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生在印度尼西亞的這些事情，為當代人提供了一個文本，從中我們讀到了一位當代政治領袖如何喪失權威的故事。 　　 　　孤獨的瓦希德 　　 　　陷于困境的印度尼西亞總統(tǒng)瓦希德眼前一定經(jīng)常浮現(xiàn)出俄羅斯前總統(tǒng)葉利欽的形象。他或許會覺得，目前他真應當向葉利欽請教。
　　瓦希德與葉利欽1993年的處境是相似的：兩者都面對著一個強大的、不妥協(xié)的議會，所領導的國家經(jīng)歷著深刻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甚至到了解體的邊緣，都有一個心懷貳心的副總統(tǒng)，身體都不好。最嚴重的問題是，政治手段已經(jīng)失靈，總統(tǒng)已經(jīng)無法通過這個位置本身所擁有的權威來制裁源源不斷的冒犯者，面對議會和副總統(tǒng)的反叛，只有動用軍隊一途。
　　聯(lián)想到這里，瓦希德一定會感到十分的孤獨，因為，這種類似只是表面上的。面對議會對總統(tǒng)權威的挑戰(zhàn)，葉利欽畢竟能夠得到軍隊的支持，他有足夠的權力資源可以使用。因為，在民眾眼里，他代表了俄羅斯未來的方向，所以他最后成功了。但是瓦希德呢？軍隊一再向他示威，但他卻沒有任何辦法，而他還是軍隊總司令呢！他撤掉了內(nèi)政安全統(tǒng)籌部長的職務，但被撤職的人竟然公開說，總統(tǒng)的決定無效！他暫停警察總長的職務，但是這個總長卻召集上百名高級警官宣稱，總統(tǒng)的命令是非法的，自己還是總長，被命令接替其職位的人竟然支持被廢黜的人！還有那個副總統(tǒng)，在十五國峰會上當總統(tǒng)要他代讀演講稿時，竟然置之不理！
　　發(fā)生在印度尼西亞的這些事情，為當代人提供了一個文本，從中我們讀到了一位當代政治領袖如何喪失權威的故事。一旦這種權威遭遇挑戰(zhàn)，遭到蔑視，再大的權力都是一紙空文。
　　這一般是革命時代才能見到的景象。
　　
　　咄咄逼人的對手
　　
　　瓦希德的對手是強大的。在這些反對者中，有議會領袖和處于多數(shù)地位的反對黨，有軍方不接受總統(tǒng)要求實行緊急狀態(tài)的高級將領，還有副總統(tǒng)梅加瓦蒂。在印度尼西亞政治的上層，結成了一條圍堵總統(tǒng)的包圍圈。形勢對總統(tǒng)不利。
　　那么，那些“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態(tài)度呢？在這個國家，每當上層打得不可開交時，對抗雙方都希望把窗戶和門打開，讓他們進來參與一下，甚至由他們決定各自的命運。從目前的情況看，“街頭”還沒有做出決定，形勢還沒有到最后的時刻。雙方都在“運動”他們。瓦希德總統(tǒng)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了對自己民意基礎的信心，他說，他到基層訪問時，“一排排的人等在街道兩旁歡迎他”。反對總統(tǒng)的示威和支持總統(tǒng)的示威都有，而街頭的活躍又成了政壇上的角力者相互指責的口實，是把國家引向動亂、分裂的罪證。彼此都用破壞國家的罪名攻擊對手，要求停止這種行為，也就是要求對手投降。
　　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說過一句名言：“人民自由的真正破壞者是他們當中施撒恩惠、禮品和利益的那個人”，只須把“那個人”改為“那些人”，普魯塔克的話就完全適用于印度尼西亞目前的情況，在人民中“施撒恩惠、禮品和利益”是這些上層人士的最后手段，這些動作已經(jīng)不是罪過了。似乎沒有哪一派不愿意在人民中間“施撒恩惠”。
　　瓦希德是1999年10月上臺執(zhí)政的。作為蘇哈托政權的批評者，他組建了一個“團結內(nèi)閣”，制訂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包括國家體制，軍隊，少數(shù)民族政策，經(jīng)濟，外交等等。在上述幾個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比如，解決了東帝汶問題，建立了聯(lián)邦架構，暫時壓住了分離勢力的進攻，對軍隊也實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瓦希德的“團結內(nèi)閣”不久就出現(xiàn)了裂痕。這道裂痕越來越大，以至于到了可以把瓦希德吞沒的地步。
