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張治中”這個名字，人們往往會想起“和平將軍”這個詞，也會說，他為什么在國共兩黨都能有極好的人緣？都能吃得開？ 　　的確，父親一生與國民黨、與蔣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他是蔣介石的八大親信之一，兩人有上下級關系，也有朋友之誼，父親能夠向他多次上“萬言書”，遇到極為不平的事情甚至會當面質問，連鄧演達都說父親：“你真膽大！”父親長期置身于國民黨最高決策層，跟隨蔣介石二十年，卻從未參加一次反共內(nèi)戰(zhàn)，而是以獨特的身份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chǎn)黨主要領導人交厚。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來伯伯就不用說了，“文革”中曾保護父親免于迫害，周伯母也說過：“我與文白先生自1925年在廣州相識以來，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
　　我想說的是，我父親追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革命道路，讓人看起來似乎是一帆風順。其實，父親早年經(jīng)歷了那個時代知識青年所經(jīng)受的痛苦掙扎。他多次在安慶、揚州之行中極其艱難地謀出路，終于在多次失意中磨礪而出，找到工作，最后才機緣巧合，受到蔣介石的重用。
　　相比之下，我出生的時候，父親雖然還在上軍校，但是隨后逐漸身居要職。我的成長經(jīng)歷可謂一帆風順，讀名校、隨父親輾轉各地繼續(xù)學業(yè)，沒有多少值得稱道的事情。
　　
　　輾轉多地，歷盡艱辛，父親終于當上了警察
　　
　　父親1890年生于安徽巢縣洪家疃。故鄉(xiāng)洪家疃是他人生的拐點和心靈的棲息之所。每逢人生不如意，他就會回來休養(yǎng)，在祖父母的墓廬里靜坐思索。
　　晚年時父親回憶童年生活時感慨地說：那是“我認為最受磨難而同時最有進益的時代”。父親十四歲考秀才時名落孫山。由于家境十分清寒，為生活所迫，父親不得不去一家雜貨店當學徒，偶然看見一張包雜貨的《申報》上刊登有“安徽陸軍小學招生”的消息，他欣喜若狂去報考。
　　父親拿著祖母七拼八湊籌來的二十四塊銀元，獨自外出闖蕩。臨行前，奶奶讓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寓意是在今后的歲月里，要能夠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只有歷盡艱苦，才能成人立業(yè)。
　　這年，父親十六歲。
　　“咬口生姜喝口醋”是父親的人生格言，也是他教育我們時常說的話。父親的經(jīng)歷，幾乎都打上了這句話的印記。無論是青年時遭遇不公落榜，還是后來當“備補士兵”和“備補警察”時食不果腹，抑或是在戰(zhàn)場上浴血奮戰(zhàn)，靠的都是這種嘗遍苦辣酸甜的堅韌。
　　后來，父親請國民黨元老、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將這句話寫成一塊橫匾，以省身心。父親對我說：“我之有今天，是由于這一句話的賜予。不但我永遠不能忘，我的兒女也應該永遠不忘，我愿我的子子孫孫，都永遠記住這一句格言和遺教�！�
　　父親步行七天，走了三百多里路到省城安慶。當他打聽到安徽陸軍小學招生的具體情況時，他大吃一驚，原來學校分到巢縣的名額只有一個，早就已經(jīng)內(nèi)定給了巡撫衙門的關系戶了。
　　結果可想而知。
　　上安徽陸軍小學的希望落空了，可是父親不死心，他滯留在安慶等待機會。父親的同伴中有兩位是唐啟堯的本家。清朝末年，每個省都有個督練公所，唐啟堯是督練公所的總辦，人稱“唐軍門”。
　　就這樣，父親為了省錢就沾了同伴的光，棲身在唐啟堯公館。雖然同伴提前返回家鄉(xiāng)，但是父親沒有準備回去，繼續(xù)住在唐公館里。
　　父親不是白住，他要陪著“唐二少爺”讀書，同時準備第二年再報考安徽測繪學堂。唐啟堯的二哥是一個秀才，有一天，他來到唐公館，看見父親這個陌生的鄉(xiāng)下人，大聲質問他：“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爺，你這窮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公館嗎?”
