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給英國提供了茶，英國給中國運來鴉片。茶進入英國與鴉片進入中國，經(jīng)歷了同樣的三個階段：首先作為貴重藥品，然后作為上流社會的奢侈品，最后成為大眾日常消費品。但相同的過程歷史作用卻完全相反。鴉片從貿(mào)易到戰(zhàn)爭，最終摧毀了帝制中國；
而茶，不僅在民族體質(zhì)與社會結構上促進了英國的發(fā)展，而且還建立了以毒品（鴉片）貿(mào)易為基礎的殖民帝國體系。

　　本文嘗試用敘事體表述歷史，使歷史經(jīng)驗化，從史實中看出趣味，從史詩中看到荒誕。茶與鴉片，這類輕飄飄、如水似煙，看上去無足輕重的商品，甚至毒品，在短短的兩個世紀間，成就了一個帝國，也毀滅了一個帝國。水深（喝茶）火熱（抽鴉片）的世界。在凱旋般的世界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中，深藏著一個“黑暗中心”——毒品貿(mào)易。

　　一、仙草或樹葉：茶進入英國

　　一種又苦又澀的樹葉，來自一個若真若幻的帝國，遙遠到地球的那一邊，怎么可能變成不列顛島時髦的飲料？

　　茶最初進入英國，是作為一種包治百病的藥品

　　1650年前后，茶進入英國。1650年牛津城里出現(xiàn)了第一家咖啡館，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猶太人創(chuàng)辦的。[①]咖啡館出售咖啡、巧克力、土耳其飲料（可可）和中國茶。不出十年，這類咖啡館在倫敦就開出10多家，咖啡2便士，巧克力與茶，半便士，還有一便士一袋的香煙，報紙免費閱讀。到1700年，這類咖啡館在倫敦已有近500家，而幾乎每家都賣茶。

　　茶最初進入英國，是作為一種包治百病的藥品。1658年，嘉樂維(S.Garaway)先生開始在自己經(jīng)營的咖啡館里出售茶，他在茶葉廣告中列舉了茶葉的14種藥用價值：治頭痛、結石、尿砂、水腫、脫水、壞血病、嗜睡或睡眠多夢、記憶力減退、腹泄或便秘、中風；
一般情況下，茶還可以舒腎清尿、消除積食、增進食欲、補充營養(yǎng)，至于茶的飲用方式，加開水、牛奶、糖，還可以加蜂蜜！

　　茶是一種神奇的、包治百病的，具有濃厚的異國情調(diào)的昂貴的飲料。對于絕大多數(shù)英國人來說，此時茶更像是某種傳說中的仙草。1664年，東印度公司的普羅德船長(Captain Prowde)從萬丹回來，送給國王查理二世的不是什么珍禽異獸，而是一小包“貴重的茶葉”和一點肉桂油。國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卡瑟琳(Catherine)王后帶給英國的嫁妝，不僅有一塊殖民地——孟買，還有她高貴的喝茶的習慣。王后在不列顛慶祝她第一個作為王后的生日時，詩人艾德蒙·沃勒爾(Edmund Waller)獻給她一首應景的詩，既歌頌了王后，又歌頌了茶：

　　愛神的美德，日神的榮耀

　　比不上她與她帶來的仙草

　　人中王后草中茶

　　均來自那個勇敢的國家

　　他們發(fā)現(xiàn)太陽升起的美麗地方

　　那里物產(chǎn)豐富，四方敬仰

　　那里的香茶可以激發(fā)藝術想象

　　可以使你神清氣爽

　　可以使心靈的殿堂寧靜安詳

　　……[②]

　　沃勒爾是位趕潮的詩人，圣保羅大教堂落成，他寫詩贊頌；
克倫威爾接受護國公的尊號，他獻詩捧場；
查理二世回國，他又去贊美新國王。如今，他摹仿斯賓塞(Spencer)《仙后》的風格去贊美王后和她帶來的仙草——茶。

　　有一點他弄錯了。為英國人帶來仙草的不是發(fā)現(xiàn)新航路的葡萄牙人，而是在東方取代葡萄牙人勢力的荷蘭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將第一批中國茶販回歐洲是1610年，到163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斯文汀侯爵(Lord Seventeen)已經(jīng)寫信給巴達維亞總督，讓他不僅采購茶，而且要采購喝茶的瓷杯、瓷壺。[③]荷蘭萊頓大學教授邦特庫博士(Dr. Cornelius Bontekoe)著文宣傳，飲茶不僅有益?zhèn)�人健康，而且有利社會風化。他說喝白水是有害的，喝酒又太容易滋生是非。只有茶才是最理想的飲料，它可以暖胃、提神，加強記憶力，提高智慧與修養(yǎng)，使人氣朗神清，輕松愉快，尤其是使學生不至于一學習就打瞌睡。他建議，初學喝茶者，一天可以喝12杯，喝習慣了，每天的定量應該是200杯左右。

　　每天喝200杯茶！有人懷疑這位萊頓大學的教授是被東印度公司收買了，以學術的形式促銷。英國東印度公司從1660年前后開始販茶，1664年9月10日，也就是普羅德船長送給查理二世茶葉8周以后，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指令他們在萬丹的代理采辦“100鎊上好的茶葉”，并開始在公司的董事會上提供茶飲與糖。1687年，光榮革命前一年，英東印度公司規(guī)定，每艘從孟買到廈門的商船，都應該運載“150擔茶”。因為莎士比亞的鄉(xiāng)親們已經(jīng)開始對茶著迷，而且，價格昂貴，1鎊茶的售價可以高達10英鎊，而1擔（Picul）等于 鎊！

　　不可思議。一種又苦又澀的樹葉，來自一個若真若幻的帝國，遙遠到地球的那一邊，怎么突然就變成了不列顛島時髦的飲料？輕飄飄的樹葉，經(jīng)過漫長的旅程，在時間與空間上都很漫長，突然就變得如此貴重如此昂貴。果真值得動用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花那么高昂的代價，去販茶喝茶嗎？茶的藥用價值難以確信，保健作用也信不信由你。一日三餐食物飲料，似乎并不需要茶。喝茶是一種奢侈。反茶的人說話很尖刻，如果你喂豬吃一個星期的麥芽，它會長出可口的豬肉，讓這頭豬喝一個星期的茶，它準會餓死！查理二世的國務秘書佩彼斯(Mr Pepys)1660年第一次喝茶，將自己的經(jīng)驗寫到日記里。7年以后，佩彼斯夫人患感冒，醫(yī)生勸她喝茶治感冒，她就喝了大量的昂貴的茶。盡管很多茶迷愿意現(xiàn)身說法，證明茶的可包治百病，但茶的藥用價值始終沒有辦法落實。越來越多的人喝茶只是為了追逐時髦，一種昂貴的、奢侈性的時髦。1鎊茶的售價是10英鎊，而18世紀英國10英鎊幾乎是一個普通工匠半年的生活費用。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頭痛，而是因為王后或某個伯爵喝茶，喝茶體現(xiàn)出一種高貴的異國情調(diào)。在那個擴張的時代，異國情調(diào)是令人羨慕的。消費是一種文化。

　　半個世紀間，茶從上流社會的奢侈品到中產(chǎn)階級的日常飲料

　　半個世紀間，喝茶已成為了英國上流社會一種時髦的奢侈。貴婦人開始用茶待客，詩人們也開始寫詩歌頌清茶美人（一反醇酒美人的傳統(tǒng)）：

　　朱唇呷茗如和風拂吹

　　冷了白毫熱了愛情；

　　玉手纖指端起茶杯

　　不勝整個世界的傾慕追隨。[④]

　　有東印度公司不辭艱辛地販運，有上流社會樂此不疲地引導，喝茶逐漸成為一種時尚。光榮革命從荷蘭迎來的威廉（William）國王與瑪麗（Mary）王后，一邊啟征高達貨價20％的茶葉稅，一邊在王官舉行茶會。接下的安妮（Anne）女王執(zhí)政，用詩人蒲伯（Pope）的詩描繪：“偉大的安妮女王，統(tǒng)治著三個國家，/有時開會議政，有時只喝喝茶”。當她聽說摩洛哥國王拒絕釋放69名英國戰(zhàn)俘時，她說這位想不開的國王“最好喝兩壺茶消消怒氣”。

　　茶葉以藥品的形式進入英國，逐漸變成上流社會的奢侈品。除了時尚之外，茶迷們似乎提不出更多的理由解釋他們?yōu)槭裁春炔�。邦特庫博士說，喝茶加糖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荒唐。而英國人不僅加糖還加奶、加蜂蜜，甚至加胡椒、肉桂、豆冠米、威士忌、黃油、雞蛋……艾迪遜（Addison）的《閑話報》上報道過一則消息，有一位貴婦收到一位朋友送給她的一包茶，就加上胡椒、鹽一鍋煮了，用來招待一些性格怪癖或心情憂郁的客人。[⑤]詩人沃勒爾還聽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說，在一品脫茶里打上兩個雞蛋，是“勞累一天后最好的營養(yǎng)，喝下去馬上就有飽餐一頓的感覺”。此時，茶似乎不僅可以治病，可以消遣，還可以充饑。

　　茶進入英國生活，已經(jīng)有了三種功能，治病、消遣、充饑。日常生活的實用意義越來越大�？Х�、茶、巧克力，這三種異域飲料幾乎在16世紀后半葉同時進入英國。這三種飲料都有一種苦味，到英國后都無一例外地進行了加奶加糖處理。朵德（J Dodd）先生說：“中國人知道我們往茶里加牛奶加糖，一定會把我們當作野蠻人看。那些赤道國家喝咖啡的人也一樣，當他們知道我們往他們芳香可口的飲料中加這些佐料，也一定會認為我們是野蠻人�！盵⑥]

　　茶一旦可以充饑，加上糖、牛奶、雞蛋，就可能成為英國人的飲食結構中的必需品。牛奶是英國人的傳統(tǒng)飲料，英國人從新石器時代就開始喝牛奶。加奶加糖是英國人將外來產(chǎn)品在消費中本土化的過程。這三種飲料在原產(chǎn)地（中東與阿拉伯、美洲、中國）消費都尚苦，英國人卻把它們都變甜了。糖也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英國人從美洲大量輸入的食品，在茶飲加入牛奶與糖，在消費文化上具有雙重意義，一是茶的本土化，二是茶的實用化。誰能夠剝奪人們在吞食干面包與咸肉時以茶為佐餐飲料的權利？那已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

　　治療、消遣、充饑，茶葉的三種使用價值的轉變，同時伴隨著消費階層與消費方式的轉變。作為藥品的茶飲可能不加入任何東西，因為藥劑理應是苦的，作為消遣的茶飲可能加入任何東西，從胡椒到威士忌，因為消遣形式越新奇越好，而作為可以充當佐餐的日常生活飲料，飲用方式便確定下來：加奶與糖，因為這已變成一種習慣化、儀式化的日常生活內(nèi)容了。茶葉進入日常飲食生活的同時，消費階層也從上流社會進入中產(chǎn)階級甚至下層百姓中。1750年前后，英國中產(chǎn)階級黃油烤面包的慣常早餐中，已經(jīng)少不了茶佐。有人注意到，當時“大部分人喝茶時都會加入一些奶油或加糖的牛奶。倫敦城里的仆人們，早餐已經(jīng)基本上是黃油加面包，配奶茶，至于鄉(xiāng)下，大概就只有根據(jù)不同條件，不同人家享用不同的早餐了”。[⑦]

　　茶逐漸有可能變成英國的民族飲料。一種遙遠的、昂貴的、略帶苦澀味道的樹葉，竟讓整個國家上上下下癲狂，似乎有些不可思議。茶葉作為奢侈品引入，英國政府課以重稅，最高時竟達貨值的20％。盡管如此，東印度公司仍從茶葉貿(mào)易中發(fā)了大財。英國的茶葉消費市場越來越大，東印度公司成立時，主要進行胡椒與香料貿(mào)易，現(xiàn)在的主要貿(mào)易品變成了茶葉。東印度公司壟斷經(jīng)營茶葉，它所提供的中國茶，在數(shù)量與價格上，都不能滿足英國市場的需求。18世紀中葉英國社會消費的茶葉，有近一半來自于走私。走私是高稅收、壟斷經(jīng)營的必然產(chǎn)物。走私茶大多來自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傾銷茶葉，每鎊只要7便士，最好的茶也才11便士。整個英國海岸都在忙著走私中國茶、美洲煙草、法國的白蘭地與絲織品。謝菲爾德勛爵（Lord Sheffied）抱怨他的莊園嚴重缺少農(nóng)工，因為瑟塞克斯一帶的“精壯勞工都去搞茶葉走私了”。當然，參與走私的不僅是那些扛茶葉包一周掙一個畿尼的勞工，還包括那些在客廳里沏茶招待客人的貴族。著名的蒙太古夫人(Mrs.Montagu)就曾寫信給她的親戚，請她們?yōu)樗�購買2鎊上好的走私茶，帶到倫敦來。他說她只要付了錢，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喝走私茶了。1747年， 60名茶走私犯全副武裝地搶了海關倉庫，第二天普通百姓得知并議論這件事時，竟喜形于色。[⑧]同時代英國最偉大的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分析走私時說：“走私者違犯國法，無疑應加重懲罰，但他常常是不會違犯自然正義的法律的人，假若國法沒把大自然從未視為罪惡的一種行為定為罪惡，他也許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說是一個優(yōu)良市民。在政府腐敗，至少犯有任意支出、濫費公幣嫌疑的國家，保障國家收入的法律，是不大為人民所尊重的。所以，如果不干犯偽誓罪而能找到容易安全的走私機會，許多人是會無所遲疑地進行走私的。假裝著對購買走私物品心存顧忌，盡管購買這種物品是明明獎勵人家去侵犯財政法規(guī)，是明明獎勵幾乎總是和侵犯財政法規(guī)分不開的偽誓罪，這樣的人，在許多國家，都被視為賣弄偽善，不但不能博得稱譽，卻徒使其鄰人疑為老奸巨滑。公眾對于走私行為既如此寬容，走私者便常常受到鼓勵，而繼續(xù)其儼若無罪的職業(yè)�！盵⑨]英國課重稅、茶走私，還頒布法令，嚴禁制造出售各種假冒違劣的“茶”，有人用其他樹葉冒充茶，浸在糖水里，涂上幾種顏色，再出售�；蛘呤召徟葸^的茶葉，曬干后出售。最令人遺憾的是，不列顛本土竟種不活茶樹！