　　我認為，瓦希德是一位改革者。執(zhí)政一年多來，他的政府還算是大刀闊斧的。但是，他的改革得罪了絕大部分政治上層。蘇哈托體制解體了，但舊體制的解體并不意味著國家有了新的方向；政治上層建立了新的架構，但是，除了民主的口號，上層并沒有形成國家建設的共識，到最后，仍然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仍然是有槍就是草頭王。軍警系統(tǒng)所謂的中立，實際上是一種參與形式，因為指揮軍隊是總統(tǒng)的憲法權力，在這個問題上，軍隊是不應該有自己的價值判斷的，它要做的只是服從。軍警系統(tǒng)拒絕服從總統(tǒng)，只能說明，瓦希德得罪了他們的上層人物。
　　
　　喪失權威的領導
　　
　　需要考慮的是，為什么瓦希德失去了主要政治勢力的支持。
　　轉型中的印度尼西亞在其政治的上層，有這樣一些權力主體：總統(tǒng)，議會，軍隊，副總統(tǒng)，地方分離主義。從目前的情況看，他們形成了圍堵總統(tǒng)的組合。瓦希德對于這種格局是有明確體認的，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既然您顯然已經(jīng)失去了軍方、政治家和全國大部分地區(qū)的支持，您想過要辭職嗎？
　　答：正如尼克松說的那樣，“沉默的大多數(shù)”是支持我的。
　　這并不是一個很高明的回答。尼克松并不是一個好的榜樣。而且，訴諸于“沉默的大多數(shù)”往往不是對政治上失敗的默認，就是把斗爭從室內(nèi)引向街頭的冒險之舉。在這次采訪中瓦希德就講過，“如果他們（指議會）一意孤行，人民將會起義�！眱H僅從這些話中人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瓦希德是一位弱勢總統(tǒng)。
　　1999年10月，瓦希德就任印度尼西亞總統(tǒng)。以他為主席的穆斯林教師聯(lián)合會并不是第一大黨。他之所以成為總統(tǒng)，歸功于他是印度尼西亞極少數(shù)干凈的政治家。蘇哈托壟斷權力長達32年，他的黨匯聚了大量的政治精英，而在長期執(zhí)政的專業(yè)集團黨之外，雖然不乏有識之士，但畢竟長期遠離政權，缺乏執(zhí)政經(jīng)驗和足夠的人才。蘇氏政權的突然倒塌，無疑形成了權力真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瓦希德被選擇出來擔任領導國家的重任。
　　這是一個需要重建的國家。在經(jīng)濟上，印度尼西亞遭到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在政治上，瓦希德政府實際上是一個聯(lián)合政府，副總統(tǒng)梅加瓦蒂的民主斗爭黨有更強大的民意基礎。舊時期的遺老和新時期的政敵充斥于議會。瓦希德的黨不擁有議會多數(shù)。整個官僚機構，特別是司法機構腐敗橫行，對改革沒有絲毫興趣。瓦希德推行的改革面臨著眾多信奉民族主義、作風官僚的政治反對派的阻撓。瓦希德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低調和妥協(xié)姿態(tài)。而且，瓦希德還面臨著清算蘇哈托和蘇哈托家族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所進行的政治較量一直十分激烈。
　　更具爆炸性的問題是地區(qū)分離主義。自東帝汶去年贏得獨立以來，亞齊特區(qū)和伊里安查亞省的獨立運動愈演愈烈。有分離要求的還有：廖省，伊里安省，馬魯古省，蘇拉威西省，北蘇門答臘省，東爪哇省等。瓦希德處在要求民主解決和軍事鎮(zhèn)壓的夾縫之中。這個問題在瓦希德的政治日程表上，有頭等的重要性。
