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在《史家陳寅恪傳》中將陳寅恪自己所說的“生平為不古不今之學”理解為“中古之學” 。汪榮祖還推論陳寅恪所以選擇“不古不今之學”，大致是因為古史資料每多殘缺，難有定論；
而清末民初以來，疑古之風甚熾，學者不免常憑己意臆測武斷，“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汪氏斷言，此乃“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的原因，自不愿在證據(jù)較少的古史中，爭無謂之勝。至于近現(xiàn)代史，陳寅恪因家世背景之故，于晚清史事知之既稔，自感興趣，或既因家世之故，有所回避，雅不欲以此為學術(shù)研究的主題。此所謂古既不“好”，今又不“成”，只能“不古不今”。

　　然而細析陳寅恪的學術(shù)思想，卻似再有值得闡發(fā)之處——將陳寅恪此語置于20世紀30年代前后的學術(shù)界語境之中，對他所說的“不古不今之學”就會有一種新的體悟——原來陳氏文中所謂古今之學，實為延續(xù)晚清經(jīng)學陣營中古文、今文之學！

　　俞大維在一篇回憶性的文章中提到，陳寅恪對清代經(jīng)學所取得的成就是極其熟悉的，而這恰為研究陳寅恪知識結(jié)構(gòu)者所忽視：“我們這一代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jīng)》、《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jīng)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jīng)解》及《續(xù)皇清經(jīng)解》成了他經(jīng)�？醋x的書�！薄�可見他對清代經(jīng)學所取得的成就極其熟悉。也許正因為如此，陳寅恪對清代經(jīng)史之學的評價是如此之低：

　　夫義理詞章之學及八股之文，與史學本不同物，而治其業(yè)者，又別為一類之人，可不取與共論。獨清代之經(jīng)學與史學，俱為考據(jù)之學，故治其學者亦并號為樸學之徒。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也有所限制，非可人執(zhí)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jīng)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缺而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jīng)學，則但能依據(jù)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tǒng)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jīng)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缺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zhuǎn)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jié)論。其論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當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茍形態(tài)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

　　又說：

　　往昔經(jīng)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后書，以求速效。聲贊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jù)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于經(jīng)學之一途。其謹愿者，既止于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夸誕者，又流于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

　　清季咸、同以來，今文之學漸盛。梁啟超認定清代總的學術(shù)思潮為“以復古為解放”，這種解放古文經(jīng)學復興在前，然而以考據(jù)為特色的古文經(jīng)學罕言義理也疏于經(jīng)世，所以它的成就在學術(shù)。

　　今文經(jīng)學接踵而來，它排斥煩瑣學風不遺余力，因經(jīng)世致用而敢于裁斷立說，它勇于疑經(jīng)疑史，所以它的貢獻同古文經(jīng)學相較，毋寧在于思想。寫過《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康有為，相信孔子的主要學說存在于“微言大義”中，而這種微言大義只存在于今文學家—— 特別是公羊家——的口傳之中，凡是與口傳不合的一切經(jīng)義皆屬虛偽，雖然孔子的口述傳統(tǒng)實在難以確定，然而今文學家卻證實劉歆以來的古文經(jīng)絕大部分是偽造的。本來，劉逢祿、魏源等今文家對某些古文經(jīng)的懷疑還是有限的，康有為卻在最大限度的背叛了這一傳統(tǒng)。他雖然在晚年極力護孔并無成效，但《新學偽經(jīng)考》與《孔子改制考》卻一再地為新學術(shù)的誕生啟示思路。

　　梁啟超形象地把他稱為晚清思想界的“大颶風”。梁啟超認為，《新學偽經(jīng)考》這部書對于康有為以后的學術(shù)界的影響主要有兩點：

　　1/清學正統(tǒng)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

　　2/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

　　　　自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公開發(fā)行以來，在全國學人中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它們的學術(shù)意義也由《新青年》、《新潮》的主將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凸顯出來，并成為“疑古”的經(jīng)典。所以“古史辨派”可以說是在康有為的直接推動下前進的。

