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古人相比，當代人類的生活條件大大改善了。人類也因此而獲得了更多的選擇的自由，雖然離自由王國仍有著巨大的差距，但所面臨的種種約束，包括自然的、人文的，或者物質(zhì)的、精神的，均已經(jīng)大大寬松了。這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的選擇天地，人心的活躍也到了空前的地步。這在學術研究領域，也有著明顯的表現(xiàn)，最令人注目的是，當代學人已經(jīng)不太滿足于狹隘的專業(yè)化研究，已經(jīng)紛紛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本學科的傳統(tǒng)問題。以問題為中心，打破既有的學術藩籬，空前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空前地開闊了學者的思路。許多天性保守的人，不禁嘆息人心不古，規(guī)矩不立。但結果并未如他們所擔心的造成天下大亂，反而誕生了一門又一門的跨領域的交叉學科，也產(chǎn)生了一位又一位的大師級的跨學科的社會科學家。政治社會學就是這樣一門交叉學科。

　　第一節(jié) 發(fā)展歷程

　　政治社會學既是一門學科，同時又是一種研究方法。作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政治社會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才發(fā)展起來的，但作為一種方法，它的智識史一直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從智識發(fā)展史角度來看，政治社會學的學術源流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古典階段，即從古希臘羅馬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在此期間政治社會學的許多課題已經(jīng)提出并開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階段，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誕生，政治社會學核心課題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發(fā)展，但尚未有意識地研究政治社會學。戰(zhàn)后階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這是政治社會學正式產(chǎn)生并得以全面發(fā)展的時期。

　　一、古典階段

　　古典階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會學的萌芽階段。在這一階段，政治社會學的核心課題已經(jīng)為人們提出并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fā)意義的觀點。政治社會學的重要學者有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羅馬時期的西塞羅、圣·奧古斯丁，中世紀時期的托馬斯·阿奎那，以及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運動時期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等。

　　柏拉圖(Plato, 427BC─347BC)是古希臘的哲學家。他的政治社會學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理想國》、《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關蘇格拉底的審判及屈死的對話如《歐塞弗羅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圖對政治社會學的重要貢獻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認為國家有三種必要的職能：供應基本的物質(zhì)需要、保護和管理。履行這三種職能的有從事生產(chǎn)的工人、從事保護的軍人以及從事管理的統(tǒng)治者。執(zhí)行不同的職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構成了社會的等級。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適合的職能，國家就能夠保持正義。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與科學的矛盾，認為民主與科學(知識)是對立的，主張科學先于民主，認為應該由愛好智慧、掌握知識的人來擔任國王，這就是著名的“哲學王”。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也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并且是柏拉圖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會學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政治學》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學》實際上可以叫做《政治社會學》，因為該書討論的很多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社會學研究的問題。首先，他把社會和政治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認為社會、政治、國家是三位一體的�！墩�治學》開宗明義地指出：人類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樣，是群居的，個人結合成為家庭，家庭結合在一起成為村落，村落結合起來成為國家。國家是這一過程的極點，是人類共同體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因為只有作為國家的公民才能促進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類思考正義與非正義的能力，也只有在國家的環(huán)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雖然也是社會動物但更是政治動物，因為社會合作也需要政治組織，無政府是違反自然的。國家是最高級的社會組織。可見，亞里士多德是把社會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學》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會學著作。其次，亞里士多德探討過社會分層的政治效應，探討過政治穩(wěn)定以及革命發(fā)生的社會基礎。認為政治不穩(wěn)定或革命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騷亂的主要原因在于財富的不平等，貧富懸殊，窮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會發(fā)生。法治民主制的社會基礎是足夠數(shù)量的中產(chǎn)階級，因為中產(chǎn)階級既不富也不窮，如果他們?nèi)藬?shù)足以維持國家政治權力的平衡，那么法治民主就會穩(wěn)定。

　　西塞羅(106BC-43BC)是古羅馬的法學家。他繼承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認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國家是通過人們之間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體�；旌系恼�體是最優(yōu)的政體，真正的貴族是把國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羅的思想大多來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學者，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

　　奧古斯丁(354-430)是羅馬時期的神權政治論者，而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則是中世紀的神權政治論者。他們在政治權力的來源、性質(zhì)和社會權力結構方面的觀點自成一家。認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權力最終來自上帝，宣揚教權至上，主張教權高于君權，君權服從教權。

