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會是聯(lián)合國內重要的政治機構，其工作具有“高度、深度和濃度”。凡在安理會內工作過的人，都有一種明顯的感覺，那就是安理會的許多事情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切都是跟著時代的脈搏而動的。
　　
　　“大哥大”變成“小弟小”
　　
　　信息時代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信息技術之風首先刮進了安理會。安理會處理的事情大多與“天下存亡”問題有關，因此，作為安理會理事國的大使，個個都“匹夫有責”，幾乎每天都需要向各自首都匯報請示，而且常常需要爭分奪秒。因此，當時俗稱“大哥大”的移動電話自然就成了大使們的寵物了。中、法、俄、英、美五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代表、副代表馬上就“領導世界新潮流”，每人配備了最新型的移動電話。剛剛當選的非常任理事國代表、副代表，如果是來自發(fā)達國家的，也不甘落后，購置了“大哥大”。個別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代表雖然財力不濟，但出于工作的實際需要，經過三思，也分別要求其政府特別批準購置“大哥大”。
　　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到紐約工作后，發(fā)現(xiàn)日本代表團比較特別。日本外交官在裝備方面顯得“高人一籌”，從上到下每人都有一部“大哥大”，走到哪兒提到哪兒。據日本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大哥大”是由一家日本電器公司贊助的，以示對日本當年入選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支持。贊助歸贊助，電話費這一“軟件”則由個人承擔�？磥�，這只是公司促銷的一個“招數(shù)”！
　　每逢安理會舉行全體磋商時，各路使節(jié)便云集一堂。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大哥大”往桌上一擺。當年，手機的鈴聲變化不多，只有一種聲音。會場上經常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鈴聲一響，大家不約而同地迅速抄起各自的移動電話。這也難怪，誤了“軍機”，如何向各自的“主兒”交待？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原來一手提的“大哥大”移動電話也不斷更新，逐漸變得小巧玲瓏，到現(xiàn)在已經變成了掌中握的“小弟小”。手機也配備了攝像、照相、游戲、上網等許多新功能。在安理會的磋商中，每當遇到分歧，或大家對決議草案內容爭執(zhí)不下的時候，就見到大使們手握移動電話，在會場走廊內“哈羅、哈羅”地喊個不停。過一會兒，大使們又都胸有成竹地返回會場。不用問，各自首都這時已有明確指示了。可見，要不是這些“大哥大”或“小弟小”從中催產，安理會的許多決議、決定也不會這么容易迅速“順產”面世的。
　　
　　“低頭”變成“抬頭”
　　
　　安理會處理的事情與和平及安全問題有關，其中每天必須審議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聯(lián)合國維和行動情況。數(shù)年以前，每逢審議某項維和行動的實施情況時，秘書處工作人員都會在各個代表團桌前分送一張與當天審議事項有關的當事國彩色地圖。在秘書處的官員通報情況時，大使們亦跟著在桌上的地圖上找位置。有時，有些小地方偏僻，極不好找，大使們普遍感覺十分麻煩。而且，隔天開會時，大使都會重新索要一張地圖，這無疑也為聯(lián)合國的財政負擔雪上加霜。鑒此，大家經過著重商量，認為“長痛不如短痛”，最后一咬牙，決定在室內安裝一臺投影機，在一側墻上掛上一塊投影布。每次審議維和行動時，都改由秘書處的技術人員從旁協(xié)助，先將投影布放下，然后打開投影機，再根據通報的情況，同步用小的手電筒在圖上示意。這一下子省了許多麻煩，大使們只需做的就是“抬頭望地圖，低頭思戰(zhàn)略”。
　　
　　“秘密”變成“公開”
　　