　　至于梁啟超，自三十歲以后，已經(jīng)絕口不談“偽經(jīng)”和“改制”，對康有為所設(shè)的孔教會也經(jīng)常加以反駁，因此康、梁逐漸分派。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康有為始終是一個經(jīng)學家，梁啟超已由經(jīng)師弟子轉(zhuǎn)變而為新史學家，林志鈞深知梁氏此意，因此曾說：“知任公者，則知其為學雖數(shù)變，而固其堅密自守者在，即百變不離于史是已�！薄熬咏瓚�，草中國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為文，如《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及傳記、學案，乃至傳奇小說，皆涵史性�！�

　　隨著梁啟超提倡“新史學”，對舊有史學大加撻伐——由今文經(jīng)學而接近進化論，由進化論而使中國史學發(fā)生轉(zhuǎn)變，梁啟超在現(xiàn)代史學史上的地位，仍然顯著。

　　對清代以古文經(jīng)學為主的經(jīng)史之學，陳寅恪的批評既已在為陳垣所作序中表露無遺，對今文經(jīng)學的批評更時時溢于筆下，這實在是與家學淵源有關(guān)。在《寒柳堂記夢稿》中，他將前輩學人與當代學人加以聯(lián)系比較，勾勒出“謹愿之人”與“夸誕之人”兩種類型，并著意指出這兩種人都與他的先祖先君家風不同。因此陳寅恪對古文經(jīng)學或“謹愿之人”的危害性并不太擔心，卻一再地提到今文經(jīng)學以及由今文經(jīng)學而來的一些后果。

　　在陳寅恪看來，由康有為而來的晚清今文經(jīng)學，直至五四時期的“疑古”思想，乃是一脈相承的精神譜系。這里陳寅恪不啻已經(jīng)明白說出他反對今文經(jīng)學及四十年間的“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因此也明確說出自己的“論學論治，迥異時流”。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深受今文經(jīng)學的影響，多采用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觀點以反對傳統(tǒng)古文經(jīng)學的見解，更是十分明顯。他自我表白說：

　　自東漢至清初，皆用古文學；
當世幾無知今文為何物者。至嘉慶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別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本編亦尊今文學者，惟其命意與清朝諸經(jīng)師稍異。凡經(jīng)義之變遷，皆以歷史因果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jīng)也。

　　這里清晰地表明自己由今文經(jīng)學轉(zhuǎn)變而為“新史學”，即在于以“歷史因果”來理解經(jīng)義的變遷，因此立意即與清朝的經(jīng)師不同，同時也與康有為不同。

　　夏曾佑是將中國正在發(fā)展的經(jīng)今文學、西方正在發(fā)展的進化論和日本正在發(fā)展的東洋史研究的體裁相糅和的第一人。

　　陳寅恪作《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yè)生贈言》二詩，其一為：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至于堅守古文立場的章太炎，像乾嘉學者一樣堅決地認為治學之路必從小學始，對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一脈相傳下來的治學風格即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守凡例、斷情感、汰華辭等學術(shù)規(guī)范也終生服膺不改。對于章太炎來說，撇開音韻而侈談通經(jīng)致用，只能是大言欺世。也是在此意義上，章太炎對不遵守這一“規(guī)則”的新進學人口誅筆伐。

　　章太炎對近世史學也極有貢獻。因為他發(fā)現(xiàn)，除了經(jīng)學之外，歷史是最能激發(fā)民族主義情感的工具，他像晚明遺民一樣也相信歷史與民族興亡密切相關(guān)，一國與他國之區(qū)別的根本就在歷史，只要歷史還在，國亡還可以再興，而一旦歷史消亡，國家則必不可復，所以他將歷史用來培養(yǎng)人們的民族主義情感。

