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不久看到俄羅斯有一位研究美俄關系的著名專家，叫伊戈爾•帕納林的，在電視、報紙上發(fā)表了一通宏論，預言美國將在2010年分裂，分裂成六個國家。其所持理由是，因為受到“移民潮、經濟下滑、道德淪喪”的拖累，美國將于2009年秋爆發(fā)內戰(zhàn)，美元貶值，經濟和政治危機同時爆發(fā)，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參與和影響，就分裂了。他高興地看到，到那時阿拉斯加將重新回歸到俄羅斯的懷抱，此外，他還慷慨地把夏威夷賞給了中國。

　　作為研究者的這個預言，大概小孩子也不會相信。所以他的同胞學者就說：“如此荒謬的觀點，根本就不值得我們去討論！”我感興趣的是，此時此刻怎么會突然有這樣的聲音冒出來？僅僅是為了出名而自我炒作？如果學者用說無知的話來炒作，無異于自貶、自損，名倒是出了，可誰還會再把他當學者來看待呢？如果是認真的，這里有多少“研究”，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聯(lián)系到前一天我在俄羅斯《真理報》的網站上，看到了另一篇奇文，說俄羅斯的一位占星術士“夜觀天象”，預言這次世界經濟危機將會持續(xù)到2020年，中間將會爆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俄羅斯將會在這次世界大戰(zhàn)中勝出，2021年世界開始重建。

　　看了這些東西，再環(huán)顧一下周圍世界——擴軍備戰(zhàn)、搶地盤、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直觀的感覺就是危機把人們弄昏了頭，世界發(fā)展失去了方向。曾經有過的兩次經濟危機把世界拖進大戰(zhàn)的深淵，難道這第三次經濟危機還真的會把世界再次拖進全面的戰(zhàn)火之中嗎？

　　去年經濟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寫文章說，所謂的金融危機只不過是經濟危機的表象，真實的情況就是一場經濟危機的到來，有人還說什么不要讓金融危機波及到實體經濟，現(xiàn)在可以看出，更是膚淺的認識。不過，我相信這場危機有個一年半載就會過去的，因為歷史條件不一樣了，可奧巴馬上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議論一抬頭，讓我大吃一驚——要是連美國在此時竟然還冒出這樣的議論，那么世界克服危機的前景就讓人擔憂了。

　　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這就是，世界發(fā)展到了今天，那些基于市場法則闡明的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道理，本應該成為常識性的認識，可是并沒有在世界更廣大的人群中，特別是精英人群中扎下根來。所以當新的經濟周期來臨的時候，因為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使許多人亂了方寸，慌了手腳。幾十年的世界和平和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催生了一個浮躁、輕浮的地球村，而這個地球村的村民對許多事物的本質認識還遠遠不足。人們不止一次地忽視了經濟周期其實也是市場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最好的例證。

　　歷史經驗值得重視。如果政治家們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仍然按從前傳統(tǒng)的思維習慣，畫地為牢，以求自保，那么新的局部戰(zhàn)爭或世界大戰(zhàn)，或許就會真地再次上演。所以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真正的關于經濟和社會的研究，讓更多的人了解市場經濟的來龍去脈、對人類社會的重要價值、它的未來發(fā)展趨勢和缺陷，以及政府在其中應該擔負的責任。只有明白了這一切，才能堅定信心，通力合作，使世界盡快擺脫危機。

　　走出危機的道路越是漫長，可能發(fā)生的延遲歷史進化或可能使歷史倒退的不確定因素就會增加。

　　二

　　在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談世界經濟危機，我想談的主要還是那個俄羅斯學者伊戈爾•帕納林的話題：美國到底會不會分裂？對這樣一個話題，感興趣的人肯定很多。希望美國分裂的人有，不希望美國分裂的人也有。希望它分裂的人恨它充當世界警察，到處管閑事，給別人制造分裂；
不希望它分裂的人認為，世界就像一個村莊一樣，也得有警察來維持秩序，當村里的維持會沒有能力來維持治安的時候，大戶的勢力就是這個村莊實現(xiàn)安定的保障——關鍵是這個大戶是否主持公道和正義，而不是黑勢力。

　　我在這里關注的不是“希望”或“不希望”，而是想研究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可能對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有十分現(xiàn)實的意義。

　　眾所周知，當前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道路進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接下來改革就改不下去了。因為在經濟層面上，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能夠做到的，采用的，我們都模仿了，引進了，幾乎沒有什么可以再學習的了（效果權當別論）。接下來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了。政治上改不改？有識之士都看出來了，如果不改，政治和經濟的摩擦和不相適應，就會導致社會矛盾越積越多和日益尖銳化，到一定程度，所謂的社會安定也就成為空談。但是怎么改？同樣也像在經濟層面那樣把西方社會的那些通行的做法照搬過來？許多人從本能上就會加以拒絕。長期以來政府傳達給民眾的一條重要信息就是：西方人一直把他們的政治、文化理念當作工具，對不同于他們政治架構和理念的國家民眾進行滲透，最終達到顛覆的目的。中國大陸從建國一直到今天都在和這種隱形的力量進行較量。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解體，給這些人提供了可以繼續(xù)堅決地按既定方針辦的理由：看到了嗎？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夠重蹈前蘇東的覆轍。

