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研究新世紀展望座談會發(fā)言提綱）

　　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中，難度最大，危險最大的領域就是中共黨史。但是，鑒于執(zhí)政黨歷史的研究在發(fā)揮史學功能方面對現代社會的突出作用，這項工作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黨史研究人員有著不容推卸的責任。所謂知難而進，就是說要真正還黨的歷史以本來的、完整的面目。不妄自菲薄，也不文過飾非，不因錯誤而增其惡，也不因成績而溢其美。盡管這樣做會有越雷池之虞。

　　其實嚴格說來，我并不是一個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者，因此，只能從外行人的角度來談談自己對黨史研究的觀察和思考。

　　我以為，在歷史研究中，主體與客體之間只有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做到冷靜思考，客觀分析。這一點，對于現代史和當代史，特別是執(zhí)政黨歷史的研究，尤為重要。黨史工作者應該站在學者的角度，分清研究中共黨史與中共研究黨史之間的差異。而要做到客觀地研究中共黨史，借用中央電視臺一個欄目的名稱，就必須“實話實說”。

　　回顧中共黨史研究的發(fā)展，可以說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

　　其一，從50年代起至“文化大革命” 時期，黨史研究人員為許多禁令和禁區(qū)所困，實際上是背負著一種枷鎖在工作，黨史論著中充斥著假話、空話和套話；
特別是在“文革”中，黨史的本來面目已被完全歪曲和篡改。因此，嚴格地講那談不上是學術研究。

　　其二，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以后，黨史界開始講實話，許多方面有所突破，研究有了新意。但是禁區(qū)、雷區(qū)和坑坑洼洼的地方仍然很多，以至于不少人物、事件和領域還是讓人望而卻步。多數黨史工作者從一個學者的良心出發(fā)，可以做到所說的都是實話，但是依舊無法做到實話都能實說。

　　不過，歷史畢竟已走到了20世紀之末，徹底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已經成為研究歷史無法回避的基本要求和準則。面對新世紀，中國共產黨要帶領全中國大踏步前進，就需要完全打破黨史研究中的種種樊籬，認真總結過去。這即要求黨史工作者去獨立思考一些所謂的 “敏感” 問題，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探索；
不滿足于復述現成的答案，墨守成規(guī)，因循舊說，而是敢于觸及和研究時代向黨史學科提出的各種新課題，做出新的歷史總結和理論概括；
同時批判地審視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挖掘和占有新史料的基礎上，對老課題提出實事求是的新見解。這是黨史研究所面臨的新的挑戰(zhàn)。

　　新世紀的黨史研究要接受這一挑戰(zhàn)，只有更上一層樓，即做到實話實說。在21世紀，黨史研究領域同其他學科一樣，面對的環(huán)境將是進一步的社會開放，全面的信息爆炸，故而中國學者是無法“閉關練功”的。畢竟，在那時的國際對話和學術交流中，已經很難再繼續(xù)做到實話不實說了。

　　黨史研究的實事求是，就是要一切從歷史實際出發(fā)，按照黨的發(fā)展歷程中確實存在的客觀事實及其內部聯系，認識和記述黨的歷史，這其間不能有任何的臆斷、附加和歪曲。因為只有忠實于事實，才能忠實于真理。

　　黨史既然是歷史，撰寫者也就應該與中國古代的史官一樣，有秉筆直書，講老實話，講真話的決心和勇氣。而一個地位鞏固、思圖進取的執(zhí)政黨，更應該堅持科學，反對迷信，給歷史研究者一個實事求是、實話實說的寬松環(huán)境。其實中共創(chuàng)始人毛澤東自己在1954年6月《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里就曾說過：“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作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論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正確的就信，不正確的就不信，不僅不信而且還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tài)度�！保ā睹珴蓶|選集》第五卷，第131頁。）中國共產黨的過去，不僅充滿了艱難和光榮，也有許多極為慘痛的教訓，兩者均不可忘記。如果諱疾忌醫(yī)，偉大終將變成渺小，人們也必將從迷而信之到迷而疑之，最終到不迷不信。

　　黨史研究要做到實話實說，具體說來，我以為必須處理好三種關系，那就是：

　　1、搞宣傳與做學問的關系。這兩者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當然搞宣傳也必須做到真實、客觀，但是在一定的場合，一定的時期，卻可以規(guī)避某些問題；
而做學問則不然，在這里不能隨意取舍，不能在遇到關鍵問題時就避重就輕，或繞道而行。如此回避的結果，只能是在邏輯推理時陷入混亂，無法使研究深入下去 —— 例如文革史研究；
在國際對話中處于被動，難以解答歷史提出的問題 —— 例如朝鮮戰(zhàn)爭研究。

　　2、官方讀本和研究論著的關系。這里存在三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是中共黨史的官方讀本是否有必要搞，其目的何在，功能何在；
其次是有了官方讀本是否還允許學者進行研究，后者的目的何在，功能何在；
最后是學者的研究論著是否必須以官方讀本為準繩，能否突破和反駁，能否發(fā)表不同言論。而只有處理好這個關系，才能使黨的職能機構和黨史研究者雙雙放下重負，前者允許實話實說，后者敢于實話實說，進而展開必要的討論與爭鳴，創(chuàng)立出一種開放型的、富有朝氣和活力的黨史研究風格。

　　3、文獻保管和檔案利用的關系。實話實說的基本條件是必須以檔案文獻為依據，雖然中國的檔案法已經公布兩年了，但目前的狀況是，我們在觀念、程序和組織機構上還沒有完成從以文獻保管為中心到以檔案利用為中心的轉變。而不實現這種轉變，學者便無法利用本來能夠和應當利用的檔案文獻。似此，黨史研究如何發(fā)展，如何深入？況且，你不公布，別人公布；
你不利用，別人利用。其結果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將永遠落在他人后面。要在學術研究領域中與國際學者同步而行，要躋身于國際學術研究的前列，只有加速中國檔案開放和利用的步伐，這樣，中國的黨史學科才能于比較、鑒別和揚棄之后，拓寬視野，博采眾長，取得更為豐碩的研究成果。

　　我期待著在新的世紀中，中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工作能夠出臺新的舉措，擯棄各種老八股，打破各種舊框框，迎來黨史研究的真正興盛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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