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西方知識分子史的寫法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獲得今日我們所通常所理解的含義,最早起源于19世紀晚期歐洲。隨著法國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論爭,知識分子一詞開始被廣泛運用。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過媒體發(fā)表自己政見的文人。他們可以是作家、哲學家、藝術(shù)家或大學教員,但他們?yōu)榱撕葱l(wèi)正義、真理等普遍價值而走出自己的職業(yè)領域,利用自己的聲譽進行公共辯論。與專心于學術(shù)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同的是,知識分子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的直接生產(chǎn)者,對公眾輿論發(fā)揮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知識分子現(xiàn)象是現(xiàn)代大眾社會的獨特現(xiàn)象。傳統(tǒng)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關(guān)注偉大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知識史及知識分子史的研究,為我們理解西方社會政治意識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正如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在論述知識社會學方法時所指出的,知識與社會之間的復雜互動關(guān)系,是理解一個時期社會政治意識必須關(guān)注的。法國學者米歇爾•萊馬里和讓—弗朗索瓦•西里內(nèi)利主編的《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一書,為我們了解當代西方知識分子史研究的狀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讀本。
《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不是一本休閑讀物,而是一本嚴肅的學術(shù)論文集,它是2001年10月法國巴黎政治學院舉行的一次主題研討會的產(chǎn)物,來自多個國家的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該書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一組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國別研究的論文,涉及意大利、德國、英國、西班牙、阿根廷等國知識分子的研究。第二部分的論文從知識分子與出版業(yè)、文學史、思想史、視聽媒體的關(guān)聯(lián)對知識傳播的方式進行了研究。第三部分為人們描繪了科學界、教育界、藝術(shù)界、戲劇界、影視界等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形象。第四部分包括一組關(guān)于知識分子研究的其他特殊主題的論文。第五部分在比較的視野中對知識分子史進行了跨學科、多視角的探討。左派與右派的角逐,精英與大眾的對抗,不同國家知識分子歷史的不同圖景……本書為人們展現(xiàn)了一幅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畫卷,該書更是相關(guān)研究人員必讀的重要參考資料。
知識分子一詞在西方使用時,多少帶有一點法國色彩。法國知識分子與現(xiàn)實政治的復雜關(guān)聯(lián),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法國學者關(guān)于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也是頗為突出的,朱里安•本達的《知識分子的背叛》、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都是法國知識分子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與這些著作不同的是,通過《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這本書,我們可以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去理解西方知識分子現(xiàn)象。例如,法國、德國、英國的知識分子,其實是有很大差別的,這一點往往未能引起中國學人的足夠重視。
法國知識分子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便一直積極參與政治,左拉、巴雷斯、紀德、阿隆、薩特等都是十分著名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或有不同,但對現(xiàn)實政治的強烈興趣、他們的法蘭西激情是共同的特點,事實上,法國知識分子確實在法國社會政治發(fā)展的進程中起到了實質(zhì)性的作用。與法國知識分子不同,德國知識分子則有著自己的特點。根據(jù)漢斯格德•舒爾特的描述,德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追隨烏托邦式的教條,卻沒有在現(xiàn)實中做出政治行動的勇氣。他們把魏瑪共和國末期的危機看作是精神危機而不是政治危機,是文化危機而不是文明危機,結(jié)果是20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的意識領域為納粹主義所占據(jù)。即使在“二戰(zhàn)”以后,某種意義上由于政治文化的不同,德國語境中的知識分子仍是一個蔑稱甚至是一個侮辱性的稱謂,他們被當局看作是自以為是、喜歡鬧事的社會寄生蟲、散布邪教的傳教士。德國知識分子在重大政治事件中也表現(xiàn)出一種特殊的“低姿態(tài)”的特點。至于英國知識分子,情況就更為不同了。英國到底有沒有法國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還是個人言人殊的問題。英國人確實不喜歡用“知識分子”一詞,他們更喜歡用社會批評家、政治理論家等稱謂,“知識分子”對英國來說是舶來品。不過,克拉里斯•貝爾特澤納在論文中指出,如果不把知識分子局限于政治反對派、社會批評者的角色,大體還是能談英國知識分子問題的。他指出,英國知識分子也涉足政治,也曾參加20世紀三十年代的意識形態(tài)大論戰(zhàn),但他們更看重事實與常識,在爭論中表現(xiàn)得更為冷靜與理性,他們的批評更多的是體制內(nèi)部的、建設性的批評,而不是反政權(quán)的聲音。這與我們對英國政治一般所具有的溫和貴族色彩印象也是吻合的。
知識分子現(xiàn)象是一面棱鏡,它折射了各國社會政治的不同特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種媒體比書籍對大眾發(fā)揮著更大的影響,知識分子在公共輿論塑造與引導中的作用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新的視聽手段、網(wǎng)絡技術(shù)也助長了知識分子的自戀和偏激,他們有時沉溺于嘩眾取寵的個人表演,而不是真心地去討論公共問題。關(guān)于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被譯成中文,并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對于中國學界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
(法)米歇爾•萊馬里、讓—弗朗索瓦•西里內(nèi)利主編:《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顧元芬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
原載《文匯讀書周報》,2007年4月6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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