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是人們?yōu)閷崿F(xiàn)某種要求或表示抗議而集體停止工作的一種行為，和游行示威常常伴生。比如在法國，有罷工就有游行示威。盡管是一種和平的方式，但罷工畢竟是一種抗爭，目的是要獲得點什么。
　　并不是每次罷工都會達到目的，想保證有所收獲的話，必須滿足以下幾點。
　　首先，罷工從來都不是雙贏的，頂多單贏，還可能雙輸。罷工者一旦以這種抗爭形式開始，就必須想到讓雇主蒙受損失，或者說老板損失一定要大于罷工者的損失，使前者得不償失，不得不接收后者的條件，這叫單贏。如果不是如此、罷工者損失更大的話，則是雙輸，罷工失敗。
　　其次，罷工必須間接地將其他無辜的人作為人質(zhì)才能增加籌碼，但不能惹上官司，既要挑戰(zhàn)司法又不能越界。如航空公司工作人員罷工，旅客就像人質(zhì)，滯留機場回不了家；教師罷工以學(xué)生為人質(zhì)，讓他們無法上課，以此增大破壞力，讓雇主或管理當局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但如果管理當局堅持打官司，那罷工者氣勢就大打折扣。
　　再次，罷工必須有社會影響力才能取得效果，于是就要獲得社會同情。而一旦產(chǎn)生效果就會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才能引發(fā)更大規(guī)模和更廣泛參與的罷工和示威游行，從而走向惡性循環(huán)，借此逼迫管理當局妥協(xié)。
　　我親身經(jīng)歷過法國人和美國人的罷工和游行示威，比較一下兩國這方面的特點，也許會有點啟發(fā)。
　　
　　軟弱法國VS強硬美國
　　
　　罷工者都一廂情愿地指望單贏，而雇主則力圖雙輸，反正自己遭到了損失，那么最好也讓罷工者吃點虧。在這一點上，法國管理者做得軟弱無力，而美國人則反應(yīng)強硬，不惜施以鐵腕。
　　法國人罷工和示威如同家常便飯一樣普遍，大多數(shù)場合下行政當局沒有人出來對罷工者進行指責(zé)，他們只是表示罷工運動不要太激烈，不要影響當?shù)厝说纳�活。同時那些法國政客們還不忘公開提及罷工是人們的權(quán)利，言下之意是不能不讓人們施行他們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總之，法國人對可能造成破壞的罷工行為都噤若寒蟬，企業(yè)主和管理當局都會放低姿態(tài)，不敢公開對抗。
　　美國不同。2005年底紐約地鐵工人罷工，首先就遭到了市長布隆伯格公開和強烈的抨擊。紐約市馬上采取應(yīng)急措施，要求駕車者合開或者乘出租車上班，這個億萬富翁市長甚至有車不坐，親自步行到法院參加有關(guān)罷工的聽證會。在市政府的壓力下，紐約州的檢察官指控工會違反了該州禁止交通工人罷工的法律，決定對工會處以每天100萬美元非常嚴厲的罰款。而這個工會常年積累的資產(chǎn)不過幾百萬美元，如果堅持罷工、指控罪名又成立的話，工會幾天之后就會破產(chǎn)，從而連自己組織資源都葬送了。
　　為了進一步瓦解罷工行動，紐約市政管理當局還聲稱要每天扣除罷工工人的雙倍工資作為懲罰，因為罷工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經(jīng)濟后果。美國人這種敢于得罪選民、以暴治暴應(yīng)對破壞性罷工的做法，和法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讓司法介入
　　
　　那次紐約地鐵員工罷工剛開始時，紐約市內(nèi)的公共交通大部分中斷，步行上班的人一下子遍布街頭。罷工者挾持上班族為人質(zhì)的策略看上去奏效了，管理當局面臨空前的壓力。就在這時，在市政府的運作下，紐約州的最高法官要求領(lǐng)導(dǎo)罷工的工會主席和其他工會高層出庭應(yīng)對司法起訴，并威脅判處這些工會領(lǐng)袖監(jiān)禁――如果他們拒絕結(jié)束罷工的話。
　　司法當局強勢介入使工會領(lǐng)袖備感壓力，即便不真的抓他們、只是出庭應(yīng)訴的話，也會使工會領(lǐng)袖和行政當局的談判中斷，罷工者群龍無首。如果不應(yīng)訴，就可能被加上一條藐視法庭的罪名，被警察抓去出庭。讓工會領(lǐng)袖官司纏身后，紐約市對罷工工人也嚴陣以待，在街頭上打砸的罷工者會被防暴警察拘捕帶往看守所。