　　但是，不管怎么說，中國的政治改革已經成為了不可回避的問題。大家知道，馬克思的最著名的一個論斷就是上層建筑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樹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xiàn)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fā)生變革�！�

　　我覺得這個早先年經常被人用來論證社會主義革命合理性的話，現(xiàn)在已經被人遺忘了。我之所以再引述一下，是想提醒那些習慣于引經據(jù)典的人，不妨再把這個原理回想一番，用到我們今天的社會可能更現(xiàn)實一些。

　　既然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科技生產力和又被重新恢復起來的資本和勞動雇傭關系，那么龐大的上層建筑即政治、法律、哲學等是不是也得改變呢？

　　三

　　寫到這里，肯定有人會問：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美國的分裂不分裂有什么關系呢？我說，有。這個“有”，就是想讓大家了解，你的“軟肋”為什么在對手身上卻成為了“硬肋”？擔心進行政治改革會導致天下大亂和國家分裂有沒有道理，如果有，如何才能避免？借他山之石，來攻攻我們的玉，有何不可？

　　與帕納林的預言完全相反，理智的人看到的恰恰是一個非常穩(wěn)定的美國。這個穩(wěn)定恐怕不是一個大家都在同時經歷的經濟危機所能動搖的。起碼從現(xiàn)在看來，還沒有一個力量，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能夠使其解體，大概在我們這幾代人可以預見的幾十年內還是這樣。

　　其實美國是最應該解體、分裂的。為什么?因為這是一個東拼西湊起來的國家，沒有歷史（就是那種讓人總是念念不忘的、自豪得不得了的悠久歷史），人種雜居、信仰各異、結黨謀權、貧富有別，更要緊的是，還人人有槍（愿意的話），崇尚自由……按國人的看法,不用說所有的這些因素都存在, 就是其中的任何一個,放在東方某個國家里,早就使其四分五裂了，即使不分裂，種族、民族、黨派紛爭也會攪得整個國家雞犬不寧了。世界上這樣的例子難道還少嗎？可是美國不但不分裂，而且還在日益強大。

　　回顧近二百多年的世界近現(xiàn)代發(fā)展史，美國的崛起可能是最大的亮點。

　　美國的地盤原來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據(jù)說和我們同種。16世紀歐洲殖民者開始入侵，驅趕屠殺印第安人，后來又從非洲販運黑人充當奴隸。英國的這塊殖民地1775年爆發(fā)獨立戰(zhàn)爭，1776年建國，擺脫了殖民統(tǒng)治，而真正成立聯(lián)邦政府和有了總統(tǒng)，又是在13年之后了。由13塊殖民地組成了一個新的國家，然后就開始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到1860年，也就是70年之后，到南北戰(zhàn)爭前，美國工業(yè)產值已經躍居世界第四位了，僅次于英、法、德。在領土方面已經從原來的13個州，擴展到34個州，領土面積達到了770多萬平方公里。

　　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也恐怕是最懸乎一次分裂鬧劇就是南北戰(zhàn)爭，由南部種植園奴隸主搞起來的。由于堅決反對奴隸制的林肯當選總統(tǒng)，引起南方奴隸主的恐慌。最先是南卡羅來那州，隨后是密西西比、佛羅里達、阿拉巴馬、左治亞、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薩斯等州宣布脫離聯(lián)邦。它們成立了“邦聯(lián)”，還選舉了總統(tǒng)，后來又有弗吉尼亞、阿肯色、田納西、北卡羅來那的加入。于是美國就有了兩個總統(tǒng)、兩部憲法、兩個國會、兩支軍隊的對峙局面。一個分裂的美國形成了。但是這個分裂的美國僅僅存在了四年，就被北部美國戰(zhàn)勝了南部美國而結束了。其實從分裂的第一天起南方的失敗命運就已經注定了。說到底，這其實也是一次新舊制度的大比拼。北方的立于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戰(zhàn)勝南方的奴隸制經濟制度是一個必然。我們不是也整天說，新制度是不可戰(zhàn)勝的嗎？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但是一個制度如何才能判定“新”和“舊”呢？只有一條，就是看它對人的解放程度。封建制度對奴隸制度而言是新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對封建制度而言是新制度，如果社會主義能夠創(chuàng)造出比資本主義更能使人獲得自由的制度，那么社會主義就是新制度，否則，“新”就免談了。

　　南北戰(zhàn)爭之后，南方的奴隸制度被廢除，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到1894年，也就是說又過了34年，美國的工業(yè)生產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位。在這期間，攫取了墨西哥二分之一的領土，1867年它花720萬美元向俄羅斯買下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每英畝2分錢。同年還占領了中途島，美國挺進了太平洋。1878年，美國在南太平洋薩摩亞王國建立海軍基地，接著宣布薩摩亞為其保護國，1893年派軍艦占領了距離美國本土一萬多公里的夏威夷，隨后將其并吞。在19世紀結束前，美國又從西班牙手里奪取了菲律賓、波多黎哥和關島。這樣半個地球已經在美國的掌控之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放債100多億美元，把世界40%的黃金收到了自己的腰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日本投下二顆原子彈，攻進了柏林，和同盟國一起消滅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文明，令世人更加刮目相看。隨后雖然在與共產主義國家的較量中戰(zhàn)場上小有挫折，但最終還是讓蘇聯(lián)解體，東歐失敗，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

