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翰：孔夫子為什么不說詩可以頌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關(guān)于詩歌的社會功能，孔子所謂“詩[①]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論斷，一直被中國詩學奉為經(jīng)典之論。所謂興觀群怨，一般認為，“興”指詩歌能感發(fā)意志，陶冶情操；
“觀”指通過詩歌可以觀察風俗之盛衰，考證政治的得失；
“群”是說詩歌能交流和溝通人們的思想感情，協(xié)調(diào)人際關(guān)系；
“怨”指詩歌可以怨刺上政，即批評、諷刺執(zhí)政者的過失和錯誤。簡言之，詩的興、觀、群、怨的功能，即陶冶、體察、溝通、諷刺的功能。
后世學者對興觀群怨說多有闡發(fā)，但始終不曾突破其基本理論框架。一直到清代，王夫之《姜齋詩話》仍然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薄芭d、觀、群、怨，詩盡于是矣。”
然而，以我輩現(xiàn)代人的眼光看去，詩歌的功能應該不止這四項，興觀群怨之外，詩歌應該還有別的功能。且不去說詩歌的主觀功能，它體現(xiàn)為發(fā)泄功能，自我表現(xiàn)和自我娛悅的功能，作用于詩人自己。詩歌的客觀的社會功能也不止這些。
詩歌的社會功能，經(jīng)由傳播，包括民歌民謠式的口頭傳播，以金石簡牘絹紙為載體的書面?zhèn)鞑�，及現(xiàn)代的電子音像傳播，作用于聽眾和讀者，應該符合傳播學的一般規(guī)律。而現(xiàn)代傳播學歸納的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共有六項，即環(huán)境監(jiān)視功能、社會協(xié)調(diào)功能、文化傳遞功能、娛樂功能，以及設(shè)置議題的功能和授予地位的功能。
兩相對照，互有參差。傳播學者所謂環(huán)境監(jiān)視功能，大致相當于孔夫子所謂詩“可以觀”；
社會協(xié)調(diào)功能相當于“可以群”；
文化傳遞功能不在興觀群怨之列，但與這段“子曰”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②]的功能相當，只是更為寬泛，不妨稱之為“可以識”。令人納悶的是，作為大眾傳播的另一項重要功能，即批評時政、為民請命的輿論監(jiān)督和輿論呼吁功能，也就是孔夫子所謂“可以怨”——怨刺上政的功能，應該是單列一項的，卻被現(xiàn)代傳播學的權(quán)威論述給忽略了。孔子指出的“可以興”即感發(fā)意志、陶冶情操的功能也被傳播學忽略了�？追蜃右灿兴雎�。參照傳播學認定的“授予地位”的功能，興觀群怨之外，也許還可以加上一條“可以頌”（或者“可以捧”，并非戲言，不是“江山也要文人捧”[③]嗎）；
參照傳播學認定的娛樂功能，還不妨加一條“可以娛”。
傳播學歸納的大眾傳播的消極功能主要是：一、持續(xù)不斷的宣傳會使人們喪失辨別力，從而不假思索地順從現(xiàn)狀；
二、迎合受教育水平低的社會階層的趣味，低水平的文藝節(jié)目充斥，使大眾的審美鑒賞力退化，文化水平降低。前者即制造幻象，麻醉受眾，相當于詩歌的粉飾太平，套用夫子論詩之語，這不妨叫做“可以欺”。后者即取悅世俗，迎合庸眾，今之流行歌曲尤擅此道，套用夫子論詩之語，不妨叫做“可以賤”。
這樣，參照傳播學所論，我們可以羅列的詩歌傳播的社會功能大致有：監(jiān)視環(huán)境（可以觀）、協(xié)調(diào)社會（可以群）、批評時政（可以怨）、授予地位（可以頌）、延續(xù)文化（可以識）、陶冶情操（可以興）、娛樂消遣（可以娛）。加上兩條消極功能：粉飾太平（可以欺）、趨時媚俗（可以賤）。
據(jù)說，西方文化是烏鴉文化，報憂不報喜；
中國文化是喜鵲文化，報喜不報憂。當我們試圖把西方傳播學與中國詩學聯(lián)系起來探討時，發(fā)現(xiàn)這里的情形倒是恰恰相反：烏鴉文化的一方為大眾傳播歸納的社會功能中，居然沒有一條“批評時政”，喜鵲文化的一方卻主張詩“可以怨”。在西方，大眾傳媒在理論上并不從屬于政府，自由的報刊等媒體是對政府、立法、司法三權(quán)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種權(quán)力。獨立于政府的、旨在制衡三權(quán)的大眾傳播，當然有權(quán)批評政府。何況，相對于傳播學認定的“授予地位”的功能，大眾傳播也就應該有一項“質(zhì)疑（或剝奪）地位”的功能。傳播學理論未能列出大眾傳播批評政府（亦即中國詩學所謂怨刺上政）的功能，顯然是一大疏漏。也許在西方傳播學看來，批評政府本來就是大眾傳播的題中應有之義，誰也不曾懷疑過，所以也就不必特別強調(diào)。而中國詩學幾乎是法定地準許具有“可以怨”的功能（語出圣人，無異于為藝術(shù)立法）。盡管“可以怨”的具體內(nèi)涵，孔子語焉未詳，后世也有不同理解，但與《毛詩序》所謂詩之作用在于“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相一致，孔安國關(guān)于“可以怨”即“怨刺上政”，即抱怨、諷刺執(zhí)政者的過失的解釋一直相當權(quán)威，中國歷代詩人也一直有著以自己的詩歌為民代言、怨刺上政、批評時弊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只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怨刺上政”往往難免有“犯上作亂”之嫌，為受怨刺者所不悅，而被有效地遏止了。