　　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學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論》和《佛羅倫薩史》等。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兩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個宗教考慮仍然占統(tǒng)治地位的環(huán)境里，用直率的語言揭開了社會政治及其理論的溫情脈脈的倫理面紗，向人們展示了赤裸裸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開創(chuàng)了現(xiàn)實主義政治分析的先河，為后世建立了實用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的和應用政治的學者的典型。其次，他開創(chuàng)了從權力角度研究政治學的先河。認為人是反復無常并且傾向于作惡的，正是權力才能夠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堅強的統(tǒng)治者所制定并強制實施的法律約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國家或其統(tǒng)治者完全有理由運用壓倒一切的權力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并抵御來自內(nèi)外的反抗。第三，他還研究了統(tǒng)治權術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獅子與狐貍”理論，拓展了政治權力研究的新領域，對政治問題進行了技術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實際上都是從社會角度來研究政治的。在這些思想家中，對政治社會學有特殊貢獻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鳩。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氣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并對這種作用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其次他對政治權力本質(zhì)的認識比前人前進了一大步，認為一切掌握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要防止濫用權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權力制約權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權分立理論。這一成果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發(fā)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具有重大意義。而洛克、盧梭等則從社會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統(tǒng)治的基礎，認為社會契約是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基礎，從而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統(tǒng)的契約理論。

　　十七世紀以后，孔德明確地提出了社會學這一概念，他主張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xiàn)象，并且認為政治現(xiàn)象也是社會現(xiàn)象的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動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現(xiàn)象研究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逐漸偏離哲學方法，轉而采用科學實證的方法，于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開始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并于十九世紀末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政治學也在社會科學研究實證化的大潮之下，逐漸放棄哲學方法，也在本世紀初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這一切都大大地促進是政治社會學的發(fā)展。這就把政治社會學的智識史推進到了近代階段。

　　二、近代階段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治學和社會學都誕生于這一階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爾斯的精英理論、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韋伯的官僚制度理論和政治權威合法性理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影響最大。他們都被后世追認為政治社會學的先驅作家。

　　精英理論家認為，人類的每一種組織都是由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少數(shù)人控制的。這些人在各種社會組織中高居要職，在政治組織中也不例外。他們左右著各種社會政策，尤其是左右著國家的政治決策，故被稱作精英。社會中的權力也主要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社會中的權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并且這種不平衡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精英一詞是由意大利經(jīng)濟學家和政治社會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首先使用并使之成為社會科學的流行語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靈和社會》一書中認為，精英是每個人類活動領域中能力最強的人。所有社會的成員均可以分為精英和非精英。統(tǒng)治精英通過強制和受其操縱的公眾的同意來維持其統(tǒng)治地位。統(tǒng)治精英根據(jù)其品質(zhì)不同，可以分為狐貍型的精英和獅子型的精英。政治變遷就是兩類統(tǒng)治精英的循環(huán)替換，一旦一類精英適合于處理某種事件，該精英就會上臺。狐貍型的精英能夠通過政治花招來贏得普遍的贊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們因普遍的贊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來維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獅子型精英敢于有組織地使用壓制和脅迫，但易于變得過分保守、遲鈍，無法取信于民，他們通過以暴力維持秩序上臺，但也因暴力過分而下臺。歷史就是這兩類精英之間的交替循環(huán)。

　　莫斯卡(Gaetano Mosca, 1858-1941)也是意大利政治理論家。他于1896年出版了《統(tǒng)治階級》一書。他認為，在所有社會中，都有兩個階級，一是統(tǒng)治階級，一是被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階級雖然是少數(shù)人，但卻是有組織的，并且掌握統(tǒng)治權力。他們總會竭力通過一種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則來證明自己統(tǒng)治的合法性，并用合法的、專斷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而政治和社會的變遷也只是在位的統(tǒng)治階級和想掌握政治權力的在野精英沖突的結果。

　　米切爾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是身具德國、法國、意大利三國淵源的政治社會學家。1911年出版《政黨論》一書，提出了著名的寡頭鐵律，他認為每一種組織中都存在著一批保守的統(tǒng)治寡頭，他們居于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所有正式組織(包括各種政治組織)的管理原則都是有悖于民主的多數(shù)統(tǒng)治原則的，任何組織都是有寡頭統(tǒng)治的。政黨組織在取得國家權力之后，便變成更加保守的力量，專注于維護秩序和穩(wěn)定，以保證其對社會的統(tǒng)治�？傊�，只要有組織存在就有寡頭統(tǒng)治的趨勢。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是法國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會學思想表現(xiàn)在《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中。他的貢獻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首先他討論了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脅。認為民主就是公民參與政治，公民政治權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獲得這種平等的自由�，F(xiàn)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紀的民主革命和工業(yè)革命基礎上產(chǎn)生的。他系統(tǒng)地分析了民主社會的發(fā)展趨勢以及必然面臨的威脅如多數(shù)人的暴政。他認為，民主政治將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體，人類進入民主時代之后，大規(guī)模的革命將會減少，智力活動將會長期停滯不前，中央集權將繼續(xù)發(fā)展，并有可能使民主政治變成一種平庸的統(tǒng)治。為了對付這些威脅，補救的措施就是發(fā)展地方自治，發(fā)展地方民主，同時鼓勵發(fā)展自愿的社團組織，使社團成為抗衡國家權力的力量。其次他還探討了大革命產(chǎn)生的根源，認為革命爆發(fā)并不是暴政最為嚴厲的時期，而是在暴政轉向溫和的時期。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論。韋伯把官僚制度當做中性詞來看待，他認為官僚制度是現(xiàn)代社會為維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組織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個：一是勞動的專門化與分工，二是為社會所公認的合理合法的權威，以及負責的下級的表層結構，三是精確、穩(wěn)定而嚴格的對事不對人的法律與規(guī)章制度。其次是關于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理論，他認為政治權威是通過發(fā)布命令使別人服從。他把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種類型：建立在信賴現(xiàn)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統(tǒng)治；
建立在傳統(tǒng)信念上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
建立在對領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統(tǒng)治。除此之外，他還探討了現(xiàn)代選舉政治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全民共決式的民主制的含義。

