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讓“許多群眾千里迢迢地跑來北京”，上級的主要思路就是施壓。以上訪量特別是進京上訪量為最基本指標的信訪責任追究制，使地方黨政官員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得不采取截訪、銷號、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等控制手段來消解上級施給的壓力。信訪過程是個不停地施壓和解壓的過程。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在北京永定門的一條死胡同里，它旁邊是全國人大人民來訪接待室。每天-上班，就有全國各地的訪民懷著“告御狀”的心情涌向這里。2007年以前，這條胡同還擠滿了各地前來“接訪”的人員，這些人有時比訪民還多，他們分別負責對來自本地區(qū)的訪民進行攔截、勸返，阻止登記。2007年起，國家信訪局嚴禁接訪人員在門外攔截、阻撓上訪人員，接訪人員便改變策略。每天下午4點，信訪局保安將訪民清理出去后，接訪人員隨即進入，試圖與里面的登記人員協(xié)商銷號。
　　以上情形，就是中國信訪現(xiàn)狀的象征。家住北京宋莊畫家村的信訪問題專家于建嶸，創(chuàng)作過一組名為《上訪者》的系列油畫。畫中人物均為于建嶸在北京上訪村拍攝的各地訪民。這些訪民或身穿白衣，或頭裹白布，上書又黑又大的“冤”字。“冤”，可謂是進京上訪人員普遍心聲的概括。畫中人的眼神里。既有倔強又有迷茫，既有悲哀，又有一股狠勁兒。于建嶸說：“他們要沒有股狠勁兒，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到北京上訪，不達目的誓不回去�！�
　　這些畫作中最醒目的一幅，于建嶸名之為《母親》。他說：“畫家陳丹青看見我這幅畫，痛哭流涕，說：‘30年前，我看羅中立的《父親》，看到的是中國農民的苦難；30年后看《母親》，我又看到了中國農民的冤屈�！�”
　　于建嶸認為，近年來的信訪制度改革正往一條死胡同里走，長期形成的制度慣性，仍然是在強化信訪解決民眾權益糾紛的能力，目前大力推行的各種信訪責任追究制、領導干部親自接待制度等，就是這種思維定勢的產物。這種慣性力量每自我強化一次，都是往胡同里又走T--步，已經很難退出了。
　　
　　訪民“冤”
　　
　　東北訪民單亞娟，上訪反映本單位弄虛作假、損害國家及職工利益等問題。她從2006年來北京，至今已有四五年的“訪齡”了，僅2006一年間，單亞娟就被單位接訪人員接回去8次，屢接屢返，自己光車票錢就花了4萬多元。但非常之處并不在此，而在于她同時在北京打了31場官司，全部走司法程序，涉及北京8個區(qū)的公檢法，忙得不亦樂乎。
　　據(jù)單亞娟自述，2007年9月28日，她被接訪人員送到京郊一家收容所，在這里遭遇毆打，致其骶5椎體粉碎性骨折。從收容所(單亞娟稱之為“黑監(jiān)獄”)出來后，單亞娟就去報警，要求傷情鑒定。警察不開鑒定委托手續(xù)，她就趴在派出所椅子上不走。北京市公安局法醫(yī)鑒定中心的法醫(yī)陪她去指定醫(yī)院，拍出的片子是陳舊性骨折，單亞娟多個心眼，私下另找一位大夫拍片，結果顯示骨折是新鮮的。法醫(yī)根據(jù)前一個拍片結果，鑒定單亞娟受的是輕傷害，單亞娟不服，要求法醫(yī)重新鑒定，遭拒。她自己先后跑了5家醫(yī)院，拍片，做會診，結論都不是陳舊性骨折。但市局法醫(yī)鑒定中心又給她做了一次鑒定，還是陳舊性骨折。
　　單亞娟與原單位的仇怨糾葛，現(xiàn)在變得無足輕重了，她的主戰(zhàn)場，轉移到了與北京公安、司法機關的爭執(zhí)上。單亞娟把給她做出“正確結論”的5家醫(yī)院告上法庭，訴他們“誤診”，逼他們重新做診斷，“勇敢地說出真相”。這是一場單亞娟希望打輸?shù)墓偎�，她在每個區(qū)法院起訴一家醫(yī)院，所有法院都不愿審這個案子。被告律師也急眼了：“你就是瞎整!一看就不是醫(yī)院的問題，為啥你非告我醫(yī)院?”