　　在章太炎那里，歷史的意義在于包括了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等種種事實。在這種歷史觀念里，六經(jīng)也只是它的組成部分而已——— 章太炎可能意識不到的是，如果“經(jīng)”變成了“史”，“經(jīng)”就不再是“道”的載體而只是記事之書。當章太炎告訴胡適“經(jīng)多陳事實”時，他的意思也是明確的———“經(jīng)”只是歷史的陳跡。也許清代學者最后既想不到也不愿意承認，他們據(jù)以安身立命的以經(jīng)學為中心的學術(shù)會在世變中變得毫無用處。在章太炎逝世后，馬裕藻曾寫過一幅挽聯(lián)：

　　　　“治古音，兼有曉征、東原、若膺之長，繼往開來，偉績尤推轉(zhuǎn)注說；

　　　　尊歷史，邁子玄、漁仲、實齋而上，外夷內(nèi)夏，微言遠紹春秋經(jīng)�！�

　　胡適在年寫給顧頡剛的信中認為，章太炎與現(xiàn)代學風的關(guān)系有三項

　　　　1/明確標出“整理國故”的旗幟；

　　　　2/集音韻學之大成，促注音字母的進行;

　　　　3/對于今文學派的狂妄的攻擊，也極好地概括了章氏的終生志業(yè)之所在。

　　其實除此三者之外，章太炎對于現(xiàn)代學術(shù)的影響，更在于章門弟子對于他的學術(shù)的傳播。受業(yè)于章太炎門下而對民國初年學術(shù)界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有：錢玄同、周樹人、周作人、朱希祖等人。后來任教于北京大學文、預(yù)科的太炎門生如陳大齊、康寶忠、朱希祖、黃侃、錢玄同、周作人、馬裕藻、朱宗萊、沈兼士與劉文典。其中除了黃侃是湖北人、劉文典是安徽人、康寶忠是陜西人之外，其余諸人都是清一色的浙江人。他們在確立中國現(xiàn)代學科領(lǐng)域和學術(shù)規(guī)范方面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從陳寅恪與他們的交往過程中，也能看出晚清民國時期的學界風氣。

　　章太炎曾將自己學術(shù)成就頗高的弟子排了座次，并戲稱為“四大金剛”。這四大金剛是：黃侃、吳承仕、汪東以及錢玄同。章氏在自述學術(shù)次第時也說：“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逖先博覽，能知條理。”

　　出身晚清名宦家庭的陳寅恪，其交游多為晚清名宿或后代，對于具有革命傾向的章太炎，顯然不像對待世家前輩或世家子弟那樣傾心。王國維、梁啟超逝世以后，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驟失其二，另一導師趙元任常在外地調(diào)查各地方言，講師李濟又忙于田野考古工作，唯有陳寅恪常川駐校，于是陳寅恪提出擬增聘章太炎、羅振玉和陳垣為導師，馬衡為講師，校方雖一一致聘，然而章太炎不屑繼王、梁之后。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yè)的姜亮夫，后來又從師于章太炎與黃侃，成為章太炎后期重要的弟子。

　　不相信甲骨文且注重家法與師承的章太炎知道姜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弟子，因此對他說，治小學當以許慎《說文解字》為準。但是在《致潘景鄭書三》中，還是對姜亮夫痛加批評：“……如姜亮夫之論龜甲文，直以《周易》出孔、墨后，謂為莊周所作，此等憑虛不根之論，雖舊時今文學家亦不肯道，涂污楮墨甚矣！”

　　有一次，姜亮夫在黃侃面前說，陳寅恪懂八九國的語言，自己跟陳無法比。黃侃則不屑地說：我們過去的古人，誰又能通七八國外語呢？王念孫雖然一種外語也不懂，難道他不是一位大學者嗎？難道他們沒有成就嗎？很顯然，黃侃的經(jīng)學、文字學、音韻學研究，綜合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孫、章太炎諸家學說，與新一代學人的價值取向大相徑庭。其實不僅是陳寅恪，就是梁啟超與王國維也被黃侃一再地嘲諷，《黃侃日記》就保留了這樣的看法。

