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兩會”前夕，溫家寶總理發(fā)表文章，重申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
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fā)全社會的創(chuàng)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在隨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總理表示：堅持以人為本，促進社會事業(yè)加快發(fā)展，積極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

　　中國政府的這一宣示，距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時隔整整20年，在指導思想上也發(fā)生了實質性的轉變。

　　1987年，在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中，中共十三大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fā)展多種經濟成份，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這一時期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經營的企業(yè)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

　　從十三大到今年將要召開的十七大，中國在經歷了20年的改革發(fā)展后，經濟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遷：一方面，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成就了中華民族的迅速崛起；
另一方面，階級分化的急劇加大，造成社會矛盾沖突日益尖銳。此時的“初級階段”已完全不同于彼時，執(zhí)政黨高層審時度勢，重新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在政策原則上做出了重大調整——從強調“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到“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從“拉開收入差距”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從“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fā)展成果”。這一改革思路上的跨越性變化，經歷了怎樣的實踐過程和認識過程？這一發(fā)展道路上的歷史性拐點，對未來中國社會的走向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胡溫改革：新的共識 新的走向——專訪政治學者王紹光

　　專訪者：瑪雅

　　訪談時間：2007年3月

　　訪談地點：香港

　　早期的改革共識破裂，新的改革共識形成

　　瑪 雅：為什么在現在重新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今天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跟20年前有何不同？

　　王紹光：今天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在新的改革共識的背景下加以理解�，F在偶爾還會聽到這種說法：處在目前的歷史時期，就是要發(fā)展經濟，用發(fā)展的方法解決發(fā)展中帶來的問題。但更多的說法是，不能以經濟增長為惟一目標，還必須追求社會公平，追求生態(tài)平衡。前些年，發(fā)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后帶來大家共同富裕，是一個改革共識。這個共識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存在了將近10年。當時剛剛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走出來，社會還沒有太分化，大部分人都接受“發(fā)展是硬道理”，也可以期待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帶動大家共同富裕。

　　整個九十年代是一個困惑期。九十年代初期暴富還不明顯，也沒有一個特別惹眼的先富群體，所以早期的改革共識還能維持。但是已經有人提出疑問：經濟增長就一定能帶來共同富裕嗎？效率優(yōu)先就一定能兼顧公平嗎？我最近編自己的文集，我在1993－1994年寫過一篇文章，說不能再提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了。當時還有其他人很多人，尤其是下崗工人，都提出了質疑。這個時候早期的改革共識受到了質疑，但是沒有得到修正。“效率優(yōu)先”的提法一直到十六大以后才真正得到修正。

　　直到最近幾年胡溫上任以后，才開始形成一種新的改革共識：不能以效率優(yōu)先為惟一目標，不能以GDP為指標，要兼顧公平，兼顧生態(tài)環(huán)境�，F在上層領導、下層老百姓、左中右各派大都接受這種新的共識。甘陽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對新的改革共識有精辟的分析。他說：“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就是強烈要求中國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優(yōu)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確‘以人為本’的目標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長。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實際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最強大公共輿論，并且已經促成近年來中國政府和執(zhí)政黨改革方針的重大調整和轉向，這就是胡溫新政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基本綱領的提出”。在新的改革共識的背景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始調整指導思想，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切實解決地區(qū)發(fā)展失衡、貧富懸殊過大、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國有資產流失，以及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礦難、房價、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問題。這個新的改革共識在未來的三五年還會得到加強，應該可以持續(xù)相當長一段時間，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能也要從這種新的共識來理解。

　　瑪 雅：學界有人認為，早期的改革共識破裂了，但新的共識并沒有形成。

　　王紹光：學界有些人還在堅持，發(fā)展是硬道理，不能太多兼顧公平，這個應該是長期的。但他不能再唱太多的反調，很可能引起網民群起而攻之。新的改革共識形成后就變成一種壓力，這就是新共識存在的意義。有些學者則發(fā)生了變化，從對以前改革共識完全支持，到目睹社會出現的亂象，產生質疑，到現在擁護新的改革共識。前兩天我碰到一個熟人，原先是個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他跟我說，胡溫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事情發(fā)生了變化，非常好。你很難想象他能說出這個話，他平常談的就是西方哲學那些東西。

　　總的來說，新的改革共識已經基本形成。從“發(fā)展是硬道理”、“先富論”、盲目追求GDP增長，到“以人為本”、“共同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如果沒有民眾對“改革”的質疑反思，沒有新興與傳統(tǒng)媒體對公共政策的激烈辯論，沒有社會要求重新定位中國改革的強烈呼聲，政策導向出現如此巨大的轉折是難以想象的。

