天從山西太原市南宮舊貨市場發(fā)現(xiàn)的,筆者使用的是復印件。[2] 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中共中央名義明確宣布查封作家書刊的例證。中共對控制思想言論有相當嚴密的制度,往往因人廢言。不管作品(包括翻譯作品)的思想內容如何,只要作者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異端”,其所有作品就會被查禁。從該文件的附錄“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目錄”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為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獄”并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一、“胡風事件”的文化背景:三類知識分子的沖突

          

          “胡風事件”是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歷史事件,解讀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仍然有其重要意義。“胡風事件”的發(fā)生,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毛澤東對這一事件表現(xiàn)出特殊的興趣,但在這一事件的背后實際上是中國幾類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沖突。如果沒有這個思想沖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發(fā)性因素絕不可能發(fā)生那么大的作用。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作為一種政治勢力,早在四十年代就選擇了與中共合作的道路。一九四九年社會鼎革之際,這個群體的大部份成員選擇留在大陸,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黨派中獲得了相應的位置。但此后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思想空間與政治活動自由。對于這些民主黨派在中共政權下的作用,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曾概括得非常清楚:“這關系到國際問題。出這一點錢買了這么一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乾凈,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置安排。共產黨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3] 在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和隨后發(fā)生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中,這個群體中的成員已經完全喪失了四十年代和國民黨抗爭時的勇氣與可能。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脈之所以沒有被斬盡殺絕,只是因為他們的領袖人物如胡適、傅斯年和蔣夢麟等人,沒有選擇留在大陸,其思想由殷海光繼承下來。

          中國幾類知識分子的形成有其歷史緣由。在抗戰(zhàn)前發(fā)生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中分化出一批青年學生和少數(shù)教授,此處將其稱為“一二·九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主體到延安后成為“延安知識分子”的一部份;
        另一部份人留在國統(tǒng)區(qū),與早年的左聯(lián)成員聚集在一起,此處稱之為“左翼知識分子”。[4]

          一九四九年以后,這幾類知識分子在新政權中的角色并不相同。以西南聯(lián)大為主體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早已退居邊緣。所以他們在“胡風事件”里基本不在事件的中心,只是一般地表表態(tài),寫寫官樣文章。當時有資格進入權力中心的是“延安知識分子”、“一二·九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而在這三類知識分子中,“延安知識分子”是主流,“一二·九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相對又處于邊緣,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有進入權力中心的可能,但由于文化派系的原因卻未能進入。中共黨內后來普遍存在“白區(qū)”干部和延安(包括根據(jù)地)干部之間的矛盾,也有思想文化背景的沖突。

          “胡風事件”從文化背景上可以被解讀為“延安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沖突,周揚代表延安,胡風代表左翼知識分子。“胡風分子”的主體是胡風辦《七月》和《希望》雜志的作者群,一般都受過大學教育,是那種有才華、同時也有個性的熱血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最終沒有被打垮,與他們的意志相對其它知識分子而言比較堅定有關!昂L分子”重返文壇后再度表現(xiàn)出創(chuàng)作實力,這與他們的文化素養(yǎng)份不開。

          胡風一生的命運是由“延安知識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幾經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識分子”的整體思想傾向所決定,胡風的文藝思想只是在“延安知識分子”眼里才成為異端。早在一九四三年,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周恩來就對喬冠華、陳家康、楊剛等人的文藝思想提出過批評,認為他們的思想與延安不統(tǒng)一。這些人是“一二·九”中的左派,但他們的"左"并不同于延安的“左”。胡風雖然與他們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共存。在“胡風事件”中,胡風早年的重慶朋友雖然出于自保對胡非常冷漠,但并未有意加害于他。置胡風于死地的是“延安知識分子”。一九四八年香港《大眾文藝叢刊》集中發(fā)表了邵荃麟、喬冠華、胡繩和林默涵批判胡風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風事件”的真正開始。后來這些作者在“胡風事件”中都程度不同地發(fā)揮了作用。在“胡風事件”中負責具體事務的主要是中宣部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而這兩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延安知識分子”,當時胡繩和林默涵都在中宣部。