　　卡爾·馬克思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馬克思對政治社會學的貢獻集中在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中，該學說認為，階級斗爭是社會政治發(fā)展的動力。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中產(chǎn)階級必將分化，或者上升為資產(chǎn)階級，或者淪為無產(chǎn)階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整個社會將日益分裂為兩大相互對抗的階級：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當階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時，無產(chǎn)階級就會起來進行革命，推翻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消滅私有制，建立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這一理論包含了革命理論、政治秩序和政治統(tǒng)治理論、政治發(fā)展理論等政治社會學理論，對后世專門研究革命問題的政治社會學有深遠的影響。

　　三、戰(zhàn)后階段

　　政治社會學有著源遠流長的學術源流，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行為主義方法在政治學領域里崛起，政治研究的領域隨著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擴展，當代研究政治的學者，無論是政治學者還是社會學者，都愿意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xiàn)象。于是，政治社會學有了突破性的發(fā)展，政治社會學從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獨立出來了，它不僅受到了廣泛的重視，并得到了普遍承認。各種以政治社會學為名的著作相繼問世，一批職業(yè)的政治社會學者紛紛涌現(xiàn)，其中著名的政治社會學者有美國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 Bendix)、霍羅威茨(L. Horowitz)、賈瑙維茨(M. Janouitz)，法國的迪維爾熱，英國的博托姆爾。其他對政治社會學貢獻或影響的非職業(yè)政治社會學者有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伊斯頓、亨廷頓、弗里德里克(C. Friedrich)、拉斯韋爾，英國的米利本德，法國的波郎查斯；
社會學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爾·貝爾、西爾斯、布熱津斯基、雷蒙·阿隆、圖雷納(A. Touraine)、米爾斯(C. W. 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學家如盧卡奇、葛蘭西、列維·施特勞斯、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阿倫特(H. Arendt)，政治哲學家如奧克肖特(M. Oakeshott)，經(jīng)濟學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爾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麥克弗森(C. Macpherson)，心理學家弗羅伊德、斯金納、阿德勒，科學哲學家如波普爾、庫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會學終于成熟了，它首先在社會學界得到了正式的認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薩召開的第四屆社會學世界代表大會上建立了政治社會學委員會，這時政治社會學正式被確立為社會學的一個獨特的分支學科。提議建立這一委員會的是施穆爾·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諾維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羅坎。利普塞特擔任首任主席，羅坎為首任秘書長。在這兩位學者的指導和領導下，政治社會學被確立為政治學和社會學之內(nèi)的一個分支領域。該委員會舉辦過多次研討會并出版了大量書刊。自1959年斯特雷薩會議以來，該委員會在國際社會學協(xié)會(ISA)和國際政治學協(xié)會(IPSA)的歷次世界代表大會期間都舉行過會議。

