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恩“對立論”一般在責難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抽象性”的基礎上會認為：“恩格斯是從脫離人的自然界出發(fā)”，而“馬克思自然觀的出發(fā)點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動中介過的“人化的自然界””、“馬克思并不贊成“自然辯證法”這樣的提法”、“馬克思的辯證法是歷史辯證法”，對此，辯證唯物主義者堅持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從未否定自然界的“優(yōu)先性”、自然與人類社會應當作辯證的理解、馬克思從來沒有否定過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在實踐基礎上是辯證的統一，應當客觀公正地評價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

　　關鍵詞：馬恩“對立論”；
自然辯證法；
歷史辯證法；
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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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孫亮，男，北京師范大學大學學報。主要學術興趣：哲學范式轉型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學”對恩格斯種種“惡魔化”恣意“彩繪”以來，這種聲音總是如夢魘一般揮之不去。近來，拜讀到俞吾金先生《自然辯證法，還是社會歷史辯證法》[1]（以下簡稱俞文，《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7年第4期）一文，有感于俞先生自稱的“本文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實質及其內容做了富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說明”，確實闡釋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但俞文在責難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抽象性”的基礎上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觀與斯賓諾莎及法國唯物主義者的自然觀在 “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自然觀的出發(fā)點不是排除人的目的性活動的抽象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動中介過的“人化的自然界”�！保�
恩格斯“贊同的“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卻蘊含著使自然科學與人類的社會生活分離的傾向”；
“馬克思并不贊成“自然辯證法”這樣的提法”；
“在馬克思看來，以人類的實踐活動為基礎和核心的“社會歷史”才是合理的辯證法的真正的載體”，從而進一步試圖證實他思路中“前見”——馬克思恩格斯迥然異質。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故撰此文以求教俞吾金先生與方家。

　　一、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持有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觀點的學者主要集中“火藥”攻擊與責難的領地之一。俞文同樣從對恩格斯的責難開始，闡釋自己的“創(chuàng)新”見解，他認為：“在正統的闡釋者們的視野里”，“馬克思的辯證法實質上就是自然辯證法”。而他發(fā)現，“這一與歷史唯物主義分離并被安頓在辯證唯物主義范圍內的自然辯證法，從一開始起就是抽象的，因為作為辯證法載體的自然界是與社會歷史相分離的”�！斑@種抽象的自然觀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主張撇開人的目的活動，即實踐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只考察自然自身的運動。其二，主張自然科學與人類生活、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是相互分離的�！�

　　首先，讓我們對近一個世紀來，在自然辯證法問題上制造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觀點作一個簡單的回溯。最早，盧卡奇在《什么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最為重要的是認識到，這種方法在這里僅限于歷史和社會領域 ……恩格斯追隨黑格爾的錯誤引導，把這種方法擴展并應用到自然中。可是，辯證法的最關鍵的決定因素是，主體和客體的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2-P51] ，而恩格斯“對最根本相互作用，即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提兜沒有提到，更不要說把它置于與它相稱的方法論的中心地位了�！� [2-P50]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也同樣認為“自然辯證法”是把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本體論化的結果，馬爾庫塞則明確反對把辯證法本體論化，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同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區(qū)別。辯證法只能是一種方法，自然辯證法是把辯證法本體論化的結果。薩特認為“辯證法應當在許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種種‘既定條件’的關系之中和人與人的關系之中被探究。[3-P75]所以他才會說，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是人學辯證法。施密特在《馬克思的自然觀》一書中，恩格斯把辯證法實體化，變成了世界觀，而馬克思僅把它看成內在于歷史之中。自然本身并沒有辯證法 ,只有人與自然相互作用時才有辯證的運動。認為“如果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只是像恩格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論文中所說的那樣，無疑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樸素了解，不附加任何外來成分’，那和馬克思的立場相比，就意味著倒退成樸素的實在論” [4-P50]

