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多國爆發(fā)甲型H1N1流感疫情之時，回首歷史上曾經給人類帶來過巨大災難的傳染病，以及人類與疫病抗爭的艱苦歷程、醫(yī)學與疾病作斗爭的前行足跡，從中可以看到，我們必須承認和正視人類的生存和正常生活正在受到來自大自然的挑戰(zhàn)和警告，大到氣候、環(huán)境、生態(tài)，小到我們的日常衛(wèi)生習慣，都可能是疫病流行的誘因�！耙卟≡诠糯�是墳場，在近代是戰(zhàn)場，在當代則是考場”，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濃縮了人類與疫病較量的變遷。在這個“考場”上將交出一份什么樣的答卷，這是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一個嚴峻的問題
　　
　　流行性感冒：小病大禍
　　
　　1918年10月1日，南非老礦工威廉?希爾正坐在機器房里手握著操縱桿，控制著威特沃特斯蘭德地區(qū)一座大金礦的鋼鐵吊罐車從豎井深處升向地面，吊罐里滿滿地站著40名剛下班的非洲礦工。突然，希爾全身冒汗，肌肉變得虛弱無力，眼前似有金花飛躥，他試圖握緊操縱桿，使吊罐停下來，可是他的臂膀和雙手就像癱瘓了一樣動彈不得。吊罐帶著隆隆的聲音躥出了井口，飛向空中，撞在支架的頂部后向下跌落30米，砸在一間木工房上，摔毀的吊罐車中留下了24具礦工的尸體。
　　在事后的調查中，希爾被宣布無罪。投票表決時，多數人認為悲劇的真正原因是一種傳染病――西班牙流感。這種疾病能使人急速病倒，簡直就像被子彈打中一樣快。
　　從1918年到1919年，新型的流行性感冒幾乎傳遍了全球，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受到了它的襲擊，死亡人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死在炮火之下的人數還要多。一位兼做醫(yī)生的歷史學家把這種流感稱為“人類所經歷過的規(guī)模最大的傳染病”。
　　1918年2月，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病倒在床上，他們發(fā)起高燒，并感到四肢疼痛。從9月起，這種流感又掀起了第二次傳染高潮，這次流感的病原體可能是來自俄羅斯或非洲的新型病毒，這種致命的病毒很快就擴散到全世界，比過去所有疫病的傳播速度都要快得多。第二次流感浪潮于1918年底平息下去，但是1919年初又開始了第三次浪潮，接著又是第四次。雖然它們并不比第二次傳染浪潮厲害多少，可是仍然把成千上萬的人送入了墳墓。
　　肺炎是流感引起的復雜病癥之一，每五個流感患者當中就可能有一個人突然轉化為肺炎。
　　一般的流感對老年人來說特別危險，而西班牙流感卻似乎格外“青睞”青壯年人，士兵們更是首當其沖。在春季發(fā)生的首次流感浪潮中，意大利士兵最早出現了窒息死亡現象，他們的肺部因充滿了粘液、淤血和泡沫而停止了工作。到10月8日為止，流感已經使法國阿爾良地區(qū)戰(zhàn)壕里的16000名美國士兵喪失了戰(zhàn)斗力，在美國本土還有五分之一待命啟程的士兵尚未登船已被肺炎奪去了生命。
　　流感給世界各地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還要強烈。由于大量的農業(yè)工人患病或死亡，各地的農業(yè)收成都受到了不利的影響。在流感的困擾下，各國的工業(yè)和商業(yè)停滯蕭條，商業(yè)和交通被迫陷于停頓，到處都可以聽到關于死者悲慘命運的故事，誰也無法抗拒這種可怕的傳染。第三次流感浪潮結束后，據估計全世界共有2150萬人被這種疾病奪去了生命。
　　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是人類還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的世界性傳染病，與瘧疾、結核病并列為世界死亡人數最多的三種傳染病。世界性流感首次大流行是在1889-1890年，最先發(fā)現于俄國中亞的布哈拉(今烏茲別克)，先傳到彼得堡，再傳到西歐，一年內席卷全球。
　　1957年甲2型流感大流行。當年2月流行于中國貴州西部，3月傳播全國，4月從香港出境擴散于世界，共死亡幾十萬人。流行地區(qū)發(fā)病率約50%，病死率0.01%。
　　1968年甲3型流感大流行。國外認為7月發(fā)源于香港，7-8月流行于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其后播散于世界。發(fā)病率30%，病死率與1957年相近，僅法國就死了4萬人。醫(yī)療條件最好的美國，1934-1966年32年間流感死亡數亦達51.2萬人，平均每年1.6萬人。