　　當代政治社會學發(fā)展的第一個里程碑是S. 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書。該書一出版，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不久便獲得了1962年美國社會學會的麥基弗獎。該書顯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學和社會學兩個領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會學這門新興學科里的權威地位。該書開宗明義地指出，政治社會學的核心任務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該書圍繞這一中心，探討了民主體制所必需的社會條件、民主社會中不同類型的政治沖突、參與政治的根源、美國和其他國家支持政黨的種種社會基礎、美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轉化功能、工會內(nèi)部的政治結構及其實際運作等。該書的基本觀點就是穩(wěn)定的民主政治是沖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后，西方學術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運動、投票行為、政治系統(tǒng)、新政黨的出現(xiàn)的社會基礎等問題的高潮，并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政黨體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導出政治行為的問題上，利普塞特和羅坎1967年所編著的《政黨制和投票人聯(lián)盟：跨國家透視》就匯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該書表明，政治社會學者已不再簡單地去研究政黨制是否適合社會結構，而是社會結構中的分裂和利益對抗怎樣、在什么情況下、通過什么樣的政治過程轉換成政黨制，政黨制又怎樣反過來影響社會中的一體化和資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許多政治社會學者開始對制度產(chǎn)生了新的興趣，歷史研究的傾向也日益加強。民族和國家的建立過程開始成為現(xiàn)代政治社會學的中心課題。這一點在S. N.艾森斯塔特編輯的1971年出版的規(guī)模龐大的綜合性讀物《政治社會學》一書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來。該書各個部分的副標題，諸如“前現(xiàn)代政治體系的主要類型及其社會條件”、“發(fā)達的傳統(tǒng)社會的中央模式”、“現(xiàn)代政治體系的主要類型：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現(xiàn)代化和政治社會學”，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傾向。關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相互影響的關系，已成為政治社會學領域中的標志之一。它還意味著歷史學家和政治地理學家也日益卷入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比較政治社會學中，一部反映許多傳統(tǒng)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爾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編輯的《民主政體的崩潰》，它是一部比較性的和歷史性的書籍，它論及了民主政體的先決條件和自由與權威的相互關系，并把分層和體制性問題融為一體。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會學研究中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趨勢，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義理論(Neo-corporatism)和理性選擇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許多國家的公共決策領域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會經(jīng)濟利益的組織可以在商討政府政策的過程中擁有發(fā)言權，而社會經(jīng)濟利益組織則有義務約束本組織的成員執(zhí)行協(xié)商決定的公共政策。國家、工會和雇主代表之間的集體談判，共同協(xié)商決定和執(zhí)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義。此種模式在奧地利最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新合作主義的實踐，激起了研究現(xiàn)代福利國家管理能力和未來發(fā)展問題的強烈興趣。在八十年代初，許多政治學者對社會公共政策對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理性選擇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謨，但自五十年代開始，才被經(jīng)濟學家首次系統(tǒng)地運用于分析社會政治問題。該理論假定，每個人的行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價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自身的利益。對選民、政治家、院外活動家、官吏等政治行為者來說，也是如此，他們也象經(jīng)濟人那樣，總是選擇最有效的方法去實現(xiàn)他們不同的目的。這個理論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經(jīng)濟理論應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現(xiàn)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對政治動機的重新討論。理性選擇理論為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因為政治社會學的傳統(tǒng)方法具有強烈的功能主義色彩，它強調(diào)集體的需要和價值，而理性選擇理論則強調(diào)個人，強調(diào)作為驅動力的個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選擇理論主要在美國政治學中得到了發(fā)展，八十年代在歐洲也贏得了追隨者。

　　政治社會學的驚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學界也爭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政治學會第十三屆世界大會專門成立了一個政治社會學研究委員會。這樣政治社會學作為政治學分支學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認。

　　第二節(jié) 政治社會學在中國的發(fā)展

　　在中國古代，政治與社會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也是學者關心的重要話題。不過，它并未發(fā)展成為一門成熟的社會科學。在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學、社會學得以恢復以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越來越重視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有關刊物介紹了國外政治社會學的發(fā)展狀況，有的大學、研究生院的政治學系和社會學系已開設或籌備開設政治社會學課題，許多西文政治社會學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許多學者也開始運用政治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國政治學界政治學新興學科第三次學術研討會在昆明召開，會上還探討了中國政治社會學的對象和體系、政治社會學在中國的應用、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面臨的若干難題等問題，并專門探討了中國政治社會化的問題。在短短的十余年時間里，中國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翻譯西著，艱苦創(chuàng)業(yè)，著書立說，已經(jīng)翻譯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斷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寫的政治社會學著作。

　　一、西著東移

　　由于幾十年學術傳統(tǒng)的中斷，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面臨著艱難的補課任務。政治社會學也是如此。補課最經(jīng)濟也是最便當?shù)耐緩骄褪且谱g國外經(jīng)典的政治社會學著作。在這方面，中國學術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從譯著方面來看，古希臘學者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政治家》、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近代學者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均已經(jīng)翻譯成了中文。許多重要的當代政治社會學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國政治社會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的《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美國學者安東尼·奧勒姆的《政治社會學導論：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與沖突》、彼德·尤勞的《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羅素的《權力論》、亨廷頓和納爾遜的《難以抉擇》、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頓等的《現(xiàn)代化理論與歷史經(jīng)驗的再探討》、馬丁的《權力社會學》、艾森斯塔特的《現(xiàn)代化：抗拒與變遷》和《帝國的政治體系》、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tài)度和民主》、阿爾蒙德和鮑威爾的《比較政治學》，日本學者今田高俊的《社會階層與政治》、豬口孝的《國家與社會》、山口定的《政治體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動》、中野實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論著的出版

　　在艱難的翻譯之外，對政治社會學感興趣的中國學者，無論是政治學者還是社會學者，也開始了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學者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1987)一書中，從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的角度，通過縱向和橫向比較，研究了政治時代、政治國家、政治形式、政治過程、政治決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維、政治發(fā)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學十大領域的問題。王滬寧還在《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1988)一書中介紹了西方政治社會學的沿革、研究范圍、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內(nèi)容。

　　盧少華和徐萬珉的《權力社會學》(1989)，從政治社會學角度探討了權力社會、權力基礎、權力形式、權力制度、權力角色、權力形式、權力管理、權力控制和權力心理等問題。