　　反茶者說，茶不是“治病”的藥而是“致病”的毒藥

　　茶葉已經(jīng)進入大多數(shù)英國人的日常家庭生活，甚至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必要飲料，的確不可思議。英國人是個喝奶的民族，如今喝起了茶。茶是一種藥品、奢侈品，甚至可能是一種毒品，因為在刺激神經(jīng)、使人興奮這一點上，它與咖啡、可可、鴉片、海洛因具有相似的性質(zhì)。有人認為，喝茶與咖啡之所以都要加奶，是因茶與咖啡有毒性，而牛奶可以解毒。[⑩]茶越來越多地深入英國人的日常生活，人們幾乎已經(jīng)忘記了它可以“治病”的功能，倒有人不時提醒大家，茶可以“致病”。

　　1748年圣誕節(jié)，茶進入英國一個世紀以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衛(wèi)理公會的創(chuàng)始人約翰·衛(wèi)斯理（John Wesley）先生，感到了自己不能再沉默了。他發(fā)表了《關于茶的致友人信》。信中回憶29年前，他剛到牛津大學，突然出現(xiàn)某種半身不遂的可怕癥狀，早餐后手就不停地顫抖。于是，他戒了茶。所有的癥狀都消失了。后來他到倫敦，發(fā)現(xiàn)很多人都患有同樣的病癥，“身體整個垮下來”。上帝保佑這些可憐的人，1748年7月6日的周日禮拜上，他號召倫敦衛(wèi)理公會的信眾們戒茶，并宣布自己從即日起，也不再飲茶了。

　　萊特遜醫(yī)生(Dr. Jhon Coakley lettsom)在《茶樹的自然史》中講到一位名叫馬史(Marsh)的“著名茶商”，“靠嗅覺品茶，有一天嗅了一百箱茶，第二就感到頭暈眼花，渾身痙攣，喪失記憶，口不能言”，不久就全身癱瘓，死于“茶中毒”。另一位茶商的命運就更具悲劇色彩，他一天品了多種茶后，只覺得天旋地轉，步履蹣跚。有人勸他去接受“電擊治療”，他那可憐的腦袋又被醫(yī)生電擊了幾次，回到家第二天就一命嗚呼了。

　　萊特遜博士的恐怖故事并沒有嚇住英國的“茶眾”。某些醒悟到道義與責任感的人繼續(xù)反茶，1756年，英國當時最受人尊敬的慈善家，或許也是作家、旅行家喬納斯·翰威 (Jonas Hanway) 先生，出版了他的第65種著作：《論茶：茶有害健康，拖垮經(jīng)濟、搞垮國家……寫給兩位小姐的25封信》，與衛(wèi)斯理先生一樣，他也現(xiàn)身說法，從個人的經(jīng)驗談起。他說自己每喝一次綠茶，就像喝了毒藥，肚子里翻江倒海，痛苦萬分。而且，也像衛(wèi)斯理先生那樣，隨后四肢發(fā)抖，周身無力。更糟的是，他發(fā)現(xiàn)小姐們喝了茶以后，都衰老得非�？�。主婦們忙著沏茶，連照看孩子都顧不上。不列顛男兒喝足了茶，連舉劍的氣力都沒有了。至于喝茶危害經(jīng)濟，就更是不言而喻了，花那么多白銀去那個荒唐墮落的東方國家進口奢侈的茶葉，有百害而無一利。為什么不用這些錢去修路、建農(nóng)場、果園，把農(nóng)民的茅舍變成宮殿！喝茶是一種惡習，不僅危害個人身體，社會經(jīng)濟，還有亡國的危險，且想想當年的羅馬帝國，商人們用銀幣去換中國的絲綢，女人都穿起了華貴的絲袍，男人們一天洗五、六次澡，國庫空了，道德敗落，軍事無能，野蠻人入侵，諾大的羅馬帝國瞬間分崩離析！

　　喝茶是一種墮落。這種言論惹惱了當時英國的文壇盟主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他冷嘲熱諷的反駁文章發(fā)在1757年的《文學雜志》第二卷上。他說自己是個“頑固不化、寡廉鮮恥的茶飲者”。如果說“如今小姐們已經(jīng)沒有當年那么漂亮，那只是因為我們自己老了，小姐們對我們不感興趣了”，至于茶有害健康，那只是對某些人，他們每天在床上睡10個小時，打8個小時的牌，剩余時間喝茶談天，茶當然不利于健康。茶喝多了無益，多喝了也無害……約翰遜本人就喝很多茶，鮑斯威爾（A.Boswell）寫的《約翰遜傳》中多處提到約翰遜喝茶，有一天晚上在坎伯蘭(R. Cumberland)先生家做客，雷諾蘭(J. Reynolds)先生禁不住提醒約翰遜博士，說他已經(jīng)喝了11杯茶了。約翰遜回答：“先生，我沒數(shù)你喝了多少杯酒，你卻數(shù)我喝了多少杯茶，如果不是你提醒，我真不會再麻煩主婦了，既然你告訴我才喝了11杯，那我還得麻煩坎伯蘭夫人給我再倒一杯，我的定額是12杯，我要喝滿它�！盵11]

　　衛(wèi)斯理先生曾兩次宣布戒茶，但最終葉沒有戒掉。如果說29年前他曾因手抖戒過茶，那么現(xiàn)在是第二次戒茶了。他說自己戒茶的過程非常痛苦，最初三天，他頭痛、失眠，到第四天下午，他幾乎失去記憶，只好靠默默的祈禱勉勵自己，上帝是生命的面包、黑暗中的光……或許這次衛(wèi)斯理先生真戒了茶。12年后，他的身體也垮下來了，福瑟吉爾醫(yī)生勸他重新開始喝茶。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每個星期日的早晨，他都與牧師們一同飲茶之后才去主持禮拜。1780年，他寫道，他經(jīng)常在早餐與下午茶時，接待來訪的教徒。[12]

　　二、茶煮沸了英倫

　　一個多世紀間，茶幾乎變成英國的民族飲料。在幾片輕薄單純的樹葉上，凝結著一個國家莊重復雜的歷史…

　　英國變成一個喝茶的國家，至少在民族營養(yǎng)、社會倫理、經(jīng)濟政治方面，對英國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有過有益的影響。

　　茶變成英國的民族飲料

　　茶進入英國社會，從消費價值、方式到消費者社會階層的轉變，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艾德謝在《世界史中的中國》一書中對這三個階段有過明確的分析：

　　“1650至1833年間，英國對茶的需求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1720年之前，年茶葉進口量在10,000擔以下，茶只是一種藥品，一種有刺激與興奮作用的飲料。對男性來說，它是除了咖啡以外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提神飲料；
對婦女來說，它是緩解周期性偏頭痛、憂郁癥與焦慮癥和各種心理壓力的鎮(zhèn)靜劑。此間的茶主要是由荷蘭進口的，以藥用為主。

　　1720至1800年間，年進口量從年平均10,000擔升到20,000擔，茶變成了一種社會消費品，消費者主要是女性，圍繞著茶構筑起一種女性化的時空與家庭內(nèi)部關系。喝茶要求有專門的茶室，專門喝茶的時間與服飾；
并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行為儀式與獨特的社會技巧。茶作為一種日用商品，主要進口渠道來自荷屬東印度公司及其歐陸的一些后繼者，英屬東印度公司雖然受重稅限制，仍想盡辦法擠進茶葉貿(mào)易中。英國茶葉中心在巴思（BATH），茶與喝茶的風尚經(jīng)過巴思從首都傳往地方。

　　1800年至1833年間，茶進口量從年平均20,000擔漲到35,000擔，茶在英國，像在西藏與西伯利亞那樣，變成一種食品：家用濃茶，加許多牛奶與糖，成為早期工業(yè)革命時代長勞動時間與高出生率的社會生活的一種簡單有效的基本營養(yǎng)品。作為一種大眾消費品，茶此時已主要依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進口……

　　上述三個階段，對于歐洲來說，最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文明總需要某種慰籍品，用加奶糖的濃茶以充饑，不過是工業(yè)化過程中一種暫時緩解食品壓力的一種辦法，生活水準并沒有因此而提高，而下午茶則意味著社會價值、消費模式以及自從史前時代就已經(jīng)固定下來的餐飲結構的一次改變。

　　下午茶是最精雅、最奢華的餐飲活動，它不在于充饑解渴，不屬于正餐，它的意義是一種閑暇的消遣，它顛倒了英國人已有的熱食冷飲的結構……下午茶表現(xiàn)了高雅文化歸返自然的情趣，戶外茶園、溪水流芳，表現(xiàn)了自然；
精心制作的茶葉，雅致的瓷器，銀制茶壺，意味著文化。只有一種不再為饑渴所迫的文明，才能將日常碳水化合物的餐飲變成社會娛樂……[13]

　　茶進入英國社會，從消費價值與方式到消費者的社會階段的轉變，已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從上流社會的藥品到中產(chǎn)階級的奢侈到社會大眾的日常佐餐飲料，在短短的一個多世紀里，東印度公司竟奇跡般地將英國變成一個喝茶的國家。

　　茶首先進入英國人的社會生活，人們在咖啡館喝茶，在貴婦人的客廳里喝茶，后來又有了專門的茶園。18世紀后期是倫敦茶園的興盛期，著名的就有6－7家，這些茶園大多有園林、游藝廳，如，Vanxhall茶園、Ranelagh茶園、Marylebone茶園、Cuper茶園，許多社會顯要，名門淑女，都在那里消磨時光。尤其是夏日的傍晚，走過礫石小徑，兩邊閃爍著童話般的街燈，腳下是如茵的草坪，聽聽音樂，看看煙火，吃幾片黃油面包，喝幾杯好茶，說說閑話，如果說咖啡館是男性化的世界，茶園就更加女性化，茶園里大多是家庭或女伴，當時有人說茶園已經(jīng)變成了英國的造謠學校了。趕上好天氣、短暫的夏季，茶園就變成了英國人社交的樂園。遺憾的是英國好天氣不多，夏日稍遜即逝，一年大多數(shù)晚上，人們呆在自己的家里，或朋友的客廳里，窗外是陰風慘雨。每逢這個時候，一家人或朋友坐在壁爐旁，在溫暖的燭光下，或者圍在胡桃木桌前，桌上鋪著緞面桌布、繡著波斯風情的圖案或中國花鳥。主婦端上瓷碟茶杯，銀匙銅壺，溫馨而優(yōu)雅，喝一杯熱茶，盈室的茶香，更能讓人感到家庭親情，朋友友情的溫暖。英國人起先在早餐中喝茶、晚宴后喝茶，18世紀末又出現(xiàn)了下午茶(Afternoon Tea)，英國人午餐簡單，在12點到1點間，晚餐是大餐，要到晚上8點。在這三點漫長的7至8個小時間，正好插入4－5點間的茶點。這是一段輕松愉快的時光。茶點已經(jīng)變成英國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據(jù)說直到二戰(zhàn)時，英軍一到下午五點就停火喝茶，德軍也很君子，同時�；�。

　　茶又進入英國人的家庭生活，成為一種家庭生活的儀式，同時具有實用與審美意義。18世紀的詩人庫柏(Cowper)也是茶君子，他用詩描繪了喝茶為英國人的家庭生活創(chuàng)造的溫馨和諧的境界：

　　撥旺爐火，緊閉門窗，

　　放下窗簾，圍起沙發(fā)，

　　茶壺的水已煮沸，絲絲作響，

　　沏一壺熱茶，又濃又香，

　　輕松而不沉醉，心神蕩漾，

　　我們迎來一個安詳?shù)耐砩�。[14]