　　在與領土和經濟擴張的同時，國家多元政治也在走向成型。早在建國初期就產生了兩個政黨：聯(lián)邦黨和反聯(lián)邦黨，后幾經分化和改組，到南北戰(zhàn)爭前，民主和共和兩大黨競爭的局面已經形成，這對美國的社會穩(wěn)定和推行民主政治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美國不但形成了成熟的政黨政治，而且還發(fā)育出社會各階層、各產業(yè)、各宗教、各團體、各基金會等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充分體現(xiàn)了“自由”這一人權概念。比如，有工會組織，勞聯(lián)——產聯(lián)、鐵路兄弟工會等；
有農民組織——美國農民協(xié)會聯(lián)盟、全國共濟會等；
有黑人組織——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全國有色人種協(xié)進會等；
有青年組織，有婦女組織，有企業(yè)主組織……甚至還有種族主義、納粹、三K黨等。至于那些無法計數(shù)的各類民間社區(qū)組織，更是五花八門，目標各異�？梢哉f，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群眾組織活躍在里面。

　　美國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組織運動，充份地體現(xiàn)了憲法所賦予人民的自由的權利是真的，而不是假的。1789年對憲法實施的第一條修正案就說：“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
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

　　國會是美國的最高立法機關。為最高的立法機關規(guī)定不可以立的法，就是說，還有比最高立法者立的更高的“法”。這個“法”就是最最高的“法”，不是“人”可以立的“法”，而是“天”給人立的“法”。只要是人群，只要是人類社會就得遵從這個法。這個法的核心就是四個個字：人權、自由。這就是美國先賢對做一個“現(xiàn)代人”（220年前的“現(xiàn)代”）概念的理解。大概所有的美國奇跡的創(chuàng)造也都源于此吧？

　　聯(lián)想到有些國人今天還在那里振振有辭地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是不是太可笑了點？難道我們已經落后了二百年的思想認識還要繼續(xù)落后下去？

　　四

　　探究美國為什么不分裂，這其實是一個相當大的課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涉及方方面面。要是國家立項來研究，我想花建一艘航母的錢都是值得的。當然，前提是政府要有氣魄、睿智、見識和雅量，研究者不要揣摩“圣意”而說謊話和套話。

　　憑一己之力，我這里只能拋個“磚頭”，至于引出的是“玉”，還是“拍板磚”，也顧及不到那么多了。

　　我認為，美國不分裂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立國的根基打得牢固。這個根基就是基于人權、自由理念的國家統(tǒng)治權力的獲得方式是民眾的選舉，并且政府的權力是被制約的。在傳統(tǒng)社會里統(tǒng)治權力的獲得是通過暴力征服（中國古代所謂的禪讓，都是理想主義者編造的瞎話），為了使獲得的權力得到被統(tǒng)治者的認可，讓他們服從，就不得不用編造神話和顯示奇異力量的辦法來獲取其正當性和合理性（在西方是王權神授，在中國就是神龍附體），現(xiàn)代則用個人崇拜。在民智未開的遠古，這當然會十分有效，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理智逐步取代了迷信，信服的人肯定越來越少，包括個人崇拜，于是就產生了信任危機。分封制是企圖用血緣或聯(lián)姻的辦法（聯(lián)姻也是為了制造血緣關系）來穩(wěn)固住統(tǒng)治基礎，但其實血緣親情并不能抵擋利益的誘惑。為了利益，父子、夫婦、兄弟姐妹相互殘害，是集權政治上的極其正常的現(xiàn)象。這也是國家終究不能長治久安和進而導致不斷分裂的根本原因�？たh制也一樣�？たh制的設計者，以為接受了分封制的教訓，派往管理地方的官吏，沒有了“龍”的血脈，就斷絕了他們對最高權力的渴望。其實不然，因為不能解決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合理性、正當性），任何人都可以重新編造出新的神話來奪權。這樣，就逼迫掌權者不得不用嚴刑峻法來對付那些“僭越”或有圖謀不軌想法的人。另外，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客觀上也給了地方官吏可以進行暗地里抗衡中央的資本。天高皇帝遠，只要結成團伙，上下聯(lián)手，用蒙、騙、哄的辦法，就可以讓最高統(tǒng)治者變成“聾子”、“瞎子”和十分可笑的愚人，而自己就來個各行其是。表面上不斷地向上表忠心和表現(xiàn)出順從聽話的樣子，實際上瞞天過海，都在謀求自身的利益。這就是為什么每個王朝到了晚期，官員腐敗，民怨沸騰，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可皇帝卻渾然不覺，即使有所察覺，想拯救危局，但也無能為力了。最后，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曾經輝煌的王朝消失了。