無論如何，詩是“可以怨”——而且是“怨刺上政”的，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④]的。如果泛化“可以怨”的對象，以為“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后世哀傷、挽歌、譴謫、諷喻皆是也”[⑤]，甚至回避“怨刺上政”這一鋒芒，怨的意義也就不足道了，“怨以怒”與“怨而不怒”的風格差異也就不足道了。畢竟，“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fā)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⑥]，是應該胸懷寬廣，以天下盛衰興亡為己任的。
那么，孔老夫子在列舉詩歌的社會功能時，為什么沒有一條與“可以怨”相對應的“可以頌”呢？是夫子一時的疏忽，還是有意的回避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疏忽怕是說不過去的，圣明如孔子，是不大可能有如此明顯的疏忽的，只能是有意回避�？桌戏蜃訛槭裁匆幸饣乇茉姷倪@一功能呢？筆者愚鈍，難以體悟圣心，只能妄加猜度。我想，首先，興觀群怨這一命題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孔安國說“可以怨”就是“怨刺上政”，那么，如果“可以頌”當然就是可以“頌揚上政”了。可是，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周室衰微，周禮廢弛，諸侯之間相互殺伐兼并，攻城略地，狼煙四起，無一義戰(zhàn)，各國君臣實在是乏善可陳，在以恢復周禮、重建理想社會為畢生追求的孔子看來，這個時代詩歌的主題恐怕也只能是“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可以怨，而不可以頌了。何況國君那個大位，多少人覬覦猶不可得，你既然獲�。幦�、奪取、竊�。┝怂谄湮痪驮撝\其政，就該履行那份責任，就該做出良好的政績。治國有方是你的本分，有什么好歌頌的？難道一個農(nóng)民地種得好，一個演員戲演得好，也要享用許多頌歌嗎？治國無能或荒淫誤國則是你的罪過，就該謝罪下臺！難道一個廚師菜燒得賴，一個庸醫(yī)屢屢致人死命，還不該去職滾蛋直至下獄問刑嗎？還有，孔子想必早已覺察人性中那奴性和勢利的一面，深知詩“可以頌”與“可以諛”只有一步之遙，難以界定。不曾認可“可以頌”，歷朝歷代“可以諛”的東西尚且不絕于耳；
一旦提倡頌歌，那獻媚邀寵拍馬屁的東西豈不泛濫成災？所以，孔夫子只說詩“可以怨”，不說詩“可以頌”，不曾給當時和后世的奴才佞臣們以詩媚上以任何理論依據(jù)，這是極具先見之明的。
這里可能有一個疑問。相傳《詩經(jīng)》是孔子親自刪選的，《詩經(jīng)》里與“風”“雅”并立的不是還有“頌”，有《周頌》《商頌》《魯頌》嗎？《魯頌》之中《閟宮》《泮水》等篇不是在頌揚魯僖公的興兵殺伐和興修宮殿嗎？其中“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類的頌詞不是也很肉麻嗎？孔子選詩可以有“頌”，孔子論詩卻不承認“可以頌”，他的選詩原則與論詩精神不是自相矛盾了嗎？
“孔子刪詩”之說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在唐宋兩代就備受質(zhì)疑，孔子不說詩“可以頌”，這一點恰恰可以為孔子并非《詩經(jīng)》選家的觀點再添一條論據(jù)。反之，如果孔子真是《詩經(jīng)》選家，那就只有一個解釋，在孔子看來，《詩經(jīng)》三百零五篇并不全是經(jīng)典之作，其中一些廟堂樂章——頌歌，是僅僅具有史料性的，聊備一格的。這一解釋的佐證是，《詩經(jīng)》這部周代詩選，當時只稱為《詩》，并不稱《詩經(jīng)》，那個“經(jīng)”字是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才加上的。
從學理出發(fā)，客觀而論，詩應該是“可以頌”的。六朝以后，中國詩學有“美刺”之說。所謂“美刺”，即贊美統(tǒng)治者的功德，指刺統(tǒng)治者的過失，泛而言之，即贊美良善，批評丑惡。美刺說將贊美與怨刺并舉，應該說是對詩“可以怨”這一命題的合乎邏輯的演繹和補充。美與刺，頌與怨，表揚與批評，對真善美的贊揚和對假惡丑的鞭笞，本來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不宜偏廢的。詩的主題既然可以是怨刺，當然也就可以是歌頌，與“可以怨”相對應，也就應該有一條“可以頌”。
只是詩在發(fā)揮其“可以頌”的功能時要特別謹慎，這個世界假冒偽劣盛行，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貨色比比皆是，敢于聲稱“我是流氓我怕誰”“我就這么不是東西，你把我怎么著”的無賴倒是并不多見，連貪官污吏也很注重形象工程，連風塵女子也會與時俱進再造一片膜……假作真時真亦假，熱衷于唱頌歌的詩人，到哪里去借得一雙慧眼，能把這個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保證不受蒙騙，不至于滿腔熱情滿腹才情，倒為壞人壞事張目，貽笑青史呢？
幸虧孔夫子圣明，不曾說過詩“可以頌”，否則，后世的諂媚小人們溜須拍馬，以詩邀寵，可就詩出有名了，千百年來，不知要平添多少馬屁詩篇。