　　政治學者劉軍寧的《權力現(xiàn)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權力、權力的構造、社會權力、政治權力和經(jīng)濟權力的相互關系、權力動機與權力崇拜、權威與政治權威、權力結構與權力分配、權力的運用、權力制約、權力與人性、權力的旋律與人類的命運等問題。

　　政治學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xiāng)村的比較》(1992)運用政治社會學的方法，即從政治與社會兩個層面及其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出發(fā)，從社會分層與政治關系、社會結構與權力體系、社會秩序與政治控制、社會意識與政治文化、社會矛盾與政治運動五個角度，考察和比較了中國古代、近代、現(xiàn)代城市和鄉(xiāng)村政治社會的狀況、特點和變遷。

　　政治學者張明澍的《中國“政治人”》(1994)以調(diào)查報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國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國政治人的政治意識、中國政治人的選舉行為、中國政治人的參與行為、中國政治人對參與方式的偏好、中國政治人的政治知識、中國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態(tài)度、中國政治人的政治素質(zhì)以及中國政治人的類型等問題。

　　政治學者李景鵬教授積十余年時間的積累，寫成《權力政治學》(1995)，系統(tǒng)地研究了政治主體、政治行為、政治關系和政治機制。該書雖然是政治學著作，但處處體現(xiàn)了從社會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實際上也是一本政治社會學著作。

　　政治學者周琪的《當代西方社會結構：理論與現(xiàn)狀》(1995)分析介紹了馬克斯·韋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蘭查斯的社會分層理論，討論了社會結構分析中的許多重要問題，如管理革命問題、財產(chǎn)和社會分層問題、收入與經(jīng)濟地位問題、受教育程度與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相關性問題、以及階級的衡量尺度等問題，分析了西方社會資產(chǎn)階級、中間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狀況。

　　中國社會學者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團、社會分層、社會階級問題上。如社會學者王潁、折曉葉和孫炳耀的《社會中間層：改革與中國的社團組織》(1993)研究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大量涌現(xiàn)的社團組織，該書研究了中國社團的崛起、社團的功能、社團的組織模式、社團的外部互動關系以及社團組織體系變革等，在典型社區(qū)調(diào)查的基礎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運用社會學理論，詳細描述、系統(tǒng)總結了社團崛起的背景，社團的主要功能、組織模式及與政府和企事業(yè)組織之間的互動關系，深刻分析了社團在社會組織體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確指出了社團發(fā)展的新動態(tài)和新趨勢。

　　社會學者李強的《當代中國社會的分層與流動》(1993)為研究中國社會分層問題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并實證地分析了當代中國工人、中國知識分子、管理干部、個體和私營業(yè)主階層、貧困階層的過去、現(xiàn)狀和未來變化趨向，研究了中國社會分層和流動的整體狀況。該書雖然沒有涉及社會階層狀況的政治效應，但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社會學者李培林主編的《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1995)由一個主報告和十一個分報告組成。主報告為“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變化──兼析社會利益關系的十大問題”，十一個分保告為“中國社會分層結構變遷報告”、“中國新時期農(nóng)民收入地位與利益格局報告”、“中國新時期工人階級內(nèi)部階層利益格局報告”、“中國高層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報告”、“中國新時期私有企業(yè)主階層報告”、“中國私營企業(yè)雇工及勞資關系報告”、“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報告”、“中國現(xiàn)階段高收入者成層化趨勢報告”、“中國農(nóng)村貧困問題報告”、“中國現(xiàn)階段城鎮(zhèn)社會低收入群體報告”以及“陜北米脂縣楊家溝村階層形成的報告”，結語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應注意的若干問題。附錄部分給出了一個題為“國外社會學界關于市場化轉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進展”的研究綜述。

　　社會學者蘇國勛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僅介紹了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社會科學方法論，還系統(tǒng)地介紹了韋伯的政治社會學思想，循著韋伯的思路，探討了統(tǒng)治與合法性、合法統(tǒng)治的類型、卡里斯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現(xiàn)代社會組織中的推廣、合理性與形式主義法律、形式合理性與實質(zhì)合理性、現(xiàn)代社會的二難選擇以及作為職業(yè)的政治等政治社會學主題。

　　歷史學者高毅的《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統(tǒng)地研究了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礎，以及革命本身對法蘭西政治文化的影響。

　　其他有關政治社會學的成果還表現(xiàn)在大量的論文中。這說明，中國政治社會學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過，從研究興趣來看，中國政治學者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權力領域，而社會學者對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多集中在社會分層領域。由于缺乏現(xiàn)代化的研究資源和手段，許多問題都沒有能夠充分深入，也沒有能夠充分展開，還有許多空白尚待填補。從研究人員方面來看，中國的政治社會學依然只是不同學科中有共同研究興趣的學者的一個共同的研究領域，研究人員尚未形成一個整體。由于這些原因，中國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節(jié) 政治社會學的界限

　　一、政治與社會之間

　　在十九世紀以前，人類對人類社會以及自然世界的認識非常有限，所有的學者都是通才，因此也無所謂學科劃分。但十九世紀末開始，人類科學知識突飛猛進，研究者中也開始了分工，專才替代了通才，專業(yè)化的學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學研究。在學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學和社會學就是相繼獨立出來的兩門社會科學。