　　從西方“馬克思學”來看，“對立論”經過伊林·費切爾、呂貝爾、本得爾、亨德森到諾曼·萊文等發(fā)展成為了對自然辯證法曲解的又一思潮。萊文認為，“因為他單純停留在自然的層次上，他使自然界成為全部本體論的準則”。[5-P142]悉尼·胡克在反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上的論調更具代表性，他指認：“同黑格爾相反 ,馬克思的辯證方法 ,主要地適用于人類歷史和社會”, [6-P66-67] “馬克思本人從未談到過一種自然辯證法”。[6-P329-330] “然而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和死后發(fā)表的手稿《自然辯證法》中 ,卻公開地把辯證法擴展到自然現象�！� [6-P331]總之，他們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恩格斯詳細地論證了一種辯證的自然哲學，即自然辯證法，而馬克思則只是聯系人來設想自然界，把自然界看作人類勞動的異化客體，必須使這個異化客體重新恢復原狀。

　　以上面對“對立論”的歷史回溯來看，我們可以明白俞文的“創(chuàng)新”之所謂。現在先回答俞先生的第一個問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主張撇開人的目的活動，即實踐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只考察自然自身的運動。”、他還補充說明，“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也就是肯定自然是自我運動的。顯然。肯定這一點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擺脫宗教世界觀的影響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它同時也蘊含著一個消極的、危險的傾向，即把自然與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動分離開來。那么，上述觀念是否僅僅是斯賓諾莎和法國唯物主義者的觀念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實際上，恩格斯本人也堅持了同樣的觀念。”；
事實是這樣嗎？恩格斯關于自然辯證法的思想絕非如俞文所示“把自然與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動分離開來”。實質正在于恩格斯從人的實踐出發(fā)才引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才科學闡述了自然科學的發(fā)生學，從而使得恩格斯能夠在自然辯證法研究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正如恩格斯所言，“手的專業(yè)化意味著工具的出現，而工具意味著人所特有的活動，意味著人對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著生產”。[7-P273]“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
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 [7-P383]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研究中，曾精辟而深刻的闡發(fā)出從實踐的角度能動地把握人與自然的辯證思想。首先，恩格斯在批判自然唯物主義的缺陷時指認“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
它們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
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fā)展起來。因此，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fā)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chuàng)造新的生存條件。”。[7-P329]其次，恩格斯還從人的活動出發(fā)來理解與闡釋自然界發(fā)生演變，這里也可以透視出恩格斯辯證法對舊唯物主義的深刻變革。“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本身都發(fā)生了無限的變化，并且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動”[7-P330]；
第三，恩格斯還從實踐的角度去把握人的思想觀念和思維范疇的本質，“由于人的活動，就建立了因果觀念即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這樣一種觀念”，“但是人類的活動對因果性作出驗證�！盵7-P328-329]恩格斯后來在1886年寫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時對此有個總結性的說法：“凡是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fā)所能說的，黑格爾都已經說了；
費爾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義的東西，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機智的。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yè)”。[7-P225]

　　接著，俞文指出與恩格斯不同，“在馬克思看來 ，這種撇開人的目的性活動而受到考察的自然只能是抽象的自然”、“撇開這個現實的自然界，去侈談人類誕生以前的自然界，是沒有意義的�！彼�的文本依據是，他在引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無�！迸c“這種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個自然界，也不是那個除去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說來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鼻耙粋�引證大家非常熟識，實踐本體論論在強調“屬人世界”的時候，不也是如此千萬次的引用嗎？而后一句話事實上，馬克思在此想表明的是，費爾巴哈設想的那種絲毫沒有打上人類本質力量烙印的自然界不僅對費爾巴哈、而且對所有的人來講，同樣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這里，馬克思著重強調的是人類生活其中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吊詭的是，怎么“對立論”者或國內堅持“馬克思哲學轉向僅關注屬人世界”的學者由此就可以推出“全部自然界”都是“人化自然”？宇宙的浩瀚無際這一基本的常識難道能夠在人類如此幼稚的斷言中就敢于妄言窮盡了認識？人類面對地球所有領地敢于說全部“人化”殆盡了嗎？其實就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一被“對立論”者視為主要文本資源的著作，我們讀出的卻是馬克思關于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關系的所有論述從來沒有把自然界完全當作人化自然來看。馬克思強調的是人類生存的現實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人類主要研究的也是目前與人發(fā)生關系的人化自然。但這種研究范圍絕不是固定的、永遠不變的，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不斷開拓，這樣人類不僅可以研究和追溯人類史前的自然史，而且可以把人類認識和實踐活動的廣度和深度引向更為寬廣的“屬人的世界”。