　　喝茶已經(jīng)從上流社會的風雅變成百姓日常生活的必要活動。1750年前后反茶呼聲高漲的時候，茶在英國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經(jīng)不可動搖了。反茶主義者攻擊喝茶損害個人健康，國家經(jīng)濟，更荒唐的是不僅有錢有閑的人有附庸風雅的惡習，連農(nóng)夫工匠們也跟著趕時髦，翰威抱怨：“這個國家真是倒霉透了，農(nóng)夫工匠總是喜歡效仿貴族生活……且看這個國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經(jīng)無法滿足于本國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去運茶，貪圖一點味覺上的墮落的享受……你經(jīng)�？吹�，連街頭的乞丐都在喝茶。筑路工人邊干活邊喝茶；
拉煤的工人坐在煤車上喝茶；
更荒唐的是賣茶給田里的農(nóng)民喝……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15]這位著名的慈善家才是真正地想入非非。茶在農(nóng)民或勞工那里，不是附庸風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東印度公司的大量販運，全民走私，加上1784年英國政府因為糧食漲價造成啤酒緊缺而降低茶稅，茶已成為替代麥芽酒的中下層社會的經(jīng)濟型飲料，中下層百姓喝茶，不是因為奢侈，而是因為貧困。戴維斯（D. Davis）1795年在《農(nóng)工狀況考察》中說：“在惡劣的天氣與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麥芽酒昂貴，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為他們軟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們迫不得已的飲料。茶配面包,可以維系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每周一家人喝茶的花費一般不到一先令。如果有人還能發(fā)明一種更便宜更好的飲料，何樂而不為呢？我敢保證，窮人們一定會為他這項發(fā)明感恩戴德……你說茶是一種奢侈。如果你是指上等的紅茶、加上糖、奶油，我承認是奢侈�？蛇@不是窮人的茶，窮人喝的茶不過是清水上面浮著幾片最廉價的茶葉，再加上一點點紅糖，這就是你指責的窮人的奢侈。這不是他們生活的奢侈，而是生活中最起碼的需求，如果他們連這一點需求都得不到滿足，那他們就只能喝涼水吃面包了。茶不是造成貧窮的原因，而是貧窮的結果”。[16]戴維斯在反駁翰威的觀點。他看到一個窮人的最基本的常識：老百姓是不會用最后一塊面包去換一杯茶喝的。而在當時英國的各種飲料中，果酒、啤酒、咖啡、巧克力，都比茶貴，除非喝涼水。伯耐特（J. Burnett）在《富足與不足》一書中談到19世紀初英國下層社會的飲食狀況時說：“100年內(nèi)，白面包與茶已從富人的奢侈變成最低貧困線的食品……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時尚，如今變成窮人的食糧，如果連白面包與茶都沒有，那就要挨餓了。茶與白面包是維持生活起碼需求的最廉價的食品，白面包，最好是有肉，黃油或奶酪，如果沒有，一杯茶也可以使冷冰的面包變成一頓熱飯，讓人感到舒適與歡樂。當然，19世紀中葉一磅茶6－8先令也不能算便宜，但工薪家庭每周花費20盎司（16盎司為一鎊），并不算奢侈�？久姘�配茶水，在早期工業(yè)化的社會生活中，是一種便當食品，隨時可以就餐，方便便宜，因此具有一定的優(yōu)越性�！盵17]

　　英國變成了一個喝茶的國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時尚，如今變成窮人的食糧”，100年間茶已普及到英國全社會，成為社會中下層百姓的經(jīng)濟型佐餐飲料。19世紀，已經(jīng)沒有人再倡導戒茶了，茶葉越來越便宜，尤其是當印度與錫蘭茶出現(xiàn)時，喝茶就更普及了。茶進入英國社會生活，在消費價值與消費階層上，都經(jīng)歷過三個階段的轉變；
藥品、奢侈品、大眾佐餐飲料，三個消費階層是上流社會、中產(chǎn)階級、下層百姓。研究茶的引進、飲用方式與社會普及過程，不僅是在研究飲食營養(yǎng)學，也在研究社會結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變遷，研究英國現(xiàn)代文明的工業(yè)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過程。

　　茶凝結著大英帝國發(fā)展的歷史

　　茶凝結著大英帝國發(fā)展的歷史。德國史學家阿諾德·賀林(A.(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Hereen)指出：“世界貿(mào)易體系影響越來越大……因此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殖民地越來越重要，因為殖民地的產(chǎn)品，尤其是咖啡、糖、茶，在歐洲生活中越來越普及。這些商品的重要影響不僅在政治上，也表現(xiàn)在社會生活的結構上，影響不可估量。且不說貿(mào)易給整個國家?guī)�來的巨額資本與政府的高額稅收，僅歐洲各首都的那些咖啡店，作為政治、商業(yè)、文化的交流中心或策源地，影響就非同小可�？傊�，沒有這些產(chǎn)品，茶、咖啡、糖，西歐國家的文化與社會，就不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盵18]英國變成一個喝茶的國家，至少在民族營養(yǎng)、社會倫理、經(jīng)濟政治方面，對英國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有過有益的影響。明茨(W. Mintz)的力作《食糖與力量》系統(tǒng)而深刻地分析了糖引入歐洲對歐洲的飲食與消費結構的改變，對資本主義主義世界經(jīng)濟體系形成的影響。同樣的理論假設與分析模式也適用于茶問題。茶從王宮貴府進入尋常百姓家，英國人終于找到了一種適合于食用多酸性食品（如面包）的堿性飲料。對于飲食結構與營養(yǎng)的平衡，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營養(yǎng)學層面的意義，人的飲食，除了克服饑渴、維持生命、增強體力之外，還可以促進文化交流、確認社會身份，甚至實施某種政治宗教權力。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指出，人類生命對食品的需求，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食品生產(chǎn)分配與使用方式，是構成人類社會組織結構的最基本的因素。[19]人類學家提出所謂的“飲食意識形態(tài)”或“飲食文化學”，研究人類飲食活動及其方式的文化內(nèi)涵，如飲食的觀念、信仰、習俗與禁忌，[20]發(fā)現(xiàn)飲食結構的變化與整個歷史發(fā)展的關系。這個研究視野啟發(fā)筆者注意到，茶飲進入英國生活，不僅對英國民族飲食結構的平衡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對英國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在社會倫理、家庭生活、經(jīng)濟政治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jīng)濟體系的建立各方面，都有積極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看出茶葉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積極影響。

　　一是民族體質(zhì)與營養(yǎng)學意義上的，盡管當年很多人攻擊茶有毒性，但從科學角度講，茶有益于健康，它為英國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種合理的多堿性的佐餐飲料，有利于民族傳統(tǒng)食物結構的平衡，尤其是對那些主食是干硬的冷面包、奶酪，偶爾加上一兩片咸肉，沒有湯食的下層百姓，茶就更重要了。而且一旦在茶飲中加入奶與糖，甚至雞蛋，茶又從單純的飲料變成綜合性飲料，同時具有解渴（飲）與充饑（食）的兩種功能。在早期工業(yè)化時代高強度、長時間的體力勞動的工作條件下，強茶（high　Tea，加牛奶與糖）可以補充營養(yǎng)、恢復體力。此種茶飲已經(jīng)包含了生命必須的蛋白質(zhì)、脂肪、碳水化合物與維生素。喝茶并不是生活中不必要的奢侈，而是必要的飲食。

　　二是所謂的倫理與社會意義。首先有關茶飲的道德意義，在當年的有關茶的爭論中，已經(jīng)涉及到了。反對者認為茶是奢侈品，引起道德墮落。而維護者則認為，比起酒作為飲料來說，茶更有益于社會道德，飲酒可以過度，酗酒導致社會騷亂，是英國社會歷史上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查理二世的專職牧師奧文頓（Reverend John Ovington）曾說，烈性的酒可以把人變成野獸、而溫和的茶可以把野獸變成人。[21]其次，茶不僅可以陶冶性情，維護道德，并有利于家庭與社會倫理的進步。從家庭倫理角度講，茶，尤其是下午茶，幾乎成為英國家庭生活的親情儀式。在那個多風多雨多陰天的島國，茶點變成溫暖、和諧、寧靜、安逸的家庭生活的象征。家庭生活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核心，是私人性的存在方式。整個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都從這個基點上延伸開來。而在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成長的整個過程中，茶在每一個結構環(huán)節(jié)上都具有積極的功能。家庭以茶待客，從餐廳到客廳、從家庭到社會，講究的茶具，殷勤的主婦，自由友好的談話，海闊天空。飲茶成為一種社交儀式。18世紀英國不僅出現(xiàn)家庭茶點，還有社會茶園。茶園是一種純粹的公共生活領域。人們在那里會見朋友，閱讀報紙，舉行聚會，討論問題，形成某種社會輿論或公共意見。在電子傳媒時代到來之前，茶園與咖啡館一樣，曾經(jīng)是社會輿論中心。哈貝瑪斯(Habermas)提出18世紀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形成的理論，將該時代的市民社會理解作反對國家權力侵入與控制的自由領域，它由公共觀點與輿論構成，公共輿論的存在方式是咖啡館、沙龍、大眾文學或通俗文學、報紙等。[22]在英國，茶園也是一種重要的公共輿論方式。在那里有文人騷客，商人顯貴的聚會，有報紙流行，有文學作品的朗誦與討論，還有各種的閑談和政治或商業(yè)密謀。值得注意的是，茶點與茶園，也是英國近代社會女性生活革命的形式。茶點確認了精雅生活中女性的家庭主角作用，而相對于男性化的咖啡館，茶園則是女性生活社會化的形式。女伴相邀，可以聚會在茶園。從某種意義上說，茶園更加女性化，它成為英國現(xiàn)代女性生活社會化革命之起點。哈貝瑪斯認為，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是獨立于國家的個人與集體活動形式，是通向理想民主的途徑。在專制時代它可以參與反對君主的秘密政治，在民主時代，它可以以公眾輿論形式對政治統(tǒng)治進行民主監(jiān)督，并構成法制國家的社會基礎。從英國近代社會的公共領域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茶飲進入英國生活的重要意義。[23]

　　三是所謂的文化儀式與審美意義。英國生活中的下午茶點與茶園，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現(xiàn)，具有明顯的表演性，類似于中國和日本的茶道。飲茶使用精美的、帶有濃厚異國情調(diào)的瓷器，從客廳的餐桌到茶園的裝飾，布置都非常講究。此時，喝茶的文化意義大于“生化”意義。品茶一不充饑二不解渴，它是一種儀式，帶有明顯的審美性，表演、觀看、品味、欣賞、陶醉在某種優(yōu)雅的氣氛之中，使人擺脫日常生活的煩惱，尤其是物質(zhì)生活的煩惱。品茶的非功利性與審美性的同時產(chǎn)生，只有在無饑寒之迫、有閑暇之資的生活條件下，喝茶才成為品茶，文化消費才大于物質(zhì)消費。在下午茶點上或茶園中，人們不僅體會到文明的情趣，還體驗到文明與自然的和諧，體驗到本土與異域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和諧，人在消費物質(zhì)時也在消費文化。茶是一種自然植物，在茶飲中變成文明的藝術，茶是一種遙遠的東方的、神奇的樹葉，沐浴過東方的朝陽、滋潤過東方的雨露，如今出現(xiàn)在不列顛的餐桌上。人們從中體味并確認了某種現(xiàn)代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念。似乎只有大英帝國，擁有廣闊的殖民地與強大的海外貿(mào)易，才能在本土的一方餐桌上享受世界的廣闊。飲食在潛意識中也是一種征服，猶如“吃掉它”這句話的多重含義。

　　最后，是茶在英國現(xiàn)代文明史上的經(jīng)濟政治意義。茶葉貿(mào)易是東印度公司的主要貿(mào)易項目，從某種意義上說，茶葉貿(mào)易與營銷是英國資本主義文明的消費主義經(jīng)濟方式最成功的例證。他們介紹一種異域產(chǎn)品、倡導消費、創(chuàng)造時尚，又壟斷進口，一個多世紀間一直保持著高額的利潤空間，使東印度公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壟斷貿(mào)易公司，幾乎富可敵國了。研究者認為，茶葉貿(mào)易不僅創(chuàng)造了一個強大的公司，甚至導致一場英國人的飲食革命：“英國東印度公司早期在遠東的冒險使他們抵達中國，與中國的茶葉貿(mào)易注定了英國在印度建立的殖民體系……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最繁榮的時代里……它壟斷了整個與中國的茶葉貿(mào)易，掌握了供應產(chǎn)地，限制了進口量，控制了價格。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僅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壟斷貿(mào)易集團，而且策動了整個英國的茶葉營銷與消費。英國東印度公司如此強大，它制造了一場英國的飲食革命。英國最初可能成為一個喝咖啡的國家，而東印度公司竟奇跡般地將其變成喝茶的國家，而這一切都是在那么短短的十來年間完成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已成為東方國家與帝國們的強悍對手，它攻城掠地，鑄造貨幣，建立要塞與軍隊，締結政治經(jīng)濟聯(lián)盟，制造戰(zhàn)爭或維護和平，伸張正義也無惡不作。”[24]東印度公司在茶葉貿(mào)易中強大了，英國國力也在茶葉高稅收中變得強大。18世紀初，英國的茶葉進口量已超過10萬磅，到19世紀初，已達到300萬磅。茶葉稅收占英國政府的總稅收的10％。

　　在鴉片貿(mào)易開始之前，茶葉貿(mào)易一直是英國海外貿(mào)易與殖民體系中的主要動力性因素之一。他們不僅為英國創(chuàng)造了一種飲食習慣，也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并在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銀購買中國茶葉的貿(mào)易過程中，形成了大英帝國驅(qū)動的世界經(jīng)濟體系。在東印度公司獲得巨額利潤的同時，英國政府也從茶葉高稅收中獲得巨大的財政資源。正如厄克爾（W. H. Ukers）指出，“茶葉貿(mào)易長時間以來一直是英國政府獲益最大的稅收來源”。從1660年的1加侖6便士的稅額到1695年的每磅1先令到1745年的每鎊4先令的稅收，到1784年大規(guī)模下調(diào)茶葉稅前，按價茶稅已高達120％。拿破侖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國為了增加財政與軍費開支，1819年再次將茶稅提到按價100％，直到1834年才開始下降。茶稅一直是英國政府的金庫，調(diào)節(jié)茶稅幾乎成為歷屆財政大臣的點金術，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25]

　　“我們的生活已經(jīng)完全離不開我們的貿(mào)易與財政體系，茶來自世界的東方，糖來自西印度……”[26]蘇格蘭歷史學家大衛(wèi)·麥克弗森（D. MacPherson）說的這句話意義深遠。茶葉貿(mào)易與消費不僅擴大了英國的消費市場，倡導了一種新的消費模式，有助于完成早期工業(yè)文明的資本積累，而且還發(fā)展了殖民地生產(chǎn)與管理，有助于形成中心與邊緣結構的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體系。茶葉貿(mào)易為國家財政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國家的政治軍事力量又在支持海外商貿(mào)與殖民。這是一個有機的、互動的關系。正如明茨在研究糖的生產(chǎn)與貿(mào)易、消費在資本主義文明進程中的關鍵作用時指出：“18－19世紀歐洲的飲食與消費結構的深刻變化，并不是偶然隨意的，它是一種歷史力量的必然的產(chǎn)物，這種力量創(chuàng)造了世界經(jīng)濟體系，形成了都市中心與殖民地，衛(wèi)星城之間的非對稱性關系，以及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在技術與人力上的巨大的生產(chǎn)與分配機制�！盵27]