　　父親當時聽了他的話猶如晴天霹靂，他羞憤交加。后來父親說：“我寧可流浪死、漂泊死、凍死、餓死，也不能受人欺負�！�
　　他決定走了。
　　就這樣，父親帶著悲憤離開了安慶。
　　出走安慶后，父親不知何去何從，他想到了揚州十二圩的遠房親戚。
　　父親曾經(jīng)去過一次揚州。
　　那是父親考秀才落選而又無力進學堂的時候，他聽說揚州要辦一個隨營學堂，便到十二圩去投奔父親祖母家一個姓洪的遠房親戚。按照輩分，父親應該喊他表叔。
　　這位表叔是一名哨官，常帶著舢板船，領幾名兵丁，專門負責保護鹽務。
　　開始，這位表叔對父親還是不錯的，但是父親報考的隨營學堂始終沒有開辦，他對父親便漸漸冷淡起來。父親說自己當時吃的是“冷眼飯”，而且吃不飽。他有時候一個人坐在船頭，對著河水落淚。
　　最終，他聽從表叔的勸告回家了。
　　在離開十二圩時，這位表叔在給他旅費的同時，還給了他一張賬單，把曾給父親用的零花錢和伙食費一起算足，共十三元錢，還讓父親寫下一張“借條”。父親回到家的第二年，這位表叔就派人拿去找我爺爺要去了。
　　有這么一段經(jīng)歷，可以說，如果不是萬不得已走投無路，父親絕對不會再去十二圩。但是，父親還是來了，他想知道隨營學堂到底開沒開。可是，到了揚州之后，他發(fā)現(xiàn)隨營學堂還是沒有開辦。
　　父親進隨營學堂的希望又一次成了泡影。
　　無路可走的父親決定去當兵，那樣至少有個落腳的地方。
　　他來到當?shù)氐柠}防營，可是這個營里沒有正額兵可以補，他只謀得了一個“備補兵”的資格。
　　這是個可憐的兵種，根本沒有兵餉，父親的吃住都成問題。
　　吃飯是要自己出錢的，叫做“打伙食圈子”。父親唯一的辦法是去當鋪當東西。最初是當衣服和零碎東西，后來都當光了，就當汗褂子。有一次，父親去十五里外的儀征縣城跑了一個來回才當了四毛錢。
　　住宿也很麻煩，雖說是住在兵營里，但是沒有固定的鋪位，遇到哪個鋪位是空的，他就補上去睡。如果沒有空鋪，就睡不成了。父親曾感慨地說，每天晚上，他總是抱著一床被子，到處找地方睡，清晨又抱著這床被子離開。
　　備補兵沒有正式的工作，當正額兵有其他勤務離開后，就代替人家站崗或者跟隨正額兵去上操。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正額兵出了缺，就有補上去的機會了。但這個機會并沒有出現(xiàn)。父親在鹽防營干了三個月，決定離開。
　　從十二圩出來，父親第二次去了安慶。
　　這是因為他聽說安慶測繪學堂招考。但是，他到了安慶之后發(fā)現(xiàn)這個學堂并沒有招考。他住在一個很小的旅館里，漸漸就維持不下去了。
　　無奈之下，父親決定去參加安徽新軍。
　　可是，父親投新軍并沒有成功。那時候，當兵也是要有一套手續(xù)的，不是說當就能當。征兵是由地方保送的，父親沒有這些手續(xù)，無法去辦，當兵又沒當成。
　　無奈之下，父親只好去尋些小事情做，但是小事情也找不到。最后，他不得已補上了個測繪學堂的傳達。
　　父親住在測繪學堂的門房里，一面當傳達，一面等待測繪學堂招考的機會。他負責引導賓客或學生，登記收發(fā)分轉公文信件，這個“聽差”的工作對滿懷抱負的父親來說是個非常苦悶的差事。
　　他想，新兵當不成也就罷了，現(xiàn)在當起了一個類似聽差的傳達，還不如去當一個警察。但是，按照當時的警察制，要想當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經(jīng)過“備補警察”的階段。別人請假不站崗的時候，父親就去替人家站崗。每站一次是三個小時，每次四十文。
　　他曾經(jīng)告訴我說：“安慶人家普遍燒蘆柴，我住在警察分局時，連睡的地方都沒有，巡警局的廚房也是燒蘆柴，堆在廚房的一角，我晚上就倒在蘆柴堆上睡覺。最怕的是夜間站崗，正額警察請假偏偏常在夜間12時到3時，或凌晨3時到6時。那時正是冬季的寒夜，夜間起來很冷，衣服不全，直打冷戰(zhàn)，但也只有咬緊牙關，從蘆柴堆里爬起來，穿著一套別人的半新半舊的制服，挾著一根不長不短的木棒，孤零零站立街頭，冷對著一片凄涼暗淡的夜景，真是百感交集，不知不覺地想到茫茫人生，我總不能就這樣下去吧？”
　　父親總是這樣問自己，他有抱負，但接二連三的挫折總是在打擊著他。
　　兩三個月后，他還是沒有能補上一名正式警察，測繪學堂招考的消息仍然遙遙無期。這時，父親的一個同學方若木來信，說揚州有個巡警教練所在招考。父親離開安慶去了揚州。
　　在揚州，父親通過了考試，順利地進入巡警教練所。巡警教練所只有幾十名警察學生，教學生當警察的規(guī)矩和知識。三個月后，父親終于補上了一名正式的警察。過去“備補兵”、“備補警察”的痛苦經(jīng)歷依然歷歷在目。