　　二、

　　“盡管晚年恩格斯對自然科學有很多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自然科學的發(fā)現，尤其是其劃時代的發(fā)現對唯物主義哲學發(fā)展的巨大推動作用。但他所贊同的“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卻蘊含著使自然科學與人類的社會生活分離的傾向。”接著俞文對《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的一句話“費爾巴哈說得完全正確：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雖然‘是人類知識的大廈的基礎，但是，不是大廈本身’。因為，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fā)展史和自己的科學。作了如下闡釋：第一，恩格斯同意費爾巴哈的觀點，認為純粹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是全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
第二，正像自然界有自己的科學和發(fā)展史一樣，人類社會也有自己的科學和發(fā)展史，但恩格斯在這里只注意到這兩類科學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

　　關于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在我看來，自然與人類社會有著區(qū)別，這是一個只要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應該承認的。問題在于這種區(qū)別在“對立論”者看來，恩格斯成了一點歷史辯證法都不懂得“蠢兒”。反諷的是，恩格斯正是在反對這種抽象的對立、絕對對立來反對他們的“蠢見”。恩格斯一生的理論情結，和馬克思一樣是為了解答“歷史之謎”。人類社會當然是其自19世紀 40年代開始便直接關注的對象，而不是從關注自然現象及自然規(guī)律開始的。恩格斯著眼于人類社會即資本主義發(fā)展狀況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狀況，但當時他面臨的理論狀況是：首先是古典經濟學，該理論完全肯定和贊揚資本主義制度，并把其看作人類社會的永恒現象；
其次是空想社會主義，只能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弊端，同情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他們完全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卻找不到任何真正的出路。恩格斯面臨的最主要的理論任務是，如何用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發(fā)現，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空想社會主義，它們背后的哲學基礎都是一樣的。一個是借助于抽象的人性理論、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性原則反對封建專制和論證資本主義的永恒性；
另一個是借助于這樣的武器來反對資本主義和論證社會主義。兩者本質上均是歷史觀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恩格斯在實踐中認識到，沒有一個科學的歷史觀，就不能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也不可能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尋找一條正確的道路。但科學的歷史觀不可能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頭腦中憑空產生和一蹴而就，它必須在繼承人類對整個世界和人類社會認識方面已經取得的哲學成果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創(chuàng)立。他以創(chuàng)立的唯物史觀才真正認識了人類社會，而且在此后他又研究了自然辯證法。

　　我們知道，在19世紀50年代，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系解體，德國興起一股“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實證科學思潮。福格特、摩萊肖特、畢希納之流妄圖把自然科學的理論應用于社會并改良社會主義，其突出表現就是根據生存斗爭來非難社會主義和經濟學。恩格斯對此指出：“想把歷史的發(fā)展和復雜情況的全部多樣性的豐富內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爭’這一干癟而片面的說法中，是極其幼稚的。這等于什么也沒有說�！盵7-P372]在恩格斯看來，費爾巴哈雖然恢復了唯物主義在自然觀上的權威，但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發(fā)展歷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qū)別在于，動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僅僅由于這個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區(qū)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社會的規(guī)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7-P623]這里，我們找不出恩格斯只重視自然界的研究，而完全割裂了自然科學與人類的社會生活的任何依據。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舊唯物主義正是因為把人對自然的作用從歷史研究中驅除出去才造成了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之間的對立。恩格斯與馬克思一樣，反對舊歷史觀將自然界和人類歷史對立起來、把人對自然的作用從歷史研究中驅除出去的錯誤做法，而主張通過社會整體與自然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來考察人類社會。恩格斯認為，人的現實生活來源于自己的創(chuàng)造。為此，他指出：“整個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產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證的證明。[8-P131]故而試圖說恩格斯“自然科學與人類的社會生活分離的傾向”是無視文本的。