　　三、洋土或煙霞：鴉片進入中國

　　茶進入英國生活，從上流社會到普通百姓，從藥品到食品，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有趣的是，鴉片進入中國，也經(jīng)歷了同樣三個階段。從昂貴的藥品到上流社會的奢侈品最后到一般百姓的日常消費品，從而普及全社會各階層。茶與鴉片，同樣兩種輕飄飄，如水似煙的東西，凝結著兩個民族莊重與沉重，成長與衰落的歷史。歷史中的偶合讓人感到神秘也同樣發(fā)人深思。同樣的舶來品，同樣的消費經(jīng)歷，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效果。

　　鴉片進入中國，首先也是藥品

　　德國思想家赫爾德論及中國時說，“他們（指中國人——引者注）從商人（指歐洲商人——引者注）那兒獲得白銀，而交給商人成千上萬磅使人疲軟無力的茶葉，從而使歐洲衰敗�！盵28]赫爾德的論斷與其說是思想，還不如說是幻想，與其說是個人見解，不如說是流行的偏見。茶葉并沒有導致歐洲衰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真正喝茶的英國強大。唯一的問題“白銀外流”，也因為鴉片貿(mào)易的開展解決了。[29]中國給英國提供了茶，英國給中國送來了鴉片。茶葉并沒有使英國衰落，而鴉片的確與中國的衰敗相關，不管是作為原因還是結果。歐洲商人從中國那里獲得白銀，而交給中國人成千上萬的使人疲軟無力的鴉片，從而使中國衰敗。赫爾德的論斷，如果置換了主語和賓語，至少比原來更接近于歷史事實。

　　首先是藥品。鴉片進入中國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個時代將蠶蟲藏在竹筒里帶到拜占庭帝國，也可能是他們將鴉片帶到長安，還有另一個渠道，便是從海路來到廣州的“大食商”。此時的鴉片是一種珍貴的藥品，味道苦、氣味臊、花色卻艷麗，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這個名字的來歷很可能比波斯或阿拉伯更為遙遠。古希臘語中的鴉片就被稱為“Afyun”，與阿芙蓉音同。古希臘人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紀就開始種植與食用鴉片，雅典黃金時代的谷物女神得墨特爾(Demeter)的塑像，手里拿著麥穗與罌粟花。在慶祝谷物豐收的狂歡節(jié)上，古希臘人將酒和鴉片汁一同飲進。一千年過去了。伊斯蘭世界禁酒卻不禁鴉片，至少在公元6世紀，鴉片已經(jīng)傳到中亞。[30]默林（D.M.Merlin）考察古代世界鴉片傳播狀況，指出世界歷史范圍內(nèi)鴉片傳播的路線是從西北向東南，鴉片最早出現(xiàn)于新石器時代的歐洲，最終泛濫在中國。鴉片在唐宋間進入中國，最初是作為藥品。北宋劉翰《開寶本草》記：“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fā)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宋謝采伯《密齋筆記》記著名將領、詩人辛棄疾患痢疾，“一異僧以陳罌粟煎全料人參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31]蘇軾詩中也提到：“道人歡飲雞蘇水，童子能煎罌粟湯”。

　　鴉片作湯藥飲用，在唐宋時代的中國，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階層大概僅限于上流社會與文人雅士間。蘇軾詩道“童子能煎罌粟湯”，很難證明罌粟湯的普及，一則因為是詩語，修飾多夸張；
二則，蘇軾一生沉浮南北，但交游的圈子卻僅限于士大夫僧道。個人際遇是歷史記憶的語境，研究者不能脫離這個詩境去解釋歷史素材。李時珍《本草綱目》“谷部”記：“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歷史事實，大概直到明萬歷年間，鴉片作為藥品，才開始流行民間。李時珍記載了其藥用價值與方式：“阿芙蓉是罌粟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后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裹皮，刺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馬刮入瓷器陰干。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nèi)”。[32]稍后方以智《物理小識》中也說：“罌粟津液收入瓷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為房中藥，性 而 ，未為大害。古方貢藥科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則另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紅毛荷蘭人制者�！盵33]

　　從唐到明，鴉片在中國，已有近千年的歷史，千年間關于鴉片的使用價值與方式，似乎沒有什么變化或疑問。鴉片可以叫罌粟、阿芙蓉、合浦融或烏香，但總是和湯煎服的藥品，至于劉翰講“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蘇軾詩：“童子能煎罌粟湯”，似乎暗示著某種超出藥用的價值，至多也只能算作藥膳。一種可以飲食服用的物品，其意義與價值往往由該物品的生化屬性和文化屬性兩方面的因素決定。鴉片作為一種草本植物罌粟汁液中提煉物，本身不過是一種含嗎啡、可卡因、罌粟堿的生物堿。它可以作為藥品使用，有斂肺，澀腸、止咳、止痛和催眠的作用，也可以作為毒品使用。作為毒品使用的鴉片初可使人感到周身舒泰、氣朗神清，飄飄如入極樂世界，繼而上癮，則茶飯不思，肩聳項縮，顏色枯羸，雖生猶死。藥品與毒品的區(qū)別，并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生化性質(zhì)，而取決于其文化性質(zhì)，即如何使用該物品。首先是用量，適量則為藥品，過量則為毒品，這是所有藥品與毒品的共同特征。適量可能使用近千年而“未為大害”。其次是用法。鴉片作為藥品與毒品的使用過程與方式，就其使用者的經(jīng)驗來說，完全相反。藥品的使用過程是痛苦的，結果是令人愉快的。人們往往為效果的愉快（健康）而忍受過程的痛苦。鴉片作為毒品，使用的結果是痛苦的，而使用的過程則令人愉快。生鴉片氣味臊臭，味道苦澀。古希臘人和酒服用，宋人和竹瀝煮湯，都可去其臊苦。有趣的是，生鴉片一旦置火燃燒，卻會發(fā)出一種香甜的氣味。所以作為毒品使用鴉片，吸食式“抽”是重要的方式，它將藥品服用時的痛苦轉化為毒品服用時的幸福。最后是使用態(tài)度，作為藥品使用鴉片，人們的態(tài)度是迫不得已，目的是恢復正常生活。作為毒品使用的鴉片，人們的態(tài)度是主動趨從，目的是逃避日常生活。我們很難說鴉片在中國歷史上的使用價值與使用方式是何時開始轉變的�；蛟S宋時煎服罌粟湯，已有某種毒品意義。但到方以智的時代[34]，鴉片在中國的文化功能，至少在人們的觀念中，還沒有確定。方以智知道，有兩種鴉片，一種是古方貢藥科之鴉片，一種是西洋荷蘭人制的鴉片土，一種為煎服之湯，一種為吸食之煙。

　　吸食方式的改變，使藥品變成奢侈品

　　鴉片從藥品變成奢侈品，關鍵的環(huán)節(jié)是使用方式的轉變。方以智提到兩種鴉片，煎服之湯與吸食之煙，前者是藥品，后者是毒品。人們并不是意識不到這種區(qū)別，而是意識不到造成這種區(qū)別的原因。從藥品到毒品，鴉片的生化性質(zhì)并沒有改變，而是使用方式與儀式、使用的觀念與價值改變了，這種變化是文化意義上的。人們?yōu)槭裁词褂螟f片，又如何使用鴉片？鴉片進入中國的真正問題是，鴉片在中國的文化屬性是什么，又是如何獲得的。

　　鴉片的文化意義的轉變，在歷史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是從飲食到吸食，從藥品到奢侈品。鴉片進入中國，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但一直“未為大害”。釀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鴉片，而是如何使用鴉片，或者說，具體到如何吸食鴉片。吸食鴉片并非中國人的發(fā)明。1689年德國醫(yī)生坎姆弗洛（Kaemofero）環(huán)球旅行，從爪哇發(fā)回的報道說，他發(fā)現(xiàn)在爪哇，人們使用鴉片的方式很獨特，他們不像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那樣飲用鴉片，而是將鴉片與煙草混在一起抽。[35]將鴉片與煙草放在一起點火吸食是否爪哇人的發(fā)明，一時無法確定，至少美洲的特產(chǎn)煙草和印第安人吸煙的習俗是荷蘭人帶到爪哇的。荷蘭人即使沒有直接或全部發(fā)明抽鴉片，至少也與這項發(fā)明相關。他們將鴉片混同煙草抽，用來治瘧疾，瘧疾是荷蘭人在巴達維亞殖民地很容易得的一種流行病。方以智說鴉片土為紅毛所制，不無根據(jù)，荷蘭人確定了一種新的鴉片使用的方式，同時也確定了一種新的文化態(tài)度。荷屬東印度公司駐巴達維亞當局，不久開始禁止荷蘭人抽鴉片，很明顯，荷蘭人已經(jīng)意識到鴉片成為毒品。處罰抽鴉片的荷蘭人的辦法是將其吊在桅桿上，用炮打入海中。荷蘭人禁煙，只禁荷蘭人，卻不禁當?shù)氐淖ν廴恕Ｓ辔膬x《臺灣府志》記：“咬　巴（指爪哇人——引者注）本輕捷善斗，紅毛制鴉片煙，誘使人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家為所據(jù)。”[36]從爪哇到臺灣，都曾是荷蘭人的殖民地。中國人抽鴉片，最早可能在臺灣。黃叔林《臺海使槎錄》記“鴉片煙用麻葛同鴉片土，切絲于銅鐺內(nèi)，煮成拌煙，用竹筒實以梭絲 之，吸此則 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士人吸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藏腑潰出，鴉片土出咬 巴云。”[37]抽鴉片由南洋而入中國到雍正時，皇帝已開始禁煙了。1724年雍正禁煙的律令，比起荷蘭人來要溫和得多�！芭d販鴉片煙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fā)近邊充軍。若私開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jiān)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吸食鴉片者，只是“挨其戒絕之后，準予釋放”，[38]猶如今日的戒毒所。抽鴉片由巴達維亞而臺灣而閩廣沿海而入中國內(nèi)地。其功能或使用價值已與原先的罌粟湯完全不同，臺灣“士人吸此的導淫具”，鴉片成為“媚房中”的“邪術”。從藥品變成享樂性的奢侈品，全在鴉片的使用方式與價值的變化。1729年漳州知府李國治判行戶陳遠私販鴉片34斤有罪充軍，巡撫劉世明復審，根據(jù)藥商認驗鴉片為藥材，不僅將陳犯無罪釋放，反而治了知府本人的“故入人罪”。雍正皇帝朱批：“妄以鴉片為鴉片煙，甚屬乖謬。”實際上，鴉片與鴉片煙，本無區(qū)別，只是看如何使用。販毒品者治罪，販藥品者無罪，判決是不能根據(jù)鴉片本身做出的，只能根據(jù)鴉片的使用方式與價值做出，只有使用方式與價值，才能決定鴉片究竟是藥品還是毒品。法律的漏洞說明人的觀念中的漏洞。

　　從飲食到吸食，從藥品到奢侈品，鴉片的使用方式與價值的轉變造成鴉片文化意義的轉變。藥品變成了毒品。歷史研究不僅應該注意鴉片貿(mào)易，還應該注意鴉片的生產(chǎn)與消費方式，以及鴉片使用本身的文化屬性。抽鴉片未由中國人發(fā)明，卻由中國人發(fā)揚。西班牙人占領馬尼拉，將美洲的煙草帶到菲律賓，半個世紀以后，中國人已吸煙成風，崇禎皇帝不得不降旨禁煙了。中國人從西班牙那里學到抽煙，又從荷蘭人那里學到抽鴉片。1729年，雍正皇帝又得降旨禁鴉片煙。從崇禎到雍正，恰好百年，中國人開始抽煙，抽鴉片煙。從雍正到嘉慶，又是一百年。中國人不僅抽煙，將煙草混同鴉片抽，而且不再混煙草，只抽鴉片。嘉慶不得不再三厲行禁煙，因為鴉片煙已從“外洋流入內(nèi)地”由閩廣流入京城。如今吸鴉片煙者，已不僅是“沿海奸民”，帝國軍官，宮中侍衛(wèi)，貝勒貝子，甚至皇帝本人，都染上鴉片煙癮。嘉慶禁煙，已到最后的時刻了，鴉片煙正害人心、壞風俗，涂毒中華。

　　鴉片變成大眾消費品，涂毒中華

　　西方人不僅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教會了中國人抽鴉片，不久還大批量向中國販運鴉片。傳說中佛祖曾經(jīng)吸煙治病，不管其真實與否，如今的鴉片，確產(chǎn)于印度這個千年佛國。或許鴉片貿(mào)易早在西方人到來之前，就已存在于南亞社會。1520年前后曾經(jīng)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皮雷斯（Peres），發(fā)現(xiàn)馬來與印度士兵在上陣前，都食鴉片。英國商人拉爾夫·費奇（Ralph Fitch）1585年游印度，發(fā)現(xiàn)孟買與孟拉加，都有鴉片貿(mào)易。鴉片貿(mào)易并不是西方人的發(fā)明，但確實是西方人將它做好做大了。葡萄牙人首先發(fā)現(xiàn)鴉片貿(mào)易的價值，1518年葡萄牙遠征軍司令阿布克爾克(Abuquerque)從馬六甲寫信給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II)，建議開展鴉片貿(mào)易。荷蘭東印度公司到東方，不僅直接參與了鴉片貿(mào)易，而且還發(fā)明了吸食鴉片的方式：即將東印度的鴉片與西印度的煙草合起來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項改變歷史的發(fā)明，盡管在道德上意味著邪惡。荷蘭人販鴉片，只是從印度到爪哇，將荷蘭人的鴉片與鴉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帶到中國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國商人與移民。荷蘭人參與鴉片貿(mào)易，并試圖發(fā)展鴉片的資本功能，可事實上荷蘭人的功績不在于創(chuàng)造鴉片貿(mào)易的形式，而在于創(chuàng)造了一種鴉片消費的方式。下一步要待英國人來完成。