　　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其實是經濟管理制度，確切地說，是企業(yè)管理制度在國家范圍的復制。美國無疑是最成功的范例。

　　平等和自由首先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發(fā)展所必備的條件。人若是不被從奴隸或封建的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社會也就不會有大量的私有財產者產生，從而形成市民社會。有了私有財產和自由的人，才能把交換關系發(fā)育成社會最通行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交往準則。另外交換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關于人的地位的觀念。因為任何交換，從形式上看都是地位對等的人之間的物質往來關系。站在交換公式的兩邊，貴族、平民的身份消失了，皇帝、乞丐的界限沒有了，剩下的只有為謀求自身利益而走到一起來的赤裸裸的“交易人”。

　　市民社會的出現(xiàn)使得利用奴隸和農奴勞動的手工工場走到了盡頭，代之而起的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關系和股份制構成了現(xiàn)代工業(yè)企業(yè)的存在基礎。現(xiàn)代工業(yè)企業(yè)就是自由資本和自由人的結合。自由資本的結合形成了股份公司，自由人與資本的結合構成了雇傭勞動關系。順便說一句，大家千萬別把雇傭勞動關系想象成罪惡的代名詞，從歷史的定位上來看，這實際上是現(xiàn)代文明的奠基石（請看我的文章《論剝削》）。

　　我們看到，商品經濟或交換經濟，把平等、自由的精神貫穿到了整個社會里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交往關系之中了。當把這種精神延伸到政治層面，人們對政府性質的認識，當然也就完全改變了。所以，《獨立宣言》才這樣說道：“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被他們的‘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

　　因為物質生產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改變了，那么接下來人與政府的關系也必然發(fā)生改變。從前政府的權力，是一些人組成的武裝集團，通過集團暴力獲取的，直白地說，就是一個武裝集團，通過戰(zhàn)爭，把所有的競爭對手打敗或消滅后得到的。用暴力獲取，當然也要通過暴力來維護。但它維護的是一個家族和圍繞這個家族而形成的特殊集團的利益，至于社會其他階層的人民，那是他們盤剝的對象。政府與人民是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關系，是剝奪與被剝奪，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可在這《獨立宣言》中，政府成為了人民的選擇，是人民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命財產權利才來組建一個政府。政府不是由外面的一些人強加給人民的，是人民自己出于需要，醞釀產生出來的。

　　如何判斷一個政府是從外面強加給人民的，還是人民自己內部醞釀產生出來的呢？“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這句話就是鑒別的分水嶺。就是說人民的政府，一定是經過人民“同意”的。怎么才能知道是人民同意或是不同意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選舉。凡經過全體人民公開、公正、公平選舉而產生的政府，就是人民同意的政府，否則就是來自社會外面的，以暴力為前提、強加給社會的政府。

　　以往的傳統(tǒng)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在這里被徹底顛覆了。西方經歷幾個世紀醞釀、發(fā)展、成熟起來的人權、平等、自由思想成果在這里終于開花結果了——一個全新型的政府誕生了。人類社會進化史的一個新紀元或叫做新的里程碑出現(xiàn)了。

　　我們看到，經濟與政治是相通的。因為經濟的發(fā)展需要自由，為了保障經濟發(fā)展的自由，所以必須構建政治上體現(xiàn)自由的體制。觀察一下美國社會，不難發(fā)現(xiàn)，經濟、政治的模式其實是一個，政治模式是按經濟模式鑄造的。

　　在一個自由的、資本分散的社會，除去獨資企業(yè)外，組建股份公司就是實現(xiàn)社會化生產的最佳選擇。在股份公司中，全體投資者組成股東大會，這是處置該項資產使用和獲益的最高權力機構。股東大會選出董事會這一常設機構，作為全體資產所有者的代表來制定公司運作的大政方針，董事會聘請經理人，來具體實施董事會的決定和對公司事務的日常管理。為了防止個別董事或經理以權謀私，損害全體股東的利益，股東大會還要選舉產生獨立的監(jiān)理機構，對公司的所有人員進行監(jiān)督。

　　把這樣一個管理模式移植到國家管理的層面上來，于是就有了國會，有了總統(tǒng)，有了司法系統(tǒng)。全體國民就是這個國家的股東，國會其實就是國民股東選舉出來的國家這個大公司的董事會，總統(tǒng)和他的政府就是國家這個大企業(yè)的經理，而司法系統(tǒng)就是監(jiān)督者。當然企業(yè)和國家的治理在產生機制上還稍有不同。首先國會不同于企業(yè)董事會的是，“國家董事會”是由國家董事即全體人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出來的，選舉票沒有最大股東和最小股東的區(qū)別，所以這里沒有選票特權，因此任何一個人也就不可能有高于其他人的政治權力；
其次，總統(tǒng)不同于企業(yè)經理的是，在美國總統(tǒng)是由人民通過選舉團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國會“聘任”的，這樣總統(tǒng)的權力就要大一些�？偨y(tǒng)不僅有行政權，還有一定程度上的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的權力。聯(lián)邦法官雖然不是由全民選舉出來的，而是由總統(tǒng)任命并經參議院批準的，但是聯(lián)邦法官卻是終身任職。