　　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獨立，意味著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在知識體系中的獨立，在這一學科化的知識體系中，政治問題由政治學研究，社會問題由社會學研究。不過，政治和社會的關系并不因此而涇渭分明。由于社會是政治的社會，而政治又是社會中的政治，兩者實際上是同一個存在的不同側面，因此研究社會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會。于是政治學和社會學雖然有著明確的分工，但在實際研究過程中，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實際上，政治學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會，而社會學在研究社會之外，也在研究政治。這樣，盡管政治學和社會學是兩門相互獨立的社會科學，但它們在實際上依然有著相當?shù)慕徊婧椭丿B。政治學沒有忽視政治現(xiàn)象的社會性，社會學也沒有忽視社會現(xiàn)象的政治性。政治社會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實際上正是體現(xiàn)了政治與社會難分難舍、政治學和社會學之間“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學

　　在政治社會學產(chǎn)生之前，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學者十分關心國家和法的問題，研究的課題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礎、政治權力、政治權利、政治制度等，不太關心政治的社會基礎。其方法主要是理論演繹為主，具有濃郁的思辨色彩。當然，政治學者早就開始了實證的政治學研究。最早的先驅有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鳩等，他們的研究方法帶有強烈的經(jīng)驗分析的色彩，他們注重收集經(jīng)驗材料，而不僅僅是理論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實證研究。十九世紀后期科學主義思潮隨著工業(yè)革命得到了迅猛的發(fā)展，政治學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逐漸采用經(jīng)驗的研究方法，現(xiàn)實的政治活動受到了學者的關注。如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就在《政府過程》一書中認為，政治學應該研究政治活動，尤其是政治集團的活動，而不應該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學者梅里亞姆則在《政治的新方面》一書中，主張政治學應該吸取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學、人類學、生物學和統(tǒng)計學的方法，研究政治行為，研究政府的社會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科學主義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影響發(fā)展到高峰，行為主義政治科學研究壓倒一切，政治學研究日益與其他學科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跨學科和多學科的局面；
政治學研究的領域也日益擴大，從制度領域擴展到了比較政治、政治發(fā)展、政治體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領域；
定量分析日益成為政治學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學中的政治社會學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

　　那么，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學是什么關系呢？有些學者認為，政治社會學實際上就是從社會角度來研究政治，而從社會角度來研究政治，本來就是政治學的一大傳統(tǒng)，更是現(xiàn)代政治科學發(fā)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現(xiàn)代政治學就是政治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就是現(xiàn)代政治學，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學是一回事。法國政治社會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就指出：“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這兩個術語幾乎是同義詞。美國許多大學在探討同樣的問題時，在政治學系便把它稱為‘政治學’，在社會學系便稱為‘政治社會學’。在法國，‘政治社會學’這種提法只是用來表示與傳統(tǒng)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決裂和要用更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的一種意愿，并沒有實質(zhì)的差別。”

　　不過，一般認為，政治社會學作為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與母學科依然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從研究角度來看，政治學是研究政治現(xiàn)象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憑著自己的偏好和知識基礎，可以選擇從法律、歷史、人文、地理、人口、社會或經(jīng)濟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會學則僅指從社會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現(xiàn)象。從研究領域來看，政治學研究包括國家政治制度、政治組織以及政治的社會基礎等領域。而政治社會學則只涉及政治的社會基礎。在方法上，政治學可以側重理論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部分)，而政治社會學則僅側重社會學的經(jīng)驗研究。政治學是關于政治現(xiàn)象的科學，而政治社會學則注重研究社會與政治之間的互動。

　　不過，這種區(qū)分也并不是絕對的。由于現(xiàn)代政治學研究也日趨“社會學化”，因而政治學與政治社會學雖然有兩個名稱，但是要準確劃分，的確存在很大的困難。從實際情況來看，政治社會學和政治學在內(nèi)容上有相當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發(fā)展這兩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fā)展起來的，政治社會學把他們移植過去；
政黨和權力本來也一直是政治學的傳統(tǒng)研究對象。也許就是因為這一原因，博托摩爾這樣寫道：“要想在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之間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論差異都是不可能的。這些差異多半產(chǎn)生于傳統(tǒng)的成見。”

　　三、政治社會學與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與社會學的關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區(qū)分。社會學是“對人類社會和社會行為的科學研究”。它的研究對象是紛繁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包括文化、社會化、社會互動、社會群體、社會行為、社會分層、家庭、教育、宗教、科學、經(jīng)濟秩序、政治秩序、社會變遷、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現(xiàn)代化等各種問題。它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qū)別之處在于它的獨特的社會學方法，它的研究依賴于對可以考證的事實進行系統(tǒng)的觀察。