　　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在17世紀就參與到鴉片貿(mào)易中來，但直到普拉西戰(zhàn)役之后，才開始控制鴉片貿(mào)易并開創(chuàng)了龐大有效的鴉片貿(mào)易體系。英屬東印度公司首先組織調(diào)整印度的鴉片生產(chǎn)。過去印度的鴉片種植業(yè)一直是農(nóng)村零散的個體經(jīng)營性副業(yè)。英屬東印度公司實施壟斷經(jīng)營，將鴉片種植與加工變成一個集中化、系統(tǒng)化的國家經(jīng)營的產(chǎn)業(yè)。大批量生產(chǎn)的鴉片土從加爾各答或孟買裝船，運往馬來亞與中國，同時也銷售到北印度各省。鴉片生產(chǎn)與消費通過東印度公司的販運，形成一種有機互動的聯(lián)系。1773年，英國商人開始將印度鴉片直接從加爾各答運往廣州，1780年，英東印度公司開始壟斷經(jīng)營鴉片貿(mào)易，10年以后，中國的鴉片進口量已從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飛漲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鴉片，已超過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銷往中國。鴉片生產(chǎn)在印度，鴉片消費在中國，正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利潤一同飛漲。人們不僅應該思考鴉片生產(chǎn)促進了鴉片消費，也應該注意鴉片消費如何促進鴉片生產(chǎn)。

　　吸食鴉片的消費方法使鴉片作為享樂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國社會普及。那是真正水深火熱的世界，英國人喝茶，中國人抽鴉片煙，而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這兩個世界聯(lián)結起來，創(chuàng)造了世界現(xiàn)代文明一段輝煌又慘痛的歷史。鴉片消費方式的轉變，使鴉片從藥品變成毒品性的奢侈品。中國人抽鴉片，在鴉片加工、吸食器具與吸食儀式上，都進行了精美化處理。印度鴉片煙土分三等，“公班”、“白皮”與“紅皮”，進口后還要加工，先浸三夜水，去渣存汁，再煉成膏，分顆粒。吸食方法也頗講究，器具有煙槍煙燈，煙槍如洞簫，煙燈以銅為蓋，玻璃為罩，甚為精雅。吸煙者兩人橫臥煙榻，傳筒對吹。有詩描繪抽鴉片的場景：“琉璃八角銀作臺，隱囊臥褥相對開，海外靈膏老鴉翅，象牙小盒蘭麝味，錦衣兒郎富家子，愛逐秦宮同臥起，東輪西魄出沒藏，短檠巧奪日月光，�！。！。！∷魑此煅搿�…”[39]

　　吸食純鴉片，是鴉片文化的中國化或中國本土化。它最終在文化性質(zhì)上確定了鴉片的奢侈性毒品的性質(zhì)，也為鴉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基礎。荷蘭人發(fā)明了抽鴉片的方法，中國人將其進一步地精雅化、純粹化。印度人在孟加拉各省，大量種植鴉片，而英國東印度公司，終于找到補償長期以來茶葉貿(mào)易逆差的貿(mào)易品。對英國來說，鴉片貿(mào)易不僅可以扭轉茶葉貿(mào)易的逆差和西方向東方擴張三個世紀以來的白銀出超的狀況，而且還為維持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財政經(jīng)費。對中國來說，鴉片貿(mào)易不僅造成白銀外流，所謂“每歲漏＃數(shù)百萬雨”，而且“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有詠吹煙詩道：“鶯粟花包米囊子，割槳熬煙詫奇美。其黑如漆膩如紙，其毒中人浹肌髓，雙枕對眠一燈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聳山鼻流水，見者咸呼鴉片鬼。富者＃欲甘比匪，貧者貪利不知恥，倫常敗壞家室毀……[40]

　　茶進入英國生活，從藥品變成奢侈品，消費階層首先是上流社會。鴉片進入中國生活，也是從藥品變成奢侈品，消費階層首先是上流社會。二種外來物品進入本土生活的過程基本相似，其使用價值與消費階層，都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使用價值的轉變是從藥品到奢侈品到大眾消費品，消費階層的轉變是從皇室顯貴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層百姓。英國皇家調(diào)查團1894～1895年間對中國煙毒情況做的調(diào)查資料表明，鴉片進入中國社會與茶進入英國社會的三個接受階段，基本相似，這是奇怪的巧合。艾謝德指出：“首先，鴉片是治療或預防癥疾、肺結核和痢疾的藥品。這是鴉片最初的用途，它還只是藥房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種珍貴的阿拉伯藥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使在1900年，中國有8,000,000煙民，煙毒達到高峰時，鴉片也還在作為藥材使用。其次，鴉片是一種社會奢侈品。它從治病藥品變成小康人家健康時的消遣物。政府官吏、士兵、滿族婦女，游手好閑的官宦子弟，將抽鴉片當作消閑優(yōu)游、不事勞作的富貴生活的象征。第三，鴉片是一種食物，或者食物的替代品。鴉片作為一種麻醉品，它可以減少食欲，那些饑飽無常的苦力、船夫、長時間工作的礦工如四川的鹽工，可以使用鴉片抗饑耐勞。”[41]鴉片作為珍貴藥品或“貢品”，首先在皇親貴戚、社會顯達中使用。唐宋間流入中國的波斯或阿拉伯鴉片，數(shù)量很少，所謂“前代罕聞”，使用者也多在皇親貴戚與士大夫階層，如辛棄疾與蘇軾。明代鴉片仍為貢品�！锻鈬鴣砦摹放c《大明會典》，記有暹羅、爪哇、榜葛剌進貢烏香或鴉片，烏香即鴉片。清初鴉片煙從海外流入閩廣沿海，消費形式的改變最終使稀有的藥品變成昂貴的奢侈品——煙，消費階層也從上流社會轉向一般富家子弟，“塊土價值數(shù)萬錢，終歲但供一口煙”。[42]鴉片從藥品變成享樂性奢侈品，就發(fā)生在從雍正到嘉慶的一個世紀里。乾嘉時人姚君游廣東，回來后向友人俞蛟描繪粵人吸鴉片的“旨趣”：“其氣芬芳，其味清甜，值悶雨沉沉，或愁懷渺渺，矮榻短檠，對臥遞吹，始則精神煥發(fā)，頭目清利，繼之胸膈頓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jié)欲酥，雙眸倦豁，維時指枕高臥，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魂駘宕，真極樂世界也”。[43]

　　百年間鴉片從藥品變成享樂性奢侈品，鴉片的使用方式，使用價值，使用者與使用者所屬的社會階層都變了，使用者從病人變成正常人，從上流社會變成有錢有閑的富家子弟與仕途中人。俞蛟說“近日四民中，惟農(nóng)民不嘗其味，即仕途中亦有耽此者，至于娼家無不設此以餌客，然嗜好過分，受害亦甚酷�！盵44]茶進入英國社會，作為藥品的階段大概在1650－1720年間，作為奢侈品的階段大概在1720－1790年間，最后落實為大眾消費品，則完成于1790至1860年間。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時間大概相等。鴉片進入中國社會的藥品階段，大約持續(xù)了一千年，而從藥品到奢侈品，則只用了一百年，從奢侈品最后成為大眾消費品，大概只用了50年。乾嘉時人俞蛟還說四民中農(nóng)民未嘗煙味，到道光初年，程春海已感嘆：“粵中鴉片煙滿地，雖乞兒亦啖之”。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馳禁”，道嘉慶年間每歲輸入鴉片，不過數(shù)百箱，“近竟多至二萬余箱”，“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游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45]此時，鴉片消費者似乎已從富家子弟到一般百姓了，所謂“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yōu)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方第日中”。[46]到同治年間，中國的吸煙人口已達4000萬人，將近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國本土出產(chǎn)的鴉片產(chǎn)量已超過進口的鴉片產(chǎn)量。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國消費的鴉片，則占世界鴉片總產(chǎn)量的85％。

　　四、煙消散了神州

　　茶進入英國生活，在個人健康、社會倫理、經(jīng)濟政治方面，都促進了英國的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鴉片的作用在中國，卻恰好相反。它自始至終伴隨著中華千年帝國的最后的衰敗，不管是作為原因，還是作為結果，或者同時作為原因與結果。

　　茶與鴉片，相同的本土化過程，相反的社會歷史作用

　　茶與鴉片，輕飄飄如水似煙，將舊大陸東西兩端兩個最為遙遠的國家，聯(lián)結到一個水深火熱的世界里。一天六杯熱茶、三筒鴉片煙，原本都是外來的，生活中沒有必要的奢侈品，如今在逐漸普及的消費者那里，卻成為一日三餐般的日常必需的消費品。茶與鴉片作為泊來品，在英國與中國的本土化過程，經(jīng)歷了相似的三個階段，而這相似的三個階段，在不同國家的社會歷史意義，卻完全相反。茶進入英國生活，在個人健康、社會倫理、經(jīng)濟政治方面，都促進了英國的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鴉片的作用在中國，卻恰好相反。它自始至終伴隨著中華千年帝國的最后的衰敗，不管是作為原因，還是作為結果，或者同時作為原因與結果。

　　茶與鴉片作為商品，在某種意義上有著共同的特征，它們本來都不是生活品的必需品，但將它作為奢侈品消費的消費者一旦上癮，它就變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表現(xiàn)出取代原有必需品的傾向。茶進入飲食，鴉片進入呼吸，而呼吸與飲食是人維持生命的最基本的條件，茶與鴉片又成為飲食呼吸中必不可少的東西，這是一個奇妙的轉化過程。馬斯洛提出于人的五種需求層次從生物到文化提升的金字塔結構：生理需求，如饑渴，是基礎層，依次向上則為安全保障、社會歸屬與尊重、認識與審美、最高層為自由創(chuàng)造和自我實現(xiàn)層。茶與鴉片的消費轉化過程，恰好是倒金字塔結構。茶與鴉片首先作為上流社會的昂貴的奢侈品，滿足消費者的自我實現(xiàn)與審美需求。喝茶與抽鴉片，最初都是為了尋求一種異域浪漫的刺激，甚至在過程與結果上具有美學意味。英國上流社會的茶點過程精雅化，具有明顯的審美表演性，類似于東方的茶道。中國上流社會抽鴉片，不僅過程與方式精雅化，其恍惚迷離的境界，在心理體驗上類同于莊禪理想的審美自由的境界。有詞描摹鴉片三味：“一榻橫陳。大好煙霞，色香味聲。看星星微火，剔開余焰，喁喁細語，暢敘幽情。欲脫還粘，將離仍即，九轉還丹侯已成。垂涎處，正彈丸脫手，呼吸通靈。多君彩筆縱橫，更一縷情絲裊獨清。嘆百年幻景，浮生若夢，九州高外，酣睡難醒（‘九州惟高臥，四海此傳燈’，本南匯丁時水先生制聯(lián)）……”[47]蘇智良指出：“鴉片比較適合東方人的性格與口味。與大麻、可卡因類毒品的興奮作用截然不同，鴉片類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動得到鎮(zhèn)定，讓緊張變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達到無煩惱、無憂慮的解脫，寧靜和平衡：仿佛可以遠離人世的喧囂，競爭，廝殺與騷動，進入一種無憂無慮的超脫境界。”[48]

　　上流社會的奢侈品逐漸擴大消費群，便成為一種時尚，許多人從中獲得身份認同的體驗。茶與鴉片的消費在英國與中國歷史上，都曾是財產(chǎn)與權力、地位的象征。在所有這些消費層上，茶與鴉片的文化意義都大于生化意義。直到最后，它們才成為一種生理需求的、維持生命的必須品�？梢蝗諢o餐不可一夕無煙。鴉片煙如飲食吸呼，日不可廢。中國社會接受鴉片的需求層次的轉變，也表現(xiàn)在個體鴉片吸食者身上。朱榴描述吸煙上癮的階段性需求變化：“凡子弟吃煙，其始必貪漁豬脂粉，借此娛情，志不在煙也。繼則惟求窗幾明凈，器具精潔，不復作他想矣。此其一變也。繼而又思地位隱僻，無人覷破，以作莬裘之計，不暇求精矣。此又一變也。繼而又欲煙好灰輕，須得真實受用，跡已敗露，不復為人諱也。此其又一變也。繼則日事呼吸，資用益繁，須求價廉，可以日支，美惡不必問矣。此其又一變也。繼而癮大力窮，時形拮據(jù)，但求賒欠，以濟目前之急，即價不廉，亦不敢較也。此其又一變也。繼又手無寸鐵，賒亦無主，強欲斷癮，終覺難忍，乃假無事消閑之態(tài)，尋平時之相識者，以冀噓爾而與。此其又一變也。至諸事不顧，百丑盡出，更為下矣�！盵49]

