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國內(nèi)聽到對《制度經(jīng)濟學三人談》兩種相反的口頭評論，就買了一本，抽空讀完，并草此評論，以饗讀者。

　　著者（或?qū)φ務撸┦峭舳《�、韋森、姚洋；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汪丁丁在國內(nèi)很紅，但我因為忙于他務，此前沒有真正讀過他的文章。聽過人家說，汪丁丁的文章寫得云里霧里，根本不能看懂；
也舉出一些例子，的確不知所云。也聽過人家說，汪丁丁對經(jīng)濟學者講哲學，對哲學者講經(jīng)濟學，。。。， 就是要聽者聽不懂、讀者讀不懂。這些說法，也增加我對讀本書的興趣。

　　還汪丁丁一個清白

　　讀了本書后，我認為應該還汪丁丁一個清白。我認為汪丁丁并不是故意說得云里霧里，讓人根本不能看懂，至少我看懂九成以上。不過，上述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汪丁丁的東西不容易看懂。汪丁丁博覽群書，從經(jīng)濟學到哲學，從政治學到腦科學，從一般知識到專門知識，連像我這樣有在好幾個其他學科發(fā)表審稿論文的人，都自嘆不如！不過，人非上帝，閱讀這么多書，已經(jīng)很不容易，我們不能要求汪丁丁能把這么多的知識消化到能深入淺出的程度。汪丁丁談很多問題，而且談得很深，但還不能淺出，因而多數(shù)讀者難以讀懂。

　　例如，單單關聯(lián)我本人，汪丁丁不但評論楊小凱和我的交易費用概念，而且也評論我關于‘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論點，甚至提到我2003年評論齊齊爾尼斯基（Chichilnisky）的一篇相當專門的文章。順便一提，本書兩次提到齊齊爾尼斯基和她的丈夫黑爾; 其實他們已經(jīng)分手好一段時間了.

　　楊小凱和我所理解的‘交易費用’或‘交易成本’是一切由于進行買賣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運輸成本，冰塊運回家途中溶化的交易成本，只是一個具體例子。汪丁丁認為我們的概念‘是錯的’（頁277），這是因為他誤以為我們只限于運輸成本。其實，汪丁丁敘述的所謂‘科斯的解釋’才是有問題的�！�什么是企業(yè)的交易費用呢？就是企業(yè)的機會成本――所有被放棄了的機會當中價值最高的機會的價值’（頁275）。其實，所有的成本，都是機會成本，但并不是所有的機會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此，不能只用機會成本來定義或解釋交易成本。

　　關于‘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論點，汪丁丁理解為：‘富人的一塊錢的邊際效用等于窮人的一塊錢的邊際效用’ （頁297）。這當然不可能是對的，怪不得汪丁丁認為‘這似乎有些問題’。我在2003年4月份的《經(jīng)濟學家茶座》的文章對‘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論點的介紹是：‘在個別問題上，以效率掛帥，平等的目標由整體的平等政策來達致。。。。如果在個別措施上采用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則，使許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執(zhí)行，可能使窮人損失，雖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錢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較小，得不償失，必須在整體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窮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證社會福祉增加。。。。平等政策對激勵的打擊，是根據(jù)所有平等政策的總和而定。。。。只要是對平等的達致是一樣的，對激勵的打擊也一樣，并不能減低。相反地，在個別措施上的平等政策，除了對激勵的打擊，還會在不同物品之間造成扭曲。因此，在效率上造成更大的損失。因此，對平等的追求，應該由整體的平等政策來達致。在個別措施上，應該以效率掛帥。這就是筆者‘一元就是一元’的主要論點。(詳見筆者<<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經(jīng)濟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

　　什么是制度經(jīng)濟學？

　　我不是研究制度經(jīng)濟學的，雖然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略為有涉及。雖然是從門外漢的觀點來評論本書，但對大多數(shù)非制度經(jīng)濟學專家的讀者來說，未必不是一個優(yōu)點，至少不會讀得云里霧里。