　　難掩喜悅，他提筆給家里寫了封信，把這個“天大的”好消息告訴了家里。
　　正式警察的任務也要站崗，但是與以前不同，父親這次是站自己的崗，這是何等喜悅的事情。執(zhí)勤警察的業(yè)余時間比較多，別人都用來逛街、打牌，而父親則埋頭看書。父親有個習慣，就是“撿字紙”，每看見帶字的紙張都要撿起來看看。有一天，他在街道拐角處墻上看到一則廣告，英算專修科夜班招生。這樣，父親除了站崗之外多了一個任務，那就是利用業(yè)余時間學習英語。
　　
　　父親選擇接受媒妁之言的婚姻
　　
　　突然有一天，在揚州當警察的父親接到祖父母叫他回家的來信。
　　祖父母告訴他，在同村為他定了一門親事。祖父母還告訴他，新娘叫洪希厚。祖父母最后說，回來完婚吧。
　　這封信落款是1909年。
　　母親后來告訴我，這一年她十七歲。
　　按照洪家疃洪張兩姓聯(lián)姻的習俗，母親嫁給了同樣來自貧寒人家的父親，彩禮是一串二十多枚的銅錢。
　　父親接到來信后，毫不猶豫地請假回家完婚，他知道新娘沒有文化，可能不認識字。但出于對父母的孝順和對傳統(tǒng)婚姻的恪守，他沒有反對這門婚事。
　　完婚后，父親一個人返回了揚州，母親沒有同往。
　　1915年，爺爺、奶奶相繼在十天內(nèi)去世。父親當時還在保定軍官學校讀書，聽信匆忙回家奔喪，而一切善后事情都由母親來操持。料理完雙親的后事后，家里已經(jīng)是家徒四壁了。父親最放心不下只有七歲的小弟文心。母親無奈只好帶著文心回娘家生活。直到1921年，父親到上海大學讀書，他們才得以團聚。
　　我出生在這年的4月。
　　媒妁之言的婚姻沒有影響到父母的幸福，母親陪伴父親直到她1969年去世。任何時候，只要不打仗，我們?nèi)�家就要在一起�?
　　1929年，父親在南京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到任不久，他發(fā)現(xiàn)有的學員出入秦淮河畔的煙花柳巷，吃喝嫖賭，軍紀松弛。他素來對這種舊軍隊的陋習很反感，但是他沒有采取強制手段，決定通過自身的婚姻現(xiàn)狀去教育學員。他要求召開一次全體學員大會，特地請母親參加。
　　會上，他對學員說： “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經(jīng)常逛窯子、嫖女人，認為有錢有勢了，就可花天酒地，胡搞亂來，這不好。論軍銜，我比你們高；論薪餉，我比你們多，可我就沒有這樣的行為�！�
　　說到此，他指著衣著樸素的母親說：“這就是我的夫人，她雖然沒有文化，但我愛她，結婚二十年了，我從沒有嫌棄過她，我們也從未紅臉、口角。這么多年來，我從未尋花問柳，更沒有添房納妾，這些，我夫人可以作證�！�
　　經(jīng)過這次“夫人作證”的講話，軍校學員中的浪蕩行為收斂多了。
　　母親是一個一字不識的農(nóng)村婦女。父親一生對母親這樣一個農(nóng)村婦女，始終不離不棄，兩人相守六十年。
　　有人說國共兩黨高官中，唯有兩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產(chǎn)黨有周恩來，國民黨有張治中。究竟是不是這樣，我沒有特意去考證過。
　　母親沒文化，到北京之后因為要參加會議，才學會寫自己的名字，是父親教她寫的。因此，當時國民黨中不少要員都和父親開玩笑，勸他另娶出身高貴的小姐。而當時高官家庭連娶三妻四妾并不鮮見。但父親卻說：“她是我孩子的母親，也是我的家鄉(xiāng)人，拋棄了她，我將來何以向子女交代，何以面見家鄉(xiāng)父老？”
　　母親一生對父親的工作不亂發(fā)表意見。但有一次，母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是父親準備赴淞滬抗日戰(zhàn)場，他的四弟張文心也將前往。
　　前面說過，文心四叔七歲時即由母親帶大，母親對父親說：“開戰(zhàn)時，讓文心留在你的身邊，好嗎？”
　　對于母親的這一請求，父親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來，是不分前后的。這次去上海，我已有了死的準備，作為一名軍人，文心也應當如此。”
　　
　　父親想將來當一名正式軍人
　　
　　辛亥革命的消息傳來后，父親離開揚州去上海投了學生軍，準備參加北伐。本來，他可以參加上海的警察隊伍，但是警察的滋味已經(jīng)嘗過了，他不想當了。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組成南京臨時政府，上海學生軍奉命調(diào)往南京進行改編。父親被編入陸軍部入伍生團第一營。