　　三、

　　在俞文看來，自然辯證法載體的反思是理解馬克思辯證法的關鍵所在。他十分肯定地說：“與恩格斯和其他正統的闡釋者們不同的是，馬克思并不贊成以自我運動著的、與人的實踐活動相分離的、抽象的自然作為辯證法的載體。也就是說，馬克思并不贊成“自然辯證法”這樣的提法”。俞文又以馬克思對杜林的“自然辯證法”的態(tài)度作為論證，然后說：“既然“自然辯證法”的概念是由杜林最先提出來的，而且他提出這個新概念的意圖是反對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馬克思對他的《自然辯證法》一書又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為什么恩格斯仍然把自己生前未完成的手稿命名為“自然辯證法”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作者通過考察杜林與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詞源區(qū)別所得出的結論，“盡管馬克思也批評過黑格爾的辯證法，但他與杜林試圖否定黑格爾辯證法的做法完全不同”，“在如何理解“唯物主義”這個基本點上，恩格斯與馬克思之間存在著分歧。恩格斯主張，自我運動著的、與人的實踐活動相分離的自然界是第一性時，他所說的“唯物主義”，依然是傳統的唯物主義，而不是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在恩格斯看來，只要去掉黑格爾辯證法的載體——“絕對精神”，代之以“自然”，黑格爾的辯證法就以唯物主義的方式得到了改造”。

　　這里有必要闡明的是，恩格斯對黑格爾辯證法 “顛倒”的真實蘊意。首先，恩格斯把自然界看作本體或本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性。而在黑格爾哲學看來，自然界發(fā)展的歷史，只不過是絕對精神發(fā)展的歷史而已。而且恩格斯堅持自然界的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它可以通過實踐 ,主要是通過工業(yè)和試驗得到證明。其次，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研究目的在于深入理解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內在聯系及其物質運動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而黑格爾的自然哲學的任務不是去研究自然界本身的特性及物質運動變化的規(guī)律，而只是揚棄自然和精神的分離，是精神能認識自己在自然內的本質。于是我們看到，黑格爾把自然辯證法理解成為了絕對精神的發(fā)展的法則。再次，恩格斯認為辯證法是自然界固有的本性，自然界處于運動發(fā)展之中，主觀辯證法只不過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而黑格爾則認為自然界只是絕對精神發(fā)展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自然界處于辯證法之外，自然不過是精神“異化物”而已。所以，俞文指出“在恩格斯看來，只要去掉黑格爾辯證法的載體——“絕對精神”，代之以“自然”，黑格爾的辯證法就以唯物主義的方式得到了改造”，顯然是過于獨斷了。