　　從依法治國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完美的分工協(xié)作：國會負責制定法律，總統(tǒng)和行政部門負責執(zhí)行法律，而司法則是負責解決有關法律的糾紛問題。但另一方面又互相制約。國會和法院監(jiān)督總統(tǒng)和行政；
總統(tǒng)有權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
法院還可以判決國會通過的法案“違憲”。

　　正如《美國是如何治理的》一書作者希爾斯曼所洞察到的美國權力架構的好處，他說：“分權原則并不是權力分散，主要還是由幾個獨立的機構分享權力的問題。政府各部門是通過不同方式產生的，因此可以保持平衡以免因公眾情緒和‘多數(shù)人專制’而動搖不定。總統(tǒng)是由人民通過選舉團間接選出的，任期四年。眾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任期兩年，參議員則由州的立法機構選出，任期六年（1912年以后也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但是每年改選三分之一。最高法院的法官由總統(tǒng)委任，實行終身制，但必須聽取參議院的意見并征得其同意。因此，無論在任何時期、任何問題上，無論情緒如何激烈，無論政府的哪個系統(tǒng)的權力一時多么強大，這種體制也能確保有足夠的時間使激動的情緒平息下來，并在某一集團完全控制政府之前，各個敵對派別都有足夠的時間來集結自己的力量�！�

　　所以，一個社會能否穩(wěn)定和獲得長治久安，不是看你的政壇出現(xiàn)了一個或幾個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說他們如何睥睨千古、叱咤風云、開疆拓土，等等。這類人物在中國的歷史上并不少見，但中國社會始終處于動蕩之中，老百姓能有個幾十年的和平日子就非常不容易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國歷史始終沒有找到國家制度的創(chuàng)新之路在什么地方，人們始終在成王敗寇，寇再成王的這樣一個循環(huán)中過日子。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社會之所以走不出“鬼打墻”，原因就是基礎是不穩(wěn)定的。所謂了不起的人物建立起來的王朝，在歷史上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現(xiàn)在還一往情深地去炫耀什么貞觀之治、康熙大帝，說好聽了是自慰，說不好聽了是在自戕。

　　現(xiàn)在應該看得很清楚，集權或叫做獨裁政治體制，就好比是把一座社會大廈建立在一個支點之上，其穩(wěn)定性肯定是最差的；
而三權分立，就好像把這座社會大廈放在了三個支點之上。三點形成一個平面，一個平面就可以構成一個穩(wěn)固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建國已經有二百多年了，小的騷亂和社會性的大規(guī)�？範庪m然也發(fā)生過，但沒有人能夠在這個國家發(fā)動政變或者奪權的暴亂。你有不滿意，有不同意見，可以抗議，可以表白，甚至你愿意把一生都貢獻在到白宮前的草坪上去抗議（真有其人），這都是你的自由，沒有人可以剝奪你的自由，但你無法改變國家的政策。只有當大多數(shù)人都有了意見，都不滿了，那時政府政策改變的時候才會到來，可這一切還得照憲法程序辦，沒有國人大多數(shù)的“同意”，誰也甭想隨意改變國家的哪怕是一個小的制度規(guī)定。

　　從這里我們就看到了，美國國家的穩(wěn)定權與其說是在政客手里，不如說是已經牢牢地把握在了民眾的手里。從前的政治，統(tǒng)治者和民眾是對立的，統(tǒng)治者是少數(shù)利益的代表，因此他們時刻提防民眾的“不軌”思想和行為，而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其實民眾提出的都是些正當?shù)囊�求和申訴。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有好日子過，大多數(shù)人是不會去鬧事的。但因為民眾的行為，觸動了統(tǒng)治者的權威，也要壓制和打擊，到最后，逼上梁山，釀出了真正的不安定。

　　從美國社會我們看到，一旦把社會的穩(wěn)定權交給了民眾，穩(wěn)定就有了廣大、堅實的基礎。個別人的不滿，部分人的訴求，都有渠道發(fā)泄，政府知道了，就會去解決，個別問題個別解決，人數(shù)多了，就去謀求政策解決，因此無論發(fā)生任何社會事件，就都無法動搖這個穩(wěn)定的基礎。

　　這就是為什么表面上有不和諧，不一致，甚至有些混亂，而實際上，社會是非常穩(wěn)定的。道理很簡單，誰想讓社會的某些方面改變，請你去說服社會的大多數(shù)人，只要大多數(shù)同意了，改變才會來到。除此之外，任何做法都不會得到社會贊同，因此懷揣各種不良企圖的人也就乖乖地偃旗息鼓了。在社會各種利益和各種政治見解相互交織的情況下，任何團體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集團利益上升為全民的利益，它們之間只能形成相互抵銷和妥協(xié)的局面。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經歷了那么多工人罷工、黑人武裝斗爭、墨西哥人要求收復失地，印第安人反對種族壓迫，夏威夷人也想獨立等等，但對社會而言，都只不過是癬疥之疾。