　　瑪 雅：早期的改革共識帶來了一些問題，受到質疑。新的改革共識的形成和新的政策的推出，是否可以理解為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突破？

　　王紹光：鄧小平早期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最終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基本上是假設，沒有說清為什么會共同富裕，但你可以想象有幾種可能。一種是先富起來的人有帶頭作用，給后來的人做榜樣，后來的人也勤勞致富。再一種可能是，先富起來的人把餅做大，然后給窮人分。這里又有一個假設，就是共產黨和政府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覺得需要的時候就讓富人分給窮人，沒有想富人會不會反抗，保護自己既得利益。鄧小平沒有具體講，留了“懸念”。他只講的一個是現狀、一個是目標、一個是不這樣做的可能性，說如果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地區(qū)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

　　我們不能期待鄧小平能夠預測一切事情。他跟毛澤東有些不一樣。毛澤東對兩極分化非常敏感，問題還在萌芽階段，還沒出現，他就用非常的霹靂手段來處理。比如文革時，他判斷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權不在黨的手里，其實那時候的黨政干部還是相當清廉的，跟人民群眾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但他已經看到這種可能性，就發(fā)動文革，用非常激烈的手段來處理。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是有信心的，他對這個政權非常有信心。他覺得，我現在讓你們先富，你們富了以后能不照顧其他人嗎？他是有這種鐵腕的，而且他也敢用鐵腕，“八九”他就用了。但是到1997年，他認識到很多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這個黨本身可能會異化掉，黨內很多人會站在共產黨不應該代表的階層一邊。他逝世前跟他弟弟鄧墾談話，看到問題的嚴重性，需要解決，但那個時候對他來說已經有點兒晚了。

　　期待鄧小平在20年前就能看到今天出現的問題沒有必要，也不太可能，就跟我們今天也不一定能預測20年后會是什么情況�，F在存在的很多問題，是早期的改革共識沒有應應時局及時變化的結果。如果在1993－1995年就往新的改革共識方面轉，那么代價就會小得多。但恰恰是在那個時候，原有的改革共識被推到了極致——減員增效、抓大放小，讓將近6000萬人下崗。當時的想法是，這樣做不公平，但只有用這種方式把那些冗員減掉，整個經濟才能有效益，要不惜一切代價把經濟搞上去。結果，在應該往這邊轉的時候往那邊轉了，但轉完以后的結果，我想是大大出乎當時領導人的意料的。五六千萬人下崗帶來的社會問題，各種各樣的不穩(wěn)定的跡象，到1990年代后期已經非常清晰。

　　中國還有一批共產黨人，還有社會主義的理念

　　瑪 雅：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苯裉熘袊�社會的發(fā)展已經超出鄧小平的預期，出現了先富階層和弱勢群體，社會矛盾沖突日益尖銳——先富階層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弱勢群體通過抗爭事件表達強烈不滿。中共高級官員中很多人的家人和親友，通過政、商、學等不同途徑，已經步入先富階層，甚至暴富階層，造成領導集團的一部分已經融入利益集團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強調鄧小平“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有沒有維護執(zhí)政黨的合法地位的考量？

　　王紹光：如果那樣分析就太簡單了。為了保持社會安定，保持自己政權的穩(wěn)固，推動惠民的社會政策，大概所有的統(tǒng)治者都會做，不管民主的不民主的、西式民主的非西式民主的。當年德國俾斯麥就是出于這個考量。他說得非常清楚：我推出社會政策就是為了抵御社會主義的挑戰(zhàn)。俾斯麥是世界上最早推出社會政策的政治領袖。但我相信，中國并不全是這樣。中國還是有一批共產黨人的，還有社會主義理念。這個理念有些時候可能被忘掉了，但有時還會想起來，還有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追求。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遺產。

　　你看其他國家社會政策的歷史，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中國社會政策在嚴重的貧富分化剛剛冒頭不久就開始出現，其發(fā)展速度之快，而且制度化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這個純粹用加強統(tǒng)治來解釋，是解釋不清的。比如，有人批評說，中央把好事一次做完了。這是純粹從統(tǒng)治策略出發(fā)看問題。真正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來講，應該是采取馬基雅弗利的方式，細水長流，今年給一點好處，明年再給一點好處，或者隔兩三年再給一點好處，這樣還更容易一點。中國的社會政策出現這么快，且不同的政策接連出臺，如果用馬基雅弗利那種想法考慮問題，會覺得這很蠢，怎么能這樣做？但中國快速推行社會政策，面越鋪越開，錢越花越多，受惠的人群越來越大。這如果不是因為共產黨的領導層里還有一部分人有社會主義思想的話，是很難解釋的。