　　“行可日前言梁啟超來鄂，赴中華大學暑期講演。第一日發(fā)講，即有無數(shù)笑柄�！啊眴⒊�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國史研究為講題，昔有仲由率爾致哂；
今之魯連，求之不難，可無戒乎？”

　　又云“：昨伯弢先生言：王國維說《顧命》廟非殯宮路寢，而為大廟。曾面糾其失。國維曰，雖失而不欲改。其專己遂非有如此者。今閱劉盼遂所記國維說《尚書》語，果如伯弢言。國維少不好讀注疏，中年乃治經(jīng)，倉皇立說，挾其辯給，以眩耀后生，非獨一事之誤而已……要之經(jīng)史正文忽略不講，而希冀發(fā)見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為古人奴，六經(jīng)注我。此近日風氣所趨，世或以整理國故之名予之，縣牛頭，賣馬脯，舉秀才，不知書，信在于今矣�！�

　　較之章、黃一派，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當時在治學上當然算是趨新學者，雖然黃侃嘲笑梁、王等人的矛頭所指可能并不僅僅局限于梁、王二人。五四運動后，胡適在北京大學大出風頭，黃侃鄙其為人，遂憤而離開北京大學。

　　在章門弟子中，以史學見長的人為朱希祖。他是太炎弟子中最早進入北京大學的。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學史學系，首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歷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jīng)濟、法律社會諸學；
而于史實考證，則首重原始資料與實物證據(jù)，反映了他對歷史教學的眼光和見識，他說“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的發(fā)展”。

　　朱希祖廣為延聘學有所長的著名史家來史學系任教，積極在教學中引進西方有關(guān)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的授課內(nèi)容。他請李大釗講授“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請剛從美國回國的何炳松以魯濱遜《新史學》為課本講授“史學原理”、“歷史研究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朱希祖認為：近代的歷史學，是社會心理學的學問�，F(xiàn)在歷史學新舊的爭論，就是研究歷史，本于社會心的要素？還是本于個人心的要素？稍嚴密一點說起來，就是歷史進程的原動力在全體社會呢？還是在少數(shù)英雄的意思，以為歷史進程的原動力，自然在全體社會；
研究歷史，應(yīng)當本于社會心的要素。所以研究歷史，應(yīng)當以社會科學為基本科學。

　　朱希祖把歷史研究以社會科學為基礎(chǔ)，把屬人文學科的歷史學緊密聯(lián)系于社會科學，并在新的課程設(shè)置中以某種西方的史學理論作為依據(jù)，雖然促進了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轉(zhuǎn)型，卻與陳寅恪的史學理念有一定的差異。

　　朱希祖與傅斯年爭論明成祖生母的問題，在民初北京學界頗引人注意。陳寅恪與傅斯年都留學于德國，傅的夫人俞大彩系陳寅恪嫡親姑舅表妹。在爭論中，陳寅恪偏向于傅斯年而不是朱希祖。為了加強傅斯年立論的力度，陳寅恪為他提供了《明詩綜》、《陶庵夢憶》、《棗林雜俎》中的有關(guān)資料，傅斯年在他的《明成祖生母記疑》一文里為此還特別向陳寅恪致謝。即使拋除這種親緣關(guān)系而從純學術(shù)的角度來看，陳寅恪與朱希祖也各持不同的觀點。

　　朱希祖在研究隋唐史時，一直主張李唐皇室父系出自隴西李氏，而陳寅恪則認為李唐皇室父系并非出自隴西李氏，而是趙郡李氏。他們先后發(fā)表論文，在學術(shù)上互有啟發(fā)。巧的是，朱希祖的女婿羅香林又是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的弟子，在客家源流與客家文化研究領(lǐng)域中受到陳寅恪的極多啟發(fā)。陳寅恪曾推薦羅香林替勝利出版社撰寫《唐太宗傳》。

