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采訪“四人幫” 　　 　　我從事于口述歷史工作之初，并沒有意識到這是記錄歷史、研究歷史的重要方式，最初是被“逼”上梁山。
　　記得，在1980年，我以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為題材，寫了長篇小說《黑影》，于1981年春連載于《羊城晚報》。這篇小說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真理終究會戰(zhàn)勝強權(quán)，光明終究會戰(zhàn)勝黑暗。一時強弱在于力，千秋勝負在于理！”“那黑暗的歲月終于過去，但是那深刻的歷史教訓(xùn)值得永遠記取�！�
　　當小說正在《羊城晚報》上連載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北京開庭，林彪、江青集團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每天晚上，我都坐在熒光屏前，聚精會神地收看這一舉世矚目的審判。一邊看，一邊做筆記。我發(fā)覺，審判中揭露出來的大量驚心動魄的事實，比任何虛構(gòu)的小說都更具有震懾力！于是，我萌發(fā)了寫作反映“文革”的長篇紀實文學(xué)的念頭。“文革”是一個大題材，受《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的啟示，我擬訂了長卷《“四人幫”興亡》的寫作計劃�！八娜藥汀弊畛醣环Q為“上海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都是從上海起家的，我作為上海作家寫作《“四人幫”興亡》占有地利優(yōu)勢。
　　然而，當我著手這一龐大的創(chuàng)作計劃時，這才意識到每前進一步都異常艱辛。檔案是寫作這樣的史實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文獻�！兜谌�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噸從納粹手中繳來的機密檔案。可是，我卻與《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的處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個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查閱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qū)”，當時，有關(guān)部門甚至明文規(guī)定，只有人事干部為了外調(diào)需要，開具黨組織的外調(diào)專用介紹信，方可允許查看 “文革”檔案（僅限于查看有關(guān)外調(diào)對象的那一小部分）。至于為了創(chuàng)作而去查看“文革”檔案，只能吃“閉門羹”。幸好我的寫作計劃得到上海作家協(xié)會黨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使我能夠步入上海一些檔案部門查閱一部分“文革”檔案，這已經(jīng)算是很不錯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曾經(jīng)深受張春橋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話給了我莫大的啟發(fā)。葛老先生在上海圖書館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張春橋”的就是他，為此他被張春橋投入秘密監(jiān)獄，備受折磨。葛老先生向我指出：所謂“文獻”，“文”即檔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獻”，指“活口”，即當事人，熟悉情況的人。你可以發(fā)揮作家的優(yōu)勢，走訪大批“文革”的當事人，從“活口”那里獲得第一手資料。
　　于是，我擬訂了一份長長的名單，逐一登門采訪，從許多老干部、老記者、老編輯以至“四人幫”的骨干、親友那里，獲取“文革”的重要情資。
　　比如，關(guān)于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的身世，我只在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書店出版、胡濟濤主編的《新名詞辭典》中的“姚蓬子”條目，查到不足百字的簡介。我在北京經(jīng)過多方打聽，最后經(jīng)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總編輯樓適夷先生介紹，終于找到姚蓬子的胞妹姚舞雁，得到關(guān)于姚蓬子身世的豐富的口述歷史。