          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發(fā)現(xiàn)國統(tǒng)區(qū)有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懷疑情緒,就派延安眼中的得力干將(如劉白羽、何其芳和林默涵)去做思想工作。后來批判胡風的時候,他們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胡風事件的起源與林默涵與何其芳直接相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他們的文章刺激了胡風。在《文藝報》一九五三年第二號和第三號上,先后發(fā)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潮”,以及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何其芳的“現(xiàn)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xiàn)實主義的路?”這兩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據(jù)他們在中宣部召開的“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上的發(fā)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據(jù)林默涵回憶,寫這兩篇文章有周恩來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沒有對胡風保持起碼的人格尊重。林默涵在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以這種錯誤的文藝思想為中心,在胡風周圍曾結成了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彪m然林默涵也同時提到“不是說他們有什么嚴密的組織,不,這只是一種思想傾向上的結合。”但熟悉中共歷史的人應該懂得,這種“小集團”的說法最為中共所警惕,因為這意味著有可能出現(xiàn)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后來就是在這個說法的基礎上把胡風和他的朋友稱為“胡風反黨集團”的,由此就引發(fā)了全國展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

          這次運動不同于此前發(fā)生過的鎮(zhèn)反運動,因為鎮(zhèn)反運動指向相對明確,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是一個在運動指向上含糊的政治運動,所以整得人人自危。因為按中共的邏輯推論,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后來的事實就是中共政治邏輯推演的結果。這次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成立所謂的“五人小組”,他們的權力不但超越地方的一般黨組織,而且超越公檢法組織,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由“五人小組”發(fā)展到了后來的“專案組”,這成了中共政治斗爭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

          胡風一九五四年七月通過習仲勛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這期間并沒有發(fā)生什么事。同年十月,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發(fā)生后,在《文藝報》召開的會議上,胡風的發(fā)言才引起讀者的注意。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xié)關于公開印發(fā)胡風給中央報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澤東說:“劉、周、鄧即閱,退定一同志,照辦!薄白髁艘稽c文字上的增改”。[5]毛澤東增寫的內容主要是:“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后根據(jù)討論結果作出結論!币驗橛辛嗣倪@個批示,周揚在一月十五日就他和胡風談話的情況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并轉毛澤東)一份報告,同時附上胡風五月十三日寫的“我的聲明”。該報告說,昨晚胡風來談話,承認錯誤,說他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方法片面,并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至發(fā)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yè)相對抗,并說希望不要公開發(fā)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如要發(fā)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聲明。但毛澤東卻不同意,他在報告上批示:“劉、周、小平閱,退周揚同志:1、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
        2、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6]胡風的聲明本來已經承認了錯誤,但毛澤東不原諒。

          在“胡風事件”中有一個現(xiàn)象可以說明“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他們在政治斗爭中從來沒有對處于弱勢的對手有一點同情,周揚對待胡風的態(tài)度與當年他在延安對王實味的態(tài)度如出一轍。從周揚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和毛澤東的信[7]中可以看出周對胡風的態(tài)度,他特別說明:“我們覺得發(fā)表這個說明,是于我們不利的。”實際上毛澤東后來認同了周揚的建議。

          以及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宣部給中央送了一份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8]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復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把胡風推到了絕境。[9]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十五日,毛澤東又在周揚的信上作了批示。隨后中央就“胡風問題”連續(xù)開會,可見重視程度之高。[10]據(jù)《楊尚昆日記》的記載:五月十三日:“今天《人民日報》公布了胡風的自我批判并附有舒蕪的《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編者按:號召胡風集團的一切分子站出來向黨交待,交出與胡風往來的密信,交出來比隱藏或銷毀更好些!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了舒蕪的東西(胡的文章簡直無法看!)。胡風集團是一個長期仇恨黨的反革命集團,應該是無疑的了!”五月十九日:“下午饒案五人小組繼續(xù)開會,聽取徐子榮的匯報,因陳毅同志會梅農,故未開會。同時聽了一些有關胡風集團的材料。......胡風案,是一個反黨反人民的專案,已決定捕起來。其爪牙甚眾,不僅在文化界有,在其它方面也有,甚至有混入黨內來的,中央宣傳部就有三人,其中一人可稱核心分子,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是六個人寫的,據(jù)說有四個是共產黨員。繼高饒問題之后,潘楊案件之后,又算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階級斗爭如何的尖銳化!要記著主席說的話: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兩個專案的事,都會有發(fā)展的,應隨時注意!逼咴滤娜眨骸敖袢毡緮M約劉華峰同志等匯報反胡風的工作,因他們正與各單位匯報,故未能按原定的想法去做!盵11]

