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國改革的歷史，是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探索到建立再到完善的歷史。所以，改革就得不斷破除傳統(tǒng)體制、傳統(tǒng)觀念。不堅持馬克思主義，改革就沒有社會制度賦予的政治合法性；
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創(chuàng)新，改革就寸步難行。改革近30年來，始終圍繞著對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式的理解”還是針對中國的實際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的理論交鋒。每一次理論交鋒，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勝利，為體制改革提供政治保證，使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新的解放和發(fā)展。就此而言，中國改革的歷史，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是解放思想，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不斷破除束縛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體制和觀念的歷史，是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解決新問題、新矛盾的歷史。堅持要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是確保改革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經驗。

　　改革步入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顯著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城鄉(xiāng)居民收入較大增加，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同時，中國經濟社會也出現(xiàn)了嚴重的“發(fā)展很不平衡”。在社會領域，隨著新興階層迅速崛起，形成了一個強勢的既得利益群體，社會階層急劇分化，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貧富之間差距拉大，重特大群體性沖突事件時常見諸媒體，埋藏著社會動蕩的隱患；
在經濟領域，經濟增長與可持續(xù)性之間存在深刻矛盾，宏觀經濟“三熱”（投資增幅仍處高位，貨幣信貸增長仍然偏快，貿易順差仍在擴大）持續(xù)攀高，預示著經濟危機山雨預來。如此悲喜交加、令人暈旋的局面究竟是不是改革的必然形態(tài)？中國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適值中國改革進入30年，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及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改革，特別是如何認識和評價作為指導和推進中國改革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成為思想交鋒扣動時代心弦的最強音。

　　當前，社會上有較大影響的議論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使中國社會結構了發(fā)生深刻，中國已不再是社會主義，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和社會實踐中早已經邊緣化了，中國改革實踐的發(fā)展實際上是“打左燈，向右拐”。

　　認定改革實踐偏離了社會主義航向，認定指導思想已經非馬克思主義化，這些都是對中國改革最具殺傷力的思想和言論。因為這些認識將導致人們質疑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如果總是回避對這些思想觀點的爭論，那么，未來深層次的攻堅改革就很難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認識，形成合力，化解矛盾，實現(xiàn)預期目標。

　　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及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改革，歸結起來，就是如何認識和評價作為指導和推進中國改革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本文認為，如何認識和評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首先要看發(fā)展的大局、改革的主流，看涵蓋大局和主流的總體趨勢，看這些指導思想對實踐的影響。

　　就總體趨勢來看，有四大成就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改革，社會主義生產力空前活躍；
因為改革，綜合國力顯著增強；
因為改革，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xiàn)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因為改革，民主法制建設穩(wěn)步推進，中國進入民主法制社會。有了這四大成就構成的總體趨勢，其他再重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再重大的經濟矛盾和問題，都可以在民主法制的框架里解決。至于改革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只能依照鄧小平提出三個標準來衡量：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這三個標準和改革發(fā)展所取得的成就，理應得出如下結論：改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
作為指導和推進改革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fā)展；
改革的政治合法性不容質疑；
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和推進改革，是改革得以不斷深化、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和重要經驗。

　　一、解放思想、創(chuàng)新理論是社會發(fā)展變革的前提和先導

　　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不僅在于認識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就此而言，“三個有利于”是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中國，離開“三個有利于”，離開實事求是，實踐證明，再美妙的理論，都可能誤國誤民誤事業(yè)。

　　改革正從恢復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開始。

　　實事求是，實踐在發(fā)展，理論也必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就是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tài)，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的新境界。經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達成了“中國現(xiàn)在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的共識，由此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思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成果，為如何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如何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如何啟動中國改革、中國改革向何處去奠定了基礎性理論。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有過論述，那就是用計劃經濟來解決資本主義難以解決的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所有之間的矛盾。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曾經遵循這一思路，參考蘇聯(lián)模式，發(fā)展計劃經濟，建成了計劃經濟體制和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然而，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fā)達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由于中國不具備這個前提條件，中國的計劃經濟，只能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上的一廂情愿、充滿浪漫色彩的經濟。事實也正是如此，計劃經濟的發(fā)展，事與愿違，二十多年下來，人民群眾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匱乏，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緩慢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論述。即使后人根據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成功實踐找到了馬克思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未充分發(fā)展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并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理論 ，但“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并沒有充分論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未充分發(fā)展的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蘇聯(lián)也跨越了“卡夫丁峽谷”，但蘇聯(lián)模式70多年的計劃經濟實踐，最終卻以大悲劇結局。一個經歷了各種各樣嚴峻考驗而強大的蘇聯(lián)，最終竟在一夜之間解體，昭示了歷史的必然趨勢與產生這個必然趨勢的歷史條件還不具備兩者之間內在的、深刻的矛盾，昭示了歷史條件的重要性。

