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盡管我們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還沒有全面完成，但是，發(fā)達國家從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遽變的浪潮已經撲面而來。 　　“變化的浪潮奔騰咆哮、勢不可擋”，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將這次由計算機引發(fā)的、以高新科技為先導的洗禮稱為“第三次浪潮”。
　　“在信息時代，知識問題就是統(tǒng)治問題”，這樣的說法可能過于絕對；但是，如何迎接人類社會正開始從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或知識社會轉型的“第三次浪潮”，作為一個執(zhí)政黨就不能不從提高執(zhí)政能力的戰(zhàn)略高度，正視這個嚴肅的現實問題。
　　世紀之初，被譽為“處處體現發(fā)展生產力的時代強音”的十六大召開。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主要實踐者和開拓者――高知識群體，被作為一個新名詞在十六大上第一次提出。注意高知識群體的入黨問題也被寫進了十六大報告。
　　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研究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發(fā)展黨員工作。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提出，要“加強”在高知識群體中發(fā)展黨員的工作。從十六大報告中的“注意”到政治局專門會議的“加強”，體現了黨中央對高知識群體入黨問題的更加關注。
　　
　　高知黨員分布圖
　　
　　高知識群體，即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簡稱。高知識群體是一個相對的歷史概念。廣義的高知識群體指相對整個社會群體而言，受過正規(guī)大學教育、掌握相對較多和較新知識的社會群體。
　　但是，經過1998年以來的連年擴招，2005年我國大學的毛入學率已達到21％，在校生超過2300萬人，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型教育進入大眾化發(fā)展階段。如果以廣義的概念來界定，則高等學校95％以上的人員都屬高知識群體范疇，這顯然無法體現十六大提出“高知識群體”的真正用意。
　　根據中組部相關課題研究的說法，“高知識群體”的概念內涵，可以從學歷和職稱兩個指標上把握，應定位在“知識層次高、文化水平高、專業(yè)技能高的在職人員”上。從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出發(fā)，可作如下界定：高知識群體是一個時期內各行業(yè)、各領域中具有較高知識層次、較高專業(yè)技術水平，或取得較大成就、具有較高創(chuàng)造力和較大影響力的人才群體。具體包括：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員，具有高級專業(yè)技術職稱的人員，或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人員。目前估計這個數字應該在400萬左右。
　　從部門分布上看，高知識群體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yè)。2005年，在校研究生已達９７．８６萬人。從行業(yè)分布上看，高知識群體主要分布在科學研究、工程技術、文化藝術、教育衛(wèi)生、新聞出版、經濟和社會事務管理等行業(yè)。從區(qū)域分布上看，高知識群體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經濟發(fā)達地區(qū)。
　　有人用“個性強、業(yè)務忙、工作狂”來概括高知識群體的特點。作為群體，他們對改革開放政策普遍認同和支持，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
　　作為個體，高知識人員在思想上也具有某些共性：一是思維的獨立性特點。他們普遍具有較強的獨立思考能力，習慣于自己觀察分析判斷事物，獨立做出決定，不喜歡“受人左右”，有時顯得有些“清高”。二是觀念的前衛(wèi)性特點。他們普遍善于接受新觀點、新事物，認識比較超前，樂于從事能夠體現時代特征的實踐活動。三是思想的靈活性。他們善于多角度、深層次看問題，思想不拘一格，習慣問個究竟，甚至有時表現得有些“偏激”。四是政治意識上的敏銳性與模糊性并存。一方面是大多數高知識人員關心國家政治生活，關注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并有自己的主見和觀點；另一方面是也有一部分高知識人員對政治“敬而遠之”，存在著“不問政治”，只鉆研業(yè)務的傾向。
　　
　　高知入黨難在哪里？
　　