　　又如，關(guān)于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以及她進入延安的過程，我在北京找到了重要當事人、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經(jīng)過多次訪問，她詳陳一切。
　　關(guān)于江青前夫俞啟威（黃敬）的身世，我費了很大周折，在北京找到俞啟威的胞妹俞瑾，得到可貴的第一手口述。
　　為了弄清安亭事件，除了采訪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的韓哲一，我還從安亭事件的檔案中偶然找到一張紙――那是王洪文帶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造反隊員在安亭鬧事，中共上海市委為了縮小事態(tài)，在當時派出許多卡車要接他們回上海，同時還帶去許多面包，那張紙是分發(fā)面包的簽收單，寫著某某廠某某人領(lǐng)多少面包。簽收者絕大部分是當時各廠造反派負責人。依照這張名單逐一追訪，便可查找當年的安亭事件那些鬧事者。當我來到一個已經(jīng)“退隱”多年的安亭事件時某廠造反派負責人家中時，他很驚訝：我怎么會找到他？！
　　為了弄清王洪文的情況，除了采訪他的貼身秘書廖祖康以及辦公室工作人員米士奇之外，我還頗費周折找到當年王洪文的“死對頭”――上�！岸�兵團”的司令耿金章。耿金章所敘述的“二兵團”的興亡、與王洪文的恩恩怨怨，極有史料價值。
　　為了獲得拘捕江青的第一手資料，我三次飛往成都采訪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警衛(wèi)局局長張耀祠將軍。張耀祠將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多年，他回憶了“9?13”事件中的毛澤東。他的口述，同樣極富史料價值。
　　我?guī)椭鷩鴦?wù)委員、公安部部長王芳整理了四十多萬字的《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他曾經(jīng)多年從事毛澤東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又是審判張春橋組的組長，“六四”風(fēng)波時主持公安部工作，他豐富的閱歷，為口述歷史增添了寶貴的一頁。
　　
　　精心選擇口述歷史
　　對象：陳伯達、
　　鄭超麟……
　　
　　
　　不是誰都可以成為口述歷史的采訪對象。我所選擇的是當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親歷者。
　　進行口述歷史的訪問，首先要做好案頭工作，做好充分的準備。
　　案頭的準備，主要是閱讀相關(guān)的背景資料。在往日，要前往圖書館里查閱。如今，在網(wǎng)絡(luò)時代，借助于搜索引擎可以迅速獲取大量相關(guān)的背景資料。
　　對于重點的采訪對象，我往往在采訪之前，要排好采訪對象的年譜。年譜有助于概括、簡要了解采訪對象的人生歷程。我寫的江澤民年譜、華國鋒年譜、陳云年譜、陳伯達年譜等，都非常詳盡。
　　我在采訪陳伯達之前，查閱了陳伯達的各種著作，尤其是細讀了當年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fā)的陳伯達檔案。另外，還查閱了二十多卷的《中央首長講話集》，復(fù)印了其中的陳伯達講話。正因為這樣，在采訪陳伯達的時候，他說起一些事件，提一下年份，我就能說出哪月哪日。他說起什么會議，我就能報出出席者有誰有誰。他明白，我有備而來，確實是他的談話對手，愿意跟我深談、長談。
　　2007年夏天，我在美國洛杉磯遇見從法國巴黎來的林希翎，跟我出席同一會議、住在同一家賓館。林希翎是健在的、為數(shù)不多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我以為這是極其難得的采訪機會，立即抓緊時間采訪。1957年，我在北京大學(xué)上學(xué)的時候，就知道林希翎的大名。后來，我在《反右派始末》一書中，也詳細寫及她。很巧，我們又是同鄉(xiāng)，在美國采訪時用溫州話交談，感到非常親切。這樣，采訪就能談到諸多深層次的問題，比如她當時跟胡耀邦秘書之間的戀愛關(guān)系，她是怎樣看到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她與她在臺灣的父親的關(guān)系等。