　　五

　　美國不分裂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得非常好。美國聯(lián)邦政府以下的政權機構有州、縣、市、鎮(zhèn)等。州以下的各級政府都叫做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也都是按照聯(lián)邦政府三權分立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地方政府與聯(lián)邦政府沒有直屬關系，地方自治，各方面長官也不是總統(tǒng)任命或派遣的，所以也用不著到總統(tǒng)那里去開會，去匯報工作，聆聽指示和教誨。更有甚者，在聯(lián)邦大的法律框架下，各州法律都由自己的議會制定，所以美國的各州法律都可以有不一樣的條文規(guī)定，事實上也不完全一樣。有的州早已經取消了死刑，有的州至今還在保留著。

　　這一切對有集權思維的人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美國的地方完全自治，但為什么又不分裂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先讓我們回到美國的建國史上來。眾所周知，美國是先有州政府，而后才有的聯(lián)邦政府，聯(lián)邦政府是州政府聯(lián)合的產物。今天的人們都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不經過暴力、戰(zhàn)爭，而能夠把不同地域或民族的人統(tǒng)一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國家，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為什么美國的那些州竟然自愿走到一起來，商量著組建一個國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確實是一個奇跡，在東方世界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但從經濟學原理上分析，還是可以找到答案的。美國的先民們是歐洲的移民。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fā)展，使他們耳濡目染，因此在他們的身上天然地就帶有商品經濟意識的基因。商品經濟的本質就是不承認任何世俗的束縛和界限，它只追求一個字：利。正如亞當•斯密所說，人在為己的同時也為了社會。這個“為己”，不是去征服和和消滅他人，而是用自己的才智去生產、創(chuàng)造財富，所以這個“為己”，同時也是為了他人和社會。它對限制它發(fā)展獲利的任何封建世俗的條條框框，它都要打破，并依據(jù)商品經濟的原則予以重建。另外，商品經濟所稟賦的人權、平等、自由等理念，也容易催生政治上的妥協(xié)觀念。那種極端的出于生物本能的競爭意識和手段，即以消滅和征服對方為目的的做法，在這些移民人群中，顯然是已經過時了。就是說，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要求取消各州人為設置的地域、主權障礙，而在處理利益爭端中妥協(xié)又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于是，早先七個州，后來十三個州就走到一起來了，組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后來歐盟的建立實際上走的也是這樣一條發(fā)展道路。未來的世界大同也必須從這里邁開腳步。

　　于是我們在短短幾頁的聯(lián)邦憲法中看到了這樣的明文規(guī)定：對于從任何一州輸出的貨物，不得征稅；
（聯(lián)邦政府的）任何商業(yè)或稅收條例，都不得給予一州港口以優(yōu)惠于他州港口的待遇，開往或開出一州的船舶，不得強迫在他州入港、出港或納稅。

　　這就是商品經濟發(fā)展在政治層面提出的要求。適應了這種要求的任何措施都是在推動著社會進步。聯(lián)想到我們今天，在一個統(tǒng)一國家里，好不容易提出了一個有限度的發(fā)展商品經濟的口號，可各地區(qū)、各部門還在那里畫地為牢，以鄰為壑，阻礙人員、商品的自由流動，還在那里互相爭什么優(yōu)惠政策，都想把自己管轄的那塊地方，建設成大而全、小而全、無所不包的工業(yè)體系，因此不能說我們的體制已經適應了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要求。

　　因為聯(lián)邦政府是自由州結合的產物，所以聯(lián)邦政府管理的事就是那些州無法管或管不好的事。如果州自己能夠解決，那么也就用不著聯(lián)邦政府來干涉了。所以聯(lián)邦與地方政府分工是明確的，責、權、利是清楚的。聯(lián)邦政府負責外交、聯(lián)邦法律法規(guī)、州際商業(yè)、鑄造和發(fā)行貨幣、發(fā)行證券、郵政、軍隊、保障國家的領海、領空、領土安全、征召民兵、鎮(zhèn)壓叛亂等國家大事；
地方政府只管收稅、地方治安、教育、人民福利、修路等與地方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事。

　　說到地方自治，人們就以為地方要是不聽中央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央的權威到哪里去了？那樣的話還怎么管理？那不就是分裂了嗎？用集權政治的思考方式來認識這個問題，可能確實如此。但事實并不是這樣。集權政治中央主要是通過派遣官員來實現(xiàn)對地方的控制的。且不說官員的本身素質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xiàn)“治平”，其實就這樣一個機制本身來說，已經埋下了不安定的隱患。眾所周知，集權政治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權力、利益分配機制是由個別人由上而下來完成的，它無法解決“公平”問題。所有的人在這個分配體系中永遠都覺得自己是吃虧的，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官場上表現(xiàn)得最明白，沒有獲得提拔升遷的，滿腹怨氣自不必說；
官小的與官大的比，也覺得自己屈了才；
官大的與更大的比，更忿忿不平：憑什么某人比我升得更高和更快？因此，所有的人，無論是獲益者或是沒獲益者，獲少者還是獲多者，都認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由個別人決定的權力、利益分配，得到滿足的人肯定是少數(shù)。這種結果，自然也就導致了離心傾向。沒有機會便罷，一旦有了機會，人們就會去尋求新的平衡。這時如果有人加以利用，便會使之發(fā)展成為種族的、民族的、階級的矛盾。一旦形成對立，消除對立將十分困難。