　　茶與鴉片的本土化過程相同，社會歷史作用卻完全相反。茶進入英國社會，在民生道德、經(jīng)濟、政治上都對其現(xiàn)代文明進程起到積極的作用。鴉片進入中國，則與中華帝國的最后衰敗直接相關。在鴉片與滿清衰亡的關系上，原因論者認為，鴉片畢竟是外來品，它損害健康、腐化風俗、破壞經(jīng)濟、導致西方入侵與政治混亂；
結果論者質(zhì)疑，鴉片流傳世界從西到東，為何獨害中國？許多國家都成功地禁絕鴉片煙，為什么中國屢禁不絕？鴉片到中國海岸，中國有一個加工分銷的商業(yè)網(wǎng)散播，有一個貪污腐敗的官吏網(wǎng)保護它，有一個有閑有錢的階層消費它，有一個普遍絕望悲觀、逃避現(xiàn)實的社會心理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國不是因為抽鴉片而衰亡的，而是因為衰亡已經(jīng)開始，鴉片成為社會各階層人慰籍失望與痛苦、逃避現(xiàn)實的工具。實際上兩種觀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鴉片煙作為一種外來毒品，確實在各個方面危害了中國社會，直接關系到帝國的衰亡，同時，中國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也為鴉片進入中國提供了制度與精神上的接受條件。因此，他們應該在雙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鴉片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破壞。這種破壞是從鴉片煙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各地區(qū)的普及開始的。

　　“粵中鴉片煙滿地，雖乞兒亦啖之”，鴉片煙從上流社會的奢侈品到大眾百姓的日常消費品，消費者社會階層的轉變也伴隨著中國本土消費地域的三次遷移，首先是東南沿海，其次是西南西北等鴉片種植區(qū)，最后才到中原東北[50]。作為藥品的鴉片，使病人變成健康人，作為毒品的鴉片，使健康人變成病人。程春海（嘉慶道光年間人）道“粵中鴉片煙滿地，雖乞兒亦啖之”，不過是他為自己的詩歌做的注中的句子，其詩寫得具有反諷式沉痛：“天生靈草阿芙蓉，要與饔餮競大功，豪士成金銷夜月，乞兒九死醉春風……”茶進入英國生活與鴉片進入中國生活的過程基本相似，最后都成為大眾日常消費品。作用卻完全相反，茶成為佐餐飲料甚至食品化，有益于英國人飲食結構的合理化發(fā)展與健康營養(yǎng)，鴉片則有害健康，它不是食品，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食品的替代品。凡抽鴉片上癮者，多茶飲不思，甚至茶飲可以時廢，而抽煙卻片刻不可差。正如一個潦倒士人，在自己的煙鋪門口寫的對聯(lián)：“三起三眠，永朝永夕；
一噴一醒，如渴如饑�！盵51]

　　“竹筒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饑可飽”。鴉片成為飲食的替代品，與茶的功能完全相反，它破壞了中國傳統(tǒng)的茶飯結構，直接損害人的健康，上癮者“珍羞果腹色如菜，鮮衣被體神似丐”。[52]我們在茶進入英國社會生活的過程中，看到茶在營養(yǎng)健康、社會倫理、經(jīng)濟政治方面對英國現(xiàn)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積極影響，在同一模式下，我們也可以看到鴉片進入中國在這三個方面的消極影響。鴉片煙對個人健康的破壞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鴉片對中國經(jīng)濟、政治的破環(huán)。幾乎所有的禁煙文件中，都提到白銀外流。由“漏銀”危機導致中國經(jīng)濟衰退，進而影響到政治穩(wěn)定。道光皇帝說，“此物不禁絕，使流行于內(nèi)地，不但亡家，實可亡國”。[53]晚清中國內(nèi)憂外患，都與鴉片相關。鴉片對社會倫理的惡性影響，同樣發(fā)人深醒。就家庭倫理來說，鴉片破壞了傳統(tǒng)的家庭秩序。上癮者“不問兒啼饑，不顧婦無襖”，傾家蕩產(chǎn)，富者變貧，貧者做匪。抽鴉片毀家敗俗。從表面上看，鴉片煙館作為公共社交場合，類似于英國的茶館。如時人所描述，“三兩口，精神爽快，一盞燈，團圓精彩。好形影，相傍相偎，結詳和，煙光靄靄。道家常，嘴對嘴，扣合同，腮對腮。土地松香，圍住一堆，你起我睡，你讓我推。因此上，人人貪、個個愛，將一座好神州化作煙世界�！盵54]實際上，坐而飲茶與臥而吹煙，作為公共活動，其社會功用完全相反。茶國結構的公共生活是積極的，入世的，可能釀成公共輿論與民主力量，而煙館結構的公共生活卻是消極否定的、出世的。那位為茶作文的萊頓大學教授從醫(yī)學角度證明茶的最大的功用是使人清醒，飲茶可以使人終夜讀書或者談天。而抽煙者都明白煙使人沉醉，使人白日入夢，夢境連綿。俞正燮《鴉片煙事述》也從醫(yī)學角度證明吸煙之惡果：鴉片“初吸精神煥發(fā)”，常吸則“精神困頓”，“吸煙久其人必畏葸庸瑣，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55]

　　茶使人入世，煙使人出世，相似的社交方式，相反的社會效果。茶與鴉片，同樣輕薄，如水似煙的泊來品，進入英國與中國社會，其過程與方式相似，其歷史作用卻完全相反。18世紀中葉，翰威論茶“有害健康、拖貧經(jīng)濟、搞垮國家”，用作反茶的理由，似乎有些荒誕，如果用來禁煙，理由則非常充分而準確了。一個世紀之后，出使英國的中國第一任駐英大使郭蒿燾力申禁煙，也是從個人經(jīng)驗開始，說明鴉片煙“有害健康、拖貧經(jīng)濟、搞垮國家”的。“……蒿燾少時尚未聞此（指鴉片煙），于時物利豐阜，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后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洋務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伐賊民生，耗竭財力，實為導亂之源……”[56]

　　衛(wèi)斯理、翰威反茶之論，因為無稽已成笑談；
郭蒿燾等人禁煙之說，卻因為事實，而令人沉痛。鴉片確可亡家亡國。18世紀中葉，英國人反茶，19世紀中葉，中國人禁煙。反茶者將有益說成有害，禁煙者將有害說成有害，最奇怪的是尚有將有害說成無害的，英國人認為，他們賣給中國人的鴉片是一種珍貴的藥材。

　　鴉片意識形態(tài)

　　鴉片在中國的代稱是煙或土或者煙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英國則常稱作藥（drug）。威廉·享特（W. Hunter）鴉片戰(zhàn)爭前后在廣州，他說盡管中國皇帝三令五申禁煙，可他們在中國貪官的保護下“像以前一樣繼續(xù)出售洋藥”。任何一個流行術語，都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含義。它意味著人們對事物的態(tài)度與評價、欲望與恐懼以及他們需要通過語詞來表現(xiàn)與遮蔽的東西。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或潛意識中，將鴉片稱為藥，即對鴉片作為物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經(jīng)濟政治活動的意義做了規(guī)定。首先，藥品是用來預防、治療、診斷疾病的，是救死扶傷的珍品，在人類社會中具有重要的肯定性價值。一旦將鴉片歸為藥，既賦予鴉片一種似乎合理的昂貴價格，又賦予鴉片貿(mào)易一種看上去合法的性質(zhì)，甚至可能使毒品貿(mào)易具有道德肯定意義。藥品貿(mào)易救死扶傷，是一種人道的、合法的商業(yè)活動，它遮蔽了鴉片貿(mào)易的罪惡本質(zhì)，表現(xiàn)一種似是而非的偽正義。其次，藥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藥品或毒品，就事物本身來說，并無明確區(qū)別，區(qū)別在于使用者選擇使用的劑量，任何藥品一旦過劑量使用，都可能變成毒品。因此，即使鴉片在中國變成毒品，也與英國人販運無關，英國人不應受到道義譴責，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是藥品，而中國人把它變成毒品了，道德墮落的是中國人。林則徐無法理解一個法治國家為何為非法貿(mào)易發(fā)動戰(zhàn)爭，不理解在絕大多數(shù)英國人的觀念中，鴉片貿(mào)易并不是不道德的、非法的。

　　鴉片是一個相對客觀的術語，藥或煙土作為其代稱，則賦予其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含義。煙字繁體寫作煙，一火一西一土，象形意義清楚，點火而吸西來之土，似乎造字之初，已預兆了后世的鴉片之禍。煙或土，都意味著某種輕薄的、無形的、無價值的、低廉甚至粗糙的東西。煙可與霞聯(lián)用，煙霞亦代指鴉片煙，其意味則由輕薄無形轉向輕盈超脫，自由幸福；
土則暗示其無價值與粗糙，但鴉片昂貴，人們“以金易土”（時人多用此語說明鴉片貿(mào)易的危害），是用最有價值的東西交換最無價值的東西。其反諷意義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過最虛無縹緲的煙獲得的，世間最珍貴的黃金用來交換最廉價的泥土，這種語義暗示的矛盾，說明人們觀念與現(xiàn)實中的困境。鴉片煙進入中國，在中國造成的絕境，不僅是明顯的政治、經(jīng)濟、道德上的，還包括某種文化哲學困境。人們在觀念深處或潛意識深處，是無法解釋或接受這一事實的，它甚至令人追究到，中國傳統(tǒng)理想化，審美化的自由境界，在獲得方式上，具有某種罪惡性。

　　鴉片問題在英國與中國都意味某種文化困境。術語分析可以揭示現(xiàn)實問題。英國用“藥品”指鴉片，知其害卻遮蔽其害，中國以“煙土”指鴉片，表現(xiàn)其害卻無可奈何。道光時代，中國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煙歷史了。但嚴刑酷法之下，卻屢禁不止。英國鴉片煙商在廣州生活，名義上受種種限制，實際上卻處處體會到自由。中國官方要嚴禁鴉片貿(mào)易，但他們無地無刻不在進行鴉片貿(mào)易，不僅是公開的，而且受到地方官的保護。亨特說那些年里在廣州商館的生活，就像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表面上看“受著一大堆限制，長時期的和當局沖突、審判、威嚇、生命危險，以及不知會發(fā)生什么變故的普遍不穩(wěn)定。中國當局三令五申，我們要遵紀守法、服從指令、要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生活，不要因頑抗和規(guī)外行動引起皇帝的忿怒。但是這僅是一些具文�！�…我們并不管這些官樣文章，我們只專心作買賣、劃船、散步、享用美食佳宴，日子過得很快樂……”[57]林則徐欽差南下，動真格禁煙，并圍困商館，燒毀鴉片，委實令英國人大吃一驚，他們既沒有意識到英國人販煙的罪惡，也沒有意識到中國人真會禁煙。沖突對中英雙方都有些突然。英國人沒有想到中國人真會禁煙斷了大英帝國的財路，中國人沒有想到大英帝國竟會為不法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吃驚！人們究竟是不了解自己，還是不了解對方？中國文化在理性與實踐層次上是否定鴉片的，在審美想象與潛意識狀態(tài)中，又有認同鴉片的傾向。西方人在理性與道德層次上，是否定鴉片貿(mào)易的，但在種族主義世界觀與經(jīng)濟政治擴張的實踐層次上，又有肯定鴉片貿(mào)易的傾向。亨特說，他在廣州那些年里（1825－1844），幾乎沒有不做鴉片貿(mào)易的英美商人，而依他40年在中國的經(jīng)歷，還沒見過一個中國人因吸鴉片而傷害身心的。中國人抽鴉片，“就像美國人與英國人喝酒提神一樣，喝酒與抽鴉片的不良后果，都微乎其微�！盵58]鴉片戰(zhàn)爭即將爆發(fā)，雙方都不得不思考鴉片問題。中國人堅持認為鴉片是有害的，而且是外夷的陷害。亨特的觀點在西方較有代表性，鴉片并不比酒有害，西方人習慣喝酒，中國人習慣抽鴉片，英商九死一生為中國人運送鴉片，猶如為災難深重的中國人送去慰籍他們心靈與肉體的圣膏(balm)，中國皇帝與大吏們?yōu)槭裁床荒荏w察民情、連百姓這一點點可憐的愛好的權利都要剝奪嗎？隨著中國禁煙，中英沖突加劇，越來越多的英國人開始為鴉片貿(mào)易辯護：鴉片是無害的，至少對中國人無害；
即使對中國人有害，也不是英國人的過錯。一位才華橫溢而又容易沖動的小冊子作家在致英國外相巴麥尊爵士的一致公開信中振振有辭地論辯：“如果有位病人用麻醉劑，劑量比醫(yī)生處方規(guī)定的用量多兩三倍，你能因此而指責醫(yī)生嗎？同樣，如果有人愛好抽鴉片而不喜歡喝酒，一般來說每天只應抽三筒，可他卻抽了6筒或12筒，你能因此而指責賣鴉片給他的商人嗎？”[59]中英沖突加劇，林則徐在廣東禁煙，英國出動遠征軍，戰(zhàn)爭爆發(fā)了。參加這場戰(zhàn)爭的一位英國海軍軍官，牧師的兒子艾略特·賓漢(E Bingham)寫的《遠征中國紀實》，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很多英國人對這場戰(zhàn)爭的了解，都來自這本書，他說：“目前許多人心理，都對我們目前在中國的行動的正義性發(fā)生懷疑，實際上，鴉片戰(zhàn)爭，這個流行的名字本身就是錯的，這是中國人的觀點，他們聲稱厲禁鴉片貿(mào)易，是因為鴉片壞人心、敗風俗，可事實上中國人民的道德與健康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華白銀外流’”[60]

　　茶與鴉片，關聯(lián)起世界兩端兩個帝國的興衰，而且最終導致了一場改變帝國的命運也改變世界格局的戰(zhàn)爭。

　　五、荒誕史詩：毒品帝國與毒品戰(zhàn)爭

　　沒有茶葉貿(mào)易造成的白銀出超，英商可能不那么急切地向中國運鴉片。沒有鴉片貿(mào)易，大英帝國的東方殖民事業(yè)就無法支撐。沒有鴉片戰(zhàn)爭，西方三個多世紀的東方擴張，就沒有進行到最后的凱旋……有人從歷史中看出輝煌與悲壯，有人卻看出荒誕。地球兩端兩大帝國的興衰關聯(lián)，竟系于輕薄無聊、如水似煙的茶與鴉片，而生活中本來最無足輕重的物品，卻導致了歷史上改變民族與世界命運的最沉重的戰(zhàn)爭……