          從各種材料看,“胡風事件”發(fā)生時在權力中心幾乎無人同情胡風,因為當時負責“胡風事件”的部門領導都是胡風的對立面,中宣部的周揚、林默涵、胡繩和中國作協(xié)的邵荃麟、劉白羽、何其芳等人,都是早年批判過胡風文藝思想的人。而胡風早年在重慶的朋友喬冠華、陳家康、章漢夫等人,都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以“一二·九知識分子”為多,他們與“延安知識分子”相比,多少保留了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的氣質。延安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后極少有人表現(xiàn)出對弱者的同情,承擔的都是助紂為虐的工作,“寧左勿右”是他們的工作特點。

          在中共成長壯大的過程中,“寧左勿右”已成為一種文化,深刻地沉淀在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心中。當他們處在權力中心的時候,都對別人的痛苦麻木不仁;
        但自己一旦被權力拋棄,面臨的結局往往比他們當年斗爭過的弱者更為悲慘。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是這一政治文化的最好注腳。羅瑞卿、陸定一(特別是他妻子嚴慰冰的遭遇)、周揚、喬冠華、章漢夫、邵荃麟等人都有這樣的經歷。由于中共政治文化里沒有對政治斗爭中的弱者之同情,因而使所有參預斗爭者無人能成為永遠的勝利者。

          在權力中心的政治斗爭中,知識分子并非絕對沒有保留良知的可能,可惜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缺少這樣的勇氣與良知。在“胡風事件”中只有兩個這樣的例子,一是普通知識分子的代表呂瑩,一是高層決策者的代表胡喬木。胡喬木曾說:“那時的頂點是胡風事件。胡風事件寫的人較多,書出了不少。這些事說起來比較麻煩。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主席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以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12]胡喬木的這個說法是有佐證的:“陸定一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質時,毛澤東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澤東指出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后還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定了胡風為‘反革命’!盵13]當年參預審查“胡風案件”的王康也證實了胡喬木的說法:“胡喬木還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對毛主席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后,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盵14]王康當時對胡風案稍有不同意見,立刻受到羅瑞卿的呵斥:“王康!你這個意見是個壞意見!”[15]

          當時不僅在權力中心的人對胡風缺少起碼的同情,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對胡風的遭遇也沒有保持一點人道同情,他們沒有意識到,胡風的命運其實就是他們將來的命運。且看以下數(shù)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胡風事件發(fā)生后,郭小川直接參預了審查“胡風案件”。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十一月他參加了揭發(fā)“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的整理工作。在“胡風事件”中,他寫了大量的文章和詩,如"某機關有這樣一個青年”、“從胡風反革命事件中吸取階級斗爭的教訓”、“縱火、殺人與從理論上作‘挖心戰(zhàn)’”、“論朋友”、“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某作家的一段真實經歷”等,積極參加了“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16]從郭小川的日記中還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他們對胡風的遭遇基本是麻木的。另一個左翼知識分子宋云彬(一九五七年成為左派)對胡風事件的態(tài)度也與郭小川差不多。[17]

          

          二、墨寫的文件與血寫的歷史

          

          本文開始提到的中宣部文件的第一句話是:“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的書籍,經請示中央暫作如下處理,望即執(zhí)行”。從這句話的語氣可以推斷,中宣部之所以要下發(fā)這個文件,是因為有人打報告請示如何處理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分析當時的情況,較早向中央提出如何處理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書籍的,可能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因為當時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主要集中在上海。

