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會”期間，都有代表、委員提出一些出乎意料的提案、議案。雖然為數(shù)不多，但因其怪誕、荒唐而令人矚目，社會反響也很大。這兩天，全國政協(xié)特邀委員、深圳富源集團董事長繆某就提出應(yīng)制定《從政道德法》，并建議為防止公務(wù)員大吃大喝，公務(wù)員的體重也要控制。（3月4日《新京報》）
　　治國首在治吏，而整飭吏治的關(guān)鍵在于建立、完善制約監(jiān)督機制，將公職人員行使公共權(quán)力的行為約束在法律和道德的規(guī)范之內(nèi)。從這個意義上講，效仿歐美發(fā)達國家的做法，制定《從政道德法》，對公務(wù)員的行為作出道德上的規(guī)定和限制，是一個好的想法。但是，“病因”找到了，“藥方”卻千萬不能開錯，否則耽誤了治病不說，還會落下笑柄，嚴重的還會導致“病情”加重。
　　在我看來，“體重反腐論”就是這樣一個貽笑大方的怪“藥方”�？娢瘑T賦予公務(wù)員的體重與其廉潔度之間的高度相關(guān)性，等于是說，公務(wù)員廉潔與否，是否大吃大喝，體重是一條重要的依據(jù)。因此，控制公務(wù)員的體重自然也就可以加強官德建設(shè)。
　　毋庸諱言，體重超標的原因很多，大吃大喝可能導致體重增加，吸收能力強、運動量過小、肥胖基因等，也是超標的禍首。比方講，筆者是體重超標之人，但那是因為咱天生喜靜不好動，吸收的能量儲存過多，是個“喝涼水也長肉”的命。要是繆委員因此判斷我有不廉潔之嫌，豈不是冤枉人了嗎？
　　反過來說，體重控制在適當范圍內(nèi)的人，不是腐敗分子的可能性是不是就更高呢？據(jù)說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上層人士中胖子并不多，大多數(shù)的胖子都屬于生活條件不太好的，因為他們經(jīng)濟條件差，飲食方面沒有挑肥揀瘦的余地，不加節(jié)制，也沒有瘦身的條件。某種程度上，中國人也是這樣。真正的腐敗分子是最有條件講究生活質(zhì)量的，他們可以健身、桑拿，大筆的費用忙著減肥，控制體重也就更容易實現(xiàn)。如果按照繆委員的邏輯，因此判定他們符合廉潔條件，豈不是讓他們樂得嘎嘎的嗎？如果“體重反腐論”成立，又不知有多少貪官會用多少公款投入到減肥的“黑洞”之中，這難道是繆委員愿意看到的嗎？
　　用控制體重來建設(shè)官德，這樣的提案，用北大法學院一名教授的話來說，確實是“怪”得很。西晉時有位憨皇帝，遇到天下饑荒，百姓餓殍遍地，竟然開出了“何不食肉糜”的賑災辦法來。客觀地說，憨皇帝心地還是善良的，用我們現(xiàn)代人的話來說，動機是好的，問題在于他不了解民情，所以開出的“藥方”荒唐可笑�！绑w重反腐”的提案也頗有點“食肉糜”的味道，動機雖好，但沒有抓住反腐敗倡官德的根本所在，自然顯得怪誕可笑。
　　當然，怪誕的遠不止“體重反腐論”一例，其他的，諸如“紅包和諧論”、“人口準入論”，并不鮮見。透過這些荒誕提案、議案，人們深深感到，少數(shù)代表、委員中存在著脫離實際的傾向，他們的關(guān)注和思考，背離了社會實際，背離了大眾的正常思維和社會的基本良知，離人民群眾的代言人越來越遠，值得警惕。
　　當然，這已是題外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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