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 　　魯迅逝世后的70多年來,不同的時代環(huán)境賦予了魯迅精神不同的色彩。近日,塵封50年的許廣平手稿本《魯迅回憶錄》解密面世,還原和糾正了1961年該書出版時曾被刪減和改動的一些段落、細節(jié)及提法,以求完整呈現(xiàn)真實的魯迅這個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
　　
　　我又一次當(dāng)學(xué)生
　　
　　我又一次當(dāng)學(xué)生。而且是專人教授,單獨一個人學(xué)。教師是精通日文而又盡心誠意、不遺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魯迅先生,作為一個有幸在他旁邊學(xué)習(xí)的學(xué)生,我共學(xué)了一年零五個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1926年的12月2日“廈門通信”談起的:“你大約世故沒有我這么深,所以思想雖較簡單,卻也較為明快,研究一種東西,不會困難的,不過那粗心要糾正。還有一個吃虧之處是不能看別國書,我想較為便利的是來學(xué)日本文,從明年起我當(dāng)勒令學(xué)習(xí),反抗就打手心。”
　　從廈門到廣州,魯迅無日不忙于學(xué)校的業(yè)務(wù)上,沒有機會履行他給我教日文的許約,到了四月“清黨”以后,雖則是大家都辭職了,該可以學(xué)習(xí)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來偵察,心胸中被大時代塞滿了一肚子的憤懣,靜不下來,我也沒有心思要求魯迅實現(xiàn)他的心愿。
　　到了1927年的10月里,我們到了上海,經(jīng)過兩個月的人事往來,生活也稍稍安定了,從12月起,我就開始讀書。先是教單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學(xué)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魯迅自己編出講義就教的。一共自編自教了廿七課,每天都是晚上授課,非常嚴(yán)肅認真地教著,除非晚上有人邀請,回來太遲了,才在這一天休息。
　　自從魯迅學(xué)習(xí)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信了這個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來“煮自己的肉”,而且也執(zhí)著地以之教育他周圍的人,使真理之火從自己的身邊燃起。所以我的第二個課本,就是日文本的“馬克思讀本”。馬克思的著作,本來是比較艱深的,再經(jīng)過日文的轉(zhuǎn)譯,其術(shù)語和整個句子對我來說就更加難懂,自是不難料想的了,但是魯迅能夠深入淺出的說明這些道理,有時把整個句子拆除開來向我講解,并且隨時改正課本上所有的錯字,使我聽來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來這是為學(xué)習(xí)日文而采用的一本課本,但是現(xiàn)在打開這個課本,如對嚴(yán)師在前,不但要你曉日文,還須了解內(nèi)里理論的奧妙,那課程的大概內(nèi)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魯迅對我講解這些革命真理時的聲態(tài),我還覺得依稀可辨,歷久不渝。
　　那時,魯迅正在主編《奔流》,后來又編《語絲》,此外,又與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藝苑朝華》,又為青年校定譯稿,答復(fù)青年來信,再加上自己寫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時間不夠,則夜以繼日,努力以赴,對個人與集體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嘗不是從這發(fā)出宏心,黽勉從事。后來教到《小彼得》,在批閱我試譯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親自譯出一遍,這就是現(xiàn)在收入《魯迅譯文集》里的譯本了。
　　學(xué)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務(wù),一面協(xié)助他出版工作,同時不久有了孩子的牽累,就很可惜地停止了學(xué)習(xí)。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魯迅工作忙得不可開交,連睡眠也顧不上,我何忍加重他的負擔(dān)!而存在于我內(nèi)心的一向未曾提及的,就是魯迅在閑談中說出:希望我將來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書籍,租個亭子間住著,不需要求助他人。這話是在未有孩子之前,他假想著留下我一個人如何生活的設(shè)計。他深知我出來做工作會和舊社會爭吵,到處不安分,闖禍的本領(lǐng)是有的,所以在他活著的時候,極力保衛(wèi)我向安全方面生活,甚至設(shè)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這是他的苦心。但我從心內(nèi)(沒有說出來)起反感,以為,在他活著的時候,我盡力幫助他,因為他做的工作,對人民貢獻比我大,我能盡力幫助他,減輕他的日常生活負擔(dān),讓他把時間多用在寫作和革命工作上,不是效果更大嗎?
