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風敗壞,是從紅衛(wèi)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以下簡稱祝):今年過了一多半,學術思想界的熱點,一直集中在學術規(guī)范問題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爭論,有學術層面的,有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但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很快就掩蓋了學術層面的探討,甚至越來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勢。學術思想界的這種狀況,當然是目前中國社會矛盾和利益關系的一個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學術思想界,就應該更多一些分析的態(tài)度和方法。我覺得,我們不妨后退一步,從更大的視野,從中國當代社會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從學術思想史和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來審視剖析一下眼前的這個熱點問題。
　　黃紀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以下簡稱黃):朱學勤、汪暉二人涉嫌抄襲事件本身,有多少屬學術,多少屬政治,多少屬文化,多少屬歷史,這的確需要一種分析的態(tài)度。分析方法在中國其實不缺,上世紀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時代》,很有影響。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態(tài)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的精神越來越淡出思想辯論的舞臺,講理的空間越來越小。教授研究員們一說就吵,一吵就罵,一罵就翻。吵和罵所配套的手段是過度簡化、符號化、政治化,不是給自己戴帽子,就是給對方扣帽子。翻臉之后的方法論就更不堪了,全是武術學校那一套。
　　我原來跟老婆開玩笑說,咱家也掛牌吧,掛個“理不到處”。其實這牌子倒真適合充滿戾氣的當今社會。層出不窮的惡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個不愿講理或沒處講理的環(huán)節(jié)。這次事件也表現(xiàn)出了同樣的普遍趨勢,令人不安。
　　祝:我發(fā)現(xiàn),很多人對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思想情況其實不太了解。歷史地看,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風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就我的記憶來說,1985年以前相當好,1985年以后比較差。
　　這里涉及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改革進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點開始從農(nóng)村轉向城市,文藝界學術界風氣為之一變。文藝界八仙過海,什么“實驗小說”、“八五新潮”之類,不管有沒有思想和藝術的準備,一哄而上,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學術界也一樣,不管有沒有知識和理論的積累,有條件的上,沒有條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觀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較,成為學術理論界的兩大熱點。
　　第二個因素是知識分子的代際特征。從“文革”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學術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學者,紅衛(wèi)兵-知青那代人大多還在求學階段,被籠罩在前輩師長的身影之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一開始就迥異于前幾代人。
　　黃:籠統(tǒng)地說上世紀80年代學術不規(guī)范,籠統(tǒng)地說上世紀80年代學人都那樣,既不是事實也不公道。
　　前兩天跟一個朋友也聊到上世紀80年代風氣。上世紀80年代學界的老年是上世紀一二十年代費孝通這撥兒。中年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澤厚這撥兒。這兩代總體上說為人比較本分,學風也相當嚴謹,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輩人中算是異數(shù),但學術上仍是規(guī)矩中人。
　　學界青年是40末、50后這撥兒,尤其是50后,他們在“文革”中由少年兒童長大成人,其間不是鉆窗就是翻墻,基本上沒走過正門,沒邁過正步。他們的人格特點是敢想敢干、無法無天,用我一個朋友(任繼愈的研究生)上世紀90年代跟人打架時向?qū)κ肿龅淖晕医榻B就是:“告訴你,‘文革’過來的,40歲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為時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兒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樂道的“理想主義”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勁兒,只是深淺不同而已,具體人得具體分析。我們胡同有位右派的兒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亞》什么的,特別“紳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實巴交的老大學生一代終歸不同。
　　可以說,這撥兒“流氓”是“文革”留給市場經(jīng)濟的一份遺產(chǎn),是亂世贈與變世的一份厚禮。離開這樣的人格資源,很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jīng)濟的轟轟烈烈。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一陣“野性”這個詞兒比較時髦,充滿野性的半人半馬作為社會轉型的沖鋒隊或敢死隊沖決羅網(wǎng),別開生面,放在大的歷史視野里積極意義不能抹殺,但副作用也是明擺著。
　　上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暫的治世,一晃而過。那十年可算得上當代風氣的“黃金十年”(從民國史借個詞兒)。體制基本上還是舊體制,社會流動的渠道還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視。價值觀也還沒走到“英雄不問出處”、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個人主義、精英主義的時代精神還是在傳統(tǒng)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邊的標語全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之類。在這樣的體制和價值環(huán)境里,剽竊的事情并不多見。