　　調查中發(fā)現，高知群體中黨員比例比較高，遠高于社會平均黨員比例，一般在50%左右。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106名在職人員中有黨員59名，黨員比例達到了55%；在南京工業(yè)大學，640名教授、副教授中，黨員占到56.3%；在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院75名副教授和教授中黨員比例分別高達61.4%和77.4%。
　　可見，高知黨員在高知群體中的比例逐年提升；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高知人員入黨的熱情不高，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或成見。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高知群體有著豐富的知識積累，政治選擇更加理性，對于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在入黨問題上，往往是“先信后入，不信不入”。他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到底有沒有前途？”等基本理論問題十分看重，在深層次的思想疑惑沒有解開之前，不愿倉促提出入黨要求。在某藝術院校工作的趙老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作為一種信仰，我覺得自己現在還沒有足夠的理由來決定加入這個組織。這并不代表我漠視政治，我很關注社會現實，也在認真思考。也許若干年后，我會改變現在的看法�！�
　　此外，高知群體有重業(yè)務、輕政治的傾向。調查顯示，高知群體中的一些人一心鉆研業(yè)務，對政治不太關心。有的認為，只要業(yè)務上去了，各種名譽、待遇就都有了，入黨不入黨無所謂；有的認為，現在教學科研競爭太激烈，工作壓力太大，業(yè)務方面投入的精力較多，顧不上考慮入黨問題；有的認為，入黨后會議多、約束多，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會影響自己的業(yè)務。還有一些人認為自己年輕時沒有入黨，現在年齡大了再申請入黨，面子上不好看，覺得有業(yè)務上的成績就夠了，因此打消了入黨的念頭。這樣，一些高學歷、高職稱、教學科研成績突出的骨干人才、學科帶頭人，目前還游弋在黨的隊伍之外。
　　黨內腐敗現象也嚴重挫傷了高知群體入黨熱情。記者采訪某大型企業(yè)的一位高級工程師，他自稱從心底是擁護黨的，但如今，屢屢出現的黨內腐敗案件，打擊了他這方面的積極性。有些高級知識分子說，看到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甚至“包二奶”等腐化行為，對自己思想刺激很大，因此，對入黨問題很猶豫。某高校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黨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腐敗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他表示，什么時候黨的隊伍純潔了，他就什么時候向黨提出入黨申請。
　　采訪中，一些青年學者講到，之所以政治熱情減弱，不提出入黨要求，并不是對黨有成見，而是對本單位黨組織的工作有意見，對身邊少數黨員的表現看不慣。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坦言，對周圍一些黨員的表現看不慣，一些黨員入黨動機不純，入黨后由于在升職等方面得不到滿足，便故意搗蛋。因此，他不愿與此類人為伍，即便支部書記屢次找他談話，動員他入黨，他也遲遲未交入黨申請。
　　目前，一些黨組織解決實際問題的手段不多，也減弱了對高知群體的凝聚力。調查顯示，約四分之一的人認為黨支部活動“形式呆板、內容單調、效果差”，約三分之一的人認為“黨內活動是走過場”，“為教育而教育、為活動而活動”，政治說教太多，與個人實際需要脫節(jié)。這些也對黨外高知人員入黨積極性產生了消極影響。某高校的一位老師說，高校老師本來工作就很忙，參加支部的活動，如果活動有所教益還好，但現在看看，無非是聽書記念念文件，看看錄像，內容空洞得很。
　　我們在采訪中發(fā)現，一些高知入黨工作比較落后的單位，一些感嘆高知分子入黨工作難做的單位，大都是黨務工作者自身的素質不高的單位。如一位基本素質不錯但對入黨問題一直報有偏見的高校教師告訴記者，在他讀研和走向工作崗位后，先后有四五位支部書記找他談過話，但談話一般不到5分鐘就結束了�！耙婚_頭，他們都是先表揚我一通，說我已基本符合黨員條件，然后就要我寫個申請書”。試想，這種簡單的工作方式又怎能做通那些有獨立意志、個性較強高知的入黨工作呢。
　　此外，在發(fā)展高知群體的黨員工作中，還存在“上級黨委熱，下級組織冷”和“群體外熱，組織內冷”的矛盾。有的高級知識分子有入黨愿望，希望得到組織的關心和幫助，而基層黨支部組織渙散，甚至連他們的入黨申請書都丟了。
　　如此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急需提高黨務工作者的自身素質，講究思想政治工作藝術和方法，提高工作針對性，方能做好高知入黨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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