　　另外，在訪問的時候，只要是歷史的重要當事人，不論是否遭到“冷遇”，都要盡量尋訪。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何克全(凱豐)，由于在遵義會議上反對毛澤東，從此被“冷落”，關(guān)于他的生平鮮為人知。我在江西南昌得知何克全的長女的地址，就無論如何要去尋訪，終于找到了她，得以暢談何克全生平。同樣，我尋訪有著可怕名聲的“托派領(lǐng)袖”鄭超麟先生的時候，也是事先向上海市公安局有關(guān)部門“掛”了“號”，備了案。他是陳獨秀的機要秘書，“八七”會議出席者，也是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在留學(xué)法國時與鄧小平同住在一個房間……然而，在國民黨的眼里他是共產(chǎn)黨，在共產(chǎn)黨眼里他是反革命（托派），他被國民黨關(guān)了七年，被共產(chǎn)黨關(guān)了二十七年。我一次次訪問他。他的口述涉及中共早期黨史的諸多重要問題。我也尋訪曾經(jīng)被毛澤東稱為“黨內(nèi)機會主義頭子”而遭到冷落的羅章龍，收獲也頗豐。
　　
　　為了尋找形形色色的口述歷史者，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不放棄任何有價值的采訪線索。我在上海圖書館港臺閱覽室查閱報刊時，一位姓姚的管理員告訴我梁實秋剛?cè)ナ溃�臺灣報紙這幾天整版刊登紀念文章，我當即復(fù)印這些紀念文章，從中得知梁實秋的長女梁文茜在北京，梁實秋夫人韓菁清在臺北。據(jù)此，我到北京采訪梁文茜，并趁韓菁清來滬時多次進行采訪，終于寫出關(guān)于梁實秋的長篇紀實文學(xué)；我在美國聽說最早的紅衛(wèi)兵領(lǐng)袖駱小海在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便去采訪，他口述了清華中學(xué)紅衛(wèi)兵的起源，他最早提出紅衛(wèi)兵這一名字的歷史背景等，成為研究紅衛(wèi)兵史的重要口述資料；當我得知王福時老先生住在舊金山一家老人公寓，便乘地鐵趕去采訪，他口述了當年如何擔任美國記者斯諾夫人海倫?斯諾的翻譯，陪同她以及俞啟威（即黃敬，江青的前夫）進入延安，他多次陪同斯諾夫人訪問毛澤東……
　　美國總統(tǒng)下臺后，頭一件事就是從事回憶錄的寫作。就連赫魯曉夫下臺后，也口授了回憶錄。遺憾的是，中國當代的重要政治家，不論毛澤東、周恩來還是鄧小平，都沒有留下回憶錄。
　　令我扼腕而嘆的是，我失去了三次重要的采訪機會：
　　第一是采訪江青的機會。我一直準備采訪她。我深知，依照江青的性格，一旦我能夠直接采訪她本人，她會滔滔不絕地什么都談。當江青被囚禁在秦城監(jiān)獄的時候，我知道很難有機會到那戒備森嚴的地方采訪她。后來，我獲知江青因病住進北京復(fù)興醫(yī)院。復(fù)興醫(yī)院是公安部所屬的醫(yī)院。正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的我，當即請公安部的朋友幫助聯(lián)系，希望能夠跟隨公安部的車子前往復(fù)興醫(yī)院探望江青。我是以研究“文革”史的名義申請的。在公安部的朋友幫助下，已經(jīng)獲得同意。就在我準備搭公安部的車子前往復(fù)興醫(yī)院的時候，對方在電話中問了一句，你會不會寫成文章報道？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本鸵驗檫@句“當然”，對方猶豫了，說要請示一下。這一請示，我就失去了這一難得的機會！
　　第二是采訪華國鋒的機會。2008年8月20日下午，香港《鳳凰周刊》的記者來電，告知華國鋒剛剛?cè)ナ赖南�息，并要求我談華國鋒的生平。我當時的第一反應(yīng)就是我永遠失去了直接采訪華國鋒的機會。華國鋒自從退下政壇之后，有的是空余時間，是極好的采訪對象。華國鋒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角，我很想聽聽華國鋒口述粉碎“四人幫”的決策經(jīng)過。從1991年5月我采訪了張耀祠將軍之后，便與華國鋒的曹秘書、于秘書多次聯(lián)系，希望能夠采訪華國鋒。我還到了北京華國鋒住處，把我所寫的《華國鋒年譜》請秘書轉(zhuǎn)交華國鋒�？墒�，華國鋒卻一直堅持說，采訪他必須獲得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批準。這樣，我一次次致電華國鋒秘書，未能獲得華國鋒的同意。直至2006年5月12日，我在北京還與華國鋒的曹秘書通了電話。秘書告知，采訪華國鋒， 必須獲得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批準，這是中央的規(guī)定。就這樣，華國鋒在晚年沒有接受我的采訪，也沒有接受任何人的采訪，一部精彩的口述歷史就這樣白白浪費掉了！
　　第三是采訪張玉鳳的機會。她是一位相當重要的歷史當事人。1990年10月24日，我在北京詳細采訪了為毛澤東侍讀詩詞的蘆荻教授之后，她當時就應(yīng)我的要求，給張玉鳳打了電話，向張玉鳳介紹了我。然后，她把電話交給我，張玉鳳當時就答應(yīng)了我的采訪。可是，那幾天張玉鳳正忙于女兒出國之事，無法接待，而我又已經(jīng)買好兩天后回上海的機票。就這樣，我與張玉鳳擦肩而過。此后，由于有關(guān)部門對于采訪張玉鳳作了規(guī)定，使得這一采訪遺憾地中止了。