　　祝:1985年之前學界剽竊抄襲的情況確實很少,就我了解的相關專業(yè)范圍來說,比較有影響的只有上世紀50年代中期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大綱》和上世紀80年代初韓進廉的《紅學史稿》。這兩本書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襲,但在那個時代,類似的現(xiàn)象可以說寥寥無幾。
　　1985年以后風氣陡然一變。我那時還在讀研究生,記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飯廳門前西側的閱報欄,看到貼出一張《光明日報》,大半個版都是某某擔任主編的某編委會名單,還有這個編委會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書目,以翻譯的西方哲學類書籍居多,大約有上百種,每本書都標有中譯者姓名。我因為在哲學系讀研,了解點情況,知道其中許多西方名著當時并無真正的所謂中文譯者。那其實是跑馬圈地,因為怕別人或別的出版社也要譯同一本書,所以先隨便安個譯者名字,相當于現(xiàn)在的惡意搶注。我們幾個同學當時對這種“吃相”就很不屑。那個編委會的絕大多數(shù)人就是40末、50后。
　　實際上,學風之敗壞,就是從紅衛(wèi)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當年造反、串聯(lián),甚至打砸搶,20年后轉移到了學術領域。包括年輕時的何新,也有貪多、圖大、求快的毛病,十幾年前我在書里評論過他的學風問題。當然這些都還不是抄襲剽竊,屬于鉆窗翻墻抄近路,但學術界的規(guī)矩的確被破壞了。這一路下來,影響到后來的20多年,再加上別的因素,到今天,學界、高校的學術腐敗已經(jīng)積重難返。
　　
　　一代特殊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時代
　　
　　黃:“黃金十年”里,青年學人跟在中老年師傅后面學徒,“老師”長“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著頗有古風。但聽他們私下罵人話之純正、下流話之地道,跟前輩學人大不一樣,更別說傳統(tǒng)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覺,等到青年學人學徒期滿,正趕上社會大轉型,什么下海潮、出國潮、尋寶熱、特異功能熱,一時間天翻地覆,人仰馬翻。整個社會風氣由正步改為醉拳,又東倒西歪起來。青年學人骨子里的紅衛(wèi)兵也結束了冬眠,一躍而起,回老家似的走進新時代。市場新時代崇尚工具理性,講究小投入高產(chǎn)出,最好不投入光產(chǎn)出。不擇手段開始成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買,能加塞兒干嘛排隊?“老實”、“厚道”、“本分”從此成了貶義詞。
　　當然,風氣的影響不會搞絕對平均主義――每個青年都一樣。“逍遙派”還在南窗下逍遙。而“造反派”聽著窗外哪個同學一夜發(fā)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際,就近造他娘的學術規(guī)范、“資產(chǎn)階級法權”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學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幾歲,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別卻非常明顯。“文革”前的大學生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這十七年體制的產(chǎn)物,就像劉少奇《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所說的馴服工具,忠誠可靠、循規(guī)蹈矩、溫良恭儉讓,是傳統(tǒng)儒教加斯大林主義培養(yǎng)出來的思想性格。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卻不同,他們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樣千年不遇的政治風暴,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大問題�！按笞謭蟆�、“大辯論”,造反、串聯(lián)、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鄉(xiāng)”、進工廠或當兵,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摸爬滾打。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絕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尤其如此。
　　對這一代學術思想界人物的特點,我以前也做過分析。與前后幾代知識分子相比――比如前邊的“文革”前大學生、后邊的60后學者,他們有更多的大抱負、大視野、大思想,同時又具備底層社會的經(jīng)驗和生存能力。他們的優(yōu)點和優(yōu)勢非常明顯,缺點和劣勢也同樣明顯。這當然是兩代人之間整體的、粗略的對比,不排除個別人的特殊情況�？傊�,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知識分子獲得獨立的學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應該說,汪暉和朱學勤都屬于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黃:這一代“小將”出身的學人,跨越社會光譜之寬,擁有社會身份之眾,比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戰(zhàn)、二戰(zhàn)中的青年其實也差不多。復雜的經(jīng)歷和身份給了他們觀察社會人生的多重視角,跟廟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們當然有短處,但其開闊的視野,豐富的內(nèi)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盡,更不是三歲就開始學英語、三十歲還在學英語的承平時代學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網(wǎng)上青年嘲笑朱學勤英語不行的態(tài)度并不可取,有點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誰后面長了。
　　這一代紅衛(wèi)兵-知青學人,他們不同身份、不同經(jīng)歷、不同視角之間的關系及其發(fā)展變化,應是當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內(nèi)容。他們的身份,除了前面說的“流氓”(去掉貶義),還有“導師”。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是“偉大導師”,其實他們也是,只是尺寸小點。他們跟著偉大導師比畫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畫都收不住。更何況時代又提供了繼續(xù)比畫的機會:前三十年的路線到“文革”結束時已經(jīng)走不下去,中國需要換路子,往哪兒去,怎么走,當官的心里有數(shù)但沒底,特別需要兩種人來幫忙。一種是禹作敏、年廣久之流,相當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們踩出條血路來。一種就是“導師團”或“教導團”了,要靠他們廣搜古今中外的各種路線圖。
