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東濤: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智慧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成功是一場前無古人、規(guī)模空前的探索和實踐。改革是推進歷史發(fā)展的強大動力,我國歷史上的改革或多或少對歷史的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終都沒有成功,唯有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huán)境中,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能夠穩(wěn)操勝券,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大成功必定有大智慧;仡櫤涂偨Y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發(fā)展的獨特道路和基本經驗,我認為這個大智慧可概括為“一剛多柔”、“剛柔相濟”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非對稱性組合的改革之道。
改革開放的“剛性”原則和堅強政治基礎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將這四項基本原則寫進了黨章和憲法。這是中國所有事業(yè)的剛性原則,也是改革開放的剛性原則。
自“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以來,社會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地存在著不同聲音,把它看作某種“緊箍咒”。筆者認為,“四項基本原則”這一剛性原則,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第一大智慧。
“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存在一個強有力的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黨以及黨領導下的強有力的政府,尤其是有一個富有權威的中央政府,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先決性條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無論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都證明,大國要能夠發(fā)揮大國效應和大國優(yōu)勢,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和崛起,第一,必須高度統(tǒng)一,不能分裂,也不能名義上統(tǒng)一而實際上搞“諸侯經濟”;
第二,必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成為其他強國的附庸,在這個基礎上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舞臺,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力量。
社會心理學和發(fā)展經濟學的研究也表明,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國民心理往往是離散的。這客觀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導,以便對國民的團結奮斗起到強化和凝聚作用。
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地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中國統(tǒng)一和穩(wěn)定的堅強政治力量。30年來,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國內情況錯綜復雜,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和成功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大智慧和經驗與“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中的某些極端內容是不相容的,因為作為“華盛頓共識”重要理論基礎的極端自由主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反對一黨政治和權威政府,主張弱化政府甚至是“守夜人政府”。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弱政府、弱權威時代,必定是國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時代;
而國家統(tǒng)一、強盛和人民安居樂業(yè)的時代,必定是強政府、強權威時代。
改革開放的“柔性”智慧
中國改革開放的“柔性”智慧主要表現在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式”改革方面。在世界各國的改革中,主要存在著兩種理論模式或改革路徑:一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和“激進式”改革,也稱“休克療法”;
二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式”改革。強制性制度變遷和“激進式”改革具有很強的剛性,就好似要把一座舊城一下子徹底摧毀夷為平地,在短期內再建一座新城,這極容易引發(fā)社會矛盾;
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式”改革則具有較大的柔韌性,它在改革過程中建立起了一個個緩沖帶,這有利于緩沖和化解社會矛盾。其具體操作方式是,新體制增量推進,就好像修一條水渠,土一點一點挖,石頭一塊一塊砌,最后水到渠成。中國改革開放就是采取了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漸進式”改革。
例如,對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制經濟,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漸進式、多元化改革。當國有企業(yè)改不動時,先不要硬碰硬地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國有企業(yè)內注入新體制因素,讓新體制因素逐步“蠶食”舊體制因素,促進新體制因素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中成長;
另一方面,在國有企業(yè)旁邊發(fā)展起一批非國有和非公有經濟,形成強有力競爭,以內在壓力和外部示范雙重作用推進國有企業(yè)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們社會承受心理還比較脆弱的情況下,強行和硬性在國有企業(yè)搞資產重組并購和職工下崗分流,勢必會使千百萬職工利益受損,可能激化矛盾,從而產生難以設想的災難性后果。
中國改革開放的“柔性”智慧還表現在靈活的“妥協(xié)”。妥協(xié)是指在沖突各方互相理性讓步的過程中達成一種“維和”局面,使改革在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條件下進行。改革中的矛盾和沖突包括思想和政治理念、權力結構、經濟利益等方面,在這些矛盾和沖突中,利益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妥協(xié)主要是利益各方的相互讓步。沒有這種“妥協(xié)”,就會因為對抗和爭斗使改革難以進行,發(fā)展必然落空。所謂漸進式改革,就是利益沖突各方在妥協(xié)中磨合著推進改革,促進發(fā)展。
改革開放的“剛柔相濟”
“剛柔相濟”是中國歷史實踐形成和積累起來的重要智慧,這在中國30年的改革中也得到充分體現。
第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剛性”原則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本身,也在不斷改革、不斷調整、不斷完善,以適應中國和世界發(fā)展大趨勢的客觀需要,比如實現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自我調整。從這個方面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剛性”原則也是剛中有柔的。
第二,社會主義制度是“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內容,這是剛性,但我們從來不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固定的模式,而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根據中國的國情不斷探索和創(chuàng)新,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著“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也是“入憲”的剛性目標。但改革過程中怎么改,都在不斷探索。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柔性。
第三,馬克思主義作為“四項基本原則”重要內容之一,是中國改革開放以致整個工作的指導思想,這是一個剛性原則。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堅持反對教條主義,在實踐中不斷地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與時俱進”本身就表明了一種柔性。我們所有的改革開放的決策、政策,都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詞句和某些結論,在實踐中不斷發(fā)展和豐富馬克思主義,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經濟改革“理性激進”和政治改革“理性滯后”的智慧組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謹慎的態(tài)度,不搞經濟、政治齊頭并進的一攬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經濟領域開辟戰(zhàn)場。30年來,不斷地有國內外人士批評和指責這是“保守主義”,呼吁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齊頭并進,甚至政治改革還應該超前進行,為經濟改革開辟道路。殊不知,這種“保守”卻是中國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現,我把其稱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體制比既定的經濟體制具有更大的剛性和慣性。而且,經濟體制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政治體制則很難實現“帕累托改進”。世界各國的改革和發(fā)展歷史都表明,對政治改革不能“圖痛快、圖風光”。當年,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地風光,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緊隨其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當時中國的不少人也被搞得眼花繚亂。但戈爾巴喬夫還沒把“諾貝爾和平獎杯”捧熱,蘇聯、東歐的執(zhí)政黨和國家就分崩離析、土崩瓦解了,戈爾巴喬夫自己也被人民和歷史所永遠拋棄,現在俄羅斯人民普遍把戈爾巴喬夫視為蘇聯解體的歷史罪人。
社會不穩(wěn)定是一個國家改革和發(fā)展的第一大天敵,因為社會不穩(wěn)定必然導致改革的社會成本驟增,一旦社會不能承載這個成本,必然會使改革停滯甚至倒退。改革的風險特別是政治風險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收拾殘局都措手不及,還談何改革。正是經濟改革的“理性激進”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滯后”的智慧組合,確保了中國的長期穩(wěn)定,從而使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著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臺,這是中國進一步改革攻堅的客觀要求。但可以預見,今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必將走一條漸進式的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功的智慧,歸根到底為一條,那就是診斷和把握好中國自己的脈搏,并用中國的方法對自己進行辨證施治,也就是認認真真地按照中國的國情辦事,老老實實地力求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的任務不僅遠沒有完成,而且還存在著許多人們不滿意的問題。我們還正在探索著怎樣深化改革和推進改革攻堅,還將繼續(xù)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依靠大智慧取得了改革開放的成就,我們還將繼續(xù)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大智慧,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把改革開放的大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
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基本經驗向世界昭示:中國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在具有沉重的歷史包袱、不發(fā)達的經濟條件下和不寬松的國際環(huán)境中,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是在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現代化道路的經驗。它不僅是中國巨大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的文化遺產,也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是對人類社會的重要貢獻,必將對在探索中前進的世界其他國家產生積極的影響。
(作者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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