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內江縣（現(xiàn)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qū)）人，著名新聞記者、新聞學家。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193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1933年后，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并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天津《益世報》等報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到我國大西北采訪，發(fā)表了一系列轟動全國的報道，這些報道后收入《中國的西北角》一書。1937年11月，和羊棗、徐邁進等同志創(chuàng)建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xié)會（即中國記協(xié)的前身），并被推選為“青記”的總事。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zhàn)時期，他還參加了香港《華商報》的創(chuàng)辦工作，擔任過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社長和華中新聞�？茖W校校長等職務。1949年7月，與胡喬木等新聞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籌委會。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新華通訊社總編輯、解放日報社社長、政務院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國家科委副主任等職。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殺。
　　范長江是我國杰出的新聞記者。他生前寫過大量的出色的新聞報道，擔負過新聞機構的領導工作，為新聞事業(yè)作出了很大貢獻。1991年，中國記協(xié)與范長江新聞獎基金會聯(lián)合設立了“范長江新聞獎”，這是一個表彰獎勵我國中青年新聞工作者的全國性高層次的新聞獎。
　　
　　父親當著現(xiàn)場幾百名學生和學校領導指責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
　　
　　父親生于1909年的10月16號，四川內江人。青少年時期在家鄉(xiāng)讀了初中和高中，后來受大革命影響，參加了一些革命宣傳工作。1927年年初，吳玉章辦了中法大學的重慶分校，父親便到那里去上學了，那時他十八歲。后來學生們鬧學潮，繼而爆發(fā)了1927年3月份的“三三一”慘案，父親說當時他是“從死尸堆里爬出來的”。之后他就到武漢，經朋友介紹參加了賀龍領導的二十軍學生營，并隨之到南昌參加了南昌起義。現(xiàn)在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南昌起義的紀念館里還有父親的照片。
　　起義的隊伍被打散之后，父親幾經周折，先后上了兩個學校，一個是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還有一個是北京大學的哲學系。
　　父親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學習后，逐漸對學校當局產生反感。有一次學校軍事訓練，點到父親的名字，他出列之后慷慨激昂地發(fā)表了一次演說，當著現(xiàn)場幾百名學生和學校的領導指責國民黨。之后，父親決定徹底和學校決裂，于是脫下學校的制服，秘密離開了學校。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穿的鞋還是學校的，他就把鞋折成價，把鞋錢給學校寄了回去，以表自己的決裂之心。
　　父親離開南京之后到了北大，因為比較窮，所以在北大選擇了半工半讀。他和另外三個人早晨在學校附近賣豆?jié){、賣面包，以此來維持生活。后來他逐漸開始給一些報社投稿，最早是在1933年，父親二十四歲。當時他還不能算是記者，只是給幾家著名的報紙（有北平的《晨報》、天津的《大公報》和《益世報》等）投稿。沒想到他的稿子大多都發(fā)表了，父親對自己也越來越有信心。后來父親加入大公報，正式涉足新聞界，一直到1952年父親擔負國務院文教系統(tǒng)的領導工作，一共是十九年，這十九年的新聞生涯是父親一生中最為重要的階段。
　　
　　父親與毛澤東在窯洞里
　　“徹夜長談”
　　
　　在父親的新聞生涯中，有三個最為關鍵的階段。