　　為了“藥品／毒品”的擴張

　　1957年，法國荒誕派劇作家阿達莫夫完成了一出“史詩劇”《巴奧羅·巴奧列》。劇中的主角巴奧羅·巴奧列是位做珍稀蝴蝶貿(mào)易的商人，在美洲與南太平洋收購珍稀蝴蝶，賣給一位叫瓦薩爾的富商，瓦薩爾的業(yè)務是生產(chǎn)、出口駝鳥毛，據(jù)說駝鳥毛構成法國第四大出口商品，中國滿清王朝滅亡，歐洲一戰(zhàn)爆發(fā)，都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珍稀蝴蝶與駝鳥毛生意。這是一出帶有荒誕色彩的史詩劇，荒誕之處在于，珍稀蝴蝶、駝鳥毛，本來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甚至毫無實用價值的東西，可它一旦成為貿(mào)易品，卻凝結了整個國家政治經(jīng)濟命運，甚至影響到世界范圍內(nèi)的戰(zhàn)爭或和平�，F(xiàn)實世界是通過在商品流通中形成的金錢與權力關系運行的，而這些商品，卻常常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東西。

　　藝術的意義是打破流行的俗見，使人們發(fā)現(xiàn)世界的真實。不是藝術荒誕，而是藝術發(fā)現(xiàn)了世界本身的荒誕。15世紀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可是，如此宏闊的事件，不管是人類的幸福還是人類的災難，在動機與主導因素上，都顯得渺小、微不足道、給人一種極不協(xié)調(diào)的荒誕感。最初的遠航是為了胡椒，富人餐桌上的一小撮調(diào)料，既不可充饑又不可御寒。蒙古帝國崩潰，土耳其人入侵、傳統(tǒng)的東西貿(mào)易通道中斷了，伊比利亞人探索新航道。偉大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動機，除了微不足道的胡椒之外，還有捕風捉影式尋找長老約翰的國土。歷史敘述中偉大的事業(yè)經(jīng)常起于微小無聊的動因，既荒唐可笑又沉重可悲。西方資本主義擴張中幾類主要的洲際貿(mào)易品，都令人不可思議，一是感官刺激物或興奮劑，其中包括胡椒、香料、可可、咖啡、煙草、茶與鴉片，二是貴金屬，如黃金與白銀，三是日用奢侈品，如絲織品、瓷器，四是人——奴隸貿(mào)易。歐洲之外的傳統(tǒng)世界依舊是靜止的，西方冒險家四處流動、串通了世界，他們用美洲的白銀煙草交換亞洲的香料，可可與咖啡，茶與絲織品、瓷器，美洲有自然資源缺少人力資源，美州的印第安人多死于歐洲的大炮與感冒，非洲有人力資源無自然資源，黑人是非常強健的勞力，于是歐洲人就將非洲人捕去美洲當奴隸，種煙草挖銀礦。結構巧妙的世界經(jīng)濟體系，最初就是這樣形成的。探險、發(fā)現(xiàn)、征服、貿(mào)易、所有壯闊的行動，似乎都為了那些無足輕重的東西，而且所有這些無足輕重的貿(mào)易品，不僅幾乎沒有一樣是生活必需品，在道德意義上，也都值得懷疑。興奮劑、奢侈品、人，都不應該是正當?shù)馁Q(mào)易品。尤其是興奮劑類，可能是藥品，也可能是毒品。特洛基（）在《鴉片，帝國與全球政治經(jīng)濟》一書中指出：歐洲擴張過程中主要的世界貿(mào)易品，可可、咖啡、茶、煙草、酒、鴉片，都屬于Drug（藥品／毒品）[61]。作為廣義的興奮劑，它們的作用可以分為四種：一是在一定程序上治療某種身體上的不適；
二是在繁重的體力勞動、旅行或戰(zhàn)爭中提神、緩解肉體的壓力；
三是在某些宗教活動或巫術儀式中，改變?nèi)藗儗ΜF(xiàn)實的感知，導致某種迷狂狀態(tài)；
四是純粹為了享樂使用，它能使人興奮、沉醉，使人感受到特殊的幸福、歡暢、激昂或沉靜、智慧與雄辯。[62]人類有幾千年的藥品／毒品貿(mào)易史，但只有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時代，才體系化、普遍化�？Х�、可可、巧克力、煙草、茶進入西方，起初都作為藥品，也都曾被認為具有毒性，最后也都從奢侈品變成大眾日常消費品。在這一長串興奮劑商品單上，鴉片最后一個出現(xiàn)，而鴉片不論作為藥品還是毒品，效果都更強烈。

　　西方早期資本主義世界經(jīng)濟體系的發(fā)展，從香料貿(mào)易開始，到鴉片貿(mào)易完成。從伊比利亞水手發(fā)現(xiàn)新航路開始，到八國聯(lián)軍進入北京完成。

　　哥倫布與達伽馬，在15世紀最后10年里發(fā)現(xiàn)了東西航路，隨即西方就開始了一潮緊追一潮的世界性的擴張。從1519年科鐵斯（H.Cortes）到達墨西哥到1535年彼札羅（G. Pizarro）征服印加帝國，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帝國已經(jīng)基本建立。北歐國家向北美洲的擴張，不具有那么多的史詩般的凱旋色彩，不是因為沒有能力，而是因為沒有對手。北美沒有大的印第安帝國。北美的黃金、墨西哥的白銀、巴西的鉆石、加勒比海的糖，很快成為歐洲商人殖民者的大宗貿(mào)易品。歐洲人很早便發(fā)現(xiàn)了非洲，但一直沒有發(fā)現(xiàn)非洲的貿(mào)易價值，直到有人將黑奴販運到美洲。于是，美洲的自然資源與非洲的人力資源的互補形式的建立成為西方擴張中最有創(chuàng)造性，最有力也最殘酷的核心。到1750年，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美洲、非洲西方擴張的世界性金三角已經(jīng)形成。

　　遺憾的是，西方擴張在他們最初的目標，亞洲或東方的遭遇，卻不那么順利，兩個多世紀的努力，只在亞洲邊緣建立了一些貿(mào)易點和軍事要塞，而且除了在東南亞，所有這些貿(mào)易點或軍事要塞都岌岌可危，猶如當年十字軍在地中海東岸建立的那些基督教據(j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近代擴張是十字軍東征在更大范圍內(nèi)更有效的形式下的繼續(xù)。歐洲擴張勢力在亞洲受阻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相對遙遠之外，還有政治、經(jīng)濟、軍事與文化力量的對比。亞洲不同于美洲，它有深厚的文明傳統(tǒng)，有強大的完整的國家機構與軍事力量，而且在工業(yè)革命之前，在經(jīng)濟與技術的發(fā)展水平上，也并不落后于西方。西方擴張需要東方的香料、織物、飲料、瓷器，上述四類重要長線貿(mào)易品中，有三類都來自亞洲。但直到18世紀中葉，西方在亞洲只能在亞洲君主的許可下進行“伙伴貿(mào)易”，而且貿(mào)易的逆差很大。歐洲找不到亞洲需要的產(chǎn)品，只有拿美洲的白銀交換亞洲的“奢侈品”與“藥品／毒品”。那是個西方“白銀外流”的時代。[63]

　　鴉片，大英帝國東方殖民體系的黑暗中心

　　西方擴張500年歷史，以1750年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對西方而言，前250年最大的問題是東西方貿(mào)易的不平衡與政治軍事力量的相對平衡。葡萄牙人開辟了以果阿為中心的東方貿(mào)易網(wǎng)，荷蘭人繼承并發(fā)展了這個貿(mào)易網(wǎng)，將中心從印度西海岸移到更遠的東南亞的巴達維亞，并且使貿(mào)易更加系統(tǒng)化。系統(tǒng)化表現(xiàn)在貿(mào)易組織結構與物資結構上，香料貿(mào)易被有計劃地控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東西方從單一香料貿(mào)易發(fā)展到多項的紡織品、瓷器、咖啡與茶葉的綜合性貿(mào)易。荷蘭東印度公司衰落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又一點一點地繼承荷蘭人的東西方貿(mào)易體系，東西方貿(mào)易的中心從巴達維亞又移到巴達維亞與果阿之間的加爾各答。他們需要印度的棉織品與中國的茶，他們的問題依舊是，必須支付白銀。1700年前后，歐洲從亞洲進口的物資80％要用白銀支付。廣闊的亞洲大陸變成白銀的無底洞。改變這種局面的辦法，是歐洲在貿(mào)易上找到亞洲生活必須的商品，并在政治軍事上征服、殖民亞洲，而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18世紀中葉，轉機到來。首先是莫臥兒帝國迅速崩潰；
其次是早期工業(yè)革命武裝了英國的擴張力量；
最后是“中國潮”影響下歐洲市場對東方產(chǎn)品的需求加大。這三方面的因素構成西方對亞洲的殖民化的條件。1756年普拉西戰(zhàn)役之后，英國基本上建立了對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這樣，英國不僅解決了對印度貿(mào)易的問題，而且將印度變成原材料產(chǎn)地、勞動力產(chǎn)地與殖民擴張的基地。政治與軍事力量解決了經(jīng)濟問題，不僅在印度，而且進一步擴展到中國。荷蘭人已經(jīng)試圖用亞洲區(qū)域貿(mào)易的利潤補償歐亞洲貿(mào)易的逆差，英國人繼續(xù)努力，用東南亞的胡椒換印度的棉花，最后，最成功的是，用印度的鴉片換中國的茶。鴉片貿(mào)易不僅扭轉了英中貿(mào)易的逆差，甚至扭轉了兩百多年東西方貿(mào)易的逆差，而且鴉片貿(mào)易的利潤，成為英國維持在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的主要財政來源，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指揮與補給基地都在印度，中英戰(zhàn)爭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國利用印度殖民地打中國的戰(zhàn)爭。

　　鴉片貿(mào)易最終扭轉了兩個多世紀以來東西貿(mào)易的局勢。對于西方擴張的歷史而言，它的意義不僅是貿(mào)易與世界經(jīng)濟的，更重要的還有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世界政治的。在某種程度上說，鴉片貿(mào)易是整個大英帝國的基石，是西方建立世界經(jīng)濟體系中最核心的中樞性因素。特洛基指出，弗蘭克等人對18世紀后期東西方經(jīng)濟技術、政治軍事勢力對比格局的變化以及西方最終贏得對東方的優(yōu)勢的研究，忽略了鴉片貿(mào)易在其中起到的樞紐作用。鴉片是大英帝國甚至整個西方在亞洲的殖民體系的“拱頂石”(keystone)，所謂拱頂石，“就是指在一個大系統(tǒng)內(nèi)各種關系、結構最終依賴的因素�！比绻�我們將亞洲貿(mào)易當作一個相互依存的關系系統(tǒng)，就會發(fā)現(xiàn)鴉片具有決定各種變化的樞紐功能。19世紀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作為毒品的鴉片，一直是英屬印度輸出到中國的主要貿(mào)易品，盡管棉織品才是印度最有價值的產(chǎn)品。同時，毒品鴉片貿(mào)易的稅收是印度殖民政府財政的第二大主要來源。在50到60年間，鴉片也是中國最主要的進口產(chǎn)品，是十九世紀前半葉聚集在澳門、廣州的歐洲與亞洲商人最關注的貿(mào)易項目。鴉片貿(mào)易的利潤不僅可以支付東印度公司茶葉貿(mào)易的支出，而且，到十九世紀初，它還扭轉了三個世紀以來東西貿(mào)易中白銀流入中國的狀況。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注意到白銀外流的情況并厲禁鴉片貿(mào)易，才導致鴉片戰(zhàn)爭。而也正是因為鴉片貿(mào)易使大量白銀回流到英美商人手里，才積累起轉化為現(xiàn)代工業(yè)與企業(yè)資本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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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760或1770年前后起，鴉片貿(mào)易開始影響歐洲在亞洲擴張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并扭轉了局面。單獨看來，鴉片并不是西方在亞洲構建殖民帝國的最特殊或看上去最有價值的因素。它也并不是殖民政府費時最多、花精力最大的事項�；蛟S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鴉片貿(mào)易太平常了，無處不在，所從無人注意，隱入歷史背景中去了。它似乎只與英國在印度與東南亞進行的許多場戰(zhàn)爭中的少許幾場相關，與印度或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比較起來，也無足輕重。但是，鴉片之于大英帝國與西方世界經(jīng)濟體系，猶如酵母之于面包，袋鼠之于荒原，真菌之于森林樹木，它們是整個事物結構與其變化所依賴的基本因素。盡管一時仍難以證明，但完全可能的情況是，沒有鴉片就沒有西方的殖民帝國。鴉片，在資本主義發(fā)展與殖民財政體系中，聯(lián)結起一些關鍵因素，促進了整體關系，最終導致殖民帝國的建立。[64]