　　流感病毒有20多種，分甲、乙、丙三型。甲型常引起世界性大流行；乙型可引起中等流行，多表現為兵營、學校等的“單位內爆發(fā)”；丙型多為散發(fā)病例，嬰幼兒最易感染。目前雖有治療藥物和疫苗，主要是針對丙型感冒，只能降低發(fā)病率，而不能控制流行。流行區(qū)大部分人都會病倒，以致經濟生活癱瘓；嚴重者并發(fā)肺炎，或促使呼吸道、心血管病患者病情惡化，罹致死亡。流感中度流行的年度，世界每年約損失10多億個工作日，死亡60萬人以上。由于人們常將流感與感冒混同，視流感為“小病”，其實更應引起全人類的重視。
　　
　　病毒和人：誰更聰明？
　　
　　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探索，許多曾經給人類帶來毀滅性打擊的傳染病，現在已經完全被人類征服。但是滅而不絕的病原體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尋找出路，人類自身的問題讓瀕臨滅絕甚至是似乎銷聲匿跡的古典傳染病又絕處逢生。濫用抗生素、療程不完整、醫(yī)療體制不完善、衛(wèi)生教育不完備等，都有助于各種抗藥性病原的基因重組，進而產生具有多重抗藥性的性病原，并形成新的病種。“病菌比人聰明”這個看上去不合邏輯的邏輯，每一天都在給我們帶來嚴酷的考驗。
　　人類是在細菌的影響下生活的，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常識，然而，真正揭開這個謎團才一百余年。標志著人類對真正病因和有效防治的研究走上軌道的，應該說是1865年巴斯德認識到他稱之為“病毒”的微生物是傳染病的病因。另一位德國細菌學家保羅?埃爾利希，杜撰了“魔術彈”這一短語用于描述他自己的偉大目標――發(fā)明特定藥物來殺死引起特定疾病的細菌但不殺死患者。1910年埃爾利希發(fā)明了非那明，這是最初治療梅毒的特效藥，但副作用也十分可怕。
　　而后，1932年另一位德國化學家吉哈德?多瑪克，發(fā)明了基于硫元素的化合物，它能殺滅引起血中毒的致命鏈球菌。在之后十年中，醫(yī)生們能夠從一大批新“磺胺”制劑中進行選擇，足以對付很大范圍的感染，從產褥熱、肺炎直到淋病、腦膜炎。一次令人驚奇的偶然，盤尼西林出現了。1920年代，蘇格蘭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發(fā)現葡萄球菌被培養(yǎng)皿上的一塊霉菌所摧毀――這次偶然事件導致了20年后有奇跡般功效的抗生素類藥物的發(fā)展以及醫(yī)療業(yè)的一場革命。
　　
　　瘟疫背后的手
　　
　　“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這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萊爾德堡格說的一句有些讓人詫異的話，而瘟疫背后的幾乎所有真相都讓人吃驚。人類可以從容地對付咆哮怒吼的雄獅和虎豹，卻奈何不了無聲無息的蚊子和跳蚤�，F代醫(yī)學已經證明，大部分傳染病，甚至所有獨特的文明傳染病，都是由動物傳給人類的。例如，麻疹很可能和牛瘟及犬熱病有關；天花已經確定和牛痘以及一大堆其他的動物傳染病密切相關；至于流行性感冒，則是因為人豬共通。按照正統教科書顯示，人與動物的親密程度愈高，共通疾病就愈多。
　　瘟疫無國界，許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個星期之內橫掃全球，而每一個地方也許都有專屬的“地方病”。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氣候的變化有關，許多古典的熱帶流行病正在沿著緯度向兩極推進。受到人類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殺之外，它們已經成為最可怕的病毒原帶者，1991年利馬霍亂就是海藻對人類的報復。
　　我們生活著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凈卻掩蓋了這一事實。與古代和近代不同，現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襲擊，這主要是我們的“都市生態(tài)”決定的。
　　這樣的歷史觀測對于我們現在，有一種很微觀的指導意義，創(chuàng)造局部的抗傳染病的環(huán)境是很重要的。毫無疑問，雖然我們一再強調，現代化的交通，會加快許多流行病的傳播速度，擴大其傳播范圍。但是我們也強調，在現代，掃蕩式的流行病比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即使在兩個地區(qū)出現某種傳染病，與這兩個地區(qū)相鄰的地區(qū)仍有可能幸免，這就是局部屏障的防護作用。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小巧”的道理，即使在一個傳染病正在流行的城市，也會有一些安全的家庭和個人，他們的營養(yǎng)狀況、衛(wèi)生狀況、心理狀況都有可能成為他們躲過傳染的好幫手。
　　
　　生態(tài)環(huán)境與人類健康
　　
　　生態(tài)學家和“綠色和平”戰(zhàn)士警告我們，全球升溫，臭氧層泄漏以及河流、湖泊、海洋的污染，確實使北極熊、海豹、美麗的鳥類和許多其他野生動物受到嚴重威脅。但是經常被人忽略的是，環(huán)境的破壞已開始危及人類的健康。