　　父親晚年回憶說：“（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打仗，就是北伐，打死了是光榮的；如果不死，希望可以進陸軍學校，將來當一名正式軍人�！�
　　但是，父親打仗拼一死的決心讓他陷入了矛盾，他想起祖父母遭受的苦難和對他的養(yǎng)育之恩，一想到這心里就徒生悲痛。有時候，他在寫家信時邊寫邊哭，信也寫得很長，簡直是“以淚代墨”。
　　但這不是父親悲傷的全部。
　　一個偶然的意外，讓父親差點被開除。
　　有一次，父親與一些同學在操場上學踢足球，被一個同學用釘鞋踢破了腿，出血、化膿，課也不能上，操也上不了，父親好生著急。
　　連部曾經(jīng)開會，說鑒于張治中久未上操，主張開除。幸虧當時父親表現(xiàn)好，有幾個排長不主張開除。這條腿到了晚年也沒有好利索，父親時時感嘆說：“這一條爛腿，險些誤了我的前途。”
　　接著，南北和議告成，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入伍生團準備編入陸軍軍官學校，調(diào)入保定。
　　1912年冬季，由保定南下，南京入伍生團被送到武昌南湖，父親來到武昌第二預備學校入學，學校的前身是前清陸軍第二中學。巧合的是，1926年底至1927年，父親在這所軍校的舊址上辦學兵團，他將校舍翻新，配置了發(fā)動機，決定要“重興南湖”。
　　1914年11月10日，父親從陸軍第二軍官預備學校畢業(yè)后，分配到保定入伍。1915年祖父母相繼去世，父親還沒完成學業(yè)，祖父母也沒看到父親的未來。
　　我出生時，父親在完成入伍的一段時間后，升入正式的陸軍軍官學校。1915年12月，在國會、民眾請愿團、籌安會和各省國民代表的推戴下，恢復了君主制，建立洪憲帝國，行君主立憲政體，把總統(tǒng)府改為新華宮。
　　在學校，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后，與同學們都感到奇怪：“怎么又有人做起皇帝來了�！彼麄兏械綉嵟�而困惑。
　　1917年，孫中山先生率海軍赴粵，樹起護法運動的旗幟，父親到廣東追隨孫中山先生。
　　不久，父親參加了征閩戰(zhàn)役。他加入滇軍第四師第八旅，任上尉差遣。實際上，父親沒固定工作，是個編外人員。
　　父親曾說自己的辦事能力在送子彈這件事情上有所顯現(xiàn)。他奉命運輸子彈，由幾百個挑夫挑著，走的是旱路。當時，父親沒有一點運輸事務的經(jīng)驗，但是他沒有遺失一箱子彈，也沒有一個挑夫逃跑。他穿著草鞋，從隊首走到隊尾，從隊尾走到隊首，鼓勵、招呼、勉勵挑夫。長官后來嘉獎他能干。
　　
　　一生五次大難未死
　　
　　成為軍人，也意味著危險。父親曾多次說，一生中曾五次大難不死，這是他多次口述，然后秘書記錄下的一些歷險經(jīng)過：
　　第一次是在駐粵滇軍第八旅當警衛(wèi)隊長的時候，帶了一班弟兄跟從旅長伍毓瑞將軍去對一營剛改編的官兵講話。話才說了幾句，他們就鼓噪嘩變起來。伍旅長由幾個衛(wèi)士保護脫險。我和這一位營長站在廣場中間，當幾百支槍亂行射擊時，這位營長把我往地下一推，大家都匍匐在地。變兵開槍達十多分鐘之久，相去不過二十米左右，槍彈像雨點般不斷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當時只有束手待斃，但等到變兵槍聲停了，我和這營長站起來，居然沒有絲毫受傷。
　　第二次是在粵閩交界的黃岡，彼時我已調(diào)任連長。我軍進攻駐閩的北洋臧致平軍隊，戰(zhàn)況非常吃緊。我奉命帶了一連人掩護左翼，占領了一小山，和敵戰(zhàn)斗。到拂曉便帶了弟兄們沖鋒，目的是要把威脅我們左翼的敵人驅逐走。從山上沖到山下，又經(jīng)過一道水田，攻到對面小崗上一個長方形菜園。誰知敵人仍頑強不退，而且三面把我們包圍起來。戰(zhàn)況激烈，在我左右的弟兄連傳令兵都傷亡殆盡，我渾身都濺染了鮮血，但終于把敵人擊退，我也并沒有受傷，而我的勇敢自此得名。
　　第三次是駐在潮州城外，我已當了營長。桂軍劉志陸（汕頭鎮(zhèn)守使）和北方勾結，夜里派兵把我團包圍。我營各連是分散駐扎各村的，最初聽到槍聲還以為是誤會，倉促間無法應付，我率領了守衛(wèi)營部的幾個弟兄沖出去，到了一個小山上。誰知側面相距很近的小山頭也早被敵兵占據(jù)，突然向我們密集射擊，我?guī)缀踹B跑帶滾滾到背后山腳下，只剩了一個衛(wèi)兵。跑到團部時，全團已被繳槍，團長也在那里。