　　改革之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雖然還沒有發(fā)展出現(xiàn)前蘇聯(lián)經濟社會那樣嚴重的矛盾和問題，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治矛盾、經濟矛盾、社會矛盾依然尖銳突出，顯然移植過來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無力改變中國社會主義生產力落后、人民物質生活連日需品都嚴重短缺、政治無序的現(xiàn)實。中國必須實事求是地判斷中國的基本國情，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解答的地方，蘇聯(lián)社會主義實踐沒有解答的地方，闖出一條新路。在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既是恢復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理論結晶，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由于這一創(chuàng)新，終結了蘇聯(lián)模式，開啟了結合中國國情實際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紀元。改革，探索，歷史地提到了中國社會主義領導者面前。

　　針對中國具體的實際情況，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黨中央提出并在全黨形成共識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耙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改革發(fā)展定下了基調。

　　經濟建設，面臨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按計劃經濟的原路走，還是選擇其他經濟生產方式？雖然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都僅僅是經濟生產方式，由于“計劃經濟”原是馬克思主義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時提出的設想。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形成兩大陣營、劃清界限的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在與西方資本主義進行較量和對抗，而且與國內、黨內各種所謂的“資本主義”傾向、勢力進行殘酷的斗爭。社會主義經濟理所當然的是搞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成為劃分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堅持資本主義的分水嶺。計劃經濟在中國二十多年的實踐，雖然有集中力量辦幾件大事的優(yōu)勢，比如，國家在相當困難的時期研制成功了“兩彈”。但在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中國，一切生產和消費都由中央政府計劃，計劃時代幾乎一直就是在資源大浪費的“躍進”和生產力大破壞的“調整”周期性擺動，廣大群眾節(jié)衣縮食，而巨額財富因計劃失誤付之東流�！�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用于基建投資6000億元，其中1/3因投資失誤而浪費了，有1/3沒有達到設計能力”。[1]由于資源浪費、生產率低下、官僚機構的膨脹、消費品的稀缺等計劃經濟內在的痼疾等相當嚴重，一年到頭披星戴月耕田種地的絕大多數(shù)農民都處在饑餓狀態(tài)�；謴蛯嵤虑笫蔷�神，首要的就是正視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實際情況和結果。作為中國改革的發(fā)起人和總設計師，鄧小平反思的結論是：“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fā)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fā)展生產力。”[2]

　　由此，改革從反思“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開始，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fā)展生產力”。由此，市場經濟從理論到實踐，開始進入中國。改革近30年，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探索、發(fā)展中國式市場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已成為大勢并有長足發(fā)展，中國已經實現(xiàn)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由建立到完善，經濟改革可以用“市場化”一言以蔽之。但圍繞回歸計劃經濟還是發(fā)展市場經濟的思想交鋒并沒有完結，并且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經濟矛盾的凸顯，市場經濟反對者似乎有了更充足的論據。

　　責難市場經濟還是維護市場經濟，在中國，本質上是一場堅持社會主義傳統(tǒng)模式還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堅持“教條主義式的理解”馬克思主義還是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的爭論和較量。這是非常嚴肅的政治問題。

　　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仍有區(qū)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創(chuàng)舉。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可依照的理論。實踐中，一些介紹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人士，主要是介紹對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fā)展有重大影響的理論和作者，既授人以全面照搬西方之把柄，又的確不符合中國的現(xiàn)實需要，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還不能說已經非常成熟。相對而言，計劃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既有背景，如蘇聯(lián)的理論與實踐，又有基礎，中國已建成較完整的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了一批大師級專家學者。而且，計劃經濟是馬克思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設想，堅持計劃經濟，具有無與倫比的政治底氣。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有一個成熟的過程，市場經濟體制也有一個完善的過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經濟矛盾，社會貧富分化不斷加劇，新興社會階層逐漸壯大，知識分子分化為各個特定群體的代言人，等等。這些都喚起人們對計劃經濟的幻想和回憶。這就意味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能是在力頂計劃經濟強勢理論的挑戰(zhàn)中奮力前行。