          黎之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談到,當時上海作協(xié)分會主席團專門成立了批判胡風的核心領導小組,巴金、夏衍、羅蓀、吳強、葉以群、王若望、靳以等都報了專題批判計劃,這些批判計劃后來都發(fā)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號的上!段乃囋聢蟆飞。這期雜志基本是一期批判胡風及胡風分子的專號。它的出版日期是六月十五日,其編者稱:“當我們全部稿件即將付印時,收到了十日的《人民日報》公布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為了補上幾篇和臨時抽去了幾篇,因此與預告的目錄略有出入!盵18]顯然,當時上海文藝界對胡風及“胡風集團”的批判是非常主動積極的。這期《文藝月報》還發(fā)了一篇社論“提高警惕,撲滅胡風反革命集團”,從文風上看似出自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負責人吳強之手。[19]

          如果說胡風的對手主要在北京,而“胡風骨干分子”卻是在上海受到了最沉重的打擊。據(jù)當時供中共高層閱讀的《內部參考》一篇文章“上海文藝界討論和批判胡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的情況”中說:上海文藝界從三月份開始,開始討論和批判胡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思想。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文藝界人士大都對胡風的基本錯誤,已有了一些初步認識。[20]從時間上說,上海文藝界對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集中批判,比北京還要早。

          浙江的黃源回憶說:“在上海最初反胡風時,胡風的三十萬言還未出來。胡風提出三十萬言后,上海的胡風派就躍躍欲動。上海市的胡風派是以新文藝出版社為中心陣地,社長是劉雪葦,王元化是新文藝出版社的。上海文藝方面的出版社公私合營后,集中起來成立了新文藝出版社,歸市委宣傳部主管。當時,夏衍也看到這個動態(tài)。他為了對付胡風派的活動,把我推出去。我也覺得他們的思想不對頭。后來,周揚發(fā)表了一個談話,還有文件,這樣就把當時上海的胡風派壓下去了。其中有個觀點是說胡風在文藝方面是搞虛無主義,反對戲曲改革的。后來全國各地對胡風進行思想批判,浙江也開展了批判!度嗣袢請蟆愤發(fā)表了三批材料。中央當時有個小組,周揚是小組成員之一。中央打電話給省委,省委不知道‘胡風分子’是怎么回事,公安局參加了搜查,但也不知道‘胡風分子’是怎么回事。后來公安廳來處理這件事情時,王芳指定了一個副廳長負責。處理這件事比較慎重,當時中央給胡風派扣了反革命帽子,而當時我們并未真正當反革命來搞!盵21]

          中國五十年代發(fā)生過許多政治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高層與下面互動的結果,而下面提供的意見常常比高層還要“左”。在“胡風事件”中也是如此,正因為下面有這樣的要求,所以中宣部才請示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這是又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未曾懺悔過的問題,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卻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當年是如何參與害人的。

          從中宣部"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書籍的處理辦法的通知"開列的查封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shù)是歌頌新中國和抗美援朝的,譯作也都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文學,還有梅志的兒童文學。一個負責文藝的官員其實不難發(fā)現(xiàn)其內容之價值,F(xiàn)在看來,中央當時發(fā)出這個通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下面批判胡風的需要。(詳見本文附件)中宣部列出的查封名單是:胡風、劉雪葦、阿垅、綠原、魯藜、蘆甸、路翎、冀坊、梅志、羅洛、方典、張禹、耿庸、牛漢、化鐵、賈植芳、滿濤、呂瑩、徐放。主要是胡風在上海的朋友,這個名單及后面所附的著作及出版單位也以“新文藝出版社”最有代表性。開列這個名單的人看來非常熟悉文學出版界的情況,從每本著作都詳列出版單位來推斷,極有可能這些書籍都在開列禁書書單的人手邊。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這個名單中沒有列入舒蕪的作品。如果以當時的政治邏輯和書的內容論,最可能被查禁的恰恰就是舒蕪的作品。他是胡風早年的朋友當中少數(shù)幾個引起中共不滿的作家之一,周揚的“我們必須戰(zhàn)斗”一文中最先批判的就是舒蕪,其次是阿垅和路翎,但舒蕪的作品偏偏不在被禁之列。其實,這個名單完全是因人而列的,開列這個名單的人其實并不了解那些作品寫了些什么。由于舒蕪在“胡風事件”中扮演了中共需要的角色,所以他的作品和他本人暫時得到了豁免。名單中也沒有列入彭柏山、何滿子、聶紺弩和曾卓等人的作品,因為文件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下發(fā)的,這些人在同年的五月中旬都被公安局搜查(聶紺弩稍晚,在七月初)。看來這個查禁名單并不一定是經過認真研究后開列的,很可能只是認同了下面提供的名單。