　　地方自治其實就是把與地方人關系密切的權力、利益分配，交由地方人自己去處理。通過民主方式產生的地方政府機構，因為擁有廣大的民眾基礎，所以對大多數(shù)問題的處理都能獲得民眾的擁護。個人的不滿足，訴求對象形式上是政府，其實背后永遠是集體，是大多數(shù)。誰能夠永遠與大多數(shù)為敵呢？另外，個別人、個別族群、個別階層確實有了不滿和要求，還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來表達。如果能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同情和支持，問題就會得到解決，哪怕會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極端分子想用極端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肯定不會得到社會大多數(shù)人的贊同和支持，最后終會銷聲匿跡。

　　美國黑人爭取權利的斗爭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黑人權利問題由來以久。從林肯總統(tǒng)宣布解放黑奴，一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黑人為獲得與白人同等的權利進行了不懈的抗爭，有靜坐示威、抗議游行、組織黑豹黨進行武裝斗爭等。所有這一切都沒有造成國家的分裂。1967年，蓋洛普發(fā)表了對黑人的民意測驗報告說，有20%的黑人認為，黑人應該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反對的卻達到69%；
有74%的黑人愿意生活在清除了種族隔離的環(huán)境里，只有16%的人不贊成；
有78%的黑人愿意把孩子送進白人黑人混合學校，只有9%的人不同意（《美國是如何治理的》）。盡管存在著種族歧視，可是絕大多數(shù)黑人并沒有想到去分裂國家，為什么？因為黑人在斗爭中，看到了希望，而不是絕望：社會輿論、最高法院、國會、總統(tǒng)都對他們給予了支持。據(jù)說1963年肯尼迪總統(tǒng)遭到暗殺，很可能就是因為他不讓動用聯(lián)邦經費去補助那些實行種族隔離的住房建設。大多數(shù)黑人相信白人種族分子只是社會中的少部分人，整個國家沒有拋棄他們——即使有那么一兩個總統(tǒng)或者有些地方政權被種族主義者所控制，但也改變不了大趨勢。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在上個世紀中期雖然種族矛盾十分尖銳，但國家依然穩(wěn)定的原因。

　　這里還要特別指出的是，聯(lián)邦憲法對地方政權的約束和限制�；蛟S我們可以說一點過頭的話：美國聯(lián)邦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可能比集權國家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是憲法約束。我們看美國憲法只有七條，第四條是對州的權力的規(guī)定，有四款，第一款是說州之間的法律要互相承認，但前提是這些法律法規(guī)要經過國會的認可。就是說，你有制定法律的權力，但國會有否決你制定法律的權力；
第二款是各州相互都有追緝逃犯和按本州法律定罪的權力。這項權力對國家來講，無關緊要；
第三款對防止州鬧獨立就非常重要了。它規(guī)定關于州的接納、組建、分拆的權力都在聯(lián)邦，這也就堵死了任何企圖把某些州以合并、拆分等借口分裂出去的道路；
第四款規(guī)定各州必須實行共和政體，并且把州的保護權收歸中央。州沒有軍隊，州被置于了合眾國的卵翼之下。

　　不僅如此，在聯(lián)邦憲法第一條第十款中又對州的權力大大加以了限制，比如，不許對外締結任何條約，參加同盟，不許鑄造貨幣和發(fā)行紙幣及代用貨幣，不許通過侵犯公民權利的法案和損害契約義務的法律，不許征收進出口稅、船舶噸位稅，州之間不許締結協(xié)定和盟約，不許對外宣戰(zhàn)，等等。有了這些不許可，州和地方政府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就幾乎不存在了。反過來說，一旦發(fā)生了上述的某些情況，聯(lián)邦政府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采取手段，加以制止了。

　　聯(lián)邦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除去政治方面的以外，還有經濟的。當我們始終糾纏于中央與地方誰應該擁有更大的財權的時候，許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國的聯(lián)邦政府控制了全國財權的60%以上。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央與地方要明確地劃分事權，然后根據(jù)事權再劃分財權。到現(xiàn)在為止，聯(lián)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在事權和財權的劃分上達成了如下的結果：聯(lián)邦政府的主要事權集中在國防、郵政、社會保障、退伍軍人的福利方面，百分之百的錢由聯(lián)邦負擔。自然資源的保護、開發(fā)、利用，聯(lián)邦要負擔80%。州政府負擔99%的項目只有失業(yè)救濟，其余負擔60%經費的項目只有高速公路、公共福利和監(jiān)獄；
縣市鎮(zhèn)政府負擔教育的70%，警察的70%，消防的100%和排水系統(tǒng)的93%（周天勇，光明網，2007.2.13.）。從聯(lián)邦政府方面來說，八十年代的政府預算中的每一百美元開銷如下：37%用于公民個人直接的福利支出，24%用于國防開支，17%用于向州和地方的支付轉移，14%用于聯(lián)邦政府的其他工作，還有8%支付政府債務的利息（希爾斯曼）。我們看到，有這樣的一個分配結構，州和地方政府對聯(lián)邦的依賴性就會很大。也就是說聯(lián)邦政府通過對州和地方的財政援助，實際上已經使得任何州和地方完全喪失了獨立出去的可能性。