　　
　　
　　溝通的技巧：
　　與施明德、陳伯達
　　
　　口述歷史的采訪，也得注意提問的技巧，注意談話的切入點。
　　2007年底，我應(yīng)邀作為“觀選團”成員從美國飛往臺灣，在臺灣政壇進行諸多采訪。由于我對于臺灣政壇向來關(guān)心，熟悉臺灣的政治板塊。在采訪施明德先生的時候，我首先問他，那個把大拇指朝下的倒扁手勢，是誰“發(fā)明”的？他大笑著，“發(fā)明權(quán)”屬于他。我又問，在百萬紅衫軍倒扁時，天降大雨，百萬民眾巋然不動，你在雨中突然跪下，向百萬民眾致謝。這個動作是事先的設(shè)計，還是臨時想起的？他回答說，那是不由自主……由于對于施明德先生的情況非常熟悉，所以那天下午在施明德先生家里的采訪相當順利。
　　在臺灣，我聲稱我“非藍非綠非紅”，以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進行采訪，不僅采訪藍營的政治人物蔣孝嚴等，而且采訪諸多綠營人物（內(nèi)中包括深綠人物），諸如民進黨中央秘書長李應(yīng)元，“行政院”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博士、副主委童振源先生，陳水扁的愛將、“立法委員”羅文嘉，甚至在臺聯(lián)黨總部采訪李登輝的發(fā)言人周美里。我認為，只有這樣不分“顏色”、全面采訪，才能真實地寫出臺灣五光十色的政治舞臺。
　　我是陳伯達晚年的唯一采訪者。采訪陳伯達的困難在于兩方面：一是必須獲得公安部的支持；二是必須得到陳伯達的同意。
　　我從公安部獲悉，陳伯達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滿――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刑期便從那一天算起。刑滿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醫(yī)院里為陳伯達舉行了刑滿儀式。當時，陳伯達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癥而住院。十來天之后，我便從上海趕到北京，開始對陳伯達進行采訪。我能夠在上海得知陳伯達的情況，并且如此及時趕去采訪陳伯達，不言而喻，我得益于公安部的幫助。
　　當時，最大的困難在陳伯達本身。陳伯達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來就很少接受記者采訪，尤其是他經(jīng)過多年監(jiān)禁，巴不得有一個安靜的晚年。再說，我的采訪勢必要觸及他極不愿意回顧的那一段歷史。正因為這樣，當他得知我要采訪他，他很明確地說：“公安部要提審我，我作為犯人，只得回答他們的提問。葉永烈要采訪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困難，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話極為蹩腳，一般人難以聽懂。
　　我沒有“直取”陳伯達，而是先打“外圍戰(zhàn)”。在北京，我采訪了陳伯達的前后幾位秘書，采訪了陳伯達的老同事、子女、警衛(wèi)員等等。然后，我覺得有了充分的把握，決定與陳伯達直接交談。我在打“外圍戰(zhàn)”時，就被陳伯達知道了。他以為，像他這樣的人，還寫什么“傳”？！他說，往事不堪回首，還是免了吧，我現(xiàn)在還有什么可說的呢？
　　雖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話轉(zhuǎn)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見面。我想，我還是能夠勸他接受采訪的。因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聞軼事的小報記者，我是把對于“文革”史的采訪作為一項嚴肅的研究工作來做。陳伯達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前三號人物，即毛、林、周都已去世，唯他健在。因此，對于陳伯達的采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搶救歷史老人頭腦中的珍貴史料�？紤]到陳伯達已是風(fēng)中殘燭，對于他的采訪，當是刻不容緩的了。
　　
　　在打了“外圍戰(zhàn)”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決定去采訪陳伯達。當然，我深知，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訪，我作了充分的準備。就連稱呼，我也作了反復(fù)斟酌：考慮再三，覺得還是“陳老”最為妥切，一則他確實“老”，二則這是中國人對年長者的習(xí)慣稱呼，親切之中包含著尊敬之意。