　　發(fā)展市場經濟，基本前提就是允許個人發(fā)展、個人致富。個人發(fā)展、個人致富，甚至允許民營經濟出現(xiàn)，這些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小生產者是資本主義滋生的溫床”、“隨時隨地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時代，哪怕僅僅是星火，都被視為洪水猛獸，必除之而后快。因為在這些純正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來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集體，就是公有。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成果，完全會因小生產者的滋生而化為烏有。于是，面對市場經濟的出現(xiàn)，面對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出現(xiàn)和蓬勃發(fā)展，被視為影響國家安全即社會主義制度安全的因素。一系列圍繞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交鋒隨之展開，并深刻地影響著改革的進程。由于搞市場經濟，中國經濟持續(xù)以10%左右的增速發(fā)展，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使市場經濟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拓展力，也為理論的不斷創(chuàng)新提供了實踐經驗和理論的不斷突破提供了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每創(chuàng)新一步，社會主義生產力都得到一次解放。而理論的創(chuàng)新、生產力的解放，每一次都是在重大較量中完成。在改革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堅持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不僅同樣重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用發(fā)展著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更加重要的認識。

　　二、破解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難題

　　發(fā)展市場經濟，面臨最大的理論難題就是如何實現(xiàn)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銜接，保證中國的經濟結構以公有制為主體。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隨著各種經濟成分的蓬勃發(fā)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并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造力，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的比例迅速發(fā)生變化。這個變化直接動搖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何認識、理解和保證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能否順利發(fā)展的關鍵。中國共產黨人以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勇氣，堅持從改革實踐出發(fā)，從發(fā)展需要出發(fā)，運用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理論的基本原理，找到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的主要實現(xiàn)形式——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xiàn)形式”，這一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正式確立下來。《決定》提出：“要大力發(fā)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xiàn)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xiàn)形式。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yè)，應區(qū)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è)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決定》提出了“絕對控股”、“相對控股”、“控制力”等新思想、新觀點。依照這些新理論、新思想、新觀點來發(fā)展中國經濟，衡量中國經濟，中國公有制經濟不僅主體地位增強了，而且競爭力也增強了。隨著這個理論難題的解決，中國有更足夠的政治勇氣“大力發(fā)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fā)，讓一切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guī)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yè)及其他行業(yè)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yè)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yè)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鼓勵有條件的企業(yè)做強做大”。

　　根據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2005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若干意見》，《意見》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使兩者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fā)展壯大，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力量。積極發(fā)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繁榮城鄉(xiāng)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yè)、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優(yōu)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fā)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

　　實踐證明，將公有制的主要實現(xiàn)形式鎖定為股份制，不僅增強了公有制經濟的活力，也為非公有制經濟開辟了廣闊的發(fā)展前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可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市場經濟，離不開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離不開發(fā)展馬克思主義。

　　三、中國問題

　　中國改革，既然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那么，中國問題，核心是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較量。改革沒有完結，在這個問題上的較量就不會完結。

　　十七大召開前夕，“保持相當?shù)恼�府調控，保證計劃性”的觀點也再次提出來，并得到一些媒體的回應和高度評價，認為是“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一位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應有的那種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精神，以及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嚴謹務實的科學態(tài)度”。

　　本文認為，中國眾多的社會內部矛盾和問題，根源正來自“保持相當?shù)恼�府調控，保證計劃性”。

　　“政府調控”并非計劃經濟的專利。即使在徹底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調控依然存在，依然在市場失靈或達不到的地方發(fā)揮作用。筆者并非反對“政府調控”。反對的是以“保證計劃性”為目的的“政府調控”。因為以“保證計劃性”為目的的“政府調控”就是保留計劃經濟體制所賦予的政府干預經濟、介入經濟的權力，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里，“保證計劃性”，容易將國民經濟的安全系在國有經濟上，從而繼續(xù)排除非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安全發(fā)揮作用，容易維持對不同經濟成分的歧視。同時，“保證計劃性”，客觀上容易使政府的計劃權暗渡陳倉演變?yōu)榧瘓F利益、個人利益的經濟權。所以，筆者認為，堅持以“保證計劃性” 為目的的“政府調控”，是半節(jié)子改革，是對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阻擊。

　　事實上，中國今天的市場經濟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就是因為政府權介入經濟活動、維護自身利益的情況還較嚴重。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等級歧視還較嚴重。

　　在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主流經濟的情況下，堅持“保持相當?shù)恼�府調控，保證計劃性”，那么，中國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并存的二元經濟，政府的職能就是二元經濟政府職能。