　　但陳氏后來在一次講課中曾提到：我料羅先生于開始撰作時，對李唐皇室的姓氏問題也必極難下筆，到底是依照老師的說法好呢，還是依照岳丈的說法呢。此語雖出于輕松謔談，卻見出陳寅恪與朱希祖始終有異。

　　在古史辨運動中，章門弟子錢玄同是一個靈魂人物，因為只有他才明確地提出比辨“偽書”更重要的辨“偽事”這一主張，正因為有了這一主張，疑古也不僅停留在經(jīng)學領(lǐng)域而進入史學的領(lǐng)域與視野。

　　當傅斯年初次看到顧頡剛《古史辨》，在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也不禁地贊嘆：“頡剛的《古史辨》，我真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一個中央思想，實是亭林、百詩以來章句批評學之大結(jié)論，三百年中文史學之最上乘。由此可得無數(shù)具體的問題，一條一條解決后，可收拾漢學之局，可為后來求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可以成中國……之結(jié)晶軸�！�

　　敏感的陳寅恪對于此等學風，雖然不表贊同，然而不能不有所注意。無論是疑古還是信古，都必須面臨一個大問題：既然面對同樣的史料，在發(fā)現(xiàn)有自相矛盾的記錄時，后世的史學家為什么可以將一部分史料——尤其對于上古神話、傳說、史實混雜在一起的史料——定為假，而將另一部分定為真呢？陳寅恪不止一次這樣強調(diào)過：

　　“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夸誕經(jīng)學家之所為者。”又說

　　“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fā)掘不多，遽難據(jù)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jù)不足，孰能定之？”像這一類的弊端，陳寅恪一概視為今文經(jīng)學式的夸誕。

　　陳氏與近世學人論心相知，莫過于王國維。

　　王國維之弟王國華在《王國維遺書序》中說：

　　并世諸賢，今文家輕疑古書，古文家墨守師說，具不外以經(jīng)治經(jīng)。而先兄以史治經(jīng)，不輕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經(jīng)皆史之論，雖發(fā)于前人，而以之與地下史料相印證，立今后新史學之骨干者，謂之始于先兄可也。

　　陳寅恪除了明確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拓者之外，這段引文里面還透露出來了王國維既不是“今文學家”，也不是“古文學家”，反倒頗近似于陳寅恪自己所說的“非古非今之學”。

　　從乾嘉學派到古史辨運動，中國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之學發(fā)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考據(jù)方面的許多重大問題也基本廓清。至于有些文獻方面一時無法加以認定判斷的問題，只能求助于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

　　王國維曾經(jīng)提出：“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
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分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

　　明乎此，王國維的史學觀就意味著對于疑古派乃至今文學一派的矯正。陳寅恪作《寄傅斯年》詩云：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他把王國維的學術(shù)稱為“正始遺音”，這自然是一個很高的贊譽，下一句中的“元和新腳”，用劉禹錫“柳家新樣元和腳”詩意 ’指元和間流行柳公權(quán)的書法�！�

　　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陳寅恪還特意提到“魯連黃鷂績溪胡”，注引韓愈《嘲魯連子詩》，我們把韓詩引在下面：

　　　　　　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

　　　　　　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嘴。

　　　　　　開端要驚人，雄跨吾厭矣。

　　　　　　高拱禪鴻聲，若輟一杯水。

　　　　　　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韓詩的出典見《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正義：

　　“《魯仲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zhí)锇驮唬撼悸勌蒙喜粖^，郊草不蕓，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愿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由此看來，田巴隱喻了那種“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的雄夸或夸誕態(tài)度。

　　又：陳寅恪作《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yè)生贈言》二詩其一“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再一次提到了這一典故，必有深意存焉。田巴夸誕，仲連年幼。有人認為此處的“魯連”即指胡適以及他所代表的史學派，可能也值得深究。