　　初到上海的時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請許壽裳先生設(shè)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經(jīng)有眉目了,魯迅才知道,就很憂郁的說,這樣,我的生活又要改變了,又要恢復(fù)到以前一個人干的生活下去了。這話很打動了我,所以立即決定,不出去工作了,間接地對他盡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來寫在《上海婦女》的文章中所說的,要做無名英雄的心愿,就這樣充塞了我的胸懷。
　　雖然我實際沒有給予魯迅以什么幫助,只是有心無力地直至他逝世還是如此。但是他教我日文時的愿望,在他無言的禱祝中要我在家內(nèi),看書度日的心愿,在學(xué)習(xí)日文時,我就未能體會其厚意。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是我獨自一個人生活了,我會高飛遠走,奔向革命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隨時犧牲在革命烈火中。懷著這樣的心情,就不由自主的涌起了抵觸情緒,不好好的學(xué)習(xí)日文了。這是我向魯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誠誠懇懇地教書。這不中用的學(xué)生,其可憐見,我辜負了他,妄自決定藉口家務(wù)而廢除努力溫習(xí),魯迅口雖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懶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為之難受的。
　　
　　所謂兄弟
　　
　　談起周作人,聽魯迅在病中休息的時候是這樣敘說的:“我的小說中寫人物時不是寫老大就是寫老四。因為我是長子,寫他不好的時候,至多影響到自身;寫老四也不要緊,橫豎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絕不提起一句,以免別人誤會�！睆倪@里也可見魯迅下筆時的字斟句酌,設(shè)想是多么周到。
　　有時茶余飯后魯迅還會很隨便,很自然地感嘆出自己所遭遇的經(jīng)過。他很凄涼地描繪了他的心情,說:“我總以為人不要錢總該可以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住的時候,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二太太(周作人之婦,名信子),連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還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回家。又看到汽車從家里開出,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呢?”原來家內(nèi)人不斷的大小輕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請醫(yī)生到來,魯迅就忙著應(yīng)付這些差事,從沒有計算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那么他們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魯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費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魯迅說:“她們一有錢又往日本商店去買東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買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從腌羅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訴說沒有錢用了,又得借債度日�！庇兴频蹏�主義者榨取剝削的態(tài)度,她們的心向著日本,要照顧日商。中國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他們用一個總管叫徐坤的,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黃包車,那包車夫的聘請和工資都經(jīng)徐坤的手,連周作人買雙鞋子,訂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來做,這就可以有大筆的從中取利的機會,這是舊北京人的老習(xí)慣,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鄰,只隔一道低矮的墻頭。
　　魯迅住在頭一進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會親自看到徐坤從墻上把食用物品從墻頭送出。魯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說出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況。信子把徐坤叫來,不是責(zé)罵徐坤,而是說:你為什么要給他(指魯迅)看見。意思是這些事可以做,就是瞞過魯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幾乎燒起來,被魯迅發(fā)覺很緊張,認為應(yīng)該訓(xùn)戒,她們聽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緊,只要不被魯迅看見好了。
　　在魯迅呢,艱難締造的新居,是經(jīng)過無數(shù)心血,花了無可計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實,自然珍視。就一般人來說,也沒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們別有臟腑的行動,魯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許這些日�，嵭�,正為進讒資料,而周作人視而不見,唯整日捧著書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費精力和時間之類的處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積月累的意見不同處。魯迅還提到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書的好氣量,他說,“要是我就不能夠做得到。”
　　又,魯迅經(jīng)常自己借債維持整個大家庭的開支,如果節(jié)約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嗎?有時借款是輾轉(zhuǎn)托之他人,向銀行納高利貸來的。在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生為了他哥哥還不完的債的艱苦生活情況,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老好人,在中國算是無獨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為自己還年輕,沒有負擔(dān)籌還哥哥的債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曉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產(chǎn)入獄的威脅到來,甚至帶病寫作還債,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這一生纏擾不清的債務(wù)。據(jù)魯迅當(dāng)時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類似,他說:“自己負擔(dān)輕,他們需用,就交給他們用好了�！�
　　
