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的博古（秦邦憲）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鏡的高個儒雅男子。如今，這位中共中央前總書記，在中共黨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給人的印象始終有些模糊不清。黨史上，對他的專門介紹也只是數(shù)百字。
　　他二十四歲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負責人的位置；二十八歲又交出領(lǐng)導(dǎo)大權(quán)；三十九歲因飛機失事英年早逝，其身影永遠停留在1946年。
　　他有三女三兒，前五個孩子是他與前妻劉群先所生，酷似父親的秦鐵是他與第二位夫人張越霞所生。
　　筆者在中央音樂學院對面的一家書屋里采訪了秦鐵，這位中共中央前總書記博古的小兒子，給筆者講述了父親博古的故事和自己對父親的認識。
　　
　　我父親有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胸懷
　　
　　父親原名秦邦憲，祖籍無錫，是北宋著名詞宗秦觀的第三十二代孫。
　　父親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時曾經(jīng)在無錫上過私塾，1921年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yè)專科學校學習。
　　1925年，上海發(fā)生了“五卅慘案”，當時父親十八歲，是蘇州學聯(lián)負責人。得知這個消息后，他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全校學生聲討大會，并帶領(lǐng)二十多個學校三千多學生上街游行示威。他當時正患肺病，在登臺講演時，口吐鮮血，周圍同學很受感動，勸他休息。他說：“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愿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
　　同年8月，他出任《無錫評論》編輯部主任。
　　父親在《無錫評論》編輯部一年多，幾乎每期他都發(fā)表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筆，口誅筆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烈要求改造社會，解放民眾。父親協(xié)助編印的《血淚潮》成為無錫反帝斗爭有力的號角。
　　1925年9月，父親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給他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的是瞿秋白與惲代英等老師。在他們的教育和影響下，父親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國共合作，上海大學黨組織決定父親去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jīng)過中國共產(chǎn)黨批準，父親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留學蘇聯(lián)時，按照當時蘇聯(lián)當局的要求父親取俄文名字Логолеров，中文音譯“博古諾夫”，后來父親就用“博古”作了筆名。1930年父親回國， 1931年4月，他出任團中央書記，9月，因黨的總書記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成為政治局常委主要負責人之一。
　　父親的“左”傾錯誤的確給黨的事業(yè)造成了很大損失。但是研究中共黨史，不能不注意到“共產(chǎn)國際”這個組織�？梢哉f，成也“國際”，敗也“國際”――一方面，“共產(chǎn)國際”培養(yǎng)中共人才，給革命者信心，讓大家相信，工農(nóng)兵組成的“蘇維�！痹诙韲�已是不爭的現(xiàn)實；另一方面，“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某些不切實際的“遙控”和“命令”，使中國革命吃盡了苦頭。“共產(chǎn)國際”你不能不聽，中國共產(chǎn)黨是“共產(chǎn)國際”的一個支部，你聽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一個例子。你是個支部，和“共產(chǎn)國際”的關(guān)系，就相當于現(xiàn)在中央與各省省委的關(guān)系，中央指示你能不執(zhí)行嗎？所以我們也不怨天尤人。我父親其實就是他們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歷史給我父親安排的就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他對“共產(chǎn)國際”的態(tài)度一向就是：有理則聽，無理則不聽。
