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腐敗久治不愈，貪官越抓越多。很多人說，反腐敗很難，腐敗是人性自利使然，死的制度管不住活的人，全世界都這樣。

　　這種說法不能說全無道理，但問題是反腐的人也是“活”的，只要肯開動腦筋，未必想不出“活”的辦法。由此，即可引申出一個反腐“活辦法”——不是靠死的制度，也是靠活的人；
不是靠一個、二個可能被腐蝕的監(jiān)督者或管理者，而是靠千千萬萬絕對收買不了、收買不盡的普遍老百姓。

　　辦法很簡單，具體說就是重獎舉報：只要發(fā)現(xiàn)有貪官腐敗行為的具體線索，只要發(fā)現(xiàn)有官員或其親屬財產與其正當收入不對稱，就可以舉報；
政府對舉報行為不但保護，而且重獎，并且獎勵之重，要重到使人人奮勇爭先。

　　大家知道，貪官之腐，動輒幾千萬上億，所以，可按查實金額的一定比例重獎舉報者。哪怕舉報獎勵只占貪腐額的十分之一，也動輒可達幾百上千萬，足以令人趨之若鶩。

　　這種做法，將極大縮小腐敗分子的生存空間，加大其貪腐成本和風險，減小其收益。一方面，腐敗行為不可能由腐敗分子單獨完成，其操作必然涉及一些人，必然會有知情者，分贓不勻甚至會制造對立面。一般情況下，知情者因事不關己，或者畏懼報復，或者因舉報之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在重獎之下，必然出現(xiàn)許多不懼危險者。腐敗分子貪腐也是有風險的，只是利益之大，使其不懼風險而已。同樣有巨額收益，既然腐敗分子都能夠不畏風險搞貪腐，其他人難道就不能不畏風險舉報貪腐？更何況，在社會的公開評價體系中，畢竟還有著正邪、榮辱之別。

　　另一方面，腐敗分子也離不開一定的生活環(huán)境，不可能完全做到“財不露白”。有時候在本地能做到，在外地就做不到；
在國內能做到，到國外就做不到；
老子能做到，兒子做不到。當每個接觸的人、知情的人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都可能成為舉報者時，腐敗分子必然草木皆兵，有錢不敢花，極大降低其貪腐動力。

　　西方把官員財產申報及公開制度舉得很高，稱之為“終極反腐”。其實，即使有這樣的制度，也沒有多少官員會自曝其貪。不久前新疆阿勒泰地區(qū)與浙江慈溪市的試點，就證明了這一點。陳水扁的弊案也說明，財產申報及公開阻止不了貪腐，關鍵還是要靠舉報。

　　不管你官員有沒有申報財產，只要有人發(fā)現(xiàn)你財產與正當收入不相符，就可以舉報。這樣的反腐，操作最簡單，只需要核對舉報財產的所有權即可。簡單卻有效，不存在什么“條件不成熟”的限制。

　　中國現(xiàn)在形式上也鼓勵舉報，甚至還搞了什么舉報活動周之類。但實際情況是，舉報不但得不到獎勵，還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經常要受到打擊報復，不時發(fā)生一些被舉報人拿著舉報材料找舉報者談話的黑色幽默。據(jù)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披露，改革開放30年來，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其中9人遭到打擊報復。

　　對舉報實際上不獎勵，無保護，僅僅是強調公民的舉報責任，如此一來，就讓舉報變成了一項高風險、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這樣的工作，違反人性自利原則，只有雷鋒、焦裕祿才愿意干，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表面上提倡舉報，實際上讓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同時縮小舉報的成功率，這或許就是某些人的目的所在，同時，這也是舉報在當今中國仍是高難度高風險低收益工作，人們只有在極特殊情況下才不得不為之的原因。

　　只有讓反腐舉報變成一項高收益工作，此時，哪怕還存在一定風險，仍然會吸引很多人愿意以此為業(yè)。當舉報由“逆人性”變成“順人性”，由“人人避之”變成“人人趨之”時，腐敗分子就會陷入“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
腐敗與反腐的力量對比，將發(fā)生根本性變化。

　　這么簡單的方法，為什么不試一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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