　　同時，單亞娟在北京4個區(qū)的公安局、檢察院都投訴或報了案。她到檢察院告公安機關行政違法，檢察院認為不夠立案條件，她又去法院對公安局提起行政訴訟。一審法院不出裁定也不受理，她就告到上級法院。同時，單亞娟在老家也打著兩場官司。她去當?shù)毓�安局告單位領導對她“非法拘禁”，公安局不立案，她就到檢察院申請立案監(jiān)督，又到法院刑事自訴。單位領導認為，看來還是讓單亞娟呆在北京，讓她跟北京公檢法纏斗的好。
　　據(jù)單亞娟說，關過她的那所“黑監(jiān)獄”，在她出來一個月后，被當?shù)嘏沙鏊鶕v毀了。最近，單亞娟在北京上訪村又聯(lián)系了十幾位曾被“黑監(jiān)獄”關押的訪民，去法院提起刑事自訴，控告黑監(jiān)獄對其“非法拘禁”。集體起訴時，法院說他們沒有證人，單亞娟就給大家出主意，一+A--個人起訴，受害人互相作證。單亞娟的媽媽說她：“你在北京，比上班還忙!”
　　現(xiàn)如今，地方政府與訪民的關系，是“剃頭的怕瘌痢頭，瘌痢頭怕剃頭的”。2008年12月底，國家信訪局等機構就信訪問題舉行座談會，與會人士意識到：當前信訪總量仍然居高不下，集體訪和重復訪增加，而且組織化趨勢更加明顯。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訪辦公室主任張示明在會上書面發(fā)言稱：“目前，少數(shù)責任單位對一些信訪老戶的纏訪鬧訪束手無策，經常為了息事寧人而突破政策底線，放寬政策尺度，滿足不合理訴求，從而給其他信訪人以‘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示范效應……少數(shù)信訪老戶占用了絕大多數(shù)信訪工作資源。絕大多數(shù)基層信訪部門往往是用80％的精力去處理20％的老戶問題，導致日常的初信初訪工作責任難以有效落實。如此，初信初訪慢慢也演變?yōu)橹匦胖卦L甚至老戶。另外，對信訪老戶開展的勸返穩(wěn)控工作，基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收效并不明顯，也因此極大地挫傷了基層工作的積極性�！�
　　而當前國內各類社會矛盾高發(fā)，法定的社會解紛機制又不健全，這些矛盾很多都擠壓到了信訪渠道，信訪工作不堪重負，信訪之路險象環(huán)生。而且，訪民不僅把上訪當作表達訴求的唯一渠道，還亟盼通過它來解決自己的實際問題，雖然多數(shù)上訪的真實效果并非如此。
　　2007年8月，山西人陳會林和武保明去清徐縣法院打官司。陳會林看到國旗落在法院地上，多次提醒法官未獲理會。陳致電當?shù)貓笊�，將此事曝光。一個月后，陳、武二人再來清徐縣法院，與副院長劉志家發(fā)生爭吵，陳會林遭打，法院對他倆以“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沖擊領導辦公室”為由，行政拘留各15天。第一次拘留期滿當日，法院再以“當事人并無委托陳會林、武保明為代理人，委托手續(xù)系二人偽造，妨害民事訴訟，干擾法院的正常工作”為由，簽署了兩份拘留決定書，兩人共被拘留30天。
　　2007年9月，兩人走上上訪之路。法院愿意道歉，愿意賠償，就是不愿意撤銷拘留決定書。陳會林把生意停了，專門告狀，前后進京上訪十幾次，自稱“已成太原上訪人員的領袖”。太原中級法院紀檢副組長齊志丕曾致電本刊記者，承認“國旗案”確有此事，清徐縣法院處理 有所不當，但陳會林是上訪戶，也有夸大其詞等問題，希望本刊記者理解。
　　陳會林在清徐縣法院挨打時，一位當時在場的老漢為陳會林作了證。老漢名叫劉國亮，在清徐縣經營棉花加工業(yè)務，2002年被縣工商局以“投機倒把”行政處理，加工點東西全部沒收拍賣，罰款4萬元。劉不服，要求市工商局行政復議。在市局干預下，縣工商局下了第二份處罰決定，除不罰款外，維持其他三項處罰決定。老漢仍不服，再次申請行政復議，但市工商局支持縣局處罰決定。劉國亮隨即告上法庭，在縣、市法院先后6次訴訟，下了7個判決書。清徐縣工商局把沒收的設備退回給劉國亮，沒收的產品拍賣所得4萬多元，亦退款給他。
　　劉國亮認為退款不夠數(shù)，“我人不在場，你把我的東西強制收購了，不能你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在陳會林指點下，70多歲的劉國亮九赴北京上訪。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鎮(zhèn)政府干部24小時盯守劉國亮。但劉國亮還是跑了。鎮(zhèn)政府拿5萬元給他，讓他回來。奧運會一結束，政府又不管他了。2009年，劉國亮連續(xù)去了四五趟北京。當年國慶節(jié)前，鎮(zhèn)干部又對他監(jiān)視居住，但劉國亮再次跑了，他想，這回政府再給我一次錢，就算了，我不再上訪了。