　　魯迅除了負擔(dān)八道灣絕大部分家用之外,連日本人信子們的父親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兒子重久三次到中國和在日本不時的需索以及軍營的所需費用,及第三個女兒福子的學(xué)費,也都是由魯迅每月收到工資,即行匯出的。后來魯迅被趕出八道灣之后,常常感嘆地說:“我幸虧被八道灣趕出,生活才得有預(yù)算,也比較的不愁生活了�！睂φ找酝�生活的緊張情況,后來可以量入為出,也可以接濟一些急需求學(xué)的青年,可說利用資財?shù)酶�有意義了。
　　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學(xué)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換掉徐坤,要他自己去辦身邊事務(wù),就要減少許多看書的時間,劃不來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壞,而是壞之中能解決他的問題就好了。其實還是好逸惡勞的舊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專門剝削別人的勞動,對魯迅也如此。魯迅的辛苦經(jīng)營,他哪里體會得到呢。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實為證:人們只要翻開魯迅日記,在1919年,魯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灣,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監(jiān)工,又接洽警局、議價、收契等等費了無數(shù)心血,又四處奔走借貸,甚至向銀行納短期高利借款,大約除了紹興賣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譜,到諸事略備了的時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農(nóng)事試驗場園之余,才坐馬車來看新屋。
　　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這年三月間就從北京大學(xué)請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間回來北京,過不幾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魯迅先行另租了幾間房子,粉刷好了,備辦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屬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蕩蕩的重回到北京。若說周作人也曾費過勞動力了,確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領(lǐng)回房契一張。大約這就是他留出時間、精力寫作之故罷,然而跑向日本,難道不花精力與時間嗎?
　　關(guān)于這張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魯迅不自私,原來立房契之時,他如同寫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樣,也要寫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戶名,但經(jīng)教育部的同事勸說才用了周樹人的名字,后來把魯迅趕出八道灣。周作人原先紹興賣祖居時就想分掉了款項花用,被魯迅堅持再買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們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計劃。
　　這原是為他們設(shè)想的好意,但見錢就花,從不計較長遠的周作人是不管這些的。這時又故態(tài)復(fù)萌了,要把八道灣屋也賣掉。風(fēng)聲傳到魯迅耳里,說:“賣掉是可以的,不過我也得分一份。”這時魯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預(yù)見了,用了周樹人的戶名不是那么容易賣掉,魯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簽名才能變賣。這事才擱置了廿多年,待魯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漢奸,煊赫一時,他就把房契換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則照例就該沒收歸公。但政府的寬大,成了他竊據(jù)的便利,這是后話。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見,以為他們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質(zhì)關(guān)系。
　　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初時每月工資不欠,比周作人還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內(nèi)開支是一個得力助手,要得的。后來開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權(quán)威,討厭起來了。
　　從母親那里聽到過一個故事:在《吶喊》、《鴨的喜劇》里不是談到過愛羅先珂先生和鴨的喜愛嗎?愛羅先珂住在八道灣,和他們家人也熟識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語,語言上沒有什么不便利,有時談起婦女應(yīng)該搞些家務(wù),“也屢次對仲密(周作人筆名)夫人勸告,勸伊養(yǎng)蜂、養(yǎng)雞、養(yǎng)豬、養(yǎng)牛、養(yǎng)駱駝。”也就是現(xiàn)在所謂之搞副業(yè)罷。“有一天的上午,那鄉(xiāng)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著”;“于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蔽剐▲喌墓鈽s任務(wù)首先要找飼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邊、水上的小蟲,鴨自己就會尋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煩勞徐坤去找。那徐坤卻不費事,用高價買來了泥鰍喂鴨,算起來買泥鰍的錢比買小鴨價還要大,這個副業(yè)也就可觀了。在愛羅先珂先生或者以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談家常中談些婦女應(yīng)該如何如何的話。話尚未完,信子已經(jīng)怒不可遏,聽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看不見,還在那里繼續(xù)不斷地說下去。對朋友如此不禮貌,對家人自然更甚了。
　　魯迅有時還為周作人原諒:說他“太木”(紹興語),不知不覺的意思,也許這些都瞞著他的。后來不久愛羅先珂先生也離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親沒有說明。
　　但魯迅確是搬走了,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是被八道灣趕出的�！�
　　話又說回來,魯迅雖然在上海,但每每說“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讀讀的�！彼�的確是這樣,不因為兄弟的不和睦,就連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產(chǎn)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買來細讀一遍,有時還通知我一同讀。如1928年9月2日,日記上也曾記著:“午后同三弟往北新書店,為廣平補買《談虎集》上一本,又《談龍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買“周作人散文鈔一本”。這可見他的襟懷,在文學(xué)上毫沒有因個人關(guān)系夾雜私人意氣于其間,純?nèi)粡奈幕�上著想�?