　　第四次是在四川宣漢縣，我當川軍獨立旅參謀長。其中一團長叛變，事前毫無所悉。叛兵圍了旅長林光斗將軍的公館，出其不意地把他打死了。另一批叛兵到司令部來找我。那是一間民間的樓房，我剛好微感不適，在樓上和內(nèi)弟洪君器閑談，突然聽到門口人聲鼎沸，雜以槍聲，情知不妙。洪攙著我從樓上窗口往后墻外跳下去，沿著城墻走到郵政局里。局長范眾渠是素來熟悉的。再由他去告知陜軍留守處（此處陜軍陳樹藩部已入陜）林黃胄參謀（也是保定軍校同學），把我接去藏起來。叛軍到處搜索，風聲很緊，不得已扮作傷兵混在陜軍傷病隊里出城，經(jīng)萬源入陜，始脫險境。
　　第五次是“八一三”抗日之役，敵人從我左側背獅子林登陸，已到我軍左側后方，如果被包圍之勢一成，我軍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為了抽調(diào)部隊迎敵并安定正面軍心，在敵機不斷轟炸下，我還是坐了車到前線去。中途敵機來往太緊了，便棄車步行。半路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我就改乘他的自行車到了八十七師司令部，剛到那里，敵機又集中轟炸，我躲在園內(nèi)毫不堅固的假山洞里。一位同志還拿來鋼盔給我戴上。炸彈不停地落下，假山四面的大樹斷了，洞前后左右都落了彈，大家都笑著說：“這是日本鬼子來歡迎總司令的吧！”
　　以上都是較大的驚險，小驚險就更不必說。我是個革命軍人，為了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這些驚險也不過是我的奮斗生命中幾個小小的波折罷了。
　　其實，父親遭受到的危險當然遠不止這些。在警衛(wèi)隊的時候，他有一次站在山頭上偵察敵情，山下是個小河，河對面就是敵人。他正在拿著望遠鏡?望的時候，對面的敵人發(fā)現(xiàn)了他，槍彈連續(xù)地打了過來，有一顆子彈擦耳而過，從他身后的衛(wèi)士和傳令兵身上穿過，一個從腦袋穿入，迸出腦漿而死，一個從嘴邊穿入，打落了牙齒，而父親并未中彈。
　　父親作戰(zhàn)勇敢的名聲逐漸就高漲起來了。
　　他很快從隊長升為連長、營長。他帶兵，無論到什么地方，決不帶行軍床，只是隨身帶一件雨衣，等到士兵都睡下了，他才躺在士兵們的空當里睡下。
　　他自己也說：“在作戰(zhàn)時總是站在第一線前面。無論行軍、宿營，一概以身作則。無論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頓好，勤務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飯當然更是同在一起，兵士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對士兵作精神層面的講話，鼓勵他們，并且經(jīng)常關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紀律情形，所以這一營兵帶得很好�！�
　　就是在父親所說的第三次大難不死那回，他被繳械了后，被迫上船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到友人羅天骨的一封來信，隨后就入川去了呂漢群的第五師，被任命為少校參謀。
　　后來，劉湘反攻成都，呂漢群敗退，父親回到了家鄉(xiāng)。然后，他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又見到了呂漢群，呂漢群建議他再次入川�！靶麧h事變”后，父親一路歷經(jīng)千辛萬苦，再次回到了家鄉(xiāng)巢縣。
　　經(jīng)歷了兩次入川、兩次出川的打擊后，他的思想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沒想到四川的情形是如此的復雜，根本摸不清楚川軍的勾結和陰謀，自己也差點在里面搭上了性命。
　　
　　父親得到蔣介石賞識，開始步入國民黨軍事陣營
　　
　　父親的求學之路非常曲折，好不容易上了保定軍校，可自1916年保定軍校畢業(yè)后，他仍然長期郁郁不得志，奔走于粵、閩、川之間七八年，苦頭吃得不少，經(jīng)驗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際遇。