　　如何重新擺正軍隊的位置是另外一個重大的問題。蘇哈托政府實際上是一個軍政府，軍隊居于政權的中心位置。蘇哈托的倒臺意味著這種狀況必須改變。但是，作為一個十分特殊的利益集團和最有權勢的力量，軍隊改革也是一項具有爆炸性的工作。瓦希德上臺不久，媒體就不斷盛傳軍隊政變的消息。就在瓦希德剛剛就任總統(tǒng)的那個月，當時的印度尼西亞國防部長在國會聽證會上就說了這樣的話：“如果政府領袖無法建立健全的政治環(huán)境，那么，我們遲早將看到軍人主導角色的局面出現(xiàn)，就像巴基斯坦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情況一樣。”國防部長的這番話當時被解讀為軍隊要政變，軍人要回歸權力中樞。與軍隊的關系，一直是這位總統(tǒng)面臨的頭號難題。他希望清除蘇哈托時代的“軍政府”色彩，為此軍方是有意見的。
　　但是，在目前同議會對抗的危機時刻，他又希望得到軍隊的支持。總統(tǒng)本人承認，他曾向軍方提出實行軍管，“但遭到了拒絕”，軍方高級將領也證實了這一點。
　　瓦希德自陳，他“捍衛(wèi)了印度尼西亞領土完整并開始了民主進程”。那么他謀求軍管，顯然背離了“民主進程”。民主進程，似乎已經(jīng)無法保證他的領導權。謀求軍方的支持，是瓦希德在與對手斗爭中犯下的最嚴重錯誤，此舉只能被其對手利用，而且也顯示了在這場政治斗爭中，他已經(jīng)陷于孤立。他已經(jīng)很難實施領導了。
　　瓦希德總統(tǒng)正在經(jīng)歷的事變是一位領導人如何喪失權威的故事。按照德魯克的說法，所謂領導人，就是有追隨者的人。一旦失去了追隨者，領導就不成其為領導。
　　
　　專制政治的后遺癥
　　
　　蘇哈托政權瓦解后，出現(xiàn)了幾個競爭性的政黨，他們勢均力敵，瓦希德只有與其他黨派組成聯(lián)合政府。他就任伊始組成的所謂“團結內(nèi)閣”，實際上是個照顧內(nèi)閣，缺乏基本共識，行政能力有限。在議會中他也受制于其他勢力。其次，在持續(xù)了幾十年的強權造成的廢墟上進行國家重建的努力面臨著特殊的難題。蘇哈托的統(tǒng)治在人民的意識上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一切都要依靠強權，國家的統(tǒng)一、經(jīng)濟的發(fā)展、政黨的活動都要以強權為后盾，人們之間的關系、地區(qū)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而當這個無處不在的強權突然喪失尊嚴后，人們覺得似乎可以自行其事了。民主化在使人們獲得了自由的同時，也解放了人們的期望，而政府卻不能一下子滿足這些相互矛盾的期望，于是期望就變成了失望，人們變得憤怒起來。統(tǒng)治變得困難了。第三，新的民主政權、社會的民主化與強權后遺癥形成的綜合危機結合，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社會、國家現(xiàn)有的機構無法處理呈爆炸性涌現(xiàn)的信息。社會高度復雜化了，而中央信息處理系統(tǒng)卻在信息沖擊下陷于癱瘓。第四，政治透明度增加了，以前，政治運作被各種屏障遮擋著，人民沒有知情權，媒體也處在嚴格管束之下，而現(xiàn)在，政治反對派變得十分活躍，媒體獲得了批評的權力。
　　因此可以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統(tǒng)治危機是民主轉型期的危機。對這種危機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多種問題在同一時間出現(xiàn)從而造成政治機構無法適應而形成的危機。處在這種危機之下的領導人，需要有極高的政治智慧才能不被“火山”吞沒。
　　作為一個軍事獨裁者，蘇哈托在他執(zhí)政的幾十年間，一直制造國家恐怖主義。表面上看，分離主義問題在他手里被解決了。然而，恰恰是蘇哈托的恐怖主義制造了目前的離散局面。他的政權制造了恐怖，培育了仇恨。