　　運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政治問題，是社會學的傳統(tǒng)之一。早期的社會學家如孔德、斯賓塞、韋伯和涂爾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課題。這種研究可以稱為政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litics)，是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子領域。后來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會學，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標題就是“政治的社會基礎”。

　　不過，在社會學領域里，人們對何者為政治社會學，何者為政治的社會學，并不如何在乎。在他們看來，這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不過是稱呼有所差異而已。政治的社會學或者政治社會學都研究政治現(xiàn)象和政治問題，研究政治過程、組織、制度、文化、發(fā)展等，研究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為政治社會學，其原因就在于獨特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這個研究角度看來，政治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國家及政府或政治權力，并且認為政治現(xiàn)象是社會現(xiàn)象的一種，與其他社會現(xiàn)象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國家只是一種社會團體(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種社會組織，政治體系也只是一種社會制度。它特別注重研究政治的社會基礎，將政治活動及政治制度放在較為廣泛的社會關系的體系中。以資發(fā)現(xiàn)社會團體和社會權力對政治機構運用之影響。

　　四、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聯(lián)姻

　　對政治社會學情有獨鐘的學者認為，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并不是政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litics)，并不僅僅是社會學的一個子學科，也不僅僅是政治學的一個子學科，而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它是政治學與社會學聯(lián)姻并吸收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成果研究社會政治問題的結果。政治社會學與政治心理學、政治人類學一樣，是當代社會科學科際整合運動的一種結果。政治社會學是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其研究對象為社會與國家之關系。政治社會學的基本假設是，要理解政治社會的現(xiàn)象，不能單單研究國家或政府的政治結構，因為國家只是政治系統(tǒng)(或體系)的政治結構，而政治系統(tǒng)又是一般社會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義的政治結構與過程的分析，必須研究它的社會基礎，如社會價值、信仰系統(tǒng)、權力合法性、權威等。

　　這種觀點認為，政治社會學是指對社會結構與政治體制、社會與政治的相互關系的研究。政治社會學介于政治學與社會學兩者之間，并包括這兩門相鄰學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務是分析社會結構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litics)，而是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

　　作為社會學的子學科，政治社會學研究吸收了社會學研究政治現(xiàn)象的方法，認為包括政治現(xiàn)象在內(nèi)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可以從由構成社會結構的社會因素和經(jīng)濟因素來加以解釋。政治是能在社會和經(jīng)濟集團的基礎上得到解釋的社會現(xiàn)象之一。作為政治學的子學科，它也吸收政治學的方法，突出政治現(xiàn)象的制度方面，把社會現(xiàn)象看作是政治行為的結果或現(xiàn)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設，政治就是形成有關社會的重大決策的制度化領域。但作為獨立的學科，政治社會學還將試圖平衡社會學和政治學這兩種不同的視角，研究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相互關系，同時，也將從經(jīng)濟學、法學、人類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中吸收研究政治社會問題的新成果，以更好地發(fā)展政治社會學。

　　希望政治社會學能夠獨立發(fā)展，是一個很善良的愿望。不過，從政治社會學研究的現(xiàn)實來看，這種愿望似乎還沒實現(xiàn)。因為，研究政治社會學的學者們散布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里，相互之間缺少統(tǒng)一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判定題材取舍的共同標準。學者們見仁見智，各自為政，使政治社會學的發(fā)展表現(xiàn)了較大的隨意性。在政治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如經(jīng)濟學中一旦出現(xiàn)有助于理解或解決政治問題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時，政治社會學界就會毫不猶豫地加以吸收、引進。如政治學的政治發(fā)展理論或某些經(jīng)濟學家的社會政治理論。不過，也正是如此，政治社會學才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并且在許多學科領域產(chǎn)生了影響。

　　第四節(jié) 基本框架與研究設想

　　一般都認為，政治社會學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礎上，強調(diào)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政治現(xiàn)象、政治和社會的相互作用，政治權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統(tǒng)治的社會基礎、政治對經(jīng)濟、文化、社會未來發(fā)展的影響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政治社會學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現(xiàn)象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種與其他社會現(xiàn)象有密切聯(lián)系的特殊社會現(xiàn)象。政治現(xiàn)象產(chǎn)生于社會環(huán)境，它受其他社會現(xiàn)象的影響和制約，同時也嚴重地制約和影響著這些現(xiàn)象。因此，政治社會學理論的出發(fā)點就是把政治現(xiàn)象放到社會環(huán)境中加以考察，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政治，考察政治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考察政治的社會基礎，考察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所需要的政治條件。

　　不過，由于政治社會學學者的知識結構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國學術傳統(tǒng)的影響不同，各自所面臨的社會政治問題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門。下面試列舉幾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會學書籍的主要內(nèi)容，也許從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領域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理論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狀況、西方民主國家的投票行為、美國社會中的政治行為、民間團體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知識分子問題等研究課題。

　　博托摩爾的《政治社會學》所涉及的課題是：民主與社會階級；
社會行為、政黨與政治行動、政治系統(tǒng)的類型、政治變遷與沖突、新國家的形成、民族主義與發(fā)展、二十世紀的全球政治等課題。