　　在家鄉(xiāng)休養(yǎng)了兩三個月后，他先去了福建，后來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學選課學習，主要是學習俄文。
　　當時教俄文的是著名的共產(chǎn)黨員瞿秋白。父親曾經(jīng)找瞿秋白談了一次話。那時候，上大是染著紅色的，校長是于右任，副校長是邵力子。
　　在上海，父母帶著大弟弟一真租住在法租界的一個樓里，每月的租金是十六元。他把一間小房子用布隔開成兩間，一間是臥室，一間是書房兼客廳。在這里，連學費和交通費在內(nèi)，一個月要花費五十元左右。
　　但是，父親在上大并沒有讀到畢業(yè)。
　　此后，他兩度入閩。
　　父親說：“第一次入閩是正在許崇智、黃大偉進入福州的時候；第二次入閩是隨著他們會師廣東，討伐陳炯明的時候�！�
　　就在這時候，我的曾祖父張邦棟去世的消息傳來了。父親回家奔喪，辦完喪事后，經(jīng)濟上已經(jīng)是捉襟見肘，無法再回到上海大學繼續(xù)學業(yè)，他受邀去廣東幫桂軍辦軍官學校。
　　在廣東東莞虎門，父親創(chuàng)辦了建國桂軍軍官學校。這是他著手從事軍事教育的開端。1924年，學校從虎門搬到廣州，此時，孫中山赴廣州，蔣介石正任黃埔軍校校長。
　　蔣介石從保定同學口中得知我父親善于用兵，勇于作戰(zhàn)，是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便邀請他到黃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代理總隊長，授銜上校。從此，父親步入國民黨軍事陣營，而蔣介石對他可謂有知遇之恩。
　　其實，父親一開始并沒有接受蔣介石的邀請。但是蔣介石仍然任用他為軍事研究委員會委員，父親曾說：“這是我同黃埔第一次發(fā)生關系。”
　　在黃埔軍校召開各種軍事訓練會議時，父親都積極參加，獻計獻策，初步得到蔣介石的賞識。1924年12月，他正式進入黃埔，從此開始了受蔣介石重用的漫長人生。
　　1924年年底，桂軍軍官學校剛結束，黃埔第三期學生開始入伍，蔣介石便把父親調(diào)為入伍生總隊任代理總隊長。1925年2月，廣東軍政府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蔣介石自任東征軍總指揮，調(diào)父親任東征軍總部上校參謀。東征戰(zhàn)斗激烈，東征軍取得決定性勝利，父親因此立了戰(zhàn)功。不久，國民黨黨軍第二師成立，蔣介石自兼師長，以王懋功為副師長，父親為參謀長兼廣州衛(wèi)戍司令部參謀長。
　　接下來，父親一人身兼八個職務。
　　蔣介石先后委任父親為航空局局長、軍事處處長、航空學校校長、黃埔軍校第四期入伍生團長。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改組，父親被推選為執(zhí)行委員。黃埔軍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礎上成立軍官團，父親被任為軍官團團長。
　　那時候，母親說，這么多的職務讓父親疲于奔命，他一天到晚坐汽車、坐小汽艇，往來于廣州與黃埔之間，忙得連中飯、晚飯都不知道什么時候吃，常常到深夜12點才想起來吃晚飯。
　　父親也不想兼任那么多職務，就想辦法推掉了一些。1926年初，父親回到黃埔專任第四期學生軍官團團長。
　　隨著北伐軍攻克武昌，國民革命的中心也由廣州轉移到了武漢。蔣介石要成立新的部隊，他委任父親辦學兵團，培養(yǎng)可以供應三個師的班長和基層干部。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在武昌南湖成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任命父親兼任分校的教育長，學兵團也成為分校的一部分。十二年后，父親又回到了當初的求學地，只是當時他是這里的學生，現(xiàn)在他是這里的“主人”了。
　　
　　父親內(nèi)心的掙扎和最終的抉擇
　　
　　父親到校不久，武漢與南昌方面的斗爭便日益激烈。1927年1月，蔣介石發(fā)電報讓父親到南昌，單獨跟他在一間辦公室里談了半天。
　　當時蔣介石對鄧演達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一見父親就表達出對鄧演達的不滿：“他（鄧演達）挖苦我，他還是本部政治部主任�！�
　　當明白父親依然是站在擁護自己的立場上時，蔣介石比較滿意。
　　不過，父親仍為鄧演達申辯：“這是他的一時沖動，如你能約他來南昌面談，誤會自可冰釋。”