　　在我看來，陳伯達有著雙重身份：他是歷史的罪人，我在寫及“文革”時以批判的目光對待他；他又是歷史的當事人，是我的采訪對象，我要尊重他。陳伯達已經(jīng)刑滿，住在北京一幢僻遠的樓房頂層。那一層一共兩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員。他跟兒子、兒媳、孫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已打過招呼，盡管陳家大門緊閉，但是他的兒子陳曉農(nóng)知道我來了，也就開了門。陳伯達當時已經(jīng)八十四歲。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頭戴著帽子，盡管他并非禿子。他的衣服也總是比別人多穿一倍。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長，視力、聽力都還不錯。他坐在沙發(fā)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來采訪，并且也看過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況。
　　
　　我坐在另一張沙發(fā)上，隔著茶幾跟他相對而談。我說：“陳老，我早在1958年就見過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陳伯達用一口濃重的閩南話說道。幸虧，我能聽懂他的話。
　　“在北京大學(xué)�！蔽掖鸬�。
　　于是，我說起了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xué)六十周年校慶，陳伯達來到北京大學(xué)大膳廳，向全校師生作報告。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xué)讀書，坐在臺下聽他的長篇報告。
　　“當時，你帶來了一個‘翻譯’，把你的閩南話譯成普通話。我平生還是頭一回遇上中國人向中國人作報告，要帶‘翻譯’！”我說及當年的印象。
　　陳伯達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原本是尷尬的采訪，一下子氣氛變得輕松起來。我開始向他說明來意。其實，他事先也知道我的來意。這位“大秀才”此時引經(jīng)據(jù)典起來，說：“列寧不相信回憶錄……”
　　我當即答道：“我不是為你寫回憶錄，我是希望你能夠答復(fù)我的一些問題。我研究過你的著作，也查閱過你的專案材料，有些問題不清楚。你是歷史的當事人。你慢慢地說，愿意說多少，就說多少；愿意談什么，就談什么。我相信，你對我的談話是會很有價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復(fù)。他開始反過來問我一個問題。他問我有沒有看過他關(guān)于孔子的文章，我明白，他在“考”我。
　　我當即回答，看過，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寫的。主席(我知道他習(xí)慣于稱毛澤東為主席)讀后，還為你的文章寫了三封信，其中的兩封是由張聞天轉(zhuǎn)的，主席在信中稱你是“陳同志”，談了對孔子、老子、墨子的許多看法。他一聽，顯得十分滿意，知道我剛才所說研究過他的著作，并非隨便說說。我也就趁機問他，你是怎么會成為主席秘書的？
　　這一提問，是我事先想好的──從采訪的技巧而言，這叫“切入點”。切入點的選擇，必須非常恰當。我選擇了一個他最樂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問題作為“切入點”。倘若問他“怎么與林彪勾結(jié)”之類問題，非砸鍋不可。
　　果真，他非常樂于回答這個問題，說起了他是怎樣進延安，怎樣第一次見到主席，怎樣在一次座談會上發(fā)言，怎樣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樣在那天留他吃飯……
　　我意識到，雖說是“隨便聊聊”，他實際上已經(jīng)在接受我的采訪。他所說的情況，是任何現(xiàn)有的檔案或文章中所沒有過的，是很重要的回憶。我趕緊拿出了筆記本，然后拿出錄音機，放在他的面前。
　　他繼續(xù)跟我“隨便聊聊”。我請他談他的筆名“陳伯達”的來歷，談他的筆名“周金”、“梅莊”、“史達”等的來歷，他都很樂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這些問題，顯然我對他的歷史相當熟悉，知道我是做了充分準備才來找他的。這些筆名雖然檔案上都有，但是卻從無關(guān)于這些筆名來歷的記載。他這些“隨便聊聊”，在我看來，是很有史料價值的。
　　我問他本名是不是叫“陳尚友”，他搖頭。他說，尚友是字，本名“陳建相”。由此，他說起他的哥哥，說起父母，說起家世，說起故鄉(xiāng)福建惠安，說起自己的童年……這些，也都是檔案上語焉不詳?shù)摹?