　　就在新文化運動正在展開之際，胡適卻連續(xù)寫出了《新思潮的意義》、《論國故學——— 答毛子水》、《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三篇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國故”的旗號。這三篇文章，在胡適的思想甚至在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史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前者提出了新思潮在于“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樣四個環(huán)節(jié)，并成為胡適及其追隨者所努力的方向；
第二篇文章，提出為什么要整理國故的必要；
第三篇文章，則將清代樸學視為具有科學精神的治學方法，將樸學與科學方法等同起來。

　　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之際，“新潮”派和“國故”派兩大陣營的分界非常明顯，但令“新潮”派人士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作為新潮派的領(lǐng)袖人物胡適卻似乎在一夜之間就倒向“國故”一派陣營而大談起“整理國故”來了，陳獨秀甚至毫不客氣地認為胡適研究國學“不過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更有人擔心在胡適的帶動之下，社會上恐怕要興起一種“亂翻古書”的復古風氣。也許是承受了太多的壓力，胡適不能不寫出《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為自己申辯：自己鉆進“爛紙堆”中的目的是為了“捉妖”或者“打鬼”，證明所謂的國故“也不過如此”。

　　既然胡適這么說，人們自然也就認定胡適派們整理國故，已預(yù)先將國故視為“腐朽的”、“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問題之先，就先劈頭發(fā)問：“中國文學不發(fā)達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如何“研究這瘡痍滿體的中國文學”……之類，這顯然不能為陳寅恪所贊成。而胡適自掀起“整理國故”運動，除了引進西方學理之外，更積極地從清儒那里挖掘“科學方法”，也與陳寅恪對清代經(jīng)史考據(jù)之學的看法正好相反�！�

　　另外，胡適所開創(chuàng)或所嘗試的著作體例，也不為陳寅恪所贊成。在胡適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胡適直言批評前人著述“流于支離碎瑣”，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tǒng)，簡直是亂七八糟、無頭無腦。因而自稱“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有條理的學說”，也就是說，胡適在整理國故方面，特別重視于“條理系統(tǒng)的整理”。胡適希望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能起到這樣的表率作用，也就是成為新式史學的典范之作。為此，胡適的確用心極密，如他除強調(diào)文字的淺顯明白、思路清晰以外，還在著作分章分節(jié)、引文注明出處、使用標點符號、開列參考書目等西方學術(shù)論文的寫作方式來進行著述。在這一點上，他顯然取得了成功。但陳寅恪并不這樣看，他甚至認為當前整理國故者過求“條理系統(tǒng)”，不但古人之學說的真相不明，反而會越離越遠，“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據(jù)卞慧新課堂筆記，陳寅恪在課堂上對于“新派”也即胡適一派批評說：

　　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shè)的理論。

　　又在《審查報告》中直斥以西學說中學者，“幾若善博者呼盧成盧，喝雉成雉”，這說明在陳寅恪心中，新派學者雖與今文經(jīng)學派有不同，然而結(jié)果卻頗有相似之弊。

　　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稱：

　　近二十年來，國人內(nèi)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jīng)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

　　這種努力，正是由于經(jīng)學地位下降史學地位上升并由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人的努力所達成的。

　　對于陳寅恪來說，“漸能脫除清代經(jīng)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才是他的學術(shù)努力之所在———因為在他看來，清代經(jīng)學研究固然極盛，然而古文經(jīng)培養(yǎng)出的卻是謹愿之人，今文經(jīng)培養(yǎng)出來的更是夸誕之人：“其謹愿者，既止于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夸誕者，又流于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敝劣谑е�于“誣”的新派與失之于“滯”的舊派，尤非陳氏之理想——— 當我們明白陳寅恪“非古非今之學”的意蘊之后，也可以進一步申論他自己所持的思想，為什么既不是由北美或東歐輸入的思想，而是近于咸同之世以及曾國藩與張之洞了即“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

　　來源：天涯閑閑書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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