          這份薄薄的文件承載了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沉重歷史。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忘記自己所屬的這個群體在那個年代的所作所為。這種行為既是中共政治文化的產物,也是本身人格缺陷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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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如《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93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就未收集此文件。

          [2] 原件持有者不愿意透露姓名。該文件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下發(fā),文號為(55)014號,起草時間為1955年7月28日,下發(fā)時間為1955年7月30日。全文5頁,共印315份,沒有標明任何保密級別。筆者見到的是第11號,在仔細對比50年代中央文件的發(fā)文格式后,筆者認為本文件的真實性沒有問題。雖然《檔案法》早已公布,但中國關于檔案解密的制度實際上并不存在,重要檔案到了依法解密時確實自動解密的事實極少。

          [3] 《重要講話集》(三)第9頁,此為文革中廣泛流傳的印刷品,主要是毛澤東的講話。現(xiàn)在文革史研究專家公認本書雖然在文字記錄上或有錯訛之處,但內容是真實的。對比后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文獻,可以肯定這些印刷品作為研究材料是沒有問題的。

          [4] 關于這幾類知識分子的詳細分析,參閱"一二·九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一文,見謝泳《沒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昆明。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2月,北京。

          [6] 出處同上,第9頁。

          [7] 黎辛,"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2期,第9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28頁,1993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

          [9] 據(jù)黎辛回憶:"那時中央對中宣部報告的批示,多是中宣部代為起草的,此件是否中宣部代為起草的,我說不清。"根據(jù)當時中宣部的工作習慣,對口的文件一般由相應的處室起草,所以我推測,這個報告可能是由當時的文藝處起草的,而當時的文藝處長是林默涵!稐钌欣ト沼洝分杏羞@樣的記載:1955年1月11日:"夜與胡繩同志商量關于高饒問題報告的幾段內容問題,同時談到了反胡適和胡風思想的一些問題。"楊尚昆當時是中辦主任,中宣部的報告和周揚的信都是由中辦轉毛澤東的,從《楊尚昆日記》中可以得到一個信息,就是在毛澤東對中國作協(xié)報告和周揚來信作出批示前,胡繩已知道了中央對胡風的態(tài)度,胡繩40年代末在香港參預批判胡風的作者之一。見《楊尚昆日記》第141、143、205、208、21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1月14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xié)給中央的信上作了批示:"看看胡風的意見,20萬字長,真是洋洋大觀!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和資產階級的東西,實在不少!一寫就很長。讀讀這樣的東西,以及再讀讀批評它的文章,自己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

          [10] 《周恩來年譜》記載:5月17日:"凌晨,到毛澤東處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談關于胡風問題。"5月18日:"晚,到毛澤東處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討論關于胡風問題和接見印度梅農問題。"5月23日:"晚,到毛澤東處開會,會議討論有關胡風問題。參加者還有鄧小平、彭真、陳毅、羅瑞卿、陸定一、周揚、譚震林。"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第481、483頁,1997年6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

          [11] 《楊尚昆日記》第141、143、205、208、21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3頁,1994年9月,人民出版社。

          [13] 陳清泉、宋廣渭著,《陸定一傳》,第399頁,1999年12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

          [14] 王康,"我參加審查胡風案的遭遇",《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44、41頁,北京。

          [15] 出處同上。

          [16] 《郭小川全集》,第8卷第328、329-34頁,第11卷第257頁,第12卷第88頁,1999年10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出版,桂林。