　　但他想錯了。去年9月14日，清徐縣公安局將劉國亮抓捕。今年4月22日，清徐縣法院下達一審判決書，劉國亮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20萬元。清徐縣法院一位副院長意味深長地對劉的女兒說：“你老子就是讓陳會林給害了。”
　　
　　政府“煩”
　　
　　于建嶸說，訪民的心理可用一個“冤”字來概括，地方政府的心理則可由一個“煩”來表達。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民眾上訪要求解決的問題有兩類，一類是地方政府能夠解決、應該解決的；另一類是地方政府無法解決，也不該由他們解決的。
　　現(xiàn)在的信訪部門多數(shù)為黨委、政府所設立，目的是在黨的領導下，在政府行政體系內解決問題，但有些問題本身就是涉及政府的一些職能部門的，雖說“解鈴還須系鈴人”，但誰把鈴鐺系上去了，誰都不想自己去解。另外，大量涉法涉訴問題、歷史問題、中央及上級政策導致的問題，以及政治體制滯后帶來的問題等，則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職責及解決能力。
　　江蘇阜寧縣基層干部周嚴東說：“現(xiàn)在的信訪部門就相當于醫(yī)院的掛號處，只管掛號，不管看病�！敝車罇|曾為自己被“非法免職”一事長期上訪，國家信訪局把他的上訪材料轉到省信訪局，省信訪局又要求阜寧縣解決。最后，周嚴東無奈接受了縣里給他安排的新工作。
　　對于進京上訪民眾經常遭遇的拘禁現(xiàn)象，于建蠑說：“要研究地方政府為什么抓人，他是在一票否決的壓力下，不得不抓人。如果‘只要老百姓來北京，我就把你市長撤了’，誰當領導也要抓人�！�
　　為了不讓“許多群眾千里迢迢地跑來北京”，上級的主要思路就是施壓。以上訪量特別是進京上訪量為最基本指標的信訪責任追究制，使地方黨政官員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得不采取截訪、銷號、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等控制手段來消解上級施給的壓力。信訪過程是個不停地施壓和解壓的過程。這是一個多輸?shù)慕Y果，大家都認為有用，跑來跑去，忙來忙去，后來都知道沒有用。
　　2006年10月17日，河南省一位縣政法委書記在一次“重復上訪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講話稱：“銷賬是無奈之舉，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wěn)定。對已發(fā)生的上訪，在勸返時必須注意同上級信訪部門及省、市工作組的溝通，爭取諒解，爭取不通報，銷賬要迅速，因為現(xiàn)在來訪登記都在電腦上進行，或以電傳形式向領導匯報，錯過了時機，也許要以十倍的代價，十倍的努力才能處理。”
　　次年4月13日，原任政法委書記已調任本縣政協(xié)主席，新任縣政法委書記在與前類似的會議上講話稱：“目前，個別單位對銷賬不理解……上級這樣考核，我們只能與時俱進，適者生存嘛!今后，發(fā)生上訪必須銷號。銷號只是經濟上的付出，不銷號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損失。一個單位進入登記一起并不可怕，但每個單位登記一起全縣就是近百起，后果是影響縣委、縣政府的形象，是市對縣的追究和否決，這個責任不是哪個人、哪個單位能負得起的�！�
　　新任政法委書記續(xù)說道：“(對上訪者)打擊的重點是集體上訪、非正常上訪和重復上訪，必須做到：發(fā)生一起，打擊一起，按照上級規(guī)定，屬地單位負責調查取證，--公安機關負責依法處理，廣播電視局負責公開曝光。公開曝光很重要，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三個部門一定要密切配合，信訪局負責溝通協(xié)調。去年，我縣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治安拘留了27人，勞教了1人，送精神病院1人，遏制了上訪的高發(fā)態(tài)勢。但是，個別單位還有‘打擊靠領導’的依賴思想。有一個鄉(xiāng)，上訪量很大，問題很多，既沒有解決一起，又沒有處理A，這就要好好找原因，為什么其他鄉(xiāng)鎮(zhèn)能打擊，你就打擊不了呢?今后，你不追究上訪人的違法行為，我就追究你在穩(wěn)控上的失職行為!”
　　
　　信訪困境如何化解?
