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閉幕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將憲法第八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jié)；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xié)定”。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動，接受外國使節(jié)；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xié)定”。
　　修正后的憲法增加了“進行國事活動”，這意味著中國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首腦外交的地位，標志著在未來的中國外交中，首腦外交將會更加活躍，并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憲法是一面鏡子，歷次修憲都反映了包括外交在內(nèi)的國家政治生活變革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確立國家的國體、政體等重大事件。包括國家主席的設立與取消，以及職權的演變在內(nèi)的憲法制定和修正，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國家政治生活的發(fā)展和沿革，關于外交權力的規(guī)定和修訂則反映了中國外交體制和機制的變化。
　　
　�。保梗担茨辏乖拢玻叭�，第一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第一部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jié)；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
　　十年動亂期間，憲政遭到嚴重破壞，國家主席劉少奇遭到迫害，并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含冤慘逝于開封，此后國家主席一職一直空缺。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一職，其在外交方面所擁有的權力由全國人大承擔。憲法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是：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解釋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接受外國使節(jié)，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１９７８年第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對１９７５年憲法文本做了修改。但由于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這部憲法未能徹底清理“文革”“左”的思想影響，也沒有恢復國家主席一職。但對國家的外交權做了進一步明確和細化，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決定任免駐外全權代表；決定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接受外國使節(jié)；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授予國家的榮譽稱號。
　　１９８２年第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恢復了國家主席一節(jié)，并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jié)；根據(j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xié)定”。１９８２年憲法分別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經(jīng)歷了三次修改，但始終沒有涉及任何外交方面的內(nèi)容。這次修憲增加了“進行國事活動”的內(nèi)容，是對中國外交近年來的一些積極發(fā)展的總結，是與時俱進的體現(xiàn)。
　　
　　符合國際慣例，是與國際接軌在高層次的表現(xiàn)
　　
　　“首腦”一詞一般指行政首長，包括國家元首如主席、總統(tǒng)、國王，和政府首腦，如總理等，是國家的最高領袖，也是國家內(nèi)政外交的最后決策人。
　　美國學者普利施科在《首腦外交》一書中指出，“首腦外交包括總統(tǒng)參與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所有方面。這種外交包括由總統(tǒng)制定、發(fā)表政策和使之規(guī)范化；總統(tǒng)通過信件、電報、電話和熱線與其他國家領導人個人的通訊；總統(tǒng)任命上百名特使，作為他個人的代表在最高一級別與別國政府打交道；接待對本國進行正式或非正式訪問的外國領導人；為參加禮儀大事、協(xié)商和談判而進行的出國周游或短途旅行；以及總統(tǒng)參加在本國或外國召開的國際會議等�！�
　　首腦之間的直接交往不僅可以避開一些糾纏不清的技術細節(jié)，直面問題的核心，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還可以避開外交上的繁文縟節(jié)，以個人之間的情誼化解看似不可調(diào)和的利益沖突，在世界外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歐洲外交史上，有１８１５年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三國元首直接訂立的“神圣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蘇、美、英三巨頭的多次會晤不僅影響戰(zhàn)爭的進程，而且直接造就了戰(zhàn)后５０年的世界格局；冷戰(zhàn)期間，美蘇首腦的定期會晤和直接聯(lián)系多次避免了兩個超級大國的迎頭相撞。
　　首腦外交雖然和外交的歷史同樣古老，但其發(fā)揮的作用以及冷戰(zhàn)結束后所受到的關注則是世界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當今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之間相互依存日益緊密，國與國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交往與融合不斷增強，國際組織不斷增加。國際政治生活日益活躍，多邊會談，特別是多邊首腦會議頻頻召開，為首腦外交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因此，重視首腦外交是符合國際慣例的，是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步驟。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說到底是人與人的關系。首腦外交所建立起來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個人友誼，是國家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之一；最高領導人彼此間的信任和良好個人關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合作潛力，推動兩國關系的發(fā)展。如中俄兩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之間的定期會晤，不僅是中俄良好關系的標志，而且每次會晤都有力地推動了兩國關系向前發(fā)展。
　　此外，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形象和魅力可以促使他國人民更好地了解一個國家。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求同存異的演說及表現(xiàn)出來的和平形象和個人魅力，使許多國家領導人通過他認識和了解了新中國政權；尼克松１９７２年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不僅開啟了兩國關系正�；�的大門，也打開了美國人民了解中國的大門；冷戰(zhàn)結束后，江澤民、朱 基、溫家寶等領導人對美國的訪問無一不發(fā)揮了這樣的作用。
　　
　　既是對近年來中國首腦外交的總結，又為將來的首腦外交確立了憲法依據(jù)
　　
　　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首腦外交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中并不十分活躍。毛澤東一生只出國兩次，而且都是蘇聯(lián)。后來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出訪的次數(shù)也是有限的。１９８２年，我國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一職，國家主席李先念和楊尚昆代表國家的國事活動雖然有所增加，但也非常有限。
　　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對外交往的增多，這種情況越來越要求國家主席更多地參與國內(nèi)外活動。江澤民和新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適應了形勢發(fā)展的需要，頻頻展開外交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２０００年由１５０多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的聯(lián)合國千年首腦會議是外交史上沒有先例的多邊首腦會議。江澤民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出席會議，并發(fā)表了重要講話，還參加了各國領導人的分組討論、安理會首腦會議、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首腦會晤等活動，與發(fā)展中國家領導人共進早餐，會見了美、俄、法、日、意大利、古巴、約旦、烏克蘭等國家的領導人。另外，江澤民作為國家主席不僅主持了ＡＰＥＣ在上海舉行的領導人非正式首腦會議，而且參加了上海合作組織的歷次首腦會議，主持了該組織在中國的會議。這些令人矚目的多邊首腦會晤不僅展現(xiàn)了中國國家元首的個人風采，更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國際舞臺的影響和作用，顯示了首腦外交的魅力和作用。
　　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后不久便出訪了俄羅斯，出席了上海合作組織首腦會議，參加了圣彼得堡建城３００周年慶典，在法國埃維昂參與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南北對話，并與俄美日法四國首腦分別會晤。
　�。玻埃埃衬曛袊�一共接待了１８位國家元首、２２位政府首腦，這些都標志著首腦外交在中國總體外交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地位更加突顯，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因此，此次憲法修正案關于首腦外交內(nèi)容的增加，標志著中國將更多地利用首腦外交謀求國家利益、展現(xiàn)國家形象、闡述中國的主張，推動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推動國際和地區(qū)性熱點問題的解決，為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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