　　安理會在通過決議、主席聲明或舉行公開辯論時，都會在寬敞明亮的正式會議大廳內進行。但是，15個理事國大使們平時大部分時間則是在擁擠不堪的磋商室內進行討論。在討論中，大家經常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好在他們都是“君子”，只動口、不動手。出于保密和安全原因，磋商室門外戒備森嚴。把守的是數(shù)名身穿警服、荷槍實彈的彪形大漢，以及一兩名便衣警察。這些聯(lián)合國警察訓練有素、鐵面無私。其他聯(lián)合國會員國的代表不管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難入”。
　　 許多會員國關心涉及各自地區(qū)及自身安危的議題，但都只能長時間在門外恭候。一旦磋商結束，這幫“門外漢”便蜂擁而上，團團圍著安理會理事國的各位代表及工作人員，問長問短，探聽磋商“內幕”。這時，磋商室外好一派熱鬧景象。我在紐約工作期間，結交了一大批外國同事。每次磋商結束，他們都似乎成了我的“追星族”，我躲都躲不開！
　　隨著聯(lián)合國內刮起的“改革開放”“東風”，這種長期形成的“秘而不宣”、“非禮莫聞”的舊習開始變革�，F(xiàn)在，改革開放措施已“廣泛和深入地”開展起來。如每天磋商結束后，安理會主席都必須為聯(lián)合國其他會員國的代表舉行吹風會，通報當天安理會的討論情況。安理會審議聯(lián)合國的維和行動前，需要與出兵國進行事先磋商。一些涉及程序性或例行性議題的“秘密磋商”已有選擇地公開舉行。由此一來，“門外漢”也變成了“座上賓”。安理會外的會員國代表也可以在大廳內報名發(fā)言，參與討論。安理會的這種增加透明度的工作方法，已得到了大家的良好評價。
　　
　　“改革”變成“不動”
　　
　　安理會的正式會議廳富麗堂皇，召開會議時好不氣派。外來的旅游參觀者對此無不贊嘆不已。但這些走馬觀花的游客卻全然不知，毗鄰的安理會磋商室卻只有斗大。這個磋商室僅配有一張馬蹄形的桌子，另有75張固定的椅子。通常情況下，15個理事國一般有代表、副代表和兩三個助手出席會議。但在許多情況下，秘書長辦公室、政治事務部、維和部和新聞部等一大批人員也前來參加會議。室內的擁擠程度可想而知。凡遇到秘書長到會吹風或通報情況，前呼后擁又平添了一班人馬。這時，室內往往成了“煮餃子”的局面。20世紀90年代初，有些安理會理事國代表試探要求秘書處就擴展磋商室問題做一可行性研究。結果一匡算，動輒就需要100多萬美元。在聯(lián)合國經費捉襟見肘之際，這一想法只好作罷。另外，擴建磋商室有為今后擴大安理會成員做準備之嫌，誰都不敢冒此政治風險。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有一些理事國的代表發(fā)現(xiàn)，除了大使有桌子外，后排所有固定椅子均無扶手，作筆記時特別費勁。他們要求參考大學教室內的作法，將固定的椅子右側全部配上寫字扶手。然而，這一想法最終也未能獲得通過。因為安理會內有一些代表是“左撇子”。他們可能對日后在扶手問題上得不到“公平對待”表示強烈反對。
　　經過這一番你來我往的討論，大家最后認識到，有一些改革措施確實非常傷腦筋，還是以繼續(xù)維持不變?yōu)楹谩?
　　
　　“節(jié)假日”變成“工作日”
　　
　　我在紐約工作期間，最怕遇到節(jié)假日。一旦世界各地發(fā)生“火警”，安理會就需要舉行緊急磋商。這時，節(jié)假日內的游玩計劃便會隨即泡湯。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個周末，遠在天邊的柬埔寨沖突各派發(fā)生武裝沖突。中國在聯(lián)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執(zhí)行維和任務的幾名維和人員遇炸身亡。國內指示我們要求安理會立即召開會議，對這些陣亡人員致以哀悼。
　　當時，我正與妻子在紐約長島的瓊斯海灘上觀海潮、釣海蟹、吹海風、喂海鷗。我的同事幸虧知道我們的去向，立即通知我返回聯(lián)合國總部開會。結果，我連西服都來不及換上，穿著便衣，帶著一股海腥味就直奔安理會的會場。
　　還有一次是在中國農歷除夕。除夕對于長年在國外工作的外交官來說，是一個集體狂歡的日子。當時，李肇星大使（現(xiàn)為外交部部長）在中國代表團駐地安排了盛大的內部聚餐會和文娛晚會。
　　傍晚，李肇星大使在會上熱情致詞。他向大家談到工作與報酬之間的關系，并寓意深刻地談道：金錢可以買到補藥，但是買不到健康；金錢可以買到房子，但是買不到家庭；金錢可以買到權勢，但是買不到尊敬；金錢可以買到伙伴，但是買不到知己......