　　但是我父親具有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胸懷。母親多次告誡我：你父親因為不懂得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盲目執(zhí)行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走了一段彎路。他后來對自己給黨造成的損失悔恨莫及。母親說：“你爸爸老說給黨造成這么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我父親在中共七大的發(fā)言記錄是這樣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里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庇纱丝梢�，父親在延安中共七大的發(fā)言中檢查很深刻，得到了全黨的諒解。這種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稱道�？傆行┦迨灏⒁淘诘紫赂�我講：“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學問，你長大要學你爸爸，他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么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為黨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說這話的叔叔阿姨中，有朱老總、康媽媽（康克清）、葉帥和王胡子（王震）叔叔。20世紀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親出差不在家，朱老總就把我們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飯，以示對我們父親的懷念。
　　我是在上中學時才知道父親是個犯了錯誤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一○一中學，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為主的寄宿制學校。在政治或歷史課上，老師總是講述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錯誤。我那時候小，不懂什么叫“左”傾，反正給我的印象就是犯錯誤了，那時候全黨都在批這個事，所以我始終是夾著尾巴做人。
　　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間挨整的時候我經(jīng)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時候他說：“小鐵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說這話，我也不敢問，一是路線斗爭問題我不懂，二是我覺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難言。他們私底下沒有跟我說過關(guān)于路線的事。
　　父親雖然犯過錯誤，但是他對黨還是做過一些貢獻的：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父親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和周恩來、葉劍英一起，和國民黨反復(fù)談判，折沖樽俎，最終組建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參與恢復(fù)重建南方十三省黨組織、組建新四軍、營救被國民黨拘押的我黨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1938年他創(chuàng)辦《新華日報》，1941年創(chuàng)辦《解放日報》，并任社長兼新華通訊社社長，是黨的新聞事業(yè)的奠基人。
　　
　　六十年后我采訪父親遇難目擊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親張越霞一起到延安機場接父親。前一天，母親告訴我說父親明天就要回來了。當時，父親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重慶參與修改憲法草案已經(jīng)一個多月了。當時機場上人很多，五大書記都去了，只有周恩來不在，還有很多領(lǐng)導(dǎo)和群眾。
　　在談判和憲章起草過程中，因全國停戰(zhàn)協(xié)定、整軍方案以及政治協(xié)商會議關(guān)于憲章原則、人權(quán)保障、和平建國綱領(lǐng)等決議的實現(xiàn)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飛和我父親急于與中共中央商討堅持上述各項協(xié)定的辦法，冒著惡劣的天氣乘飛機回延安。被釋放不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其夫人和兒女、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解放區(qū)職工代表鄧發(fā)，以及王若飛的舅父――貴州省老教育家黃齊生等亦同機回延安。