　　蘇哈托體制制造民族仇視的一個最典型例子是1998年持續(xù)幾個月的排華暴行。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蘇哈托政權，“他的人”制造了針對華裔的恐怖和混亂。在分析當時的印度尼西亞局勢時，我寫道：“‘�；逝伞�的‘成功’是以印度尼西亞國家陷入深淵為代價的。排華暴行，開啟了印度尼西亞通向分裂的長期混亂的巴爾干之路。”“印度尼西亞就像一片散落的馬鈴薯，蘇哈托依靠強力才將這些馬鈴薯裝進了一個口袋�！�…后蘇哈托時代興起的民主化運動，有可能激發(fā)這些‘馬鈴薯’的覺醒，從而使印度尼西亞瓦解為幾大碎片�！保ā斗N族暴行：印度尼西亞分裂的開始》，《中國經(jīng)濟時報》1998年8月7日）恐懼、仇恨成為蘇哈托體制的內(nèi)在要素。為恐怖之下的和平和統(tǒng)一這種幻象所迷惑，沒有采取措施加深民族間的融合，他的政權沒有為民族間和平相處進行體制建設上的努力，結果，國家的統(tǒng)一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
　　這個判斷從印度尼西亞人民協(xié)商會議議長阿敏萊那里得到了佐證。他1998年撰文說：“我看到，對這統(tǒng)一國家的分裂威脅，已不是無中生有。在這改革時代，一些省份地區(qū)發(fā)出的不滿聲音日益強大，這些地區(qū)不安的基本根源是由來已久和長期潛伏的，即不公正地分配利益，許多地區(qū)深刻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因為他們的天然資源被中央政府和外資勾結開采，而回饋給地方的那么稀少，少到?jīng)]有意義�！薄斑@種不公正的掠奪在整個蘇哈托時代持續(xù)地進行，蘇哈托政權周密地策劃了心理恐懼和恐懼管理，使我們的一些省份只好閉嘴無言。”因此，那些指責新政府無能而希望出現(xiàn)一個強人來拯救國家的人，是沒有看清真正的敵人。國家統(tǒng)一的失敗不過是強權體制失敗的一個方面而已，在這種體制下，是永遠消除不了這個危險的，就像用火救火一樣。
　　
　　瓦希德的出路
　　
　　5月30日，印度尼西亞國會以壓倒性多數(shù)通過一項議案，要求人民協(xié)商會議召開特別大會彈劾總統(tǒng)，投票結果是365票支持，4票反對，39票棄權。這個投票結果意味著，瓦希德總統(tǒng)已經(jīng)被自己政治上的對手趕進了狹隘的角落，回旋余地逼仄，在這種情況下，他有三種出路，一是“圖窮匕現(xiàn)”，宣布實行緊急狀態(tài)，解散國會；二是妥協(xié)，按照反對派提出的條件讓度權力，或者辭職，或者只保留總統(tǒng)位置、實權讓度給別人；三是任其自然，等待彈劾程序啟動。
　　第一個出路當然意味著軍隊重回政權中樞，因此，要取決于軍隊愿不愿配合�，F(xiàn)在看來，軍隊不愿這樣做，其高級將領一再表示反對實施緊急狀態(tài)，因為“這是以不民主的手段來破壞民主”，軍隊高級將領表態(tài)說，軍隊效忠于人民和憲法，而不是某個特定的集團或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總統(tǒng)有仿效葉利欽“炮打國會”的膽略，也不敢冒軍隊拒絕服從的風險，這個風險是總統(tǒng)所有風險中最大的。因此這個選擇與其說是出路，不如說是陷阱。
　　那么，就只有后兩者可以選擇。從理性角度看，當然，第三個辦法是強硬的，如果有足夠的自信，并且找到有力的籌碼，結果或許是三個辦法中最好的，但是，其風險在于，他能否找到有分量的籌碼？從目前總統(tǒng)面臨的形勢看，有兩個籌碼可以憑依，一個是街頭“挺瓦”的群眾，他們已經(jīng)開始顯示力量，瓦希德自己就說過，人民是支持他的，如果他對民意有足夠的把握，那么，就可以采取斗爭到底的態(tài)度，通過街頭向國會中的上層人物施壓。第二個籌碼是國家的統(tǒng)一，如果國內(nèi)一些地區(qū)宣布，你彈劾總統(tǒng)我就獨立出去，那么，反對派就有可能被震懾而向他讓步。現(xiàn)在我們看這個籌碼有多大分量：是的，總統(tǒng)有很多支持者，但是，在運動群眾方面，反對黨未必弱于總統(tǒng)，雙方運動群眾的結果有可能導致軍隊的介入，那么，這就又回到了第一個辦法上，所以，這個籌碼的威力可能反過來毀滅總統(tǒng)；第二個籌碼是很重的，但是，不宜由總統(tǒng)自己說出來。然而，瓦希德總統(tǒng)卻公開地亮出了這個籌碼，他公開講如果他下臺，將有幾個地區(qū)要獨立。這樣一來，反對派就抓住了他的把柄，給他帶上一頂分裂國家的帽子，梅加瓦蒂領導的斗爭派民主黨抓住這一點抨擊瓦希德發(fā)表分裂國家的言論，該黨發(fā)言人說：“瓦希德恫言一旦他下臺國家就會分裂，這是分裂國家的言論；他應該保護全國人民，不是鼓勵分裂�！痹谶@種情況下，這個籌碼甚至會被作為一項新罪行而受到彈劾。