　　還有一個原因是老百姓的社會主義遺產。我在OECE 2005年中國人類發(fā)展報告中，對不同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國家不公平的比例做了個比較。美國的不公平水平其實跟中國差不多，但美國大約40％的人認為美國社會不公平，而中國有80％的人認為不公平。香港這么小的地方，基尼系數比中國還高，非常不公平，但在香港不平等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香港沒有社會主義傳統(tǒng)，老百姓不期待政府做什么。中國的老百姓有相當強的社會主義遺產，這個遺產要表述出來。以前沒有渠道，很難表述，但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各個階層的老百姓突然找到了一個媒體，都來表達自己的愿望。他們批評戶籍政策，批評農民工的待遇，批評醫(yī)療、教育等一系列問題。鞏獻田說互聯網有共產主義的因素，我也同意。中國用互聯網的人1997年是63萬，2002－2003年超過2000萬，現在是1.4億。我把2000萬人看作一個臺階：2000萬以下時，大部分人都屬于精英階層；
2000萬以上時，就開始普及到其他階層了。2002年以來，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問題——醫(yī)療問題、教育問題、“三農”問題等，陸續(xù)都變成了國家的政策。老百姓中的社會主義遺產找到一個新的表達的平臺，國務院早已認識到這一點，現在每天編互聯網摘要，老百姓的意見可以反映到中央決策者那里去。

　　把這幾個因素加在一起，對政府的做法就解釋得比較清楚。還得再加一條，就是為什么政府有能力這樣做。這就是我經常講的“國家能力”。以前政府沒錢，現在有錢了，有錢就可以辦事�，F在財政收入差不多達到4萬億元，一年還可以增收幾千個億。雖然很多人反感稅收，但是沒有稅收的話，不論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多么善良，也是有這個心沒這個力。只有當政府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時候，社會政策才會推出。

　　瑪 雅：談到社會主義理念和遺產，胡錦濤主席最近出訪俄羅斯，去了列寧當年就讀的喀山大學，參觀了他上過課的教室，這應該不是偶然的。

　　王紹光：我想是的。海外有些人說，胡溫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批社會主義者，我相信不會是這樣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我覺得是對的。胡錦濤上來第一件事干什么？到西柏坡。前兩天網上有一篇文章，《他像毛澤東》。把他做的事列出來，你覺得是那么回事兒，而且這話成了老百姓對領導人的最高贊賞。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老百姓會覺得這是個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推出社會政策，無非是給我們一點兒糖吃，為了我們不鬧事。但現在即使是一般的觀察者都會覺得，這個人是個社會主義者，是共產黨人。前不久我見到我家一個山東親戚，老太太，什么也不懂，但她知道胡溫是好人。這個東西不能說低了。

　　以前的提法還在，但政策思路已經發(fā)生了變化

　　瑪 雅：溫總理文章強調，中國正處在“戰(zhàn)略機遇期”，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于在發(fā)展與公平二者中，發(fā)展更多地受制于外部條件，那么在二者的平衡上，政府實現社會公正的意愿也受到外部條件的制約。在這種情況下，發(fā)展與公正的平衡能否真正實現？

　　王紹光：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提法還在，但內含已經發(fā)生變化。以前經濟建設就是中心，其他東西都可以暫時犧牲，社會公正實際上是不顧了�，F在提經濟發(fā)展為中心，還得兼顧公正、環(huán)境保護，變?yōu)榭沙掷m(xù)發(fā)展了。