　　那天天氣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2點，我們聽到天上有轟隆隆的聲音，大家都說“來了來了”，但看不見飛機。因為能見度差，飛機無法降落，盤旋一會兒就飛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見飛機的蹤影。大家說飛機可能會折回重慶或西安，過兩天天氣好了再飛回來。4月9號凌晨，美軍聯(lián)絡(luò)組給時任第十八集團軍總部秘書長的楊尚昆叔叔打電話說:這架飛機沒有回西安、重慶，失蹤了。
　　黑茶山是座海拔兩千四百米的高山，山下有一個村莊,當年村里的民兵隊隊長張根兒清楚地記得1946年4月8日那天的情景：黑茶山上下著雪，山下下著雨，給人感覺雨霧蒙蒙的。當天下午他們聽到山上響了一次大炸雷似的聲音，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輕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飛機，正著著火。他們回來后向黨支部作了匯報。當天晚上，村干部開了會，不分敵我，決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遺體掩埋了。晚上12點多，一個縣里的同志來到他們這里說，接到晉綏分區(qū)的通知，有一架坐著我們黨的領(lǐng)導(dǎo)人的飛機失蹤了，中央讓他們尋找。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撿到我父親和黃齊生的兩枚圖章，確定了這是我父親他們乘坐的那架失蹤的飛機。飛機在山西省興縣東南八十里處撞上海拔兩千多米的黑茶山后爆炸起火，墜毀在山崖。機上我方十三人和美方四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2005年,七十五歲的張根兒老人向我回憶說：當我們趕到飛機失事地點，眼前慘狀目不忍睹，十幾具烈士遺體分散在飛機殘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著殷紅的血跡。
　　張根兒說，他們首先在飛機遺骸東西兩側(cè)較遠處比較順利地找到了我父親、王若飛、鄧發(fā)和葉挺四人的遺體，他們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遺體都很完整。此外，因為我父親高度近視，常年戴眼鏡，臉頰上有戴眼鏡的痕跡，于是很快確定了他的遺體。另外一具遺體上有白胡子根茬，因為黃齊生歲數(shù)最大，就斷定是他。剩下一個是鄧發(fā)。還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是葉阿九，他的遺體掛在樹上，腸腸肚肚都掛出來了，但遺體還比較完整。最慘的是四個飛行員，肢體不全。后來，陸陸續(xù)續(xù)找出法幣、金條，還有些散落文件，裝起來有十多麻袋。
　　遺體運下來以后，放在岱王廟。4月12日，在那里開了追悼會。有兩千人參加，場面很感人。婦女帶著孩子去上供，有的老鄉(xiāng)把自己的棺材貢獻出來裝遺體。
　　接著遺體被運到嵐縣去，那里有飛機場。美方軍用飛機已經(jīng)停在機場等候。張根兒老人說：開始,美方駕駛?cè)藛T要求首先裝運美方駕駛?cè)藛T的遺體，我們不同意。我們首先將中央幾位領(lǐng)導(dǎo)同志和葉挺同志親屬的遺體抬上飛機，其余我方五人遺體和美方四人遺體留待下次再運。烈士的遺體是用白綾布裹綁在簡易擔架上的，遺體和遺物一一被抬上飛機。
　　13日到嵐縣，在那里也開了追悼會,有五千人參加。到延安時，參加接靈儀式的有三萬多人。
　　4月19日，延安三萬多群眾在延安機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當時我還不懂事，就覺得是人山人海，花籃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摟著我哭……毛澤東親筆寫下“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和《向“四八”烈士志哀》的悼詞。
　　延安追悼會結(jié)束后下葬時，母親讓我給父親跪下磕頭，我沒有磕。父親死的時候，我是六歲的“延安娃”，六歲時,我還不懂得死亡的含義。我看那是個土包，心想給土包磕頭干什么。我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親，即使母親告訴我,我也不相信。后來母親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頭還是沒磕。這使我后來感到非常內(nèi)疚。
　　1946年父親犧牲時，我們都很�。捍蠼隳�亞十三歲、二姐新華八歲、三姐吉瑪七歲，大哥秦鋼十六歲、二哥秦鋼九歲。我們兄妹六人之中有三人從未見過父親,他們是從蘇聯(lián)孤兒院回來的秦吉瑪、在奶奶身邊長大的大哥秦鋼及出生后未滿月就留在窮苦親戚家的秦摩亞。
　　
　　父親與奶奶十四年未見面
　　
　　我父親從1932年在上海與奶奶一別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難，十四年未能見我祖母一面。
　　我父親不到九歲時爺爺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難，奶奶不得不變賣一間祖?zhèn)鞯睦衔輥砭S持生活，父親兄妹三人與奶奶相依為命。父親和奶奶分別后，常常思念她，不想竟至死都未能再見老母一面。奶奶日夜思念著兒子，翹首盼著我父親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親卻杳無音信。因擔心兒子的安全，奶奶經(jīng)常傷心落淚，直到臨終她都未見上兒子一面。