然而，盡管有圣人為藝術(shù)立法，后來的歷史中，怨詩還是常常被壓抑，頌歌還是常常被鼓勵。“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guī)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guī)刺, 漸及朝廷絕諷議……”[⑦]東周以后，歷代樂府機關(guān)和采詩官員形同虛設(shè)，或根本不設(shè)，君臨天下者根本不屑于體察民情，整日陶醉于贊歌、艷詞，詩歌的作用僅僅在于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取悅圣上、麻醉人民。其原因也很簡單。在獻媚者，折節(jié)摧眉，諛上獻媚，做文學弄臣，無非是利益驅(qū)動，以一種精神賄賂換取封賞，分一杯羹。在受媚者，則欣然受之，以滿足一顆昏庸之心的虛榮，悅耳之余，還可以掩耳，以拒天下“噪音”。
據(jù)《隋書·音樂志》記載：“文帝開皇中，詔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劉臻等詳定雅樂。弘等奏曰，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于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并令施行。”由此可知，這種阿諛上政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東西，有時是由御用詩人奉詔而作，并作為“一代正樂”詔令推行的�！罢龢贰敝獾囊磺辛钍バ牟粣偟臇|西想必是要加以封殺禁毀的�！端鍟ひ魳分尽份d其御用詩人所制“鼓吹曲辭”多篇，試舉兩例：
於穆我后，睿哲欽明。膺天之命，載育群生。開元創(chuàng)歷，邁德垂聲。朝宗萬宇，祗事百靈。煥乎皇道，昭哉帝則。惠政滂流，仁風四塞。
淮海未賓，江湖背德。運籌必勝，濯征斯克。八荒霧卷，四表云褰。雄圖盛略，邁后光前。寰區(qū)已泰，福祚方延。長歌凱樂，天子萬年。
此為《述帝德》，是典型的歌功頌德之作。歌頌吾皇天縱英明，空前絕后，使蒼生得救，宇宙承平，令四表八荒盡享惠政，盡沐仁風！如此這般，活該是“長歌凱樂，天子萬年”，真不知何以蒼天不佑，二世而終，枉留一首諛歌貽笑后人？
阪泉軒德，丹浦堯勛。始實以武，終乃以文。嘉樂圣主，大哉為君。出師命將，廓定重氛。書軌既并，干戈是戢。弘風設(shè)教，政成人立。禮樂聿興，衣裳載緝。風云自美，嘉祥爰集�；驶适フ履律耖�。牢籠虞夏，度越姬劉。日月比曜，天地同休。永清四海，長帝九州。
此為《述天下太平》。開篇即以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軒轅黃帝之德和堯帝之勛，比擬今上，以神化之。繼而，極力渲染其文治武功，夸耀其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這是典型的粉飾太平之作。
大業(yè)十年（距煬帝覆滅尚余三年），當隋宮里由御用詩人精心炮制的鼓吹曲辭余音裊裊不絕于耳時，隋煬帝乘船前往揚州途中，于夜半時分卻親耳聽到了下面一首悲哀痛切的民歌。[⑧]據(jù)說，“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彷徨，通夕不寐”。想必是與平日在皇宮之內(nèi)所慣聽的奢華旋律反差太大，以致難以消受：
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nèi)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尸。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套用當代一首悼念文革中罹難的思想者張志新的著名小詩[⑨]，這叫做：他把帶淚的悲歌，放到樂府的天平上，讓所有的諂笑者，都失去了——重量。
�。ㄔd《粵海風》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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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詩，在孔子這段話里，是專指《詩》，即《詩經(jīng)》的，后人引用時，則常常泛指詩歌。
[②] 歷來人們對于《詩》之“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作用并不看重，也很少論及。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說：“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guān)系者也。”可以認為是對詩的“可以識”的功能的忽視。
[③] 郁達夫《詠西子湖》：“樓外樓頭雨似酥，淡妝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蘇。”
[④] 《毛詩序》。
[⑤] 黃宗羲《汪扶晨詩序》。
[⑥] 孔穎達《毛詩正義》。
[⑦] 白居易《新樂府·采詩官》。
[⑧] 見傳奇小說《海山記》。
[⑨] 韓瀚《重量》：“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的茍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毛翰（1955～ ），湖北廣水人�，F(xiàn)為華僑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南大學詩學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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