　　官僚語言的用詞有一種慣性，寫文章有一套套話，要馬上就出現大的變化也比較難。這也是一個解釋，為什么以前那些提法都還在，因為要維持黨的政策的一貫性。但是黨的政策的那些關鍵詞既可以發(fā)生字面上的變化，也可以有語意上的變化。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來做帽子，帽子底下的具體內容實際上是可以發(fā)生變化的。今天講“三個代表”和當初講“三個代表”是非常不一樣的。今天講“三個代表”順序是顛倒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惟一的一位，前兩個代表基本被虛化了。而且，如果你把政府的各種宣示里出現的關鍵詞的頻率作個比較，你會發(fā)現“和諧社會”、“科學發(fā)展觀”、“民生”等詞匯的出現頻率大幅上升。頻率說明問題，而不在于有沒有這個詞。差別并不在于提什么，而在于重要性、排序。從這些直接的觀察來看，政策思路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現在的問題是，在中央層面，新的共識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指導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但在地方，尤其縣一級，很多領導沒有轉過來，基本上還是招商引資這一套，因為他的政績、考核、升遷都是和發(fā)展掛鉤的。這種強調效益和GDP的慣性還會持續(xù)，有些情況下甚至會跟中央政策發(fā)生沖突、抵制。

　　瑪 雅：怎樣才能克服這種“腸梗阻”現象？

　　王紹光：中央提的政策底層老百姓接受，但中層出現一個梗塞，這種狀況幾乎在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存在，而且不管是什么政策。怎么解決？理論上說非常容易，就是最上層和最底層的民眾結合，形成政治聯盟，對中間層造成壓力。這種結合現在有非常強的政治基礎，并且已經在發(fā)生�，F在老百姓經常用中央文件精神去跟中層抗衡，所有對征地不滿意的人都用中央政策去維權。這種作用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雖然不可能完全達到中央的意圖和老百姓的愿望，但是會不斷接近，循著它自己的軌跡發(fā)生變化。

　　地方政府也不是所有問題上都會抵制中央政策，有些事情它愿意做，有些事情它難以抵抗，所以一系列的社會政策出臺后，很多還是得到了貫徹。中央非常清楚底下會有梗塞，也在完善監(jiān)督機制。比如農村教育經費，中央財政撥了很多錢，這個錢要通過官僚體系到下面去。能不能到各個學校？它建立一個監(jiān)督落實農村教育經費的網站。老百姓可以投訴，學校老師、社區(qū)居民，哪里免費教育沒落實，都可以投訴。這個它就很難逃掉了。

　　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瑪 雅：社會政策的落實要通過基層組織，國家必須保證基層政權的有效運行。有“三農”研究者提出，中央財政每年支持新農村建設的3000多億元資金，扣除農口吃財政飯的人頭和行政費用，再扣除江河治理的費用，用于農民和農村建設的錢就不多了。用于農民和農村的資金一般都是以項目的形式運作，扣除“跑部錢進”和“招標回扣”部分，進入鄉(xiāng)村層面的錢估計超不過500億元。大量轉移支付的錢花到老百姓以外去了，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王紹光：這里面有個看問題的方法問題。3000億元轉移支付包括很多項目。支農的直補部分是到農戶的，每個農戶一個賬號。還有傳統(tǒng)的支農資金，給了農機站、種子站等。還有一項叫支持稅費改革的轉移支付——以前老百姓交稅，現在不交了。農業(yè)稅取消前大概是900億元，還有三提五統(tǒng)等，加在一起更是個天文數字，現在這些錢也都不用交了，都省了。如果這樣算，農民的受益面就遠遠超過1000億元了。轉移支付中還有一部分是給農村政權的經費，本來就是用來保證基層政權的錢，不是發(fā)到每個農民手里。很多縣鄉(xiāng)級財政是赤字財政，如果不維持它的運作費，它可能千方百計從農民那里掠奪。所以這個錢雖然沒有發(fā)到農民手里，但是間接的、長遠來看，還是農民受益。

　　轉移支付的錢花到農民之外的情況絕對有，但是到農村問問，農民這兩年受惠沒有？前面提到我家那位山東親戚。山東農村其實受益非常少，最近的政策主要是針對中西部，但是山東農民能感覺到，中西部的農民就更應該能感覺到了。所以要用兩分法來看，問題都在，10年前存在，今后還會存在，但是用變化的眼光來看，有很多東西發(fā)生變化了�，F在農民孩子上學不要錢了。中間截留有沒有？肯定有。但確實是不要錢了。去年是中西部，2007年貫徹到全國。再比如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制度），2006年對農村居民的覆蓋面48％，2007年達到80％，2008年要普及到全國農村。你可以說有的地方新農合運作得不好，老百姓看病不能及時報銷，有的地方弄虛作假，但是新農合是不是大面積推廣了？幾億農民是不是被覆蓋了？

　　很多人只看樹木，不看森林，說還有什么什么問題；
因為還有很多問題，就認為這種變化不重要。沒錯，這些樹上是有很多蟲眼，但是看大的森林，我們有理由相信，有些變化是真實的。從現實的角度來說，這些變化都是些小事情，但是放到歷史的框架中來看，可以說是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