　　父親遇難四年后，奶奶彌留之際，葉帥出現(xiàn)在她的病榻前。
　　“你來看我很好，長林（父親的乳名）呢？他為什么不來？”面對我奶奶的聲聲呼喚，葉劍英始終沒敢說出實情，只是安慰她：“長林工作很忙，他是領(lǐng)導(dǎo)，他來不了。叫我代替他來看看您。”
　　大姐秦摩亞，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無錫，寄養(yǎng)在親戚家，十五歲時不幸被拐騙到四川。她一直盼望著有一天父親能夠接他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卻是父親犧牲的消息。長大后，大姐終身執(zhí)教，退休前在北京師范大學當老師。
　　二姐秦新華出生那天，正是《新華日報》出版的日子，為了表示紀念，父親給她取名新華。她學的是中醫(yī)，后來擔任衛(wèi)生部科技司副司長。丈夫是李鐵映，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三姐秦吉瑪與哈軍工的大學同學結(jié)婚，畢業(yè)后分到佳木斯，回京后三姐曾在交通部研究所工作，后來在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退休。
　　我還有兩個哥哥，都叫秦鋼。一個家，兩個秦鋼，這在外人看來是很荒唐的事情。這也是父親工作太投入的結(jié)果。當年在給二哥起名字時，他已經(jīng)忘了自己以有前一個兒子叫秦鋼，所以又起了這個名也沒覺察，以至于我們現(xiàn)在只能以大秦鋼、小秦鋼來區(qū)分他們。大哥早年病逝；二哥留學蘇聯(lián)，回國后，在北京航空學院實驗室當了一名實驗員，海南建省時因一位副省長與二哥是莫斯科航空學院的同學，就將他調(diào)到海南任建設(shè)開發(fā)總公司總經(jīng)理、董事長，現(xiàn)在也已經(jīng)退休。
　　我與父親長得很像。我找到父親1912年時的“全家福”，當時他五歲。在延安時，我們?nèi)齻�孩子與父母親也拍了“全家福”，這是唯一一張父親與孩子們在一起的照片，那時我也是五歲。這兩張照片一對比，發(fā)現(xiàn)我們非常像。姐姐都說，活脫脫的，你最像。甚至前幾年為父親塑像時，工作人員就以我的樣子來雕塑的。
　　我和父親雖然住在一起，但是父親和我們玩的時間并不是很多，印象深的就是常常玩“老鷹捉小雞”。他對我們很有耐心，從來不會表現(xiàn)出不耐煩。還有就是我覺得他特別高，那時候在延安，像他這樣一米八二又高又瘦的人，很少；他的笑聲也特別，很大，“嘎嘎嘎”的，爽朗，很遠都可以聽到，我從小叫他“母鴨子”。
　　
　　照片上的父親被換成了門板，
　　我要求復(fù)原它
　　
　　我家里存有一張照片，是在延安鳳凰山上拍的。照片上，父親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并排站著，父親站在最左側(cè)，周恩來斜倚在他身上。后來在公開發(fā)表的這張照片上，父親消失了，出現(xiàn)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門板。
　　我第一次看到這張“三人照”是在《北京青年報》上。我給報社打電話反映這照片不對，但他們說這是出自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于是我找到解放軍出版社，剛開始他們表示他們不會錯。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華社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他們給我們的一張“四人照片”。我母親張越霞1979年3月病逝后，時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到我家慰問，問我們有什么要求。我拿出這張“四人照片”和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某雜志登載經(jīng)過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給程宏毅看。他看過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經(jīng)過修改的，我們當即提出要求尊重歷史恢復(fù)照片的原貌。程宏毅當即答應(yīng)回去后向黨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陳列，以示撥亂反正。
　　后來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洗了一張大的給我，專門向我們賠禮道歉，這事也就算了。但我跟他們說：“以后凡是看到‘三人照’，請你們糾正。如果再發(fā)表‘三人照’，我還是會來找你們。”
　　到1979年6月份，軍博、革博，都把“四人照”放大到一人多高，進行展出。
　　《星火燎原》編輯部后來解釋說，用“三人照”是因為毛澤東是黨的領(lǐng)袖，周恩來是軍委副主席，朱德是總司令。但我父親當時也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常委，憑什么把他排除在外呢？就因為他是“左”傾路線的代表嗎？