　　第一個就是西北之行，時間從1935年的9月到1936年的6月。當時父親是出于兩個考慮，一是他覺得大西北很可能就是今后抗日的大后方。因為日本侵占了東三省之后又在東南沿海逐漸侵占中國，父親覺得西北這些偏僻的地方會成為抗戰(zhàn)的根據(jù)地，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些地區(qū)的情況。第二呢，父親也想了解一下當時紅軍的動向，紅軍從1934年10月之后從瑞金北上開始長征，對于這些，之前父親只是看過一些小冊子，不是很了解。所以父親產生了到西北去考察的想法，于是父親就跟大公報社商量，說自己想作為大公報的記者到西北去，大公報只需要給他一個記者的身份，旅費由他的稿費支付，他的報道文責自負。
　　大公報社同意之后，在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將近十個月的時間里，父親從成都出發(fā)，越過祁連山，跨過賀蘭山，最北到達包頭，東部到達西安，西部到達敦煌，行程四千多里，只身進入荒漠之地。其間父親騎過馬，坐過汽車，乘過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當然還包括步行，足跡遍布四川、陜西、青海、甘肅、內蒙古、寧夏六個省區(qū)。住所呢，車馬小店、寺廟、貧民百姓的土房子、當?shù)赝了绢^人的帳篷，父親都住過。父親采訪了各個階層的人士，對于西北的經濟情況、民族矛盾、宗教問題、軍閥爭戰(zhàn)和風土人情作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報道。父親這些報道后來編成了《中國的西北角》，由于文章描寫生動，涉及面非常寬，里面又都是第一手的資料，所以成書之后非常受歡迎，連出七八版都銷售一空。
　　與當時其他記者不同的是，父親在發(fā)回的報道中直接稱“紅軍”，而對于“剿匪”二字則加上引號。父親的報道讓民眾知道了中國還有一種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國統(tǒng)區(qū)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讀到之后都非常感興趣。張愛萍將軍在世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文章，生動地回憶了最初看到父親文章時的情形。張愛萍將軍讀到父親對紅軍動向的分析時不由贊嘆：想不到一個黨外的記者，尤其是國統(tǒng)區(qū)的記者，居然能夠分析到紅軍的動向，而且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興趣。后來張愛萍將軍見到我父親的時候還特別說到這一段往事，說跟父親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對于父親來說收獲是非常大的，他最初的愿望也完全實現(xiàn)。然而此時父親的西北之行并沒有結束。西安事變之后，父親千方百計地從寧夏趕到西安。當時西安已經封鎖，父親拿自己的一頂非常好看的氈帽和斗篷跟守城的士兵交換，才進了城。
　　1937年2月3號，父親進入西安。第二天，他在那里第一次見到共產黨人，這個人就是周恩來。周恩來給他講了很多當時的政策和道理，讓父親“豁然開朗”。后來父親向周恩來表達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經過周恩來的聯(lián)系，延安方面同意了父親的請求。2月6號，延安方面派羅瑞卿和博古專程陪同父親向延安出發(fā)。在這之前，國統(tǒng)區(qū)還從來沒有記者到達過延安。
　　2月9號下午，父親參觀了紅軍大學，受到了熱烈歡迎，在那里，他見到了很多紅軍的領導人。當天晚上，父親去了毛主席的窯洞。據(jù)父親回憶，他在那天晚上跟主席進行了“徹夜長談”，長達十個小時，基本上是通宵未睡。父親說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他“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父親非常興奮，當時就想留在延安學習和考察，然后寫幾本書。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主席之后，主席認為他在國統(tǒng)區(qū)能夠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勸父親回到國統(tǒng)區(qū)。
　　父親聽從了主席的勸告，馬不停蹄就回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父親說他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發(fā)表了《動蕩中的西北大局》，這篇文章發(fā)表于2月15日的上�！洞蠊珗蟆飞�，揭露了很多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恰巧于2月15號召開）不敢公開的內幕。第二件事是在《國聞周報》發(fā)表了《陜北之行》。第三件事就是發(fā)表和召開了上百次的演講和座談會，更直接地宣傳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口誅筆伐抗戰(zhàn)中的不抵抗主義
　　