　　
　　與北新書局的關(guān)系
　　
　　魯迅在上海的工作大部分編輯、寫作、出書,1927年計給北新出了《唐宋傳奇集》,編《語絲》、《野草》,1928年在北新出了《思想、山水、人物》、《而已集》,為《北新》半月刊每月譯《近代美術(shù)史潮論》,編《奔流》,差不多整個工作重心都放在這里了。
　　但從北新的對待魯迅態(tài)度是怎樣的呢?看看魯迅給白莽的信:“《奔流》登載的稿件,是有稿費的,但我只擔(dān)任編輯《奔流》,將所用稿子的字數(shù)和作者住址,開給北新,囑其致送。然而北新辦事糊涂,常常拖欠,我去函催,還是無結(jié)果,這時時使我很為難。……至于編輯部的事,我不知誰在辦理,所以無從去問,李小峰是有兩月沒見面了,不知道他在忙什么�！边@是1929年6月25日寫給白莽的信,到同年8月17日魯迅等待到忍無可忍,惱起火來,寫給矛塵的信里有如下的話:“老版原在上海,但說話不算數(shù),寄信不回答,愈來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請了一位律師,給他們開了一點玩笑,也許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難說。老板今天來訪我,然已無及,因為我的箭已經(jīng)射出了。”
　　魯迅是個熱情而認真負責(zé)的人,對于期刊的約稿,是一個個字負責(zé)看的,尤其像《奔流》那樣全部是譯稿,就必得對照原文來看,有時投稿者雖是名人,他也必找出原書校對一過,有的譯品也犯了順而不信的時候,他就毫不客氣地給予改正,或托人查書對照,對自己要求如此不含糊,對別人至少也希望認真對待這一工作才是。
　　而李小峰的辦北新出版事業(yè),卻對魯迅“說話不算數(shù),寄信不回答”,這種態(tài)度慢說對魯迅不應(yīng)該,就是通過魯迅對一群辛苦工作的青年投稿者們也顯得傲慢不合情理,迫得魯迅難以繼續(xù)進行工作!所以借算版稅請個律師“開了一點玩笑”,看他能裝死不能?因此也知道北新另有意圖的亂花錢向政治做活動,在魯迅的確是開玩笑出之的,當(dāng)時還有郁達夫、章川島兩位先生從中調(diào)解,還容許北新分期清算版稅,其實印過多少書,版稅實有幾多,魯迅一向并不知道,當(dāng)時沒有作者印證為憑。
　　自請過律師之后,北新印書每次來向魯迅請領(lǐng)版稅證,亦僅限于上海范圍,寄到外埠的,我們就經(jīng)過熟人轉(zhuǎn)告過并沒有貼上印證。魯迅也明明知道這些情況,但是他并沒有向這方面計較,可見其意不在此了。他倒認為政治壓迫愈甚,他的書能銷售愈多,對敵人就是一個勝利。
　　但北新的唯利是圖的算盤,是從不為正確的政治影響、青年獲益著想,所以對魯迅的著作亦有限度的�！抖�心集》的有關(guān)政治性、斗爭性強的書,固然不肯出,就是《南腔北調(diào)集》、《準(zhǔn)風(fēng)月談》、《花邊文學(xué)》等也不敢出版。魯迅為了爭取出版,就不惜應(yīng)聯(lián)華書局的原是北新小職工奉北新命來與魯迅接洽事務(wù)的一位費慎祥的請求,一面同情他家庭困難,交給他出版,有時甚至代付印刷紙張費用。
　　照實說,幾乎是魯迅自己出資印書,而售書所得,則從未結(jié)算。故每政治壓迫愈甚,魯迅的處境愈艱,公開的書店如北新的乘機裝死亦益有加,甚而魯迅為了安全而去稍遠的地方,如看病等,往來多臨時雇汽車,他們又故作宣傳,說魯迅很有錢,你看他出入都坐汽車,使魯迅聞之更覺此輩居心的不可問,反而承認自己不夠“毒”。
　　(摘自《魯迅回憶錄》,許廣平著,周海嬰主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定價: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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