　　祝:“文革”涉及中國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其問題意識就不是通常的學科、專業(yè)所能限制約束的。上世紀80年代初那會兒讀李澤厚,曾經(jīng)覺得他的治學路子很寬,美學、中國思想史、康德哲學,都有系統(tǒng)的論述�？墒堑搅思t衛(wèi)兵-知青這一代,在跨學科跨專業(yè)方面比較起來,李澤厚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像何新,哲學、邏輯學、美學、歷史、訓詁、文學批評、經(jīng)濟學、國際政治等等,專門論述過的少說也有十幾個學科領域。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文革”結束后恢復十七年體制,上世紀80年代清理“三種人”,培養(yǎng)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所以,上世紀80年代培養(yǎng)提拔起來的干部,一般是聽招呼、能辦事,思想上個性上大多乏善可陳。這形成了一種政治價值觀和任用標準。所以,依照這種價值觀和標準,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個別高干子弟,其他特別有個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觀點立場,經(jīng)過層層篩選,在仕途上大多不會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經(jīng)商,不少人進入學術思想領域。這兩撥兒人,雖然進了商界和學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有極大的政治關懷和熱情。這種關懷和熱情反映在治學特點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專業(yè),思想大于學術。
　　黃:紅衛(wèi)兵-知青一代學人當過兩種徒弟,即學校老師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畢了業(yè)要當兩種“導師”,即博士生導師和中國導師。兩種選擇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兩頭兼顧,還可以有所側重。有的人覺得學術小世界夠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邊走邊背誦小世界的旅行守則、“十要十不要”之類,果然一步一個腳印走成小世界純?nèi)挥朱橙坏膶＜覍W者――江山不是不想指點,但打算指導完最后一屆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點。有的人則覺得學術小世界雖然放得下自己飯鍋飯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壯志,博士生導師要當,中國導師更要當。中國不少“公共知識分子”都是一身兼著兩種“導師”。兩種“導師”各有各的側重、路數(shù)、功夫和標準,彼此雖有重疊、互補、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關照不過來、顧此失彼,甚至有你沒我的時候。
　　汪暉、朱學勤身上也都存在這樣的身份矛盾和尷尬。先說朱吧,學術并不是他的“長板”(從他那兒抄個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兜赖吕硐雵�的覆滅》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誡中國人,革命沒有革出好的,換別的道吧。這樣的“警世通言”本來跟《芝加哥文體手冊》沒多大關系,可你既然把它寫了博士論文,又用它換了學者身份,就別怪刺客拿著此類手冊隨時登門拜訪。汪也是兩種身份沖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學人中,屬他“學術”氣最重,不把檄文寫成論文不罷休。他好像還參與推動過上世紀80年代思想向上世紀90年代學術的轉變,提倡過“學術規(guī)范”,如今卻絆在了學術規(guī)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組悖論――“不”西方的主張和SO西方的表達。朱、汪二位作為學者都有失嚴謹,作為思想者卻不失嚴肅。兩種利弊互見的身份及其矛盾,雖非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卻是我們理解其背景的一個必要角度。
　　
　　不是沒有規(guī)則,而是不講原則
　　
　　祝:朱學勤是一個思想型的學者,我原本對他的印象相當好,他能把深奧刻板的理論問題論述得那樣生氣勃勃、激情澎湃,確實有點“大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氣息�？上�他的自由主義立場過于偏狹,所以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暉博覽群書,博聞強記,讀書之多,涉獵之廣,在當今的人文學術界是很少見的。他的學問的繁瑣和細密,很容易讓人想起――從乾嘉學派到錢鍾書的蘇南地域文化和學術傳統(tǒng)。在這次事件中,有這么多學者和網(wǎng)友不顧一切地挺汪,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汪暉有一個特點,就是攤子鋪得過大,在論述一個問題的時候,總要牽涉進許許多多相關――甚至不那么相關――的問題來,而且要一并展開論述。對這些問題,他當然都有過涉獵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過系統(tǒng)的透徹的研究。問題就在這里:要按照專業(yè)學術標準展開論述,從論點到論據(jù),沒有深入系統(tǒng)的透徹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撐的。所以,他就必須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獻。而如果把這些借用的二手文獻全都一一注明,不論是對于作者,還是對于讀者,恐怕都會不勝其煩,而且也太像讀書筆記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暉的這種不完全注釋的方式,有一些對別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釋,后一段沒有注釋。這是對汪暉的一點技術性分析。
　　黃:我沒有讀過原始文獻,但從那些小孫怡讓、后段玉裁對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況有相似之處,都是引了別家的東西而未一一明確標注。問題看來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給知識產(chǎn)權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參考當年和當今的未成文法、即學術共同體約定俗成的規(guī)范去慢慢計較。
　　這次事件山重水復,機里藏機,變外生變,看得人眼花繚亂。目前最需發(fā)言者能不黨不私,誠心正意,本著對公眾負責、對學術負責、對個人負責的態(tài)度,從小處入手,向大處著眼,公正妥善地處理好這件事。知識界如果連這件事都干不好,那還能干什么?