　　巨額罰款會讓工會組織破產(chǎn)，吃官司又會使得工會領(lǐng)袖個人面臨牢獄之災(zāi)，在這種擒賊擒王的雙重壓力之下，罷工者只能選擇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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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法國工會領(lǐng)導(dǎo)人組織罷工不僅不會有入獄危險，還會樹立他們個人在群眾中的形象。而街頭施暴的罷工者大多數(shù)場合下也就是遭到警察的驅(qū)散而已。我在法國時，看到法國西部漁民打砸搶被抓進拘留所后，其他漁民長途跋涉前往營救，以更大規(guī)模和長期的抗議迫使政府放人，大獲全勝后才班師回朝。
　　
　　讓輿論譴責(zé)
　　
　　不能忽視的還有公眾的壓力。
　　在美國，公眾輿論對罷工持同情態(tài)度的不占多數(shù)，像法國公眾人物那樣公開力挺罷工者的人更少，因為這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損傷了他們的權(quán)益。其實以我們的角度，西方人多數(shù)罷工訴求純屬無稽之談，因為他們享用的待遇與大多數(shù)國家的同行相比已經(jīng)很高了，換在亞洲，根本就不能成為罷工的借口。
　　紐約地鐵工人的罷工中，工會提出的加薪和福利要求讓人竊笑。因為他們要求在地鐵站賣票的高中畢業(yè)生比街頭站崗的大學(xué)畢業(yè)的警察待遇還高，整個地鐵工人的平均工資還高過教師，而那些教師中不少人還是擁有碩士學(xué)位的。他們這種企圖使自己工資待遇不僅比非工會會員同行、而且比高學(xué)歷階層還高的要求，讓社會輿論難以支持。
　　我在美國工作時，西海岸的碼頭工人舉行了罕見的大罷工，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竟然是反對科技的進步，不同意將一直手工書寫的報關(guān)單電腦化，因為一旦電腦化就會有許多人失去工作。我當時注意到這些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超過十萬美元，遠高過中國企業(yè)的高管，所以他們的罷工在社會上也是不得人心的。
　　相比之下，法國人就顯得太過寬容。在聲勢浩大的罷工中，法國公眾通常表示同情，他們甚至對罷工活動表示支持，盡管地鐵工人的罷工讓他們上不了班，航空公司的罷工讓他們無法外出度假。法國公眾對罷工者超乎尋常的耐心助長了后者的氣焰，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個國家的罷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像惡性腫瘤一樣擴散，吞噬著這個本來智力發(fā)達的民族長期停滯不前的經(jīng)濟。
　　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上臺不久，提交了一份提案，規(guī)定交通部門罷工要提前48小時通知政府，同時在罷工期間提供最基本的交通服務(wù)。這兩個在美國人看來很普通的提議――也是在許多州已經(jīng)成為法律的規(guī)定，居然在法國引起大嘩，被法國工會認為削弱了他們的權(quán)利，于是他們要以罷工來應(yīng)對!
　　綜上所述，在法國的罷工常常是單贏的，并且一般不會被指控違反法律，還常常獲得輿論的同情。而美國的罷工，在這三點上則處處被動，結(jié)局常常是雙輸?shù)�。這個特點使得法國罷工浪潮不斷，星火燎原曠日持久。反觀美國，罷工和示威游行很少見，還常常剛開始就被強力地扼殺在萌芽階段。
　　曾經(jīng)強勢的美國工會已經(jīng)為其會員們掙到了相當優(yōu)厚的工資和福利，其影響力卻在日漸式微。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無論高管還是普通工人，高出同行的美國式薪酬都是企業(yè)成本的沉重負擔，進而影響了這個國家工業(yè)的世界競爭力，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本土汽車廠的窘境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在大幅減員減薪的今天，人們還是沒有聽說他們用大規(guī)模的罷工和示威來抗爭。而雙輸?shù)慕Y(jié)局、司法的介入和社會輿論的譴責(zé)，這三方面的制時也大大地消減了人們罷工的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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