　　這張照片查到底，發(fā)現(xiàn)是紀念總理逝世一周年出版的總理畫傳里出現(xiàn)的，朱德的畫傳里也出現(xiàn)過。而至于是誰改的，已經(jīng)無處可查。我想應(yīng)該是“文革”時期改的。
　　盡管這件事情已經(jīng)糾正了，但在我重走長征路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三人照”還是流傳很廣。
　　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應(yīng)該是1935年11月2日以后，父親是這一天抵達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
　　
　　我和父親同在二十八歲“犯錯誤”
　　
　　1962年，我二十二歲高中畢業(yè)時，母親把我叫回家，鄭重其事地說：“現(xiàn)在黨內(nèi)已經(jīng)傳達，蔣介石要竄犯大陸，你父親這一代創(chuàng)建了新中國，你是不是應(yīng)該子承父業(yè)保衛(wèi)祖國？”于是我參加了海軍。
　　1964年因軍隊院校從部隊招生，我進入山東青島潛艇指揮學院上學。1966年夏天，我領(lǐng)著全班二十多名同學乘貨車、蹭火車，從青島串聯(lián)到北京天安門，成為被毛澤東接見的全國一千一百萬人中的一員。造反派組織“三軍院校聯(lián)絡(luò)站”選我當學生代表，共商造反“大計”，造各自院校領(lǐng)導(dǎo)的反。
　　1967年，我從軍事院校畢業(yè)，在東海艦隊招待所等著歸建制的手續(xù)，一幫和我同年入伍的北京兵來看我，聊了些小道消息，比如說江青是月亮，毛主席是太陽，沒有太陽月亮不會發(fā)光的，總之就是對江青意見挺大。后來我到了三十二支隊，這里總是進行政治學習，當時的順口溜是：“一個板凳一杯茶，坐著沒事閑磨牙�！闭�治學習總要討論，有一次我們學習林彪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我這個人也愛說，嘴沒把門兒的，記得當時我就說：林副主席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那頂峰是不是就不發(fā)展了？還有，你們都說學習毛主席的光榮歷史，可我覺得現(xiàn)在的宣傳報道不實事求是，毛主席的出身明明是富農(nóng)，怎么就變成貧農(nóng)了？富農(nóng)的標準是有雇工、土地、房子。我去韶山毛主席故居看過，有土地、房子和雇工。
　　不光是我，還有郵電部部長鐘夫翔的兒子。原子彈爆炸，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他偏說：美國好像沒有毛澤東思想嘛，為什么原子彈比我們先爆炸了？結(jié)果他上了黑名單。
　　全支隊開會的時候，他和另外幾個北京兵被銬走了，結(jié)果有人被打得受不了了，就把我們傳小道消息當成攻擊“中央文革”供了出來。1968年我也被隔離審查，一審就是一年多。有一天，專案組拿著材料對我吼：你要組織小軍委？我說你知道常識不？中央軍委的權(quán)是我說奪就能奪的？他們又說我要竊艇逃臺，我說艇上有堅強的堡壘黨支部，還有那么多鋼鐵戰(zhàn)士，我說往臺灣跑，還不被他們扁死！
　　他們說我態(tài)度惡劣，最后干脆說我是給父親翻案。我說哪有把“紅案”翻成“黑案”的？他們說你家老頭還“紅案”哪？我說：我父親去世后，毛澤東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不信你們查去。他們說那是給“四八烈士”別人題的，不是給我父親的。我說：那你拿出來證據(jù)，有沒有寫著“秦邦憲除外”？“四八烈士”追悼大會橫幅上寫的是“王秦葉鄧諸烈士”，對不對？
　　最后海軍“文革”小組把我們弄成了“反革命集團”，我是小集團的頭兒，因為就我是軍官，其他都是戰(zhàn)士。然后把我送上了軍事法庭，在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附近關(guān)了一年。后來被送回蘇北監(jiān)督勞動。
　　林彪下達“一號命令”疏散以后，法院院長審訊我，他跟我說：你的材料只有檢舉揭發(fā)沒有旁證，所以是個懸案。我說本來我就沒事，我心里寬得很。后來那個交代最多的判了五年，還有一個陜北的被送回了原籍。他倆都戴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是“帽子拿在群眾手中”，被送回原籍監(jiān)督勞動。
　　后來又把我押到蘇北鹽城農(nóng)村監(jiān)督勞動。我住在五保戶家里，人家沒把我當做反革命對待，安排我干些輕活，給棉花打藥、鋤草等。過八月十五打年糕，家家戶戶都給我送年糕，這一點我感受非常深。
　　1971年，林彪出事了，我趁回北京買農(nóng)用機械的機會，給葉劍英元帥寫了一封申訴信。葉帥一關(guān)注，就有人復(fù)查我的問題了。很快，誣我攻擊林彪的事兒給抹去了，誣我攻擊陳伯達的事兒也沒了，但給我留了個尾巴：“攻擊中央某首長，犯有嚴重政治性錯誤�！蔽乙豢淳脱b傻，問：這 “中央某首長”是誰呀？回答說是江青。我就說：那你們直接寫上“江青”好不好，萬一江青“怎么”了，我還有出頭之日，不“怎么”了呢，也活該我倒霉�，F(xiàn)如今你們只寫“中央某首長”，誰“怎么”了都不知道，我就得背一輩子黑鍋，永無出頭之日啊。