　　
　　目前的信訪制度，已經難以依靠對其本身的細節(jié)進行再安排的方法，來遏制它所產生的日益壯大的混亂。
　　綜觀目前各類信訪熱點，它們反映了社會不同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群體同政府之間的種種矛盾。這些矛盾具有多發(fā)性、直接性、復雜性的特點，也具有改革發(fā)展進程中的某種必然性，以及人為的加劇性。近幾年來，各地集體越級進京上訪大量增加。說明各個上訪群體同地方政府的矛盾，已由訪民帶到了中央，轉變?yōu)檫@些群體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但中央又通過信訪部門將它交回到地方。訪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方都在磨道里轉圈，卻始終離不開這個圈子。
　　地方政府派人攔截、勸返去中央信訪機關反映問題的訪民，地方官員稱之為“接訪”，訪民則稱之為“截訪”或“暴力截訪”。進京接訪活動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c中央并不希望訪民都到北京來。中央的難處，一方面說上訪是公民合法權利，鼓勵上訪，另一方面又認為“如此眾多的群眾到北京要求解決各種具體問題，這給中央機關的工作增加很多困難”。但訪民就偏愛到北京來“告御狀”，順便給地方政府添點兒堵；的確也有個別進京上訪者，得到高層領導批示，問題解決了"訪民就更相信中央有好人，以及“告御狀”的威力了。
　　中央和上級政府把“維穩(wěn)”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試圖約束基層官員的不當執(zhí)政行為，但是這種約束不但沒有發(fā)揮作用，反而異化為“維穩(wěn)壓倒一切”的現(xiàn)實考量。地方政府維穩(wěn)支出每年以兩位數(shù)增長，維穩(wěn)經費相當于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為各地普遍現(xiàn)象，然則社會并未因此進步，它只是一場空轉。就是說，起碼在某些地方，政府用于社會空轉的費用，已超過了實際用于民生的支出。
　　于建嶸說，他接觸了許多地方信訪干 部，他們對上級的怨言大得很：“你一方面說上訪是老百姓的權利，一方面又要我們把他從北京搞回去，但有些問題不是地方政府能解決的，它們本來是上級的問題，或者法律的問題，還有的是歷史問題，地方政府解決不了，你又讓我解決，我只好采取抓人的方法，不讓他來�！�
　　在信訪實踐中，攔截上訪民眾所花費的經濟成本已成為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負擔，有時，截返一個上訪者的費用足以解決其所反映的問題。那為什么地方政府寧愿花錢截訪，也不愿把這筆錢用于解決上訪者的問題呢?
　　一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系是一級一級地向上負責，對上服從，地方政府與民眾間保持有某種程度的鴻溝。即使地方官員清楚地知道接待民眾上訪、合理解決其反映的問題，有利于自己實時地掌握民情，運用民情，加固治理，消弭禍患于無形，卻也不屑為之。二是官員擔心為一個上訪者解決問題，會引出更多上訪者的類似要求，更有些訪民被官員看作制造麻煩的煽動家或敲詐勒索分子，對他們的要求不屑一顧。三是這筆錢并非由官員個人掏腰包，而最終還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信訪工作陷于困境的主要根源，在于信訪運行的邏輯和規(guī)則與中國現(xiàn)行政治體制一脈相承，最集中的表現(xiàn)，就是建立在壓力體制之上的信訪責任追究制。于建嶸一再強調：“我不是要否定信訪制度，我從來沒說過這個話，問題是制度的運行方式有問題。最關鍵的問題，要加強對地方的監(jiān)督，打開司法之門。老百姓不相信司法，就解決司法問題呀�！�
　　近日，于建嶸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了一個“三步走”的信訪改革建議：第一步，中央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國家信訪部門不再給省區(qū)市開信訪移辦單，不對訪民的信訪級別作特別的限制，并由信訪地公安機關依法處理因信訪而發(fā)生的治安案件。第二步，強化各級司法機關接受公民告訴、申訴及處理案件的責任和能力。由司法機關承辦目前積壓在信訪部門的案件�？捎缮霞壏ㄔ汉蜋z察院下派一級設立告訴申訴案件受理機構，也可以考慮建立全國性的巡回法庭，以及擴大訴訟受理范圍，由司法部門依法查處對信訪人迫害案件，組織社會中介機構對群眾告訴申訴進行法律援助，在制度上確立法院和檢察院的重要人員和經費均由上一級法院和檢察院管理和保障等。第三步，撤銷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的信訪機構，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監(jiān)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并系統(tǒng)地建立公民的利益表達組織。
　　概括言之，信訪已越過安全生產、社會治安而成影響社會穩(wěn)定之最大隱患，而“牽”起信訪這“一發(fā)”，就“動”了國家政治體制的“全身”。信訪改革的重點不在信訪領域，而在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大盤棋，比如改變從上到下的壓力體制，推動“以縣級人民代表專職化為起點，以政治分權為杠桿，以司法制衡為保障的綜合縣級政治改革”，以及允許社會各階層建立利益表達組織、人大代表專職化等等；同時，還要寄望于相應的司法改革，以及充分發(fā)揮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作用。
　　反過來說，鑒于解開信訪困境的急迫需求，信訪制度改革或會成為國內新一輪政治改革、司法改革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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