　　蔣介石反問：“你真的主張我約鄧來嗎？他肯來嗎？”
　　父親回到武漢后，鄧演達就打電話到家里來找他，然后來到我們家。父親留鄧演達一起吃了晚飯。
　　聽父親說，鄧演達對他的南京之行很有疑心：“是不是總司令要你來監(jiān)視我？我預備辭掉一切職務，請你來接收吧。”
　　父親勸鄧演達不要懷疑，最后連蔣介石的談話內(nèi)容都告訴他了，勸說他：“總司令對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當面談談，絕無問題的�！�
　　鄧演達說：“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請他扣留嗎？”
　　父親說：“為什么誤會到這步田地？絕不會有這種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起去。”
　　“一起去也不想干。”鄧演達說。
　　到3月份，武漢的討蔣大會開過，蔣介石又急電召父親去南昌，他告訴父親：“免得你在武漢當俘虜。你趕快回去，把學兵團帶出來，軍校的學生不容易帶出，就不帶。”
　　父親回到武昌告訴鄧演達，要帶出學兵團到江西東征，鄧演達說：“那不行！政治分會已經(jīng)有命令了，學兵團當然不能帶走，同時要你辭掉學兵團團長和軍分校教育長的職務�！�
　　鄧演達還讓父親就在他家里寫辭職文稿。父親非常冷靜，他說：“辭職是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會辭。我是學兵團團長，應該向總司令辭；我是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應該向校長辭。”鄧演達同意了，但是父親事后發(fā)現(xiàn)，他寫給南昌總司令部的電稿，鄧演達并沒有發(fā)出。
　　當時，父親內(nèi)心非常矛盾，要論政治主張，他應跟著鄧演達走；但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又決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背叛蔣介石。
　　3月下旬，在辭掉學兵團團長和教育長職務后，父親無法在武漢繼續(xù)停留，黯然離開武漢去了上海。他來到蔣介石住處，發(fā)現(xiàn)陳銘樞等不少人都在座。
　　蔣介石見到父親時，笑著說：“啊!文白也來了。”言詞間流露出對父親的滿意。
　　蔣介石從上海去南京，要父親也一同前往，但他想利用這個機會到海外看一看，所以逗留上海。蔣介石到南京以后，親自致電父親，以“黨國危亡，人才缺乏”為由要求他一定前往南京。
　　就在這個時候，我的舅舅洪君器因為策動學兵團投蔣在武漢慘死。
　　因此，父親推遲了原定的出洋計劃，去了南京。
　　蔣介石到南京后，要在大本營內(nèi)籌設一個軍訓機構軍事訓練處，也就是以后訓練總監(jiān)部的前身，由父親負責。
　　后來，父親談起這段經(jīng)歷時說，在組織完訓練處的工作后，蔣介石卻迫于形勢，宣布下野。
　　在蔣介石晚上離開南京，父親送他上車之際，蔣介石叮囑父親說：“你沒什么，還是留在南京好�！钡�是父親不愿意摻和糾紛，辭去了訓練處的工作，并準備出國考察。
　　父親出國前抵達上海時先給蔣介石打了個電報，告訴他已經(jīng)到上海了，實際上是與蔣介石辭行的意思。
　　蔣介石回電說：你來溪口一趟吧。父親隨即準備了一個綱要，列舉了蔣介石在國共關系問題上的態(tài)度及對第七軍的處理等重大事件上的過失。
　　到溪口過了一兩天，父親便在文昌閣的涼臺上與蔣介石暢談。父親回來告訴母親，這次長談，是一次爽快的談話。
　　兩人談話的目的是總結過去、分析得失。蔣介石認為父親的建議頗有見地，比如用人不當?shù)龋�所以頻頻點頭，但也對一些父親所不知道的事情原委加以解釋。
　　父親在溪口住了一周，陪同蔣介石長聊的只有父親和吳忠信兩人。這段經(jīng)歷，父親最感到愜意，他是個喜歡提建議的人，如果別人聽得進去，他當然高興了。還有一次是中山艦事件的時候，父親與鄧演達、惲代英、高語罕一起被人稱為“黃埔四兇”，他因為赤色的嫌疑而被下命令逮捕，但是后來，命令中途撤回了。父親知道后，非常惱火，他與鄧演達一起去見蔣介石，問他：“校長這種做法，是否顧慮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
　　蔣介石聽父親說了一大通后，沒有生氣，而是語氣平和地說：“事情已經(jīng)解決了，沒有什么，一切都過去了，以后沒有問題。大家好好地做吧！”