　　他們咆哮：大膽！確實是反動透頂！
　　就這樣我一直頂?shù)?975年，鄧小平出來主持了一段工作，海軍政委蘇振華發(fā)話了，說秦鐵那些話，怎么能算是攻擊江青�。坑谑�，我的問題算沒了。1976年海軍“文化革命辦公室”下發(fā)文件，正式為我平反。
　　我母親跟我說：“你爸爸是在二十八歲犯錯誤，你也是二十八歲犯錯誤，犯錯誤還帶遺傳基因�！�
　　平反之后，我復(fù)員到天津遠洋公司，就這樣從干部船員的最低等干起，駕駛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長。天津遠洋公司的船我?guī)缀醵奸_過，常開著一萬到三萬噸左右的貨輪滿世界跑，干九個月歇兩個月，直至1995年退休。退休時我是縣團級，非黨員，沒分過房，退休金每月一千一百元。后來打報告上去，上面批了以后，說按船長待遇，給我困難補助。后來公司給我補到大概不到三千元，現(xiàn)在還是那么多。這還是專職專項，每個月專門寄給我的，郵費還得我出。
　　
　　我認為父輩的成果后代享受，應(yīng)該也不應(yīng)該
　　
　　我一直就靠退休工資生活。
　　上次瞿獨伊給曾慶紅寫信，說第一代革命者的子女生活比較困難，沒有房子住，工資也比較低。那時候曾慶紅還是組織部長，就批了，以后中辦就開始打電話調(diào)查情況，匯總后就向中央反應(yīng)。
　　調(diào)查到我的時候我說我是無房戶，我的房子是老太太的，我到天津遠洋多次要房，都說我不符合條件，說我有房。但那是我媽媽的房。后來報上去，就說我是無房戶了。我媽媽去世以后，房子在九幾年的時候一共花了大概九萬塊錢轉(zhuǎn)了到我名下。
　　在瞿獨伊給曾慶紅寫了信后，中央對老一輩革命家的子女適當?shù)亟o予了照顧。比如說春節(jié)慰問，送點花籃和食品之類。
　　不過我從來就認為，老一代的功勞是老一代的，后代享受，應(yīng)該也不應(yīng)該。
　　我們家兩個孩子，女兒秦鵬是1973年出生，現(xiàn)在在中化集團下面的橡膠公司當副總，兒子秦洋是1979年3月的，現(xiàn)在在平谷縣聯(lián)通當副經(jīng)理。
　　女兒在二外學的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
　　兒子在北京商業(yè)學院讀本科，學的是貿(mào)易。兒子比較聰明，上大學的時候自己就開始裝電視機，高中的時候就打游戲機。從商業(yè)學院畢業(yè)以后，他就不做貿(mào)易了，開始搞電子方面的東西。在大學的時候他也經(jīng)常寫些電子方面的文章投稿，常被采用，還有約稿，這也算是勤工儉學。畢業(yè)以后，我有個朋友在聯(lián)通，他就在那里實習。實習之后我朋友就希望把他留下來，我說沒問題，他同意就行。后來他就留在那里了。
　　我要求他們第一要低調(diào)做人，第二不能打著爺爺?shù)恼信瞥鋈ヲ_，要老老實實做人，靠自己的本事，不要靠爹媽的本事，除非是需要找工作之類的時候，用老爺子招牌讓人介紹一下，真正吃飯還是要靠自己的真本事。
　　
　　我覺得，只要能夠還原歷史事實，花多少錢都不冤枉
　　
　　為了紀念我父親百年誕辰，我2005年給曾慶紅副主席寫過信。2007年6月24日，曾慶紅辦公室給我姐夫李鐵映打電話，電話記錄是這樣的：“博古同志是我黨早期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值此百年誕辰之際，謹向其家屬表示慰問。”
　　我現(xiàn)在正在整理我父親的筆記，有1943年12月我父親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檢查，還有我父親在七大會議上的發(fā)言。這個發(fā)言我是從蘇聯(lián)聯(lián)共部的檔案里查到的，不過這個發(fā)言是好幾個人拼湊起來的記錄，有些東西讓人捉摸不透。但我還是準備把這個東西整理出來以后我母親作為附注�，F(xiàn)在有的地方已經(jīng)出了博古在七大的發(fā)言。但都是一段段截取的，從來沒有全文。
　　2010年是我母親張越霞百年誕辰，她也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后就入了黨。我們想在她百年誕辰之際出本書，書里包括一些回憶文章、圖片；出一套百年誕辰個性化郵票；再出一張紀念光碟。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自己花錢或者找贊助。但是這無所謂，只要能夠還原歷史事實，花多少錢并不冤枉。而且為父輩、革命先烈找出真正的歷史來是值得的。像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的秦福銓那本《博古與蘇維埃共和國的領(lǐng)袖們》，就都是聽來的故事。當時我們送到黨史研究室時，研究室就說，第一，有些事是周恩來的口氣，第二，沒有出處，所以不行。后來香港那邊獵奇，為了吸引眼球，就出版了。我不搞這樣的東西。
　　但我認為研究這些問題，最好還是能拿到第一手資料，免得有些胡說八道的東西流傳出來以后貽誤子孫。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搞黨史的人要有司馬遷的精神：寧肯受侮辱，也要寫出真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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