          [17] 宋云彬寫道:"今日在車中看《人民日報》"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第二批材料",令人憤懣。""下午二時赴淅江日報社,參加文聯(lián)召開之擴大會議,揭露并聲討胡風,余發(fā)言主張將胡風反黨集團之骨干分子方然、冀坊從省文聯(lián)清洗出去。今日之會由文聯(lián)副主席陳學昭主持。""晚,寫短文一篇,題為"從揭露胡風想起的一樁事情"。""上下午均出席省政協(xié)召開之座談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二樓,談如何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并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余于上午作半小時之發(fā)言。"1955年7月2日:"馮賓符為余言,聶紺弩已被宣布為胡風分子。聶在桂林時十分欽佩胡風,余常與之"抬扛",然自1945年以后,聶似已與胡風鬧翻,曾為余言胡風作風如何惡劣。今年五月間聶來杭州,作反胡風集團之報告,余曾笑語聶:"君過去不亦十分欽佩胡風乎?"彼答謂"過去思想落后......"并連說"落后落后",相與一笑而罷,初不料聶果為胡風分子也。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非易",信然信然!"摘自宋云彬的《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30年》,第377、379、380、384頁,2002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

          [18] 《文藝月報》,1955年6月號,第33頁,新文藝出版社,上海。

          [19] 社論中有一個比喻性的說法:"我們同老虎在一起睡覺竟然有20多年之久,我們竟然長時期地把反革命分子當作好人!"出處同上,第4頁。同期吳強的個人署名文章"是敵人,就必須清除出去"中也有這樣的話:"我們和老虎在一起睡覺,朝夕相處了20多年!老虎把我們咬得遍體傷痕,我們竟然認虎為羊,我們竟然認敵為友以至認敵為我!"出處同上,第8頁。

          [20] 這個材料是當時一個名為何國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匯編資料而成的。該材料指出:

          “隨著這一思想斗爭的展開,也暴露出許多混亂思想。這些思想問題表現(xiàn)以下幾個方面:

          上海胡風派小集團內的分子,除了個別的態(tài)度有所轉變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部份對這一思想斗爭仍抱著對抗情緒。如新文藝出版社的耿庸、張中曉、羅洛等都在背后表示不愿意看報刊上所發(fā)表的批判胡風的文章。張中曉并惡意地說,我們對胡風的‘敵性’比胡適的‘敵性’還要大。耿庸曾糾集一些胡風派分子在家里開會,討論如何蒙混過關。羅洛表面表示對黨忠實,說胡風的思想是反黨反人民的,但背地里卻又向人說,胡風只是策略上的錯誤,并希望這個思想斗爭快些過去。

          在普通知識分子中,還有少數(shù)人公開表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對的,認為對胡風的斗爭太過份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會員孔令境在討論會上說:‘現(xiàn)在發(fā)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沒有超過林默涵、何其芳的論點!瑫r他又說:‘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風駁倒了。’中國福利會兒童時代社田地說:‘我過去對胡風派的詩很感興趣,現(xiàn)在也還看不出什么問題來,如有人能寫出文章批倒用胡風文藝理論創(chuàng)作出來的詩那我就服了。’

          有些大學教授口頭上說胡風思想不值得批判,實際上有對立情緒。如復旦大學有些教授、講師說:‘這樣一來反而抬高了胡風!覀冇匈Y產階級思想,可是沒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撔M鈬Z文系教授全增瑕說:‘胡風思想很混亂,沒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國語文系林同濟教授說:‘胡風思想只能影響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們從封建社會來的有抗毒素’。”見《內部參考》1955年102期第49頁,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北京。

          [21]《黃源回憶錄》第235頁,2001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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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中央宣傳部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書籍的處理辦法的通知

          

          上海局;
        各省(市)委,內蒙古、新疆自治區(qū)委、西藏工委宣傳部;
        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各黨組:

          關于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的書籍,經請示中央暫作如下處理,望即執(zhí)行:胡風和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譯的書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
        其中翻譯部份的書籍如需出版,必須另行組織重譯。

          公共圖書館,機關、團體和學校的圖書館及文化館站中所存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一律不得公開借閱,但可列入?yún)⒖紩,具體辦法由文化部另行擬定。

          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負責清查在教科書及教學參考書中所采用過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著作的情況,并根據(jù)上述原則迅速提出處理辦法。

          附來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目錄。這個目錄是不完全的,在執(zhí)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補充。

          

          中央宣傳部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干分子的書籍目錄

          