　　瑪 雅：為什么說是歷史性的轉折？

　　王紹光：推出社會政策的意義，也許再過五年十年才會凸顯出來。再過五十年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往這邊走還是往那邊走。

　　從改革開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說中國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當時的指導思想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但是為了追求效率或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并沒有兼顧公平。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總體基尼系數已上升到0.45的高度。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已達到嚴重不平等的地步。

　　從只有經濟政策到開始社會政策，這個起始點在1999年左右。1999年西部大開發(fā)，大量轉移支付給西部。再一個是社會保障，為下崗工人提供一個不會餓肚子的保障。社會政策真正的轉折點在2002－2003年。2002年以前城市低保的人很少。5000多萬人下崗了，很多人成為城市貧困人口，形成一個新的貧困群體。2002年中央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給地方下指示，要求做到應保盡保，每個人都有碗飯吃。2002年年末，低保人口達到2200萬人�，F在還在這個數字，估計大概就這么多人，但是整個低保的開支大幅上升，低保的水平提高了。有些地方還有醫(yī)療救助。所以，轉折不是一步到位的，過去幾年社會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推。我估計到2010年可以看到一個雛形，出現一種以社會救助為主、以社會保障為目標的新型社會政策體系。社會救濟是保護安全的，提供給最底層的人群，低保就是這種性質。社會保障比這個寬一點，是提供收入保障，而不是最低生活水平，保證低收入人群在中國現有條件下一個有尊嚴的生活方式。

　　為什么說開始社會政策是一個歷史性轉折？社會政策一旦被貫徹，便有一批初始的受惠者，還有一大批人有初始的受惠——這是兩個概念：初始的受惠者是說別人還沒受惠，他已經受惠了；
一大批人有初始的受惠，是說大部分人都受惠，但受惠很少，在期待今后更多的受惠。一旦這兩種情況發(fā)生后，它便進入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你再說讓初始受惠的人不再受惠了，或者讓那大批的、有了初始受惠的人不再受惠了，這個很難做到。他們是很大的群體，期待更好、更多的受惠，如果終止他們受惠，那就麻煩大了。這是一個政治邏輯：一旦這幾年政府推出的惠民政策開始貫徹，就出現了一批初始的受惠者和大多數人初始的受惠。現在這兩個都出現了。比如說中西部農村那些不交學費的孩子，那是成千上萬個家庭。再比如說農民不交稅了。現在如果說還得交學費，還要納稅，那就麻煩大了。所以這個事情一旦開始做起來，有一種不可逆轉的性質在里邊。

　　其他國家都是這樣，一旦開始社會政策，就很難倒退。英國的撒切爾、美國的里根都說要砍掉社會福利項目，但真正砍一個試試，砍不了的�？纯从⒚纼蓢�的數據，這點是很清楚的，可以不再往前走，但想退回去，政治上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國也一樣，一旦這個過程開始，就只能往前走，沒有倒退的余地。這種轉折以后的邏輯，是某個人、某幾個人，或某幾個理論家很難翻轉回去的。

　　實現社會公正的兩個問題：收入分配和國民待遇

　　瑪 雅：實現社會公平，關鍵在于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方式上，其他國家有什么可借鑒之處？

　　王紹光：收入分配問題，各國的實踐千差萬別。通過一次分配解決問題，要靠生產資料所有制，也要靠產業(yè)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比如文革前，甚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靠一次分配，國家建立統(tǒng)一的工資標準，大家都比較平等。產業(yè)結構也可以導致一次分配不一樣，比如日本、韓國和臺灣，收入分配一直比較平均，尤其是在1960－1980年代，比美國平均得多。為什么呢？因為它的產業(yè)結構是大量的中小企業(yè)，不是大企業(yè)、壟斷性行業(yè)。中小企業(yè)是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人們充分就業(yè)就不存在很大的失業(yè)群體，這使得一次分配比較均衡。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的寡頭型集團企業(yè)一出現，收入差距就非常之大。有相當多的人失業(yè)，一次分配就會很不公平。還有公司治理結構，公司內部的安排。比如日本TOYOTA這種大汽車公司跟美國汽車公司比，美國公司老總跟工人工資的差別可能是幾百倍，日本差十幾倍，歐洲一些國家也差十幾倍。

