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徽一生幾乎都行走在外宣的路上。1949年春天北平解放以后，一個偶然的因素，他被調(diào)入新華廣播電臺英語廣播部，從此開始了長達50年的黨的新聞和對外宣傳工作。他的工作經(jīng)歷幾乎見證了新中國對外宣傳事業(yè)從小到大發(fā)展的歷程，見證了中國對外宣傳工作的一段重要歷史。
　　最近，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了曾建徽的一套文集《中南海紀事――曾建徽通訊文集》、《融冰?架橋?突圍――曾建徽論對外宣傳》、《議會外交――交流與交鋒?曾建徽與外國議員和政要的對話》三本書。這套書可以說是曾建徽同志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jīng)驗的結晶。我們在閱讀這些著作時，都有一種感動。那種閃光的外宣理念，對外傳播工作所特別提倡的“三貼近”的文風的實踐，深深感動著我們。
　　一個周末，在他的寓所，已經(jīng)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的曾建徽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對外大傳播》記者的獨家專訪。在輕松的交流中，使我們仿佛穿行在歷史的時空之中，觸摸到了歷史的心跳，看到了時代前行的軌跡，也看到了一個一邊行走一邊思考的老外宣工作者清晰的足跡。
　　
　　半個世紀前踏入新華廣播臺英語部
　　
　　采訪曾建徽同志之前，盡管本刊已經(jīng)專訪過諸多行走在東西方文化交匯點上的風云人物。但是，當我們面對這位中國外宣事業(yè)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時，他淵博的學識與厚重的閱歷，還是讓我們心中的景仰感油然而生。他是一位和藹平靜的老人，親切的握手，夾雜著南方人獨有的柔和語調(diào)，一下子拉近了我們和他的距離。隨之，一個輕松而充分的交流就開始了。
　　談起最初走上外宣崗位的往事，他用平實的話語敘述。“我不是學新聞的，從事新聞工作純屬偶然。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市委的學校工作委員會工作，我負責聯(lián)系北京大學。后來中央領導人進城了，需要搞對外宣傳，那時候叫新華廣播電臺，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前身，當時的臺長是廖承志同志。新華廣播電臺有一個英語廣播部，簡稱叫英語部，需要懂英文的人。因為我在清華大學上過學，英文比較好，就調(diào)過去工作，從那時候開始就從事對外宣傳�！痹�建徽的外宣生涯是“從基本工作做起的” 。他到電臺英播部開始是做《每日英文電訊》的校對工作，那是一張主要供在華外國人訂閱的鉛印的英文小報，內(nèi)容全部是英播部以新華社名義對外播發(fā)的英文新聞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成立新聞出版總署，負責人是胡喬木，新聞總署下面有一個國際新聞局。不久，電臺英播部成建制并入新成立的國際新聞局新聞處。因為肺結核病了3個月的曾建徽，也隨著英播部進入新聞處“做編輯工作”。
　　1951年，根據(jù)工作需要，新聞總署撤銷，國際新聞局也隨之撤銷。曾建徽說：“新聞局撤銷后，我們這個部門并入了新華社對外部，先是廖承志兼主任，沈建圖是副主任，后來沈建圖是主任。我長期在新華社對外部工作。1981年任新華社副社長。1986年到1992年我雖然仍兼任新華社副社長，但實際上主要是在中央對外宣傳小組工作。所以，我一直在從事對外宣傳工作�！�
　　由于曾建徽在新華社長期從事政治外事采訪報道工作，使他有機會直接采訪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曾建徽清晰地記得，1959年，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勤政殿采訪毛主席接見外賓，正好迎面遇到毛主席，當時外賓尚未到。毛主席同曾建徽親切握手，并問他是哪個單位的，他回答是新華社記者。毛主席笑著說：“你們新華社要注意，報道不要搞浮夸，要實事求是�！泵�主席對記者很關心，曾建徽還記得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在政協(xié)禮堂閉幕后，毛主席從主席臺走下來，特地來到二樓記者工作間，同曾建徽他們一一握手說：“你們辛苦了！”這使這些記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周恩來總理的外事活動很多，曾建徽也有和總理較多的接觸機會。我們從他的回憶之中，仍然感受到建國初期外宣事業(yè)的崢嶸歲月。曾建徽說：“周總理對工作極端負責，一絲不茍，為革命嘔心瀝血，歷盡辛苦，待人十分謙和，關心一般同志，使我深受教益，畢生難忘�！�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中央和各方面領導同志為鄧小平同志率團訪蘇去機場送行。總理辦公室讓曾建徽去西花廳將消息稿送請周總理審閱，總理一邊看稿子一邊說，為了增加代表性，送行名單中有的領導人可用群眾團體身份。曾建徽很快將名單做了調(diào)整，將郭沫若和廖承志的身份分別改為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正副主席。周總理看后說，一個單位不必有兩位領導來，廖承志用什么身份好？曾建徽想了一陣說，廖承志同志是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周總理說，就用這個身份，你們今后要注意，名單的排列和使用都是有政治意義的。周總理接見外賓后，經(jīng)常親自審閱消息稿，從內(nèi)容到名單，都仔細斟酌，他常說外事無小事。
　　周總理也非常關心和體貼記者。曾建徽記得是在1956年，有一次周總理舉行國宴招待來訪的一位外國總理，他看到曾建徽等幾個記者在一旁忙著寫稿，宴會結束后就來看望大家。曾建徽回憶當時的情景：“當他發(fā)現(xiàn)我們還沒有吃飯時，就對外交部禮賓司的同志說，要記住他們是來工作的，今后宴會上要增加一桌記者席，不要讓他們餓著肚子�！� 曾建徽他們聽后都非常感動。從那以后，這類宴會上都專門為記者設一桌。周總理很忙，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后才能休息。他日理萬機，但對新華社的重要國際新聞和評論都要親自審閱。有時由于時差關系，有的國外稿子發(fā)到總社編好后送總理辦公室已經(jīng)是下半夜，總理都在處理完重要國務后即審閱新華社送審的稿子，稿子退給后才休息�！拔幕�大革命”后期，曾建徽參加新華社總編室發(fā)稿子工作，每天值夜班都要等待總理值班室來電話說總理已經(jīng)休息了，他們才下班，因為總理在晚間有時會就新華社某項報道作出指示。
　　這些一般新聞工作者難得的工作機會，不僅使曾建徽同志有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工作歷練，更為重要的是，他將那些豐富的對外宣傳經(jīng)驗運用到改革開放時代新的國情之中，來應對復雜的國際輿論斗爭和中國所面臨的新的國際環(huán)境。
　　
　　書寫“中南海的春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應該說，當時國家的確存在著很多困難。于是，社會上有人危言聳聽，說什么出現(xiàn)了“三信危機”（即信仰危機，信心危機，信任危機）。
　　年齡大一些的人，或許都會對當時的“三信危機”有些記憶，但是對于危機背后的深層原因大概知曉不多。我們請曾建徽同志談談當時所謂“三信危機”的具體表現(xiàn)，我們認為他作為新華社的記者應該有更深的感觸。他說：“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之后社會上思想是很混亂的，有的人覺得搞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行不行？這就是一個信仰問題了。將來國家究竟怎么個走法？經(jīng)濟上的困難究竟怎么解決？不少人缺乏信心。還有一個就是信任危機，把‘四人幫’打倒之后，有人認為你們是不是又成立另一派怎么的？將來還要執(zhí)行什么政策？另外，老百姓的生活也的確非常困難。我想，你們的長輩也都經(jīng)歷過這種生活。”實際上，黨和國家充滿了生機，粉碎“四人幫”后全國生機盎然。曾建徽接著談到：“為了批謊言、正視聽，《望》雜志創(chuàng)刊號決定寫一些東西，專門介紹黨中央的活動，增加透明度�！�
　　1981年，新華社《望》開始醞釀申請開辟《中南海紀事》專欄，專門報道中央領導的工作情況。當記者問到專欄是一個什么形態(tài)的雜志欄目時，曾建徽說：“《中南海紀事》是一個用事實說話的東西。反映中南海黨中央的活動，讓老百姓了解中南海是怎么工作的，大家是在同心同德地搞四化建設，所以我們就搞了這么一個《中南海紀事》專欄。在《望》中登出反映中南海黨中央的活動，向國內(nèi)外群眾，特別是讓我們的群眾了解中南海的活動。這樣群眾對中央信服，對我們整個國家前途充滿信心，使大家能夠同心同德地在中央領導之下很好地搞四化建設。”當時，鄧小平對專欄高度重視。曾建徽記得：“給中央打了一個報告，小平同志頭一天收到報告，第二天就批了‘可以。’” 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曾建徽是專欄的兩位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們共同負責寫專欄的開篇稿件。兩個人調(diào)研工作做得非常扎實，在中南海用了半年時間，找中央辦公廳的多位領導和中央主要領導的秘書們分別進行采訪。曾建徽說：“一共開了7次座談會，了解中央工作情況。我們就是要反映中南海黨中央是怎么為民工作的。那個時候書記處剛成立一年。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交給書記處處理，中央領導同志們?nèi)绽砣f機，夜以繼日地工作。我們一是開會了解情況，二是經(jīng)過批準，閱覽了書記處成立以來所有的會議記錄。記錄很特殊的，將近十幾萬字，我們看了很受感動�！�
　　黨中央傾聽群眾意見，汲取群眾智慧，充分發(fā)揚民主，作出一個又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解決一個又一個關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這讓曾建徽他們“感覺到到處充滿了活力。那時候正好是春天的時候，所以就感覺到像春天來了，春天來到了中南海，所以那篇文章就叫《中南海的春天》。” 我們看到曾建徽的那篇通訊原文后，至今仍然感受到一份不同尋常的歷史縱深感和時代厚重感。特別是開頭把中南海春天景色寫得生動形象、氣象不凡、逼真可見，從而營造出了詩一般的意境：自然界的春天與中南海的政治之春和諧統(tǒng)一，深意與畫面交織，耐人尋味，引人遐思。
　　曾建徽他們根據(jù)搜集到的材料，又連續(xù)撰寫了《時刻想著八億農(nóng)民》、《經(jīng)濟工作的戰(zhàn)略轉折》，陸續(xù)刊登在“中南海紀事”專欄上。當時，外界對中南海不了解，感覺極為神秘�！吨心虾＜o事》算是開了先河，成為國內(nèi)外了解中南海的一扇窗口。三篇通訊發(fā)表后，在國內(nèi)外引起極大轟動。有的西方通訊社評論說：這些通訊使人看到“為神秘面紗所遮蓋的中國最高決策的一端，引起人們的注目。”
　　曾建徽后來又在《望》《中南海紀事》專欄寫了幾篇很有影響的通訊，我們透過這些記述，中國在撥亂反正以來的中央工作情況仿佛躍然紙上：從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速寫、中央農(nóng)村工作的重大決議、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到鄧小平同志和陳云同志關于農(nóng)村問題和經(jīng)濟工作的思想和重要論述、彭真同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推動的繼往開來的新老交替、中國沿海城市擴大開放的歷史性新舉措。曾建徽的通訊大多注意將現(xiàn)場性和歷史性結合起來，客觀平實地記錄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許多非常珍貴的歷史細節(jié)和瞬間，加上作者流暢的敘事手法，讀來是那樣的引人入勝。