　　俞先生說“馬克思并不贊成“自然辯證法””，更是無視文本的。從經典文獻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十分重視研究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他們在通信中還經常探討一些自然科學問題。學界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馬克思一直想寫一部與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不同的唯物辯證法。他在1858年1月1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這類工作的話 ,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fā)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9-P250]到了1860年底，馬克思在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時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它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 [10-P131]在1864年7月4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你知道，首先，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所以最近我可能要認真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此外，還將去聽講學（那里展示實物并進行解剖）”。[10-P410]由此怎么可以否認馬克思對自然界的辯證法研究的關注呢？1868年5月9日，馬克思又在致狄慈根的信中說“一旦我卸下經濟負擔，我就要寫《辯證法》。辯證法的真正規(guī)律在黑格爾那里已經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須把他們從這種形式中解放出來”。[11-P535]然而，馬克思終因未能卸下經濟重擔以及忙于《資本論》的寫作而最終無法實現這個愿望，但我們從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同樣可以發(fā)現關于自然界的物質統一性和自然過程的辯證性的精彩論述。比如，馬克思寫于1839年的《自然哲學提綱》,這是黑格爾《哲學全書》中論述自然哲學的一些章節(jié)的簡明摘要。旨在把它和當時包括黑格爾在內對自然哲學的各種解釋相比較。

以及在《哲學的貧困》中還指認：“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球上和手中的東西，只是由于某種運動才得以生存、生活�！盵12-P141這些著作都閃現著馬克思自然辯證法的智慧之光。后來由于工作的轉變，但仍然一直關注自然科學的進展。當恩格斯一產生有關自然科學和自然辯證法的新觀念、新思想，總是馬上告訴馬克思，并征求他的意見。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描述那天早上在他腦子里出現的一些關于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并謙虛地向馬克思請教說，“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學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條件判斷這里面哪些東西是正確的”。[13-P86]大量事實清晰表明，馬克思從未否認過自然辯證法，而且和恩格斯一樣成為了自然辯證法的創(chuàng)始人。

　　四、

　　俞文說：“對于馬克思說來，在剝掉黑格爾辯證法的載體——“絕對精神”后，應該取而代之的”“是以人類的實踐活動為基礎和核心的“社會歷史”。“在馬克思看來，以人類的實踐活動為基礎和核心的“社會歷史”才是合理的辯證法的真正的載體”。顯然在俞先生看來，歷史辯證法不需要自然辯證法作為基點。把兩者割裂，然后直接指認“馬克思的社會歷史辯證法的基礎是“實踐辯證法”，而“實踐辯證法”的核心則是“勞動辯證法””、“馬克思的社會歷史辯證法的實質是“人化自然辯證法””、“馬克思的社會歷史辯證法也蘊含著一個“社會形態(tài)發(fā)展辯證法””�？偟膩碇v，俞文試圖懸空歷史辯證法，卻又硬說是堅持實踐辯證法的使然，在承認自己理論是由實踐為其全部理論基點這一點倒是“實在”的。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包括為自然史和人類史兩個方面。其中，人類史是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的，自然史則不是，二者有著本質的區(qū)別。盡管如此，這兩個方面仍然是密切關聯的，即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制約。在一定意義上，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終點正是《資本論》的始點，即“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本身”以及人和人類社會的出現�？梢�，“恩格斯關于自然辯證法研究的意義，決不限于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論述，而更在于使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領域的研究互相銜接，形成整體，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化奠定了基礎”。[14-P160]因而，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并不能采用俞文的方式來“對立”地加以理解。相反，我們認為二者在實踐的基礎上實現了辯證統一。第一，承認自然辯證法是研究歷史辯證法的前提和基礎。我們知道，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區(qū)別于一切舊哲學的重要界碑，但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必須以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為前提。唯物辯證法，包括歷史辯證法在內，無疑要突出實踐的地位，重視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但是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必須有它的客觀的現實基礎。反對這一點，那“××唯物主義”一定是假“唯物”主義。歷史不能脫離自然，它是在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即物質生產實踐的過程中得到發(fā)展的。人類的發(fā)展本質上就是物質生產史，人和自然界“互化”的歷史。人類推動歷史的每一次進步都根源于他們對于自然界認識的程度。