　　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業(yè)結構、公司治理結構這三樣東西都可能影響一次分配的結果。中國采用哪一個？最好三管齊下：一方面保持一定的公有制，公有制下就不能允許壟斷行業(yè)自己內部瓜分壟斷利潤。壟斷利潤是全民財產，應該進行社會分紅。第二可以大力促進中小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不要過分強調高科技的技術密集型產業(yè)，這樣可以加大就業(yè)率，使收入差距比較小。最后一個就是修改《公司法》，使公司內部的工資差距不要那么大。現在企業(yè)改制大部分學美國1990年代時出現的分配方式，什么option（股票期權），管理層工資提得很高。歐洲一些國家收入差距要小得多。世界著名玩具公司丹麥的樂高（Lego）集團是個很大的公司，它的前老總Mads Ovlisen，稅后收入是11.5萬歐元，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只有幾倍。而在美國，大公司老總與工人的收入差距在1980年已達到42倍，2000年升至525倍，2006年仍達411倍。這個跟社會意識形態(tài)、跟整個社會接受的核心價值觀有關系。樂高老總在與《福布斯》老總辯論美式資本主義時說，我這些錢足夠了。德國公司法規(guī)定，董事會里必須有工會代表；
工會可以制約董事和經理工資過高。美國是另外一種價值體系，所以美國公司老總和工人工資的差距很大。

　　現在我們講收入分配大量強調的是二次分配，這是個不得已的辦法。二次分配也比較麻煩，代價比較大。要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有人去收，有人去發(fā)，還要有人監(jiān)督。與其那樣的話，不如雙管齊下，一方面解決一次分配的問題，一方面解決二次分配的問題。解決一次分配問題的時候又是幾管齊下，這樣使得社會差距比較小一些。

　　瑪 雅：除了收入分配，中國的社會不公還表現在國民待遇等方面�，F在有些人主張城市“設門檻”，限制農村人口進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果城里人對農民缺乏認同感，農民對民族國家這個生命共同體缺乏認同感，和諧社會的思想基礎何在？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

　　王紹光：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建議設限的人有一種擔憂，就是出現印度、拉美城市那種大量的貧民窟。不光是不好看，而且確實會對城市居民的生活、對整個經濟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這是有很多研究的。但是設限的方法是用堵的方法，而沒有采取疏導的方法。疏導的方法之一是改善農村的生活境遇，使不需要流出來的人就不出來，這樣減少城市壓力。如果農村政策比較好的話，很多人就不一定要到城里來。最近幾年農村政策調整了，有些地方出現回流的現象。農民回去，要求重新分地，又重視農業(yè)了。這是第一步，把一部分人拉回去。

　　如果農村留不住，農民必須進城的話，還是得因勢利導。這需要國家有更強的調控能力，包括國家的產業(yè)政策都可能要發(fā)生變化。比如說，是都流到大城市？還是更多地流到中小城市？歐洲有的國家就有這樣的爭論：是你把工作帶到老百姓那兒去？還是把老百姓帶到工作這兒來？這是不同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如果是把人帶到工作這來，可以在大城市里開辟新的產業(yè)，形成Mega－city，非常大的城市。但城市是有規(guī)模效應的，超過一定規(guī)模后，人均城市擴大的邊際成本只會增加不會縮小。如果把人帶到工作這來的政策不好，可以把工作帶到人那里去。農村人集中到大城市來，是因為在中、小城市找不到工作，如果產業(yè)政策是在小城市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離農村人比較近的地方，會出現一個不同的城市化的概念。這也是一個疏導的辦法。這是第二步，把人疏導到不同的地方去。

　　第三步才是你考慮的這個問題，他們來到城市了怎么辦？各個城市都有控制小販的策略，又是一個堵的方式�？梢圆扇〔煌�的方式。以前小販就在馬路兩邊賣東西，確實造成很多問題，現在很多城市設立標準型的攤點，這樣的好處是方便稅收，市容也比較整潔。這個說起來很容易，實際上很難。上海說要恢復街頭的攤點，并不意味著它要放開，隨便讓人擺攤，它會有一個規(guī)劃，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這方面可以跟香港學。香港小商小販就人口密度來說相當龐大，但管理得井井有條。國內很多政府人員用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堵。小商小販比較難管，用堵的辦法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創(chuàng)造性，疏導就需要費心思，做細致的工作。

　�。ㄍ踅B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國際學術刊物China Review主編。）

　�。ù宋摹而P凰周刊》已發(fā)，有刪節(jié)。這里是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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