雖然它們只是斷斷續(xù)續(xù)的歷史人物和領袖人物的活動紀事，而非工整嚴謹?shù)木幠晔罚瑓s讓人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探索之路和歷史軌跡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記者說：“來之前看您的書，拿到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感到分量很重，從中能感受到一個老外宣工作者對外傳播的思考，感受到半個世紀以來歲月的沉淀和積累，從中也聽到歷史的回音�！� 曾建徽點了一下頭，說：“那時這個路子是怎么走過來的，制定改革開放政策是怎么變成現(xiàn)實的，現(xiàn)在看起來確實有一個過程，是慢慢積累起來的，應該珍惜我們國家取得的成績。”
　　曾建徽還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見證了鄧小平同志高超的外交思想、外交藝術和政治智慧。1978年曾建徽作為新華社記者隨同鄧小平副總理先后訪問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并寫成通訊。這些文章從多個角度展現(xiàn)了鄧小平的外交風采，同時深入地剖析了從周恩來總理到小平同志為中日邦交正�；�和中日友好所作出的貢獻。面對那段不平凡的歲月，行走在作者一行行文字里，我們會在歷史的長河里，撿拾出許多久違的記憶。今天的中國年輕人讀來，對于當前由于日本某些右翼政客的不當言行而導致中日關系出現(xiàn)的種種雜音來說，無疑具有特殊的警世和啟示意義！
　　采訪之中，我們還談到了曾建徽陪同胡耀邦同志的幾次深入基層調(diào)研的情況。他深有感觸地說：“我跟著耀邦下去9次，他常帶著副部長下去。” “耀邦當時了解了很多情況，他走過了全國三分之一的縣，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縣也留下了他的足跡。”在老人的喃喃敘說中，讓人真真切切地感觸到了胡耀邦平易近人，經(jīng)常深入基層，廣交朋友，關心群眾疾苦的優(yōu)良作風。尤其是一些關于耀邦不辭辛苦、深入邊陲的細節(jié)回憶，使人感動。1983年7月，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來到海拔3000米的青藏高原，強忍高原反應堅持視察；1985年元旦，胡耀邦來到西沙群島的永興島，用特地從中南海帶來的泥土，親手栽下一棵椰子樹。1985年2月19日，農(nóng)歷大年三十中午，胡耀邦又走進偏僻的云南小山村，和彝族村民共度春節(jié)。在曾建徽的每一個話語中、每一次回憶中，我們似乎都能看到耀邦同志關心民眾疾苦的身影。在耀邦誕辰90周年剛剛過去的日子，我們和曾建徽共享這些往事，無疑多了一份紀念意義。
　　
　　“外交”與“外宣”同行
　　
　　曾建徽具有獨特的外宣、外交人生，他從新聞采編工作開始，歷任新華社副社長、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尤其他是在擔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推進了我國與幾十個國家的“議會外交”，在頻繁的外事活動中，作了百余次富有意義的談話。在曾建徽身上，外交與外宣同行，外交與外宣交融。
　　特別希望他談談外宣如何為外交服務？一旦外交出現(xiàn)了一種情況，外宣應該怎么工作？曾建徽思路非常清晰，幾句話就點透了紙背：“外宣就是整體外交的一部分。外宣有種獨特作用，就是輿論先導的作用。外交工作也有外宣，但是外宣又要服務于外交。”
　　毫無疑問，曾建徽同志在長期對外宣傳、對外交往的職業(yè)生涯中，有兩點突出貢獻是極為明顯的。其一，就是一直致力于如何向世界介紹和宣傳中國。其二，就是與國際上的反華言論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尤其在他擔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推進了我國與幾十個國家的“議會外交”，外交與外宣得以高度融合。他說：“我在人大主要做的是‘議會外交’，也是外交的一部分。我過去做過外宣，所以做外交比較順手。西方的議會對中國基本上不了解，但是外國議會是急先鋒，經(jīng)常道聽途說就在議會上作決議。所以，‘議會外交’非常重要。”