　　他講著講著，手機鈴響了。原來是安理會主席辦公室通知他，安理會將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于是，他連團圓飯都來不及吃一口，帶著我和另一位同事，空著肚子就乘車前往聯(lián)合國總部大樓。會議一直開到午夜。等我們返回的時候，大家不是跳舞跳得滿身大汗，就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餐桌上只剩下幾根香蕉了。
　　聯(lián)合國安理會以開會聞名于世。各國在聯(lián)合國工作的外交官長年累月地開會，平時亦都處在“待命安排”狀態(tài)。他們心中只有一個“會”字，對節(jié)假日的時間觀念可謂“與日俱淡”。
　　當然，聯(lián)合國也有一些法定不開會的日子，如聯(lián)合國日、圣誕節(jié)等。后來，許多國家的代表在“護法維權”方面的意識增加了，紛紛要求聯(lián)合國增加一些“關門大吉”的日子。經過幾年會上激烈的“搏斗”和爭論，大家最后同意將每年東正教的受難日、穆斯林的宰牲節(jié)和開齋節(jié)定為聯(lián)合國的法定休息日。
　　美國人也是“狡猾、狡猾的”，常常打一些“擦邊球”，不鼓勵聯(lián)合國在美國的獨立日、總統(tǒng)日、哥倫布日、感恩節(jié)等日子開會。
　　中國和亞洲一些國家都有慶祝春節(jié)的習慣。我在紐約工作期間，曾與一些亞洲國家的同事進行過“小串聯(lián)”，探討如何將中國的春節(jié)列為聯(lián)合國的法定休息日。結果，我發(fā)現(xiàn)大家對這個主意都很感興趣，連其他洲一些黃頭發(fā)、藍眼睛的代表聞訊后，也表示歡迎。當然我知道，他們心里希望的無非是多一個睡懶覺或曬太陽的日子！
　　
　　“速度”變成“效率”
　　
　　對于安理會來說，雖然時間并不等同于金錢，但速度卻代表著效率。安理會的工作講究一個“快”字。每天討論的議題換得快，大使盼望國內的指示給得快，秘書處后勤人員手中的文件分得快，外交官們走路的步伐變得快──經常是快三、快四步！
　　在安理會的磋商室和會議廳兩個場地，每個理事國分別只有三個和五個席位，其中頭一把交椅是留給大使的，后面的專供助手們使用。每當大使們圍繞敏感議題進行激烈討論時，都會見到助手們飛快地向前排遞紙條，不是補充最新情況，就是提供談話參考要點。我們將這一做法稱作“送彈藥”。
　　我在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工作期間，一直擔任大使的顧問。我先后為幾位大使效力，在工作中與他們達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默契，即大使急需“彈藥”時，不必回頭吩咐，只需要將一只手在桌子下向后抓幾下。我坐在后排便馬上知道大使需要什么。不到一分鐘，大使就能“抓”到一張寫滿漢字的紙條。
　　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團址原來在曼哈頓上城，離聯(lián)合國比較遠，單程開車通常需要40分鐘。為了加快工作效率，我和我的同事特別注意裝備精良、分工明確。我們的公文包中24小時都備有筆紙橡皮、回型別針、釘書器、涂改液、小剪刀、小鐵夾等文房“武器”。
　　當一人駕車的時候，另一個人就在車上將會議的記錄歸納整理，將需要傳真發(fā)回國內的聯(lián)合國文件逐一裁開，并正反單頁排好，還需要打個手機電話，通知負責“大鍋飯”的廚師開始加熱飯菜，以便我們抵達后能盡快解決“生存權”問題。
　　現(xiàn)在，中國代表團已搬遷到離聯(lián)合國較近的地方。大家在步行返團的路上，亦是一邊走、一邊在腦海中構思報告框架，目的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向國內匯報情況。
　　搞外交需要講究效率，也需要講究平衡，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有一些時候必須做到“快刀斬亂麻”，另一些時候則只能“慢火燉蹄筋”！
　�。ň幒笥洠汉酶宀慌麻L�！睹绹�白宮新聞發(fā)布廳里的故事》《聯(lián)合國見聞：揭開安理會的神秘面紗》系列連載到這里結束了，讓人有不忍掩卷之感。回望這一時期以來，兩個連載都以其豐富的內容，詼諧幽默的語言，讓我們得以走進美國白宮新聞發(fā)布廳和聯(lián)合國大廈，一窺其堂奧，進行了一次次難忘的旅行。在此鳴謝作者黃友義、陳偉雄先生，并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作者和精彩文章走進本刊《國際視野》欄目。）
　　
　　責編：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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