　　只有承認并尊重自然辯證法，才能真正地認識和理解歷史辯證法，并在其指導下充分發(fā)揮人的主體性，推動歷史前進。第二，研究自然辯證法的根本旨趣在于更好地發(fā)展和應用歷史辯證法。強調自然科學對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重要意義，從而有力地利用自然方面更好地創(chuàng)造出人類美好的歷史。歷史歸根結蒂是活動著的人的歷史，人類不斷地發(fā)展自然科學、探索自然界的奧秘，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單純地征服或占有自然，這種“人類自我中心主義”早已被賦予了慘痛的“歷史教訓”。真正的意圖是從根本上擺脫自然界對人的奴役，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真正成為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主人，解決“人之謎”。故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堅持的是，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始終以人和社會的發(fā)展為中心，歷史的任何發(fā)展都離不開自然界的有機發(fā)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指出的：“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yè)和商業(yè)，哪里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15-P77] 身處牛頓力學時代的馬克思，高度重視自然科學，并對科學和生產的關系進行了歷史考察。一方面，對科學如何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對科學依賴生產的歷史進行考察中闡明“生產需要的經濟動因”是自然科學發(fā)展的基本動力。從而把這種思想限定在實踐對此的推動作用上。必須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的辯證關系，才能在實踐的基礎自覺地把自然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統一起來，從而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這一最終目標提供有力的“批判武器”。

　　五、

　　在馬克思恩格斯處于的時代，自然界與辯證法的關系是一個必須重新回答和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一個主動的應答者，恩格斯適時地扮演了這一角色。他想要把辯證法擴展至自然界，以彌補辯證法根基變更后所凸現出的自然界可能逃脫出辯證法范圍的缺憾。這一點，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應該是沒有多大差異的。所以，恩格斯要做的，并不是重新提出一個與馬克思和他自己所言的社會世界迥然不同的自然世界作為辯證法的惟一存在根基而與馬克思對立；
而只是要擴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存在根基與適用范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把根基和范圍從社會世界延伸到自然世界而已。[16]對此，萊文倒算說了句公正的話，“從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需要出發(fā)，一種自然辯證法是必須的，馬克思也希望恩格斯能完成這項任務。[5-P125]即使是認為恩格斯把“自然世界”與“社會歷史世界”割裂看來看待自然及其辯證性的施密特看來，也不得不承認，“平心而論，恩格斯和他在東歐的追隨者們不同，他無論如何決沒有想勸導自然科學家巴辯證法作為直接的研究方法。歸根結蒂，他是想對現代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材料加以百科全書式的整理” [4-P49]

　　恩格斯把辯證法的根基和適用范圍拓展到自然界之后，絕對沒有否定以前他和馬克思共同主張存在根基的意思。說馬克思把辯證法的根基定位于社會歷史領域，恩格斯則定位于自然領域；
恩格斯的自然觀與斯賓諾莎及法國唯物主義者的自然觀在“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與恩格斯不同，馬克思自然觀的出發(fā)點不是排除人的目的性活動的抽象的自然界，而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動中介過的“人化的自然界”；
恩格斯是在實踐范式下來理解世界，而恩格斯是理論范式下規(guī)整世界。這些顯然都是在制造兩位“革命老友”的“對立”。實際上，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身的氣質、興趣、愛好以及研究的起點和側重點不同，馬克思把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無暇旁顧，研究自然辯證法這一重任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馬克思對恩格斯進行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不僅是知曉的，而且給予熱情支持。俞先生試圖運用其一貫的“差異分析法”來塑造在辯證法問題上兩者的迥然各異，其用意均在于把現今對馬克思主義的“缺憾”全部歸結于“恩格斯”，而不去仔細探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困境之所在，采用直接否定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手法，是草率的。恩格斯與馬克思的榮辱與共，生前自愿為馬克思分擔來自各方面的“侮辱”， 死后，敢于自稱自己比恩格斯還了解馬克思的人不斷涌現，他們找出文本中的只言片語，加上自己扭曲事實的“前見”（語法結構），便道說出了形形色色的“對立論”。我們堅信歷史終將會摒棄這樣的“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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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載《河南大學學報》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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