　　瑞士的政治社會學家洛比埃(P. de Laubrer)把政治社會學分為四大部分加以論述，第一編是政治社會與歷史模式，包括原始社會、古代文明中的城邦與帝國、中世紀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近代國家現(xiàn)象、當代世界中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等章節(jié)；
第二編是政治社會與經(jīng)濟環(huán)境，包括工業(yè)化及其社會學意義、工業(yè)社會在當代世界中的經(jīng)濟發(fā)展等章節(jié)；
第三編是政治生活的社會學；
第四編是政治變遷。

　　美國學者費羅·瓦斯伯恩(Philo C. 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會學：趨向、概念和假設》共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會學的領域，包括理論淵源：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的貢獻，美國政治社會學的歷史發(fā)展，以及當代政治社會學的討論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觀分析研究，包括常規(guī)政治活動的參與、非常規(guī)政治活動的參與、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三章。第三部分為宏觀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體的若干歷史、結構和文化特征、現(xiàn)代非民主政體的歷史、結構和文化特質(zhì)，以及后記：政治社會學的意義。

　　中國臺灣政治學者馬起華在所著的《政治社會學》研究了政治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社會政治權力、政治角色、隱形政府（政黨與壓力集團）、權力、政治社會化、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等問題。

　　 施塔默爾認為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包括當代民主、權威主義統(tǒng)治體系、政黨和利益團體、議會和政黨。本迪克斯認為政治社會學研究應該包括政區(qū)和國家中的選民行為、經(jīng)濟和政治決策權力、政治運動和利益團體的意識形態(tài)，政黨、團體、寡頭政治和政治行為的心理聯(lián)系、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體制等�；袈鍌テ嬲J為，政治社會學應研究政治系統(tǒng)、變遷、政策、利益和結果等五個方面的問題。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會學》中認為，政治社會學應當研究政治社會的基礎、政治過程、前工業(yè)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的發(fā)展、工業(yè)社會中的權力結構、政治社會化、政治的社會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識形態(tài)、公共輿論、政治參與、選舉、政黨、壓力團體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編輯的《社會與政治：政治社會學讀本》羅列了七個方面：社會與政治發(fā)展、政治精英和系統(tǒng)、總體社會政治補充、社會與權力、共同體權力、社會結構和政治、社會與政治變遷。

　　臺灣學者龍冠海認為，政治社會學研究范圍有三大塊：一是政治秩序的社會基礎，尤其是政治的安排依賴社會組織與文化價值的方法。政治秩序的主要問題是權力斗爭的管制，政治社會學因此也考慮到基本憲法問題；
不過社會學家注意探究的是支持政府與法律的東西，而不大注重這些制度的形式方面。二是政治行為的社會根據(jù)。在當代社會科學當中，政治行為主要指個人對政治的參與，他們?yōu)槭裁春驮鯓油镀�，為什么持有某種政治意見，為什么屬于某種政治團體，為什么及如何支持政治運動。三是政治過程的社會方面，包括社會政治組織的活動及其互動模式，重點研究利益集團、政黨、社會運動如何改變或安定政治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是非常廣泛的。學者們所著作的《政治社會學》，雖然都以“政治社會學”為書名，但是他們的研究焦點卻大不相同。但他們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各自的“點”，從這些點出發(fā)觸及政治社會學各個方面的。

　　本書力圖吸收各國政治社會學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并根據(jù)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以及目前研究政治社會學的實際可能性來確定自己的研究重點。不過，本書并不奢望成為一本面面俱到的政治社會學著作，只希望從幾個“點”出發(f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研究政治社會學。本書帶面的“點”有三個：一是中國公共福利的最大化，這是本書最為基本的價值出發(fā)點。二是政治權力是人類社會公共福利的重要解決之道，認為沒有政治權力，人類就沒有政治秩序，就只能是苦海無邊的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三是穩(wěn)定的民主政治是保證政治權力增進公共福利的重要制度機制�？偲饋砭褪前阎袊�社會公共事務的解決和公共福利的提高作為最高的價值目標，把政治權力作為實現(xiàn)這一價值目標的重要手段，把民主制度看作是保證政治權力恰當運用的重要制度基礎�；�于這三個基本的出發(fā)點，結合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穩(wěn)定和民主化目標，從各個角度探討兩個主題，一是探討持續(xù)、穩(wěn)定的政治秩序何以可能，二是探討持續(xù)、穩(wěn)定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在具體安排上，本書第二章到第八章將結合中國實際，漸次探討政治權力、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和社會化、政治意識形態(tài)、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政治分層等政治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第九章將運用政治社會學的理論探討當代政治社會所面臨的生態(tài)問題以及政治認同危機問題，最后一章則綜合運用當代政治學、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中新興的制度分析理論分析了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公共事務的種種解決之道。

　　此文是毛壽龍《政治社會學—民主制度的政治社會學基礎》（2007年版）一書第一章的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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