　　父親新聞生涯中第二個關鍵的階段，就是創(chuàng)辦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1937年11月4號，父親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一個座談會，當時他們提出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社會團體并推舉父親、惲逸群和羊棗負責籌備。四天之后的晚上7點，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飯店成立了，羊棗、惲逸群、我父親、章丹楓等十五個人出席并參加了這個團體。最后，父親和另外四個人成為協(xié)會的總干事。
　　協(xié)會成立之后，授權父親到武漢去發(fā)展分會，推動協(xié)會的發(fā)展。1938年3月，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在漢口召開了更大規(guī)模的成立大會。在那次大會上，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更名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為什么要更名呢？在大會成立之前，父親他們到國民黨中宣部申請立案，國民黨的中宣部答復說：你們用“學會”可以，但是“協(xié)會”不行。所以在成立的時候，就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了。
　　這次的成立大會是一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上海、長沙、廣州、西安、成都、重慶、香港以及南洋都有代表參加，當時可以說轟動一時，國內的名流如郭沫若、杜重遠、沈鈞儒、《新華日報》的潘梓年、《大公報》的張季鸞和王蕓生、《掃蕩報》的丁文安、《武漢日報》的王亞明，國際友人如愛潑斯坦、史沫特萊、羅果夫等人都出席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由我父親主持，通過了學會的章程并選舉理事和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由我父親、徐邁進和鐘期森擔任。學會成立后，黨派陳同生同志領導學會的工作。
　　青年記者學會的成立等于把全國的青年記者從原來的分散狀態(tài)集中地組織了起來。在此之后有很多記者就有組織地到抗日前線去采訪了，“青記”成為團結廣大記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核心。父親為學會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組織工作。
　　在抗日戰(zhàn)爭初期，父親有幾件事情值得一說，其一是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可殺劉汝明》。劉汝明是國民黨察哈爾地區(qū)的主席和一個軍的軍長，由于他采取不抵抗主義，父親憤而寫了這篇文章。劉汝明得知父親寫了這篇文章之后就派人來收買父親。父親說：錢是不能收的，好話也不能說，除非你們能夠掉過頭來去打日本。另一件事情跟這件事情略有不同：當時湯恩伯的部隊有抗日的表現(xiàn)，父親就在文章當中贊揚了他。湯恩伯得知后立刻托人送給父親五千大洋，父親對此堅決拒絕，并指責湯恩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覺得這兩件事情體現(xiàn)了父親作為記者的操守。
　　
　　輾轉完成周恩來的重托
　　
　　1942年8月，父親到達新四軍總部。1946年5月份，他又到南京參加中共代表團跟國民黨進行談判。在這四年期間，父親主要擔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的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的社長以及華中新聞�？茖W校的校長等職務。
　　1946年11月，國共談判破裂，父親奉調回到延安。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父親跟著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父親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忘最重要的時期。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隊大舉進攻延安，當時毛主席決定放棄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繼續(xù)留在陜北打游擊。當時組織了一個不到一千人的中央縱隊（我在一封信上看到的數(shù)字是八百多人），作為中共中央的工作機關。
　　父親當時領導的五十多個人被編為四大隊，主要任務是收集外國各大通訊社和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翻譯和編輯成參考消息供中央領導參考。另外一個任務則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社論和評論轉發(fā)給涉縣的新華總社，然后向全國和全世界播發(fā)。