　　不過，當?shù)谝淮尾稍L結(jié)束時，我希望給他拍些照片。他一聽，直搖頭，說他平時就不愛拍照，何況現(xiàn)在這種處境。我卻以為，失去為他拍照的機會，極為可惜。我說，“隨便拍拍”吧。他不表態(tài)，似乎就意味著默許。我就拿起照相機，拍了起來。他呢，木然坐著，毫無表情。我拍了幾張之后，他就說：“夠了吧！”我也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訪他。在采訪中，我們變得熟悉起來。即便是這樣，我仍很注意，先是談遠的事，談他愿意談的事。到了后來，才漸漸進入一些敏感的話題，進入關(guān)于“文革”的問題……
　　他精神不錯。有時他與我一口氣談四小時也不覺倦。他變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別時，他忽然喊住我，說有兩點補充。我站住了。他卻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兩點補充。才幾秒鐘以前的事，他忘了！他只得說，你翌日早上來，我再告訴你�？墒牵�第二天清早我來到他家，他居然連昨日所說有兩點補充這件事也忘了，說自己沒講過作什么補充！可是，談起往事，特別是童年時代、青少年時代的事，他的記憶屏幕顯得異常清晰，就連當年郁達夫?qū)λ�的詩改動了哪幾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上海幫他查閱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小說，我查到了。那天，我給他帶去復(fù)印件，念了一遍。他顯得非常高興。那篇小說勾起他許多回憶，他很興奮地和我談著。我找來蘇聯(lián)漢學(xué)家費德林的回憶錄，內(nèi)中有幾段寫及陳伯達在跟隨毛澤東訪問蘇聯(lián)時的情況，我念給他聽。他聽得很仔細。一邊聽，他一邊插話，回憶當時情景。
　　他后來終于能配合我，為他拍照。有一回，我說：“陳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讓我拍照，甚至還拿起報紙，擺好“架勢”讓我拍。
　　在他去世前七天，正值中秋節(jié)。那天，陳伯達特別高興，我拍到了一張他大笑的照片。那天，他還用毛筆在宣紙上題詩贈我。想不到，這成了他一生的絕筆。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八十五歲的陳伯達在吃中飯時突然心肌梗死死去。
　　我慶幸，在陳伯達人生的最后一年──從刑滿到去世，我作為唯一的采訪者，多次采訪了他。在我看來，雖然當時我無法在中央檔案館查閱陳伯達檔案，我卻能夠在公安部的幫助下，敲開陳伯達家的大門。我直接采訪陳伯達的收獲，其實還超過在中央檔案館查閱陳伯達檔案，因為從陳伯達的回憶中，我得到許多寶貴而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這是檔案中所沒有的。
　　
　　在我的《陳伯達傳》開頭，印著陳伯達在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訪時，對我說的一段話，算是全書的卷首語：
　　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fā)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xùn)。
　　年已久遠，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記憶不好，而且又容易自己護短。如果說我的回憶能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談一些。不過，我要再三說明，人的記憶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憶跟別人的回憶加以核對，特別是要跟當時的記錄、文章、檔案核對。我的記憶如有欠實之處，請以當時的文字記載為準。
　　我是一個罪人。我的回憶，只是一個罪人的回憶。
　　古人云：“能補過者，君子也。”但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shù)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愿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
　　2008年第8期《同舟共進》發(fā)表的錢伯城先生的《陳伯達之命運》一文，稱這一段話是陳伯達的“政治遺言”：
　　這份充滿“臣罪當誅，天王圣明”，自責自譴情緒的文字，哀哀其鳴，載于1993年出版的《陳伯達傳》卷首，是葉永烈根據(jù)采訪錄音和記錄文字整理而成，雖然個別文字可能有所修改，但可信是陳伯達真實思想的表達，是他留給后人的一份“政治遺言”。
　　
　　堅持錄音：留下
　　歷史的聲音
　　
　　在進行采訪的時候，除了口問手記之外，我總是要堅持錄音。這是因為手記畢竟跟不上口述的速度，而且手記未必能夠完全忠實于口述者的原話。
　　20世紀80年代初，我背著飯盒那么大的錄音機到處采訪。通常，記者們采訪之后，是不保存錄音的，把錄音帶“抹”掉重新使用。我以為，錄音帶上的聲音，是極其珍貴的，所以我總是保存這些磁帶。這么一來，我的磁帶消耗量就很大。那時候，要憑上海作家協(xié)會的介紹信，我才能從上海磁帶廠整箱整箱買錄音磁帶。如今，我保存著上千盤錄音磁帶，成為寶貴的“歷史的聲音倉庫”。進入21世紀，我開始使用數(shù)碼錄音，輸入電腦之后，刻成光盤保存，要比錄音磁帶方便多了。