　　自古以來,讀書人就是中國社會自我反省、自我糾錯機制的一個重要部分,總的說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來,知識界的腐敗與腐朽因市場化的環(huán)境和官僚化的體制而愈演愈烈,知識分子的集體形象江河日下。這個群體在道德人格上的覆滅,會是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致命一擊。公眾包括媒體對此次事件反響之強烈,正反映了人民對這個群體的期望與失望。
　　祝:從小處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較細化的中國學術的寫作規(guī)范。
　　其實將近10年前,歷史學者王笛就針對中國學界的問題,撰文介紹過《芝加哥文體手冊》。這當然不是說要照搬誰的制度,而只是作為一種參照。因為鑒于今天的社會風氣,建立中國的學術規(guī)范,不能再僅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譴責,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礎設施作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認的、可作為依據(jù)的行業(yè)法典。我不太同意把這些年的抄襲成風歸咎于講究學術規(guī)范本身,所謂學術規(guī)范本身鼓勵引用別人的論述,鼓勵鸚鵡學舌,因此鼓勵變相抄襲。在社會整體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別是在寫作成果發(fā)布平臺即互聯(lián)網(wǎng)便捷化、大眾化,導致寫作者人數(shù)呈爆炸式增長的時代,必須相應地提高學術的準入門檻,明確區(qū)分專業(yè)學術寫作與非專業(yè)學術寫作。專業(yè)學術寫作必須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必須為每一個論點提供準確的、充足的論據(jù),這必然要求比較多的引文和注釋。同時,按照這個標準,抄襲還是沒抄襲,在什么程度和意義上抄襲,其實不難判斷。
　　黃:1990年代以來是學界定規(guī)則最細密、同時也是學人出事最頻繁的時期。問題的癥結似乎不在于沒有規(guī)則,而在于不講原則。像當年王銘銘學術不端成那樣,連“孟修斯”都鬧出來了,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剛剛開完他的會沒幾天,《讀書》上便見到他的新作。不是說犯了錯誤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學術共同體總該講點原則,有個態(tài)度吧?就算他人才難得,觀點有益,但他的作為和你的反應會對學界起什么樣的示范作用,會對學術風氣產(chǎn)生什么樣的正負影響,難道不應該考慮么?