　　那么，二元經濟條件下的二元經濟政府職能是什么特性的政府職能呢？

　　二元經濟政府職能使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有了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里更多更大的尋租空間。如中紀委所指出的“權力三化”（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曾經已是普遍現(xiàn)象。由此，腐敗屢禁不止，因為這是政府權在兩種職能并存的情況下如果謀取部門利益、個人利益游刃有余；
由此，有了發(fā)展很不平衡和收入懸殊，因為通過向權力賄賂所獲得的商業(yè)利益是超常規(guī)的高額回報；
由此，社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因為政府更喜歡將理應產生更多公共產品的資源配置給能夠為政府帶來政府利益、部門利益、個人利益的東西。

　　“保持相當?shù)恼�府調控，保證計劃性”，也許主觀愿望是好的。但這個美好的主觀愿望只能在假設每一位執(zhí)掌公共權力的人物都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前提下才能實現(xiàn)。事實上，如反腐部門和中央的判斷那樣，反腐成果多多，但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梢哉f，腐敗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破壞者，是一切社會不公、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所謂體制性腐敗，既不是指市場經濟體制，也不是指計劃經濟體制，就是來自目前處在過渡時期的“二元經濟政府職能”這么一種體制。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保持相當?shù)恼�府調控，保證計劃性”，維護“二元經濟政府職能”，必將加重已有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有來自市場經濟不健康東西的挑戰(zhàn)，如假冒偽劣、社會信用失范等，也有來自計劃經濟的挑戰(zhàn)，如妨礙市場發(fā)揮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壟斷行業(yè)恃強凌弱，加重社會的不公平。由于二元經濟的客觀存在，所以，中國今天的市場經濟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雖然中國經濟的主流是市場經濟，而計劃性經濟、權力經濟、偽劣經濟，充斥其間，帶來眾多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如果二元經濟及二元經濟政府職能沒有得到解決，已經出現(xiàn)的、眾多的經濟社會問題只會加重。

　　化解這些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只能是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成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
只能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職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相適應。這些都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和重要內容。如果這些關鍵環(huán)節(jié)和重要內容得到解決，那么，如今的很多社會矛盾和問題都能夠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和緩解。

　　而無論是經濟領域里的市場化改革，還是轉變政府職能，都將改變政府權的傳統(tǒng)影響力和權力人物的利益格局。所以，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全黨新的重大考驗。中央認為改革處在關鍵時刻，主要是指全黨能否經受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考驗。因為改革“二元經濟政府職能”，既有來自“保證計劃性”的阻擊，也有來自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擊。

　　可見，中國改革的方向問題，向何處去的問題，在現(xiàn)階段，決不是“保持相當?shù)恼�府調控，保證計劃性”，強化“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的二元經濟及政府職能方向走。而是相反，促使經濟更加市場化，促使政府職能向適應完全的市場經濟發(fā)展轉變。

　　結束語：深刻認識“四項基本原則”對改革發(fā)展的護航意義

　　政治家必須具備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小平正是這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一開始，小平就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的其中一個基本點提出來�！八捻椈�本原則”既是改革的基點、航向，同時也是改革的保護神。在“四項基本原則”中，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個“四為一體”的關系中，黨的領導取決定性作用。如果改革還是在黨的強有力領導之下進行的改革，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對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就不容質疑�；仡櫧�30年的改革歷史，一些人卻隨意使用“四項基本原則”詆毀改革，完全不顧及改革是在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下進行的改革，創(chuàng)新是在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下進行的創(chuàng)新，總是拿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說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用心何在，昭然若揭。

　　“四項基本原則”中提出的堅持社會主義，是要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絕不是坐而論道的社會主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同時要求解放思想，堅持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絕不是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式的理解”�！八捻椈�本原則”的核心精神是堅持黨的領導，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推進改革，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由此可知，懷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坐而論道的社會主義；
懷疑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堅持“教條主義式的理解”馬克思主義，都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

　　中國左的東西為什么肆無忌憚，就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式的理解，一切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150多年前說了些什么作為評判中國改革發(fā)展實踐的標準，即使后果嚴重，也不會承擔大的政治風險。所以，鄧小平對左的東西深惡痛絕。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指出：“現(xiàn)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fā)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xiàn)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敝販�15年前鄧小平的這段南方談話，就是要對“左”的思想保持警惕。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3]

　　改革還在深化，實踐還在發(fā)展。需要我們繼續(xù)解放思想，創(chuàng)新理論。堅持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推進改革。

　　主要參考文獻：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季明、劉光明《解放思想是不斷開創(chuàng)事業(yè)新局面的一大法寶》。《人民日報》2007年7月23日；

　　單世聯(lián)《鄧小平與中國的20世紀》�！睹珴蓶|鄧小平理論研究》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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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第31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5/content_6886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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