　　在極為艱難困苦危險的環(huán)境下，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給予的任務，受到中央領導的贊揚。當時曾經在四大隊工作過的李東生同志回憶說：1948年2月12號，主席正在忙于修改《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成分及其待遇的規(guī)定》。文章一共二十五章，兩萬多字，當時要經父親的手由新華社電臺發(fā)到全國各地征求意見。毛主席在2月16號凌晨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長江，爭取下午拍發(fā)完。當時主席所說的三章總共有七千多字，上面還有很多主席修改過的地方。這樣緊張的任務，李東生回憶說不亞于“一場戰(zhàn)斗”。但是就是這樣繁重的任務，在四大隊同志們的集體努力之下，當天就完成了。
　　1947年9月11日，父親曾經給廖承志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在最近幾年才被發(fā)現(xiàn)。父親在信中說了自己的幾點感受。父親說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的處理上認真求精的精神�！耙黄�社論、一個談話、一個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
　　在轉戰(zhàn)陜北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著瓢潑大雨，中央縱隊幾百個人為了躲避敵人的追趕冒雨行軍。在天快亮的時候，周總理對父親說：長江啊，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父親痛快地答應道：要寫，要寫。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一直記著總理說的話，在工作之余就寫了一個轉戰(zhàn)陜北的劇本提綱。但是當時工作繁忙，隨之而來的“文革”使父親的這個夢想更加沒有可能實現(xiàn)。“文革”之前，父親把他搜集的轉戰(zhàn)陜北的材料都交給了他曾經的同事李東生。1989年，李東生執(zhí)筆完成了劇本《巍巍昆侖》，并拍成電影上映。這時，距離總理跟父親說那番話時已經過去四十二年了。
　　
　　父親不許用他的車到學校接我
　　
　　我和父親第一次見面是在我三歲的時候。我是1946年6月5號出生的，當時父親正在周恩來的帶領下在南京跟國民黨談判。當時我的媽媽沈譜帶著我，后來根據(jù)組織的指示輾轉到了上海。因為帶著我很容易被敵人發(fā)現(xiàn)，就把我寄養(yǎng)在了舅舅家。
　　1949年6月，父親被派到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和文管會副主任。父親到上海之后就到舅舅家里去看我。我的表姐曾回憶說，父親看到我之后非常高興，但是又沒有帶什么東西給自己的兒子。父親當時就把他自己帶在身上的手槍卸了子彈給我玩。我當時高興極了，拿著手槍玩了半天。
　　11月份，父親調回北京工作，隨后的1950年，我也跟著舅舅回到了北京�；氐奖本┲�后我就回家跟父親生活在一起。當時就三四歲，每天都磨著父親給我講故事。他雖然工作繁忙，但是對于我的要求都盡量滿足。父親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編的，給故事中的動物賦予種種人的特性。所以在我的童年里，每天盼望的就是父親在晚上給我講故事。
　　我的小學是在育才小學上的，當時那里的學生大多數(shù)都是干部子弟，實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周六的時候，很多干部都讓自己的司機開著車到學校門口等著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希望能有汽車來接我。但是當我到了學校門口的時候，看到的總是父親的警衛(wèi)員祝鐵光叔叔騎著自行車在等我。我當時覺得很沒有面子，問鐵光叔叔：“怎么您來了？”鐵光叔叔說：“你爸爸不許用他的車來接你�！蔽抑缓米�在鐵光叔叔自行車的大梁上回家。
　　由于學校的那種環(huán)境，同學們經�；ハ嗯时�，看看誰的家長官大，車好。有一次我們同學聚會，說起我們小時候的事情。有一個同學說有一次我吹牛把他們都鎮(zhèn)住了。這件事挺有意思，當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同學們相互說自己家長的時候，我冒出了一句話：“我姥爺入黨都七十周年了�！蓖瑢W們都知道我姥爺沈鈞儒年齡比較大，都以為我說的是真的，都驚訝極了。不過后來我想起來感到非常可笑，因為在那時的七十年前共產黨還沒有成立，我的姥爺也剛剛十歲，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黨員。但是當時學校的那種環(huán)境就讓我說了這話。
　　我的這種情緒在家中也多多少少地流露出來，父親察覺到之后，覺得不太好。所以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親提出要給我轉學，轉到離我們家很近的一所普通小學。