　　出于多種目的，人類一直在故意冒險地干預自然界，我們不僅會目睹直接可見的后果――例如物種的滅絕，將使我們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對我們生存與健康的威脅。
　　環(huán)境問題成了制造現代瘟疫的頭號“兇手”。城市供水系統的“腐朽”是秘魯霍亂的重要原因，任何城市，供水系統都包括兩個部分：供水系統的不堪重負會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會“迫使”居民濫用地下水，而更嚴重的問題就是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這種污染來自于海洋。
　　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灣海洋哺乳動物易受感染是有機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學家認為，對北極水域魚類的過度捕撈也許是麻疹病毒殺死北海海豹的驅動力。北極的極地海豹，由于被捕魚業(yè)剝奪了食物來源，便向南移動尋找食物，由此與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茖W家們推測，那時，極地海豹所攜帶的自身對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統已受損傷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將其毀滅。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種力量擴大了有機氯化物的影響，正是它為利馬霍亂的爆發(fā)提供了誘因。
　　1990年美國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峽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漲的河流傾瀉進墨西哥灣，裹挾著大量的殺蟲劑、化學物質和人類與動物的垃圾。這種洪水瀉入海中也是美國海岸死去的海洋動物體內有機氯化物存在的一個原因，這些動物的免疫系統因為食物中的有機氯化物毒素而逐漸衰弱，而在濃密海藻中出現的新的變異病毒，它們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發(fā)的。所有這些間接證據都暗示著1990年墨西哥灣的死亡事件是幾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大氣層的漏洞
　　
　　地球氣候的變化與我們在最近兩三個世紀消耗的驚人的礦物有關，這幾乎是不成問題的。
　　無論專家們的預感是否應驗，煤、油和天然氣的燃燒使大氣層的二氧化碳負擔急劇增加。植物自然產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爛蔬菜、動物消化系統所釋放的沼氣，吸收了太陽的熱量，否則這些熱量會以紅外線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溫室氣”使地球溫度保持在平均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長。自從工業(yè)革命以來，由工業(yè)煙囪和內燃機引擎傾瀉出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給20世紀造成了越來越重的負擔。自17世紀中期開始，地球溫度逐漸上升，最近100年上升了大約0.75℃。
　　地球平均氣溫的上升，不僅直接危害人體的健康，也使許多古典傳染病“復活”，并在緯度上分別向南北方向推進，挪威、加拿大出現瘧疾就是明顯的例證。需要注意的是，類似的威脅對每一個國家都存在，只是表現不同而已。
　　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幸存的瘟疫病源區(qū)所進行的調查證明，大多數瘟疫的爆發(fā)都是由突發(fā)而劇烈的氣候變化引發(fā)的。在嚴重的干旱之后繼之以正常的天氣，也會引起瘟疫的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過量降雨，特別是在干旱之后發(fā)生這樣的降雨，則最有可能引發(fā)瘟疫的四處蔓延。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許比疾病影響歷史更為微妙的是，人的行為能將瘟疫擴大到非常的規(guī)模，為“慢性”病的擴散打下基礎，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現或隱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現癥候。對這些災難“貢獻”最大的當數城市。