　　當然，美國聯(lián)邦政府權力的擴散和州權力的萎縮，也是在漫長時間里經過雙方面權力斗爭的結果。因為我們知道，開始幾個州聯(lián)合到一起時，還叫“邦聯(lián)”，后來叫“聯(lián)邦”，如此分散的人心，怎么會越來越走向了團結和一致了呢？，怎么最終會建成一個這樣強大的國家了呢？沒有別的原因，遵從自然發(fā)展的要求，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按自然規(guī)律辦事。

　　其實大多數(shù)人都想按自然規(guī)律辦事。但自然規(guī)律摸不著，看不見，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決定和行動是否符合了規(guī)律。怎么辦？只有一個辦法，允許多樣化存在，即給人民以自由。人民在自由的選擇中，就有了矯正錯誤的機會。美國也不是不犯錯誤，有的錯誤還堅持了很長時間，但是它總能夠從錯誤中走出來，回到正確的道路。中國的皇帝和在皇帝統(tǒng)治下的社會不給人民以選擇的自由，所以中國女人的小腳就裹了一千多年，男人的辮子就留了三百年。

　　六

　　從內心講，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國家陷入內亂、紛爭，最后分家、分手，乃至成為敵人。雖然說“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是司空見慣的事�？蛇@個規(guī)律——我們姑且稱之為規(guī)律吧——對百姓來講是十足的災難，沒有一個有健全頭腦的人（有強烈的權力欲和野心的人除外）希望這種事在自己的這輩子人生中去經歷、去體驗一次。

　　但世事難料，不想見到的或極力想避免的事，不一定就不會遇到或不會發(fā)生。主觀上想不想是一回事，客觀上發(fā)生不發(fā)生是另一回事。中國從前，哪一個王朝的開國之君不希望把自己的事業(yè)由一世傳之萬世？為此還總結經驗、編纂成書、立下祖宗家法等等，但都沒有用。中國三千多年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大小王朝更替，你來我往，到底存在過多少，連歷史學家也說不清。社會發(fā)展到了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是集權政治，政權的無序更替，國家的分分合合就是必然的，誰也阻擋不住。四人幫的不軌圖謀，林彪的政變失敗出逃，華國鋒、葉劍英的非常奪權舉措……中國在二十世紀中還在不停地上演著這一系列的古代宮廷政治故事。這難道還不足以引起人們思考點什么嗎？社會發(fā)展當然有規(guī)律，感謝馬克思使我們知道了這一點，但是他發(fā)現(xiàn)的規(guī)律卻是純屬子虛烏有。事實勝過雄辯，人們只要看一看西方那些真正走上了民主政治道路的國家（當然這也有一個成熟的過程），看一看他們解決內部問題的方式和方法，結論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蘇聯(lián)東歐瓦解之后，許多人大聲疾呼，千萬不要讓蘇東事件在中國重演，但是怎樣做才能讓分裂的悲劇不在我們國家重演？重新回到斯大林、鐵托、毛澤東時代去，把國門關起來，像北朝鮮今天還在做的那樣，連短波收音機也不許百姓擁有，顯然已經不可能。經濟上堅持改革開放，政治上依然故我，行不行？道理在上面已經說透了，我看不行。所以當下緊要的是要有緊迫感和危機感，盡快著手研究制定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方案，并逐步付諸實施，使國家在不發(fā)生震蕩或用最低代價實現(xiàn)和平過渡的情況下，完成這一中華民族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但愿政治改革也能像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一樣獲得成功，那將是中華民族的大幸。套一句俗話：危機和機遇并存，就看如何選擇了。

　　從根本上說，歷史上的任何變革成功與否都取決于廣大民眾的覺悟程度，民眾覺悟到什么程度，歷史就前進到什么程度。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其實都是必然的結果，只不過被掩蓋起來的原因，還沒有被人識破罷了�；�于這個認識，我完全贊同在中國要再次掀起一個新的思想啟蒙運動的主張，把關于現(xiàn)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價值觀理念普及到群眾中去。我從前說過，獨裁只需要一個人英明就行了，而民主卻需要多數(shù)的人都英明。只有把國家的穩(wěn)定、國家的命運真正掌握在了具有了現(xiàn)代意識的人民群眾手中，中國才能獲得傳之千秋萬代的長治久安。

　　2009.3.30.

　�。ㄎ耐瓿珊�，看到了倫敦20國峰會的結果，很是欣慰，世界終于又找到了方向。但愿我前面的擔心成為杞人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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