　　三年困難時期，我在四中讀初中，開始是走讀。到了1960年，父親突然提出讓我住校。我當時想，住校伙食太差，就不想去。父親跟我說：“全國人民都挺苦的，咱們也不能搞特殊�！弊詈笪疫�是滿腹委屈地去住校了。
　　到了我初中考高中的時候，因為我成績優(yōu)秀被保送，所以不用參加考試，很早就放假了。我當時很高興，對爸爸說：“我被保送了，這個暑假特別長，我可以好好玩玩了！”沒過幾天，父親找到我說：“你這個暑假別玩了，我給你一個任務。”我一聽就知道不是“好事”，果然，父親提出讓我到農場勞動。我一聽就很別扭，但是拗不過父親，還是去了。到了那里一看，好嘛，什么活兒都有。在那里干了一個多月，每天晚上都累得腰酸腿疼。等我走的時候，農場的叔叔阿姨給了我兩個筐、一個扁擔，筐里裝滿了農場的蔬菜。我就挑著這些蔬菜，費了好大勁兒坐著公共汽車回家了。回家之后父親笑呵呵地問我：“怎么樣？那里不錯吧？”我無奈地說：“挺好的，挺好的……”不過后來“文革”插隊的時候，別人都受不了，我反倒覺得沒有什么。
　　
　　父親上交了自己生病時的工資
　　
　　我們住在羅圈胡同的時候，家里有兩排房子，非常寬敞。后來父親說咱們住這么多的房子是不是太多了，就自動提出退了一排。房子退掉之后，我和弟弟就被安排到了一個屋子里睡。父親給我們找了兩個上下鋪的雙層床。當時我的好多同學都知道我們家有雙層床。
　　后來房子太舊了，國管局提出給我們家進行修繕。當時父親正在外地參加“四清”運動。等他回家以后，發(fā)現(xiàn)院子整修一新。一問，說是國管局修的，父親說：“不行，修自己的院子怎么能讓公家出錢呢？”后來他問清修房子花了多少錢，自己交上了。
　　“文革”以前，首長用車是有規(guī)定的。首長私人用車要登記上報，費用從工資中扣除。但是當時很多人都不按規(guī)定做，用了也就用了。給父親開車的司機想：別人不報我也不報。但是父親一再堅持他私人用車一定要上報。說了幾次司機還沒有上報，父親就火了，司機一看父親真生氣了才上報。
　　據(jù)我媽媽回憶，“文革”前，父親生過一次病。在養(yǎng)病期間，父親對媽媽說：“我現(xiàn)在病了，不能為黨工作，工資應該扣除�！碑敃r并沒有人要求扣他的工資，但是父親還是要求媽媽主動上交了兩千塊錢，作為自己不能工作扣除的工資。
　　
　　父親在“文革”時上交了
　　自己幾十年的日記以及
　　信件接受審查
　　
　　在“大躍進”期間，有一次父親在高教部作報告，談到了浮夸風的問題。他氣憤地說：“畝產上萬斤不可能，把十畝地的糧食都堆在一畝地上，連縫兒都沒有，也不會有這么多的產量�！鄙�會之后，他的司機對他說：“這么大一個會你這樣說雖然群眾歡迎，但是對你不利�！备赣H說：“我只能實事求是�！�
　　“文革”期間，父親受到批判和斗爭。在他受審查期間，機關造反派要他寫檢查交代材料。現(xiàn)在我們還保存著三份他所寫的所謂交代材料。其中有兩篇寫于1968年12月14號，寫的是關于他在國新社工作的情況。另外一篇寫于1969年1月。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不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寫就要挨批斗，遭受人身侮辱甚至挨打，但是在這些東西里面，父親依然保持了他實事求是的本色。
　　父親當時在思想上是困惑的。為了幫助當時的組織了解情況，他上交了自己幾十年的日記以及信件，希望能夠用自己坦白的胸懷換來組織的信任。但是在那個年代，這些并沒有換來他處境的好轉，反而成了造反派批斗父親的材料。1970年，父親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當時通知我們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突然。我和大弟范東生到河南給父親處理后事，找到父親的遺體之后在許昌火化，然后把骨灰?guī)Щ亓吮本��?
　　父親去世兩年之后，對于他的問題仍然沒有任何結論。1972年，我媽媽和我們兄弟幾個覺得對父親的問題應該據(jù)理力爭，10月12號，母親、我、還有老三范小軍在家里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不是很長，希望主席能夠過問父親的問題。信寫完之后，我和小軍騎著自行車到中南海西門，把信交給傳達室。后來我們得知，在這之后的第四天，正好是我父親的生日，主席看到了我們的信并在信上批示：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應按革命干部對待。這個消息被機關造反派封鎖，我們在很久之后才知道。
　　問題解決之后，我調回北京、三弟小軍參軍和四弟小建上大學才成了可能的事情。之前這些事情都是沒有希望的。但是父親的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而是又經歷許多曲折。
　　1978年12月份，給父親正式平反的追悼大會在八寶山召開，父親的問題才算徹底解決。這時，距離父親去世已經過去八年了�！�
　�。ㄘ熑尉庉�/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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