　　在采訪時，我從來不“偷錄”，而是征得被采訪者的同意，光明正大地把錄音機放在被采訪者面前。通常，被采訪者都同意錄音。例外的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采訪陳伯達的時候，他就不同意錄音。他一見到我拿出錄音機，有點緊張起來，說：“我們隨便聊聊可以，不要錄音�！蔽抑坏脧拿�。我明白，這時候不可強求――盡管錄音對于采訪以及保存資料來說都是非常重要。他繼續(xù)跟我“隨便聊聊”。我再三向陳伯達說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還是錄音為好。我向他保證，這些錄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會外傳。他終于同意了。我把錄音機取出來，放在他面前錄音。后來，他在談及一些敏感問題時，常常會關(guān)照我一句：“錄音機停一下。”我當然照辦。他談了一段話之后 ，又會關(guān)照：“現(xiàn)在可以錄了。”我于是又摁下了錄音機上的“REC”鍵。
　　
　　同樣反對錄音的是當年“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guān)鋒。那天，由于我的朋友的幫助，向來拒采訪者于門外的他終于接受我的采訪。他說：“這幾年來 ，今天我是第一次談‘文革’，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談‘文革’�！蔽夷贸隽虽浺魴C。起初，他不同意錄音，那口氣非常堅決。我再三解釋，用作資料，錄音比筆記更準確。他終于破天荒地允許我錄音。他口述了關(guān)于毛澤東、關(guān)于林彪的許多極為重要的回憶，我慶幸把他的談話全部錄音。
　　與他們的態(tài)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訪王力時，我把錄音機拿出來，放在他面前，問他可不可以錄音。王力對著我的錄音機說：“我歷來不怕錄音。錄音比筆記可靠。我對我講的每一句話負責�！闭�因為王力“不怕錄音”，所以我在前后八年時間里多次采訪王力，留下了很多盒采訪錄音帶。王力還跟我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也曾找過他，他們在訪問王力時居然沒有錄音，只作簡單的記錄。王力說，我很贊成你的工作方法，錄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陳越香。這些錄音磁帶隨著時間的推移，現(xiàn)在越來越珍貴。比如，在2006年，“獨臂英雄”丁曉兵的名字傳遍華夏大地�！度嗣袢請蟆芬燥@著地位報道丁曉兵的感人事跡。中央電視臺在《新聞聯(lián)播》中，連續(xù)多日播出介紹丁曉兵的新聞紀錄片。丁曉兵的事跡，感動中國。人們把他的名字，與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農(nóng)村黨支部的帶頭人郭秀明、李連成，黨的好干部任長霞相提并論，稱頌他是新時代的新英雄。他當選“2006感動中國十大杰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當他二十出頭，名字叫“丁小兵”的時候，我采訪了他，為他寫了報告文學(xué)《可敬的小兵》，發(fā)表在《新觀察》雜志上。2005年6月5日，丁曉兵帶全家來上�？次�，我送給他二十年前的采訪錄音帶，他非常高興，想不到二十年前的錄音帶還在，說這是“寶貴的禮物”。
　　
　　又如，陳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稱為“章羅聯(lián)盟”的“聯(lián)絡(luò)員”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這位被“冷落”的歷史老人。陳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時詳細地向我訴說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不幸的遭遇。不久，我收到他的家屬的信，才知道他已經(jīng)離開人世。家屬聽說我在采訪時錄了音，問我錄音帶還在不在。我復(fù)制了那四盒錄音帶，托人帶往北京。家屬聽了，說這是陳新桂留在世上的唯一錄音帶，內(nèi)中所談的情況，連家屬也不大知道――因為他在家中不愿談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珍愛那四盒記錄陳新桂最后心聲的錄音帶，說是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ň幒笥洠捍宋母鶕�(jù)葉永烈先生在2008年上�！翱谑鰵v史：理論與實務(wù)”研討會上的書面發(fā)言整理。）■
　　（責任編輯/劉晨芳
　　電子郵箱：jinlingzi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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