　　這樣，也就只有選擇第二個辦法。如果瓦希德沒有“秘密武器”，那么，恐怕也只有妥協(xié)一條路了。這個辦法之所以還有可能，原因是瓦希德仍然是合法的總統(tǒng)，這是他唯一的資源了。
　　
　　民主政治的危機
　　
　　印度尼西亞的亂局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人們很容易得出印度尼西亞的危機“是民主政治的危機”的結論。一個流行的理論說，民主化和國家建設不是同一件事，民主化經(jīng)常導致國家解體。這個理論還有一個判斷，就是在發(fā)展中國家，民主是政治精英恩賜給社會的禮物，其前提是，要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家制度，即“政治秩序和政府對領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戰(zhàn)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
　　根據(jù)這個理論，目前印度尼西亞的危機就是由于在缺乏最低限度國家的條件下實行了民主化造成的，因此就是“民主政治的危機”。這其中包含的一個實踐結論是：瓦希德應當致力于建設最低限度的國家，不要急于恩賜給社會民主。瓦希德所應當做的，是取消民主，或者往前推一下，印度尼西亞推翻蘇哈托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之后實行民主選舉也是一個錯誤。
　　但是，這個理論的錯誤在于，它假設精英是善良的，是沒有個人私利的，他們在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國家后，會自覺自愿地恩賜給社會民主。
　　印度尼西亞的例子沒有證明這個假設。
　　在統(tǒng)治印度尼西亞的30余年里，蘇哈托被稱做“開發(fā)之父”，是慈祥、善良、無私的開明家長。但是，這個政權沒有主動地恩賜過民主，也沒有證據(jù)顯示這個政權是無私的，相反，這個政權被普遍稱做“裙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樣本。
　　蘇哈托執(zhí)政的30余年，是否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國家了呢？根據(jù)定義，最低限度的國家是指“政治秩序和政府對領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那么完全可以認為這種國家已經(jīng)建立起來了。
　　那么，這種理論應當給出一個標準，即國家建設到什么程度才開始向社會恩賜民主，由誰來決定到了恩賜的時間了，誰來督促統(tǒng)治者采取行動？
　　歷史上似乎看不到這樣善良，這樣自覺的統(tǒng)治者。他們?nèi)绻�確實恩賜過什么，那也是自然規(guī)律和民眾爭取的結果。如果沒有民眾持久的壓力，專制制度的國家建設就沒有達到最低限度的那一天，也就沒有自我退位、結束統(tǒng)治的那一天。
　　印度尼西亞轉型的艱難，沒有證明“民主化和國家建設不是同一件事”的理論，相反，印度尼西亞的危機顯示，只有把民主化作為國家建設的一項根本內(nèi)容，只有把國家建設朝著民主化方向推進，才能為最終的轉型準備條件，才能順利完成轉型。印度尼西亞目前的困難，不是民主政治的危機，而是蘇哈托強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型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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