          胡 風:《論民族形式問題》、《密云旗風習小記》、《光榮贊》(以上是海燕書店出版)、《歡樂頌》(海燕書店、天下圖書公司出版)、《為了朝鮮,為了人類》(人民文學出版社、天下圖書公司出版)、《人環(huán)二記》、《劍、文藝、人民》、《論現(xiàn)實主義的路》《棉花》(須井一郎著)、《文藝筆談》、《人與文學》(高爾基著)(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安魂曲》(天下圖書公司出版)、《從源頭到洪流》、《和新人物在一起》(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山靈》(張赫宙等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混亂里面》、《為了明天》(以上是作家書屋出版)、《逆流的日子》(希望社出版)、《美國鬼子在蘇聯(lián)》(吉姆·朵爾著,泥土社出版)。

          劉雪葦:《論文一集》(另名《過去集》、《兩間集》、《論文二集》(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魯迅散論》(華東人民出版社、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新文藝出版社、海燕書店出版)。

          阿 垅(亦門):《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創(chuàng)造》、《詩是什么》(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詩與現(xiàn)實》(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中朝友誼海樣深》(淅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綠 原:《集合》、《大虎和二虎》(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又是一個起點》(海燕書店出版)、《從一九四九年算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黎明》(梵爾哈倫著、新文藝出版社、海燕書店出版)、《文學與人民》(喬瑞里等著,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出版)、《蘇聯(lián)作家談創(chuàng)作》(薇拉·潘諾娃等著,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魯 藜:《李村溝的故事》、《時間的歌》、《星的歌》、《槍》(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鍛煉》(海燕書店出版)、《紅旗手》(作家出版社出版)、《未來的勇士》(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蘆 甸:《我們是幸福的》(文化工作社出版)、《浪濤中的人們》(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二個春天》(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路 翎:《朱桂花的故事》(作家出版社、知識書店出版)、《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以上是泥土出版社出版)、《在鍛煉中》、《求愛》(以上是海燕書店出版)、《板門店前線散記》(人民文學出版出版)、《平原》(作家書屋出版)、《迎著明天》、(天下出版社出版)、《財主的兒女們》(希望社出版)。

          冀 坊:《橋和墻》、《喜日》、《這里沒有冬天》(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有翅膀的》(泥土社出版)。

          梅 志:《小紅帽脫險記》、《小面人求仙記》(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小青蛙苦斗記》(天下出版社出版)、《小紅帽》(梅志原著,劉思平改編,文化供應出版社出版)。

          羅 洛:《春天來了》、《技巧和詩的構思》(那蔡倫柯著)(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人與生活》(泥土社出版)。

          方 典:《向著真實》(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張 禹:《我們的臺灣》(新知識出版出版)、《文學的任務及其它》(泥土社出版)。

          耿 庸:《從糖業(yè)看臺灣》、《論戰(zhàn)爭販子》、《〈阿Q正傳〉研究》(以上是泥土社出版)、《他就是你的仇人》(文化工作社出版)。

          牛 漢:《祖國》(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彩色的生活》(泥土社出版)、《在祖國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出版)、《愛與歌》(作家出版社出版)。

          化 鐵:《暴風雨岸然轟轟而至》(泥土社出版)。

        賈植芳:《住宅問題》(恩格斯著)、《論報告文學》(基希著)、《俄國文學研究》(謝爾賓娜等著)(以上是泥土社出版)、《契訶夫戲劇藝術》(巴魯哈蒂著)、《契訶夫手記》(契訶夫著)(以上是文化工作社出版)、《近代中國經濟社會》(棠棣出版社出版)。

          滿 濤:《櫻桃園》(契訶夫著)、《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果戈里著)(以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契訶夫與藝術劇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第二卷)(以上是時代出版社出版)、《別林斯基美學中的典型問題》(安德莫夫著)、《文學的戰(zhàn)斗傳統(tǒng)》(果戈里著)(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呂 瑩:《葉甫蓋尼·奧涅金》(普希金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仲夏夜之夢》(莎士比亞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寧論作家》、《關于工人文藝》(以上是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徐 放:《趕路集》(作家出版社出版)、《野狼灣》(五十年代出版出版)

          

          原載《黃河》雜志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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