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博弈論的視角出發(fā)，通過對《申報》的言論和史量才的辦報活動進行梳理，考察民國時期報人辦報活動與政府言論政策的博弈進程，探究民國時期民營報人和報紙的生存狀態(tài)。國民政府在與史量才的博弈中，曾以“禁郵”和“暗殺”為手段卻未達到目的，而史量才則通過個人活動和《申報》的言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博弈 史量才 國民政府
　　
　　史量才是民國時期的“報業(yè)巨子”，關(guān)于史量才及其經(jīng)營的《申報》的研究一直都是新聞史的重要課題之一，因此學界有“談舊中國報紙必談《申報》，談《申報》必談史量才”①之說。對史量才及其辦報活動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從新聞學的理論角度和報刊經(jīng)營管理的角度來進行解讀。這些研究，主要針對史量才及其辦報實踐來進行歷時性考察，而忽略了對其所處的時代及當局政府言論政策大背景的考察。
　　鑒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割裂報人辦報活動與當局政府言論政策相互關(guān)系的不足，本文提出在博弈論的視角下考察民國時期，報人辦報活動與政府言論政策的博弈進程。通過對《申報》言論和史量才的辦報活動進行邏輯推理，分析、探究其在國難深重的19世紀30年代初的辦報活動和策略。本文還希望在民國時期的經(jīng)濟、政治等大背景下來探究民國政府統(tǒng)治下民營報人及報紙的生存狀態(tài)。
　　一、博弈論視角下的新聞史
　　博弈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理性決策人之間，為達到某一目的而進行的決策選擇過程。博弈論（game theory）假定要做出決策的各利益方都是理性與智性的，為了使利益雙方或多方在競爭活動中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最優(yōu)化的策略與行動。從博弈論的廣義思想出發(fā)，來探討新聞傳播領(lǐng)域中，如何把握新聞活動的規(guī)律，有學者稱之為“大博弈的思維觀”。②將博弈思維作為指導理論研究的窗口引入到新聞學研究中，有助于擴展新聞學的理論視野。
　　民國時期，政治言論是報紙品格最重要的體現(xiàn)，言論也是報紙最能觸動當局敏感“神經(jīng)”的利器。有影響力的報紙采用何種言論政策，對國民政府產(chǎn)生何種影響，國民政府針對這些言論采取何種策略回應；雙方的博弈如何進行，所采取的策略對時局的影響如何……這些都是需要在博弈論的視角下關(guān)照的問題。
　　二、民國政府與報人的博弈
　　博弈須有規(guī)則，政府與報紙和報人的博弈也要遵從客觀規(guī)律與規(guī)則。國民政府與史量才既需要相互認同各自的存在和影響力，又要維護各自的利益和價值。一方面，史量才在承認國民政府的現(xiàn)有統(tǒng)治的前提下，通過《申報》發(fā)表抗日民主言論，以此來影響國民政府的政治進程。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攝于由《申報》引來的巨大輿論壓力，通過收買、恐嚇等手段對報紙言論進行鉗制，維護其統(tǒng)治權(quán)威。
　　1、“九一八事變”后的轉(zhuǎn)折
　　“九一八事變”后，《申報》改變了先前保守的政治態(tài)度和單純的營業(yè)性質(zhì)，旗幟鮮明地要求抗日民主。事變后，《申報》如實報道了由于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導致沈陽陷落的情況，并連續(xù)發(fā)表時評指出“應為維護國家維護民族，而作自衛(wèi)之背城戰(zhàn)”的主張。同年12月20日，《申報》獨家發(fā)表了其他報紙避之不及的《宋慶齡之宣言》，對鄧演達在被國民黨殺害等一系列事實作了連續(xù)報道。1932年，史量才推出《申報》二次創(chuàng)業(yè)計劃，吸收了黃炎培、李公樸、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參與到辦報中來。正是在與這些進步人士的接觸過程中，史量才逐漸樹立起了他本人和《申報》的正義形象。
　　面對內(nèi)憂外患的國家，國民政府沒有余力應付《申報》要求抗日民主的言論，再加上此時的史量才和《申報》言論并沒有直接影響到國民黨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因此，國民政府選擇“容忍”的策略，一方面在輿論表面順應民心，另一方面也借以顯示出其所謂的新聞自由。
　　2、“一二八”事變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奮勇抗日的十九路軍�！渡陥蟆愤B續(xù)發(fā)表社論，充分發(fā)揮輿論的動員組織作用，由此開辟了《申報》史上的“黃金時期”。日軍在太倉瀏河大規(guī)模登陸，十九路軍被迫撤離淞滬，《申報》連續(xù)發(fā)表時評陳述此事。作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的會長，史量才堅定地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強硬政策，并向勇敢保衛(wèi)上海的第十九路軍捐獻巨額軍餉。
　　《申報》的激進言論和史量才的抗日活動，使得國民政府陷于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3月底，國民政府召開“國難會議”，邀請史量才等眾多“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的會員參加，以此來表明抗日態(tài)度和決心。在確認不能取得什么民主權(quán)利的情況下，史量才等毅然發(fā)表聲明，謝絕赴會。事后，針對“國難會議”提出的“綏靖、救災、御侮”三項議案，《申報》連續(xù)發(fā)表時評加以駁斥，向國人揭示了國民政府的虛偽和獨裁。