　　出來后，鄧演達虛驚一場，對他說：“你真冒失，真膽大！”
　　父親在1927年底出國考察，歷經(jīng)歐、美、日各國，歷時五個多月。
　　其實在父親辦好出國手續(xù)時，蔣介石已經(jīng)在籌劃復職東山再起了，所以讓父親暫時別出國。但是父親有自己的想法，他對當時的國民黨內(nèi)部矛盾錯綜復雜感到焦慮，對國家的前途和革命事業(yè)感到迷茫。
　　他自己也說：“心里沒有一天寧靜，所以極想擺脫一切，離開現(xiàn)有環(huán)境，到外國去換換空氣，并從事學術的補充，同時把頭腦做一番整理檢查工作。”
　　后來我出國的時候，父親說起這次出國，他是一個人孤單單地去海外的，沒有帶同伴也沒有帶翻譯，乘坐的德國船上只有他一個中國人。當父親抵達菲律賓時，他受到了華僑和領事的歡迎和招待，他們請父親演講，父親的照片和演講內(nèi)容也登上了當?shù)氐膱蠹�。父親開始還很詫異，他一直不把自己當做名人看待，但是報紙上說他是中國的一位有名的將軍。到新加坡也是這樣，他一上岸就被華僑圍起來了。當時，海外有一大批支持革命的僑胞，從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到支持北伐，還有后來的支持抗戰(zhàn)，華僑與中國革命休戚相關。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父親真是個刻苦用功的人。由于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比較多，他沒有選擇在柏林就讀，而是坐幾個小時的火車去了德累斯頓。他住在德國人的家中，這戶人家只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和她的母親。在與她們一起吃飯時，父親用德語與她們會話。她們夸他的發(fā)音很標準。
　　父親說自己在德國一天到晚翻字典、讀德文文章，還寫寫德文文章，一直在學習，沒有閑暇的時間。由于這個城市離柏林不近，父親也沒什么聚會和應酬，學習起來進步很快。父親學習外文一輩子，刻苦學習過俄文、英文、德文。
　　蔣介石舉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搗北京，多次來電召他回國。父親雖然計劃在德國學習五年，但是蔣介石要其參加北伐，他也不能不回去。
　　北伐軍進展神速，等到父親從國外回到南京，北伐大業(yè)已經(jīng)完成。
　　蔣介石委任父親為軍政廳長。不久，軍事委員會改組，軍政廳改為軍政部，馮玉祥任軍政部長。蔣介石定都南京后，軍政業(yè)務大為發(fā)展。
　　此時，黃埔軍校在廣州辦到第七期，遷來南京，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其體制、組織、課程、人事大體沿襲黃埔而大加發(fā)展，骨干仍為黃埔?guī)熒�，由何應欽主持，主要任務是為蔣介石培養(yǎng)大批軍事干部。
　　父親提出：如果讓我回軍校，情愿當一名隊長。蔣介石也知道，張治中對軍事教育向來有經(jīng)驗、有興趣、有辦法，便應允了。
　　從1928年秋至1937年春，父親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整整十年，將全部精力和時間都投入軍事教育上，使中央軍官學校由無到有，由小到大，成為一個具有現(xiàn)代設備以及人才濟濟的軍事教育機構。加上之前1924年開始辦學，父親培養(yǎng)了大量的軍事人才。
　　父親一輩子不是帶兵就是從政，不是從政就是辦教育，但是他帶兵的時間很少，從政的時間也不長，而辦教育的時間很長。受父親的影響，我后來去英國留學，選擇的是學教育。在這十年期間，父親得以避免參加反共內(nèi)戰(zhàn)。但是，他曾作為第五軍軍長參加了淞滬“一?二八”抗日之戰(zhàn)，作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參加了“八一三”抗日之役。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只有少數(shù)人始終沒有直接參加過反共內(nèi)戰(zhàn)，父親是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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