　　從胡椒到鴉片，一些無足輕重的、沒有多少實用價值的商品，甚至毒品，不僅發(fā)動了西方的資本主義擴張，而且最終完成了這種擴張。鴉片貿(mào)易不僅在經(jīng)濟上扭轉了三個世紀西方與東方貿(mào)易的逆差，在政治上還發(fā)展出維持殖民地統(tǒng)治并建立新殖民地的理想模式。從葡萄牙人的果阿到荷蘭人的巴達維亞，西方擴張勢力在東方建立的殖民地最終都垮于無力支撐。只有英國東印度公司找到了鴉片貿(mào)易，這樣不僅解決了公司收購茶葉的資金，也解決了英國殖民政府維持印度殖民地的財政經(jīng)費和進一步入侵中國的軍費。殖民帝國的理想形式是以殖民地養(yǎng)殖民地，以殖民地控制殖民地。鴉片貿(mào)易維持著英國在印度的統(tǒng)治，而英國在印度的統(tǒng)治，又成為征服中國的根據(jù)地。由鴉片貿(mào)易的利潤支持的大英帝國的艦隊從加爾各答出發(fā)開赴中國，在中國沿海進行陸上戰(zhàn)斗的，多是孟加拉兵團的印度士兵。鴉片貿(mào)易在資本主義世界經(jīng)濟體系中的作用還不僅限于殖民地的統(tǒng)治與開發(fā)，其終極貢獻則在于歐洲本土的工業(yè)革命。特洛基指出：“鴉片對歐洲與亞洲的殖民統(tǒng)治同樣重要。對于在亞洲的歐洲商人來說，鴉片貿(mào)易成為他們完成資本積累的主要渠道，沒有鴉片貿(mào)易，許多進一步的發(fā)展都不可能。英國的大企業(yè)、銀行與保險公司，都根植于亞洲貿(mào)易，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鴉片生產(chǎn)與販運。毒品鴉片在西方資本主義商業(yè)化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亞洲的殖民貿(mào)易中，鴉片是最初最徹底商業(yè)化的產(chǎn)品，是一種資本化的商品，它與其他藥品／毒品一樣，本身既是一個商品同時又創(chuàng)造其他商品。土地、勞動力、國家財政關系甚至國家本身，都通過鴉片貿(mào)易被商業(yè)化�！盵65]毒品貿(mào)易是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主要動因，這種說法猶如馬克思說資本主義每一根毛孔中都流著血一樣令人震驚。歷史令人遺憾的不是這種說法，而是這種說法表達的竟是一種歷史真實。

　　鴉片，一種毒品，構成大英帝國的黑暗中心。

　　東西方貿(mào)易對西方來說，主要是經(jīng)濟問題，對于亞洲來說，則主要是政治問題。鴉片貿(mào)易解決了西方的經(jīng)濟問題，卻最終帶來了東方的政治問題。西方在東方遭遇的四大帝國，奧斯曼帝國、波斯薩菲王朝、印度莫臥兒帝國與滿清帝國，在18世紀先后開始衰落，在上述帝國的衰落過程中，鴉片像一場瘟疫，從土耳其、阿拉伯到波斯到印度、最終落到中國并最后摧毀了這個最后的東方帝國。中國禁毒，有禁毒的權利卻沒有禁毒的能力，英國販毒，沒有販毒的權利卻有保護販毒的能力。當戰(zhàn)爭在不可避免的時刻爆發(fā)時，西方觀念中兩千年多年東西方對立斗爭的歷史格局，最終被改變了，西方征服了東方。1840年6月，15艦軍艦與5艘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商船載著4000名來自英國本土、愛爾蘭與印度的士兵開赴廣州。他們感覺自己是亞歷山大東征與羅馬兵團的真正繼承者。當時最負盛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Macaulay）寫道：“我們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還不至于卑微到對一點點輕慢都無法忍受的地步，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義律領事的文件中，有一段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相信也能打動大家，他描述他初到廣州，一上岸就被處于絕望憤怒中的同胞們圍起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從船上取來大不列顛的國旗，插在陽臺上。這一舉動讓人們看到希望，祖國會保護他們。人們自然會充滿信心。飄揚在他們頭上的是勝利的旗幟，這旗幟使他們意識到他們屬于一個永遠不會失敗，永遠不會屈服，永遠不容侮辱的國家，這旗幟提醒他們牢記他們的祖國將為她自己的兒女伸張正義、雪洗冤屈，讓世界最遠的角落也閃耀著她凱旋的榮光；
她曾讓阿爾及爾的國王屈尊道歉；
她曾為普拉西的死難者復仇，她偉大的榮耀從那一天起，偉大的護國者克倫威爾莊嚴地宣誓，他將使英國人的名字像當年羅馬公民的名字一樣在全世界受到尊敬……”[66]

　　如果在麥考萊這一段慷慨華麗的史詩性修辭背后，加上販毒的背景或?qū)嵸|(zhì)，人們就會在崇高的背后發(fā)現(xiàn)掩藏的邪惡，強烈的認識與價值上的對比或落差，會讓人突然感到可笑�；恼Q感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販毒建立起殖民帝國，販毒發(fā)動了侵略戰(zhàn)爭，而帝國與戰(zhàn)爭又被描述為史詩，以致最初那個黑暗中心反倒被遺忘了。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南京條約”的簽署結束。議和談判在南京靜海寺開始，這座寺院300多年前是為紀念鄭和遠航修建的。榮耀與恥辱的象征竟戲劇性地出現(xiàn)在同一地點。中華帝國的最后衰落正式開始了，西方擴張也到了最后凱旋的時刻。鴉片肇始的內(nèi)憂外患在中國釀成的一系列的災難，像一出五幕悲劇，太平天國、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甲午海戰(zhàn)直到義和團起義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悲劇達到高潮。滿清滅亡最后只剩下時間問題了。神拳在山東興起反洋教運動的時候，新世紀到來了。西方四個世紀的世界性擴張也達到其輝煌的高峰，在過去的光榮照耀下，未來甚至顯得有些令人迷惘，美國人塞西爾·羅德斯（S.Rhodes）夢想到征服、殖民其他星球：“這個世界幾乎已分配完畢，它所剩下的地區(qū)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們永遠也無法到達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這樣想，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吞并這些星球。看到它們這樣清楚而又那么遙遠，真使我感到悲傷�！盵67]

　　茶與鴉片，這類輕飄飄、如水似煙，無足輕重的商品，甚至毒品，在短短的兩個世紀間，成就了一個帝國，也毀滅了一個帝國。鴉片戰(zhàn)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茶與鴉片貿(mào)易導致的戰(zhàn)爭。沒有茶葉貿(mào)易就沒有鴉片貿(mào)易，茶葉貿(mào)易使英國“漏＃”，鴉片貿(mào)易使中國“漏＃”。賓漢在《遠征中國紀實》的導言中說：中國人用大量的白銀購買鴉片造成白銀外流，實際上這只是“還債”(return of a loan)，因為在英國向中國販運鴉片之前，英國“所有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都是用西班牙白銀換來的”。[68]

　　有人在歷史中看到史詩，有人在歷史中看到荒誕，而歷史本身就是文化構筑的記憶，它表現(xiàn)不同人與民族對知識與權力的經(jīng)驗與解釋，它表現(xiàn)在同一話語中，思想與行動、語言與實踐是如何統(tǒng)一的。鴉片戰(zhàn)爭是一個歷史的起點，近現(xiàn)代中西關系的觀念與行動，人們關于這些觀念與行動的集體記憶與遺忘，都從這次戰(zhàn)爭開始，甚至可以說從這場戰(zhàn)爭的命名開始。戰(zhàn)爭是歷史最樂于構筑的“大話語”。歷史在許多時候許多國家，都被寫成戰(zhàn)爭史，因為戰(zhàn)爭本身的宏大與激烈，痛苦與狂喜，最容易使歷史變成史詩，當然，也最容易將史詩解構到荒誕。偉大的事件起于渺小的動機，西方歷史從荷馬史詩開始，荷馬史詩敘述的是一場英雄角逐的東西方的戰(zhàn)爭，而這場滅族屠城的戰(zhàn)爭的真正起因，則是因為一個蘋果和一個漂亮女人。

　　起于希臘與特洛伊的東西戰(zhàn)爭，終于大英帝國與中華帝國，而這場系于帝國興亡的戰(zhàn)爭的真正起因，也是一些無足輕重的東西，一杯“能使人歡快而不使人迷醉”的水[69]和一縷能使人沉醉而不使人激奮的煙。

　　水深火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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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To Think of Tea! By Agnes Repplier,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2, P17-19.

　　[②] To Think of Tea, P30.

　　[③] All about Tea, P108.

　　[④] To Think of Tea, P32.

　　[⑤] To Think of Tea, P7.

　　[⑥] Sweetness and Power, by Sidney W. Mintz, Penguin Books, 1985, P248.

　　[⑦] Food and Drink in Britain, by C. Anne VV:son,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vs, 1991, P414, 415.

　　[⑧] 有關英國18世紀茶葉走私的情況，參見To Think of Tea, P31-56, Chap. Ⅳ， On the Smuggling of Tea into England.

　　[⑨] 《國民財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一版，下卷，第460－461頁。

　　[11] 有關軼事見To Think of Tea, P57-58, Chap. V. “On a Tea-drinker of England”.

　　[12] All about Tea,(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by William H. Ukers, M.A. Vol:Ⅱ,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405.

　　[13] China in World History, By S.A.M. Adshead,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289-291.

　　[14] To Think of Tea, P109.

　　[15] 轉引自Sweetness and Power, P117.

　　[16] The Case of Labourers in husbandry, by Davies, D., London: G.G. and J. Robinson, 1795, P37－39.

　　[17] Plenty and Want, by Burnett, J. London: Thomas Nelson Co. 1966, P62-63.

　　[18] A Manuel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urope and its Colonies, London: 1846, P172-173.

　　[19]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By B. Malinowski,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1944.

　　[20] 相關飲食文化學或飲食意識形態(tài)研究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可見

　　★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Nutrition, edit by Diva Sanjur, Hall.INC. Englewood Cliffs,1982.

　　★ Food, People and Nutrition, by Eleanor F.Eckstein, Av Publishing Co., Inc., West-Port,Connecticut, 1980

　　★ Nutritional Anthropology, by N.W.Jerome, R.F. Kandel, G.H.Pelto, New York; Redgrave, 1980.

　　★ Cultrue and Change in Relations to Nutrition, by M. Mead, Burgess and Lane, 1962.

　　★ Food in China: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nguiry, Boston: CRC Press, 1991.

　　★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Nutrition, by S.L. Doshi Jaipur and New Delhi: Rawat Publications, 1995.

　　[21] To Think of Tea, P34.

　　[22] 參見哈貝馬斯的重要論文《公共輿論的結構變化》。

　　[23] 有關論述參見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By TAN CHUNG,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P76-77.

　　[24] All about Tea, By Ukers. W. H.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 1935, vol.Ⅰ, P67.

　　[25] 有關英國茶稅狀況，可參見All About Tea, P Chapter Ⅶ,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Tea, P124-127.

　　[26] 轉引自Sweetness and Power, P115

　　[27] Sweetness and Power, P 158-159.

　　[28] 《德國思想家論中國》，P92頁。

　　[29] 相關論述詳見《白銀時代》（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3章。

　　[30] 有關世界范圍內(nèi)鴉片早期傳播的過程，參見“On the Trail of the Ancient Opium Poppy, by Mark·David·Merlin, London and Toronto: Rutherford, Madison, Teaneck,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zhàn)爭（一） 》，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5頁。

　　[32] 《本草綱目》下冊，第23卷，第1494頁。

　　[33]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zhàn)爭（一） 》，中國史學會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8頁。

　　[34] 明清之交。方以智（1611-1671）中國晚明清初哲學家、科學家。

　　[35] 參見Carl A. Trocki的引述：“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35.

　　[36] 《鴉片戰(zhàn)爭》（一），第288頁。

　　[37] 《鴉片戰(zhàn)爭》（一），第288頁。

　　[38] 《中國禁毒史資料》馬模貞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頁。

　　[39]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06、299頁。

　　[40]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06、299頁。

　　[41] China in World History, By S. A. M. Adshead, P292.

　　[42]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07頁。

　　[43] 《鴉片戰(zhàn)爭》（一）第296頁。

　　[44] 《鴉片戰(zhàn)爭》（一）第296頁。

　　[45] 《中國禁毒史資料》第50－51頁。

　　[46]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48頁。

　　[47] 《中國禁毒史資料》第252頁。

　　[48] 參見蘇智良《中國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49] 《中國禁毒史資料》第252頁。

　　[50] 參見《中國禁毒簡史》王金香著，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清道光年間的禁煙活動。”“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143-73、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51] 《中國禁毒史資料》，第255頁。

　　[52]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17頁。

　　[53]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17頁。

　　[54] 《中國禁毒史資料》第250頁。

　　[55] 《鴉片戰(zhàn)爭》（一）第289頁。

　　[56] 《鴉片戰(zhàn)爭》（一）第316頁。

　　[57] 《鴉片戰(zhàn)爭》（一）第235－236頁。

　　[58]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By William C. Hunter, Shanghai, 1911, P80.

　　[59] The Rupture with China and its causes including the Opium Question by a Resident in China (1840), P6-8.

　　[60]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by Commander J. Elliot Bingham, Henry Colburn, London, 1843, Vol Ⅰ, P1, 又參見本書文選。第 頁。

　　[61] 英語中Drng一詞，具有藥品與毒品的雙重含義。漢語中找不到對應詞，只好用“藥品／毒品”這一復合形式表達。

　　[62] 有關世界范圍內(nèi)的藥品／毒品的使用與貿(mào)易背景，參見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Ⅱ: All the drowsy syrlips of the World, P13-32.

　　[63] 有關問題參見《白銀資本》（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64] Opiun,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58-59.

　　[65]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9.

　　[66]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Ⅲ(1840), 轉引自 “The Dragon Wakes: China and the West, 1793-1911, by Christopher Hibbert, Longman, 1970, P142-143.

　　[67] （美）L·S·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吳象嬰校訂，《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566－567。

　　[68]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vol: Ⅰ, P1.

　　[69] 賓漢在《遠征中國紀實》的序言中寫道：“幾個世紀以來，我們與中國的交往純粹是商業(yè)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時代開始了，這個強大的東方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人民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此前中國一直把西方人當作半開化的野蠻人，用一種香草（指茶——引者注）交換我們的產(chǎn)品，這種香草如今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滿了使人歡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癗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vol: Ⅰ Preface,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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