　　3、“禁郵”事件
　　1932年6月，蔣介石發(fā)動第四次“圍剿”�！渡陥蟆愤B續(xù)發(fā)表三篇題為《剿匪與造匪》的時評，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罢�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迸c以往的一般批評不同，三論《剿匪與造匪》激化了《申報》與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7月初，南京發(fā)生“中大學潮”，進一步激怒了國民政府當局。至此，《申報》開始被“禁止郵遞”。
　　面對令其措手不及的“禁郵”策略，史量才進行了回擊。他首先采用普通郵寄的辦法將幾萬份報紙化整為零寄往外埠。同時，派人去摸清蔣介石的意圖。經(jīng)過疏通，國民政府提出《申報》“解禁”的三個條件：一是《申報》改變態(tài)度；二是立即辭退黃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史量才接受了前兩條，斷然拒絕了第三條，否則寧可�？�。國民政府也作了妥協(xié)，以《申報》辦理第一和第二項條件為前提，恢復《申報》郵遞。
　　《申報》的辦公地點在上海租界,國民政府想取締卻勢不能及，只好以禁郵為手段，來壓制《申報》日益激進的言論�！渡陥蟆贩矫�，所采取的策略是在承認國民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通過各種途徑與國民政府進行交涉。此時，雙方的博弈為合作博弈，充分體現(xiàn)了博弈論中“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的道理。但史量才和國民政府的此次“合作”只是淺層次的。利益和目的的不同，使兩者無法真正做到博弈論所強調(diào)的“理性且直接的交流”。
　　4、拉攏與決裂
　　作為國民政府的領(lǐng)導人，面對內(nèi)憂外患的時局，蔣介石對有影響的報紙和報人皆以拉攏為主。1932年10月，蔣介石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將史拉到自己身邊留影。在蔣的示意下，國民政府先后授予史量才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上海臨時參議會議長等職務。面對政府的一連串的拉攏策略，史量才始終不為所動。此時，雙方的博弈為非合作博弈。隨著時間的推進，雙方的矛盾終將激化。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等發(fā)起成立“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對此史量才在經(jīng)費上給予很大支持，《申報》也陸續(xù)大量發(fā)表“同盟”的代電、消息，以擴大其的影響。12月29日“同盟”記者招待會，史量才以記者身份出席并發(fā)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對革命人士的迫害，并號召新聞界同人與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并肩戰(zhàn)斗。1933年秋冬時節(jié)，蔣介石下令準備暗殺史量才。1934年夏秋間，以史量才為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在公債問題上與國民政府相抗，威脅到了國民政府的政權(quán)基礎(chǔ)。該年11月，史量才被暗殺于滬杭公路。
　　《申報》在國內(nèi)輿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史量才本人在輿論界和金融界的巨大實力，尤其是史量才對國民政府的不順從態(tài)度，使得國民政府不能容忍存在這樣一個強大的輿論和金融力量與之抗衡。輿論上的“唱反調(diào)”及經(jīng)濟上的“不合作”，成為政府采取規(guī)則之外的暗殺策略除掉史量才的兩個重要原因。
　　國民政府通過“禁郵”和“暗殺”來壓制國內(nèi)輿論和民族資本，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但是其效果卻并不十分理想。如果說之前的“禁郵”事件，是史量才與國民政府博弈進程中的拐點，那么暗殺史量才則是這場博弈臨近終結(jié)的拐點�！敖�郵”事件后，《申報》言論的態(tài)度雖有所緩和，改版后的《自由談》卻采用更靈活、更隱蔽的方式對政府進行批評。甚至在史量才被暗殺后,《申報》在其經(jīng)理馬蔭良等人的管理下，仍舊繼續(xù)運營。換句話說,就是國民政府還是不能徹底壓倒《申報》。③
　　
　　參考文獻
　�、佗邶忞H平，《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博弈論方法》，《新聞愛好者》，2009（12）
　�、蹌⒂郎�，《申報禁郵及改版事件》，《史學月刊》，2008（11）
　�。ㄗ髡撸宏愄�，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0級傳播學研究生；梁含雪，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研究生）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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