　　因此,我不反對從技術和規(guī)則的角度抑制抄襲等學術惡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頓人心、樹立原則,營造正氣。在整個社會心理及價值觀大環(huán)境壞了這么多年、壞到這個地步的今天,說這些的確近乎癡人說夢。盡管如此,公眾對這次事件空前的關注程度,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還存在著推動人心向善、風氣轉變的強大動力。這股動力目前特別需要公心的引導,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派別的陰影揮之不去,小團體的私貨隨處可見,這未必一點不利于事實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動事態(tài)朝著符合公眾整體利益的方向發(fā)展。本來抄襲行為大則與價值制度環(huán)境相關,小則與個人作風品格相關,與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沒有內(nèi)在聯(lián)系。
　　黨爭派性的繼續(xù)插手不大可能使這次事件成為改善學界風氣、重建知識分子信譽的一個契機,很有可能讓它淪為一場讓公眾越看越無聊的鬧劇。希望各方珍視不多的機會,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國學人豈有連這點事都說不清、擺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從五洲四海請多少余英時、齊澤克――就是把真貔貅弄來――也無濟于事。
　　
　　能不能妥善處理、解決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
　　
　　祝:這次事件一開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藝研究》上發(fā)文,雖然用詞狠點,態(tài)度橫點,但基本上還是學術的討論�！段乃囇芯俊芬彩且患倚袠I(yè)內(nèi)的學術刊物,沒有一些網(wǎng)友想象的什么內(nèi)幕和陰謀。《南方周末》重新全文發(fā)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暉涉嫌抄襲”變成了媒體事件、公眾事件。但想想也并無不可。因為既然高等教育大躍進,現(xiàn)在每年600多萬大學畢業(yè)生,關注學術理論、關注學術界的就不會再是一個小圈子。但這的確使整個事件復雜化了,需要特別慎重地分析和評判。
　　所以,一方面是從小處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處著眼,第一,就是要考慮到這一代學人的特點,包括上面提到從“文革”到改革的大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學者的雙重身份。這一代人的大視野來源于他們所處的時代,并不是每一代學者都能具備的,這是他們的優(yōu)勢,相應地也就有他們的劣勢。思想不可能恪守學科專業(yè)的界限,它跟著問題走,可能會從社會學走到經(jīng)濟學、政治學,又走到法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容易出現(xiàn)學術違規(guī)的情況,比如過度借用二手文獻而未完全注明,這可以理解,但必須糾正。向大處著眼的第二條是,中國面臨社會重建的任務,需要更多的社會群體參與。不同立場如果長時間都擁有眾多追隨者的話,那么就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立場僅僅代表極少數(shù)人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就像古文經(jīng)學與今文經(jīng)學、漢學與宋學、理學與心學,或者就像西方的經(jīng)驗論與唯理論等一樣,在每個領域,都會有長期對峙而又互補的兩種路線或立場。在社會思想領域也同樣如此,自由派與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眾基礎,好像沒有必要搞得這樣你死我活,特別是掌握強勢媒體的一方,更應該厚道一點,采取建設的態(tài)度來處理目前的這一事件。中國未來前景,經(jīng)濟增長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會治理方式,不確定因素還很多�？梢哉f,這次能不能妥善處理、解決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
　　黃:最后再就當事人說幾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場、所做工作,分別屬于對中國前、后三十年兩種體制及其弊端的正當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是可以看出理想主義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義學人中數(shù)他和吳思有智慧,不是那種倆眼發(fā)直一點余光也沒有的角色。汪暉和黃平主編《讀書》十年,為開闊知識分子視野、探索中國道路和人類發(fā)展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參考消息”,貢獻不可謂小。
　　現(xiàn)如今,兩條意識形態(tài)路線有代表性的兩個人物,被對立的雙方當作彼此的瘡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實上,朱的《覆滅》和汪最初被質(zhì)疑的《反抗絕望》均成書于還只有一條路線的二十年前,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是一條路線上犯的事,還會成“事”么?也許會成,但成不了這么大事。
　　總之,一個不太政治的問題被過分政治化了,一個相對個人的問題被過分集體化了。這樣一個泡沫化過程,從長期看,只會累及集體,傷及個人。能讓人行之久遠而立于不敗之地的,永遠是實事求是――老實不吃虧。這應該是我們從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訓。
　　(摘自8月6日《中國青年報》)
　　
　　汪朱事件
　　今年3月10日,文藝理論刊物《文藝研究》發(fā)表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的文章《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稱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著作《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涉嫌抄襲。此后,《南方周末》等媒體全文刊登王文。
　　6月9日,包括多位汪暉作品譯者在內(nèi)的90余位學者聯(lián)名給清華大學校領導寫信,認為汪暉的著作并不存在抄襲剽竊問題。
　　7月7日,《中國青年報》刊發(fā)汪丁丁、顧海兵、張鳴等63位中外學者的簽名公開信,呼吁成立獨立、公開的調(diào)查委員會澄清這一事件。
　　7月8日,網(wǎng)友Isaiah在水木社區(qū)發(fā)布題為《朱學勤:學術界的又一個“汪暉”?》的帖子。帖子中指出,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據(jù)其博士論文出版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存在抄襲嫌疑。
　　由于汪暉和朱學勤分別被認為是我國“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因此也有觀點認為此事件名為學術打假,實為派系之爭。
　　針對質(zhì)疑,汪暉表示,此事應交由學術界來澄清。此后,直到7月中旬接受《聯(lián)合早報》采訪之前,汪暉再未就此事向媒體做出詳細解釋。
　　朱學勤則高調(diào)回應質(zhì)疑,主動提交材料,向復旦大學遞交啟動學術調(diào)查程序的申請。(張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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