　　對多數(shù)人而言，尤其是中國的情形，制度經(jīng)濟學主要是研究什么制度比較有利經(jīng)濟成長或有利人民福祉，怎樣改進現(xiàn)有制度等問題。具體熱門問題包括，私有制與公有制、市場經(jīng)濟與計劃經(jīng)濟的比較；
是英國式的習慣法還是法國式的羅馬法對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程度比較高，對經(jīng)濟成長比較有利？有什么制度上的原因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在西歐，尤其是英國，而不是在中國？對這些多數(shù)人比較關心的問題，本書比較少討論到，難怪有人說本書沒有談制度經(jīng)濟學，只談哲學問題。但這評論也顯然有些極端，因為本書的論述，大多數(shù)與經(jīng)濟制度有關。汪丁丁、韋森、姚洋三君子顯然認為，要討論制度經(jīng)濟學，先要弄清什么是制度。因此，在引言之后，先從什么是制度談起。而這牽涉到人的行為，因而又討論行為的意義、能動的人、秩序、理性等比較抽象及比較哲學的問題，最后又談及制度評價、社會福祉與平等等問題�？梢哉f，本書多數(shù)篇幅談制度經(jīng)濟學的哲學基礎。

　　《三人談》的精彩論述

　　《三人談》不乏精彩的論述，例如：‘經(jīng)濟學家在中國負擔著超過他們的西方老師的責任’（汪丁丁，頁81）；
‘【周】其仁看得更深：為什么企業(yè)家腐�。烤椭袊�而言，企業(yè)家腐敗的根源是政府官員的腐敗，是權(quán)力的腐敗’（汪丁丁，頁94）；
‘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今天，我們對自然和社會認識上的知識存量空間，不就是由無數(shù)像我們這種不安分守己的學人一錘一錘敲出來的嗎？近些年來，對那種前瞻性的東西的追求，就如不斷地用我們?nèi)彳洘o力的肉腳去踢一堵石頭墻一樣。雖然效果幾乎不見一點，我們還得不斷地去踢�。坎蝗�，我們心中的那把尺，會攪得我們心緒不寧，是不是？’（韋森，頁107）；
‘中國的憲政建設，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并真正理解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和中國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方尤其是美國憲政建設的經(jīng)驗’(韋森，頁205);‘當我們在歡呼市場所帶來的自由的時候，市場的負面作用已經(jīng)顯露在我們的面前’（姚洋，頁208）；
‘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密不可分，缺少其一，其他就不能很好地工作’（韋森，頁209）；
‘我的基本立場是，政府失靈，市場也失靈，只不過政府失靈更加危險’（汪丁丁，頁270）。不過，本書精彩的論述，可以讓讀者慢慢細讀，下文針對我有不同看法的地方。

　　《三人談》需要商榷的地方

　　首先，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韋森對進化論多少有些偏見。‘說人的語言官能是人類作為一種生物物種長期進化的結(jié)果，仍然像天方夜譚’（頁77）�！�科學，包括生物進化論，說到底也是一種信仰，一種與基督教信仰沒有多少差別的信仰。既然說到底大家都是信仰，你怎么用一種信仰去否定另一種信仰？那不是武斷與荒唐的事情嗎？’（頁79）我對上帝的存在或創(chuàng)造論的正確性持未知論的觀點。不過，我相信，如果韋森以客觀的態(tài)度，用他花在語言學的四分之一的時間去讀進化生物學，就會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事實支持進化論。

