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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山西的文脈》之鄙見

        發(fā)布時間:2018-06-27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韓石山先生是老曹非常敬重的老作家,老曹很愛看他的文章,粉他有20多年了,比粉阿城和王小波的時間都長。春節(jié)期間拜讀今年《文學自由談》第1期刊發(fā)的《山西的文脈》,喜歡之余,有幾點不同看法或“敢想”,甲乙丙丁如下。
          甲
          山藥蛋派真的是一個鄙稱嗎?
          韓老在《這么多年了,我們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一節(jié)中說:“我曾跟馬烽、西戎諸前輩,認真地說過這個話題。我說,我是不贊成這個說法的。他們也說,山藥蛋這個說辭,是五六十年代,文學界那些自以為洋派的人,說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說是個鄙稱,相當于民間的起外號!
          在數(shù)個版本的《當代文學史》中,幾乎都是這樣介紹山藥蛋派: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趙樹理為代表的一個當代文學流派。主要作家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他們都是山西農(nóng)村土生土長的作家,有比較深厚的農(nóng)村生活基礎。他們的作品充滿山西的鄉(xiāng)音土調(diào),被文藝界目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諧謔呼之為山藥蛋派(山西的文學刊物叫《火花》,故稱之為火花派)。
          老曹覺得山藥蛋派這個稱呼,比什么火花派、山西派,詼諧形象神似,有意思,也好記。并沒有奚落的意思,更不能說是鄙稱。文學界給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西作家這個“封號”,應該沒有惡意。
          韓老說過,趙樹理是周揚樹立的一個樣板,甚至上升到“趙樹理方向”的高度,可見當年趙樹理的影響有多大。周揚還稱趙樹理為“當代民族語言藝術(shù)大師”,誰敢譏諷“民族語言藝術(shù)大師”趙樹理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為那譏諷的不是趙樹理等幾位山西作家,而是挑戰(zhàn)周揚在文壇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周揚作為文藝沙皇最得勢的時候,文學界哪敢拿周揚樹立的樣板大張旗鼓地開涮?周揚怎么能容忍他人說三道四?
          看看趙樹理、馬烽等作家,那些鄉(xiāng)土氣息的小說,說他們是山藥蛋派,一點也不冤枉、也不夸張。其實,韓老起步也是寫農(nóng)村題材小說,只是后來韓老經(jīng)過脫胎換骨地改變,依仗豐厚的學養(yǎng)華麗轉(zhuǎn)身,脫下山藥蛋派的“對襟棉襖”,換上“西服革履”。
          老曹以為,山藥蛋派和荷花淀派,其實質(zhì)一樣,只是荷花淀派的稱呼好聽點而已,都是指不同風格的鄉(xiāng)土文學,沒有什么區(qū)別,要說是鄙稱,都是鄙稱。白洋淀多的是蘆葦,而蘆葦是用來編草席的,荷花淀派也可以叫“編草席派”。
          韓老在《周文和〈呂梁英雄傳〉》一節(jié)最后說:“1987年,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在北京成立,馬烽出任會長,以倡導文學大眾化的名義,寫了紀念文章,深情懷念周文先生!瘪R烽能夠出任大眾文學學會會長,還不是因為他是山藥蛋派的二把手,倘若趙樹理活著,恐怕輪不上他。馬烽也明白為何他能坐上這把交椅。馬烽欣然出任會長,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他不反感,或者基本認同山藥蛋派這種文學流派的劃分。
          韓老的翻案文章,做的實在沒有說服力。韓老的“奚落說”,沒有事實根據(jù)。否則,山西作家早就不干了,哪會被人家譏諷幾十年!稗陕湔f”大概是韓老一廂情愿的猜想罷了。
          乙
          韓老在《怎么能這樣對待一個可憐的老太太》一節(jié)說:“關(guān)于丁玲‘老左’的話題,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1996年,我在《文學自由談》上發(fā)表過一篇文章,其中說:……粉碎‘四人幫’后,各行各業(yè)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來掌權(quán),按文藝界的情況,理當是丁玲出來,倡導思想解放才是。事有不盡然者,一來是周揚等人僅是“文革”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風向,知道該何去何從;再則當時的中央對右派問題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大權(quán)操在周揚手里,實在不行了,也會拖一拖。丁玲所以會‘二次平反’,其源蓋出于此。待到丁玲徹底平反出來,世事已大變,周揚已經(jīng)坐穩(wěn)‘思想解放領袖’的地位,兩人既然勢不兩立,留給丁玲的是什么角色,就不言自明了!
          真不好意思,為分析方便,老曹把韓老的話全引了。
          老曹先說丁玲是不是“老左”。看韓老的意思,既然“周揚已經(jīng)坐穩(wěn)‘思想解放領袖’的地位”,那么丁玲只好當“思想僵化的領袖”,因為兩人“勢不兩立”呀。周揚說東,丁玲必然說西。凡是周揚提倡的,丁玲就反對;凡是周揚反對的,丁玲就提倡。兩人繼續(xù)唱對臺戲。丁玲只能是“老左”的“角色”。
          這樣的推論恐怕難以服眾,難道丁玲的思想就不能比周揚的思想更解放一些?丁玲受迫害的時間幾乎是周揚的兩倍長,她比周揚有更多理由和資源解放思想。丁玲到底是不是“老左”,是自身思想認識問題,跟周揚比丁玲先出來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沒有一毛錢的關(guān)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2017年1期《東吳學術(shù)》陳錦紅的文章《丁玲平反的曲折歷程》,看看丁玲是如何感恩這個、感恩那個的。一句話,丁玲當時對有些關(guān)鍵問題的認識,跟絕大多數(shù)老干部和人民群眾是有差距的,是逆思想解放潮流而動。
          其次,韓老認為丁玲平反的大權(quán)操在周揚手里,丁玲之所以會有“二次平反”也是周揚作梗。韓老這樣說,實在是太高抬周揚,周揚沒有那么大本事。像丁玲這樣在中央都掛了號的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又是行政級別七級的老副部級高干,自有其通天渠道,豈是周揚能壓得住。周揚確實不愿意給丁玲平反,這不假。但是丁玲徹底平反的最大障礙是那個所謂的“叛徒”或者“變節(jié)”問題。
          韓老在《馬烽和丁玲》一節(jié)也提到:“馬烽絕不相信丁玲是叛徒。1952年夏天,他曾陪丁玲、陳明夫婦去南京參觀訪問。有一天,丁玲特意領上陳明和馬烽,去南京郊區(qū)看了當年軟禁她的那個地方。馬烽的感覺是,革命隊伍里,誰會拿上自己的污點給人夸耀?”馬烽的判斷有道理,韓老認同馬烽的判斷,老曹也嚴重同意。
          但是,判斷歸判斷,做歷史問題結(jié)論需要證據(jù)。丁玲當時就處在一個既不能證明“是”,也不能證明“不是”的尷尬地步,只能先放著。這就有點像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連續(xù)劇《風箏》里的鄭耀先,你說你是共產(chǎn)黨,單線聯(lián)系的陸漢卿死了,無人證明,你只能一邊涼快去。
          丁玲比鄭耀先幸運,黨內(nèi)高層有識之士為她仗義執(zhí)言解了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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