　　在歷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當做人類最杰出智慧的磁鐵，城市的增長力歷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繁榮的標志之一。都市吸引了無數的人，卻也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細菌的聚集地。
　　細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為那里的人們經常保持身體的接觸，吸入別人呼出、咳嗽或打噴嚏的廢氣，垃圾多得難以處理，一個人直接或間接地要接觸那么多人。于是，已經在水中、廢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細菌，便會像一場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開來。
　　
　　面對流感
　　
　　1918年的流感讓西班牙、英國、美國、巴西、新西蘭、比屬剛果和秘魯、德國、瑞典、葡萄牙等許多國家一片惶恐，人們曾經做過許多嘗試以求防止爆發(fā)流感。一些地方的警察執(zhí)勤時戴上了防毒面具；冰島首府都柏林的灑水車把消毒劑噴灑到所有排水溝中；一個新西蘭的女教師把福爾馬林藥水潑灑在灼熱的灰燼上，用氣體熏蒸自己的校舍；西班牙畢爾巴鄂市的居民則必須遵照市政當局的規(guī)定，呼吸熱騰騰的硫磺蒸氣。
　　這些方法自然不能阻止流感的橫行，但在防止感染方面，在當時應該說是有一定的效果。1348年爆發(fā)黑死病期間，許多芳香植物與藥草，像大蒜、松樹、乳香、迷迭香、尤加利等，廣泛地被運用在安置病人的修道院、醫(yī)院里燃燒，藉使其空氣清鮮，幫助病人呼吸。后來有人說中世紀正是芳香植物和香料把人類從瘟疫中拯救出來。當時人們把乳香、素馨、薰衣草、肉豆蔻、苦艾、沒藥、沈香、月桂、迷迭香、紫蘇鼠尾草、玫瑰花、接骨木等香料加到篝火中燃熏，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17世紀時，英國流行鼠疫，英國有一個小鎮(zhèn)伯克勒斯伯是當時的薰衣草貿易中心，由于小鎮(zhèn)的空氣中總是彌漫著薰衣草的芳香，所以，該鎮(zhèn)當時竟奇跡般地避免了黑死病的傳染和流行。17世紀時，植物精油消炎抗菌功效已獲科學實證，也愈來愈受到正統醫(yī)學的重視。
　　中國很早就懂得焚燒艾葉、菖蒲等來驅疫避穢，每年端午節(jié)熏燃各種香料植物以殺滅越冬后的各種害蟲以減少夏季疾病，這個傳統一直流傳至今。古人用芳香療法來醫(yī)治疾病，絕大多數是采用熏蒸法，燃點乳香、沈香、檀香、玫瑰花等芳香物，用以驅逐穢氣、殺蟲滅菌，對一些病人的治療也有一定的效果。
　　今天，在澳洲，醫(yī)院使用植物精油取代化學消毒水的情形很普遍，為的是給病人一個更潔凈無菌的就醫(yī)環(huán)境。至今，包括法國、伊朗、澳洲、美國、南非、德國、瑞士等國，早已開啟醫(yī)學的芳香療法臨床試驗，并具相當成效。
　　
　　隔離 洗手 禁止隨地吐痰
　　
　　隔離是現代對付流行病的常見辦法。實際上，隔離措施古已有之，只是比現代的隔離更加嚴酷。
　　1347年的意大利瘟疫中，米蘭市使用了一種殘酷的辦法，發(fā)現病人后就用磚石把病人所住的房屋全部封死，病人被封在里面等死。這種隔離現在看來是不夠人道，但米蘭在這次瘟疫中成為歐洲唯一僥幸未受重大損失的城市，也許與這種辦法有關。
　　比隔離更進一步的是檢疫，即預防，防患于未然。第一次檢疫是1465年意大利的拉古薩，要求船只在一處孤絕之地拋錨停留40天，不許一個人上岸(不幸的是，人是可以隔絕的，但老鼠們卻帶著它們的跳蚤游上岸來)。1832年6月紐約出現霍亂，市政當局馬上實施了嚴格的隔離檢疫。1887年有兩批海輪由霍亂疫區(qū)法國馬賽港及意大利拿坡里港開往美國，到岸人員均經美國政府進行海港檢疫，對可疑病人和帶菌者皆用細菌學檢查，查出霍亂弧菌者皆被隔離在港口，使得霍亂未傳入美國。
　　飯前便后洗手是現代人的基本衛(wèi)生習慣，但在19世紀中葉之前，連醫(yī)生做手術都不洗手，當時的醫(yī)生竟以他們的身上帶有職業(yè)的污物而自豪，認為洗手是受侮辱。直至1867年，“消毒外科手術”才終于得到了普及。
　　許多疾病都會通過唾沫和口痰傳播，因此許多城市對隨地吐痰都施以重罰。在中國的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對隨地吐痰的罰款分別為600港元和500澳元。在新加坡，隨地吐痰和亂拋口香糖可以處以拘禁等刑罰。世界許多大都市，都視隨地吐痰為可恥行為，到了這樣的層次，罰款就不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但反過來說，在人們還習慣于隨地吐痰的情況下，不經過一個重罰嚴打的痛苦過程，就很難達到“不禁而止”的境界。（摘編自《人類瘟疫報告》）
　　（摘自5月8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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