　　其次，韋森有兩個講法，看來是相互沖突的�！�事實上我不同意“改造世界”的主張，我甚至不同意“解釋世界”的理論’（頁130）其實，韋森自己所相信的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與人的理論，也是解釋世界的一種理論。與上述講法相反的是：‘試圖把中國的“真問題”和“可能前景”盡量說清楚，以待“民問”，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職”（calling）,也是我們這些思考著制度經(jīng)濟學問題的學人所最應該作的事’（頁323）；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民族的今天和未來。以及支配我們自己心中的那個“律”，都在呼喚著我們這些有著學術“calling”的學者做這些事。即使再困難，我們能逃避嗎？’（頁207）。如果說清問題和前景不是解釋世界，那是什么？如果‘這些事’不是改造或至少影響世界，也不是解釋世界，那這些這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汪丁丁問，‘我們脊索神經(jīng)有感情嗎？說實話，我不知道’（頁218）。我建議汪丁丁讀我1995年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的文章（我對此文的中文介紹文章<痛苦多于快樂>，收集在《經(jīng)濟與快樂》一書），此文論證脊髓神經(jīng)沒有感情，以及如何區(qū)別那些物種有或沒有苦樂感情等福祉生物學的問題。我也建議他（以及姚洋）讀我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上關于社會選擇的文章及《福祉經(jīng)濟學》第五章。讀完之后，希望能明白為什么《三人談》中關于社會選擇理論的一些論點是須要重新考慮的，包括：‘“集體偏好”通常不能滿足最基本的理性假設’（頁90）【其實，如果有人際可比的個人基數(shù)效用或福祉，則能滿足�！科渌�還有頁223與236關于IIA與頁239關于偏好的論述。

　　我比較接近姚洋的觀點，例如，從約頁227到234的討論，汪丁丁似乎不明白，即使人們現(xiàn)在預測到將來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例如戰(zhàn)爭），只要這預測不是百分之百的（而百分之百幾乎不可能），等到將來戰(zhàn)爭真的暴發(fā)了，則即使其他條件不變，但戰(zhàn)爭的或然性已經(jīng)從百分之幾十增加到百分之百了，則世界或情況（不論是否是均衡）就會發(fā)生變化，而姚洋明白這道理。不過，兩人繼續(xù)討論的結(jié)果，竟然是正確方的姚洋被（大概口才比較好的）汪丁丁說服了（頁234），因為兩人好像都不明白，由于完全合約的成本太高，故真實世界沒有完全合約，而有演變。又如，汪丁丁比較極端或絕對化，他認為現(xiàn)實世界只有案例，沒有規(guī)律（頁255），說，‘如果案例可以推廣，那么案例研究和統(tǒng)計研究之間有什么區(qū)別呢？那最后還不是統(tǒng)計研究嗎？’（頁266）。而姚洋正確地‘強調(diào)既要有案例研究，也要有統(tǒng)計研究’(頁266)。

　　不過，姚洋的一些論點，也須要進一步考慮，例如：‘對演化的研究最終會像1950年代對一般均衡的研究一樣，不過是證明了靜態(tài)均衡的合理性’。其實，不論是對演化或?qū)θ�面均衡（‘一般均衡’是誤譯）或任何其他實證問題的研究，都不可能證明任何東西（不論是靜或動態(tài)，均衡與否）的合理性，因為這是規(guī)范性的問題，不能以實證研究來證明（休謨法則）。又如：‘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效用不可比的基礎上的’（頁295）。應該說，全面均衡分析不需要假定效用的可比性。即使效用是人際可比的，全面均衡的理論依然是成立的。

　　大體而言，我認為本書花太多時間談一些近乎吹毛求疵的問題，例如什么是均衡，均衡的漂移等。不如多談一些比較實質(zhì)的問題。或者，將來會有一本談這些實質(zhì)問題的《制度經(jīng)濟學三人談續(xù)篇》？

　　最后，我要強調(diào)一點，讀完本書后，我認為三君子都是認真的學者，用很多時間讀書，比起國內(nèi)許多花大多數(shù)時間在賺外快的教授要好很多倍！尤其是韋森，像上引幾段充滿書生意氣（知識分子氣概）與學術精神的感嘆，說了許多次。

　　2006年2月8日于蒙納士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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