　　曾建徽還饒有興趣地給我們談了幾件“議會外交”的事情。他說：“記得1998年，我剛上任不久，丹麥議會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主席，率領一個代表團來華訪問。丹麥是頭一年帶頭在人權會上搞反華議案的，我們上一屆的外事委員會不同意他們來，到我這一屆的時候，讓他們來。結果他們把所有反對中國的議員，都組織到團里面。”當時，丹麥議員關注的問題主要是西藏問題，他們認為“西藏情況十分糟糕”。曾建徽進行了針鋒相對、有理有節(jié)的談話，并邀請他們到西藏去，“親自看看那里的真實情況，對消除誤解、增進了解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對丹麥議員不做過多的限制，他們可以隨意到老百姓家里訪談，只是要求他們要講真話。結果，他們?nèi)チ宋鞑匾院笮Ч�非常好，就連其中一個最反華的丹麥議員也啞口無言。我們的一個陪同翻譯問他，你在西藏看到了什么？這個議員只是搖搖頭說，我什么都沒看到。1998年9月，丹麥議會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主席在莫斯科各國議會聯(lián)盟會議上與曾建徽又相遇了。她說：“我們訪問西藏回國后，代表團向丹麥議會作了詳細匯報，基本上改變了丹麥議會的看法，你們讓我們?nèi)ノ鞑乜匆豢词敲髦堑摹！?
　　曾建徽在推進我國與美國的“議會外交”方面作出了貢獻，他推動建立了美中議會交流小組并進行了頻繁的活動。他至今還能清晰地回憶起，1999年10月14日在華盛頓會見皮克林副國務卿等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時的談話內(nèi)容。當時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高洪柱自我介紹說，他是美籍韓國人，在國務院負責人權事務。他說，人權問題是美中關系中的一個障礙，但這是我們要討論的課題。接著，他攻擊中國不講人權，迫害宗教，取締“民主黨”等等。曾建徽進行了有力的駁斥：“看來，你什么都不了解，我今天先送給你一本《欺世害人的李洪志及其‘法輪功’》，就是江澤民主席送給克林頓總統(tǒng)看的那本書，你看完后再同我們談這個問題。”接著曾建徽問：“我不知道高洪柱先生到過中國沒有？” 高洪柱回答：“沒有�！� 曾建徽繼續(xù)說：“沒想到你作為美國國務院主管人權事務的官員和‘國別人權報告’的作者，同許多美國普通老百姓一樣，對中國什么都不了解，實在令人驚訝，同你談論中國的人權還有什么基礎！” 高洪柱悻悻地說：“小時候我受過中國人的教育，今天我又很受教育，了解了很多情況。我希望有機會去中國各地看看，直接了解中國的人權狀況。” 曾建徽深有感觸地說：“這是交鋒，一方面我們要求同存異，發(fā)展友好關系；另一方面要清除障礙，針鋒相對。”
　　不知不覺，采訪已進行了近3個小時。我們環(huán)視曾建徽的客廳，發(fā)現(xiàn)屋里充滿了溫馨祥和的情趣。遒勁的書法篆刻、高古的盆景松石、可愛的布娃娃兔、靈氣的綠毛壽龜......我們禁不住脫口而出：“您退下來后，生活怎么安排的呢？” 老人和藹地說道：“退下來后，工作的事情就不要去過問了。我更多的是整理一些東西，感到時間不夠用�！蔽覀兊弥�曾建徽同志除了整理出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的那三套五冊書外，現(xiàn)在正致力于新中國第一部外宣史的編著工作。他說：“我現(xiàn)在整理一些材料，搞一個外宣史是必要的。”
　　在老人期待的眼神中，我們仿佛看到了那部外宣史。它其中一定包含了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思想價值和外宣價值，也必將因為其記錄下了大量生動傳神的真實歷史場景和重大歷史事件，而散發(fā)出永久的、淡雅的、歷史的馨香。
　　
　　責編：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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