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社會民主運動，二是社會民主化。這兩者都超越了社民黨是否執(zhí)政的問題，而代表著社會民主政治在社會、經濟和政治范圍內的全面結構化。 　　最近20幾年，隨著改革開放和黨際交往的增加，國人對歐洲大陸的第三條道路，特別是北歐和德國的社會民主模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過，面對歐洲社會民主模式的多樣性，比如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萊茵資本主義、斯堪的那維亞模式等等五顏六色的標簽，即使不是保守的教條主義者，人們也常眼花繚亂而難以理解；簡單地歸諸馬克思主義歷史上修正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的產物，不僅有違馬列正統，而且其福利國家政策想當然地不符合“中國國情”――尤其擔心，在民主選舉下社會(民主)黨隨時可能丟掉執(zhí)政地位而有政權不穩(wěn)之虞。這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誤解，卻是長期以來、也是直到最近在關于社會民主的討論中否定、害怕，以致拒絕學習社會民主的借口。
　　如果拋開令人又愛又限的“美國中心主義”，以德國和瑞典這兩個社會民主國度為樣板，深入考察歐洲社會民主的起源、性質和作用，就能發(fā)現社會民主相對于美國式的憲政民主代表的不僅是歐洲的道路，更是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在百年實踐中成功創(chuàng)造出的民主的高級形式。
　　
　　社會民主是運動
　　
　　大多數中國人關于社會民主的最新一輪興趣源于1990年代中期歐洲政治的“向左轉”，也就是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等歐洲社會民主黨先后贏得選舉、登上執(zhí)政舞臺。但是，深受以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斗爭論為核心的教條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中國社會，對吉登斯所提的“第三條道路”的復興通常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隨著近兩年法、德等國右派保守政黨的上臺，這一懷疑顯得尤其強烈。甚至如冰島這樣的小國年初發(fā)生的政黨更迭，居然也能在中國學術和媒體圈中引發(fā)“歐洲紅旗(社會民主)還能打多久”的討論。在他們看來，政權就是一切，社民黨在野的國家是否還算社會民主國度是很有疑問的。這當然是一種無知。
　　如瑞典著名社會福利專家安德森?哥斯平所說，社會民主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社會民主運動，二是社會民主化。這兩者都超越了社民黨是否執(zhí)政的問題，而代表著社會民主政治在社會、經濟和政治范圍內的全面結構化。社會民主運動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未在馬克思主義內部產生的修正主義爭論以及第二國際。相對于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斗爭論為核心的教條馬克思主義，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否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崩潰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等待論的教條，強調對既存體制的漸進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轉型。在19世紀的最后10年以及20世紀的最初幾年，伯恩斯坦修正了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斗爭論，明確提出政治參與和階級合作。
　　
　　以德國為例，伯恩斯坦的這一主張最終改變了馬克思正統主義者考茨基，影響了1903年德國社民黨德累斯頓大會以及社民黨隨后的選舉勝利，也成為1904年阿姆斯特丹“社會黨國際”大會的主軸。社會民主運動從此脫胎于修正主義的爭論，正式形成，推動著歐洲社會黨積極參與民主選舉、傳播社會主義理念，成為歐洲民主體制最可靠的伙伴。
　　相對于《共產黨宣言》中的“工人階級無祖國”，德國的社民黨堅持在民族國家的范同內通過改革運動和社會進步運動來推進社會主義、推進民主；即使遭遇1879年俾斯麥威權政府的禁黨令，也未停止參加選舉和議會斗爭，對德國的最終民主化作出了關鍵貢獻。一戰(zhàn)后，作為民主化過程最重要的參與者，自詡馬克思主義正統的德國社民黨拒絕了伯恩斯坦1920年代提出的“人民黨”建議，回到了考茨基的經濟決定論和保守的“階級力量平衡論”，雖然贏得普遍歡迎，卻也因此埋下了魏瑪共和失敗的種子。在1959年的社民黨哥德斯堡會議上，面對戰(zhàn)后新的政治格局――基民盟以及歐洲保守政黨已經普遍吸取了大蕭條和納粹上臺的教訓，采納了“只要有可能就計劃，只要有市場就管制”的規(guī)制資本主義政策――德國社民黨再次轉折，正式放棄了社會經濟國有化的目標，提出“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實現，民主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獲得”的新的社會政治主張，為社民黨不久后重新贏得選舉奠定了意識形態(tài)基礎。不斷修正、永遠改革成為歐洲社會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動力之-。比如，英國工黨可以因此在戰(zhàn)后提出國有化方案，也可以在1990年代推行私有化和社會福利縮減政策，其中的理論沖突讓步于改革主義。正是因為社會民主運動的存在，歐洲政治始終充滿了民主和活力，這是相對于北美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共產主義的“歐洲第三條道路”復興的根本原因。
　　在瑞典，社會民主運動則直接體現為“第三條道路”的形成。這歸功于靈活、不拘泥教條主義的瑞典社會勞動黨創(chuàng)始人布蘭亭。在一篇1906年的文章中，布蘭亭提出，“馬克思理論所基于的社會條件已經發(fā)生變化……其中原因發(fā)生在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中�！痹谒�看來，階級合作符合社會黨人的長期利益，民主是他們的目標也是競選口號，社會勞動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也是“人民黨”。從19世紀末開始，經歷數十年的運動，1934年的選舉中，因為關鍵的農民團體的支持，瑞典社會勞動黨最終勝選、開始執(zhí)政。而在稍早1933年關鍵的德國選舉中，保守的農民和小業(yè)主是支持納粹政黨上臺的最主要選票來源。
　　在兩次大戰(zhàn)當中，階級合作固然是瑞典模式的緣起，但是在瑞典社會黨人看來，價值虛無主義才是社會民主最大的敵人。換言之，納粹或者國家社會主義，雖然同樣起源于修正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但是用德國社民黨領導人倍倍兒的話說，更像是一幫傻子的社會主義，它是德國一戰(zhàn)結束后價值虛無主義泛濫的產物。價值虛無主義之下，什么都是可以的，人民處在價值真空中，而國家享有最高的道德權威，反猶主義和軍國主義因此泛濫。這種施密特式的價值虛無主義，不僅踐踏民主，而且迫害社會，可能發(fā)生在任何社會，也就是漢娜?阿倫特所擔心的“現代社會中極權主義的危險無所不在”。在某些后共產主義國家，如果缺乏社會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的繁榮同樣會帶來價值虛無、消解民主價值、強化晚期威權。在美國，如剛剛去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在2006年7月幾乎是他最后一篇題為《民主與哲學》的文章中斷言，民主不只是言論和出版自由，不應當只有保證選舉結果的憲政民主卻沒有道德進步。在他看來，民主的本質就是平均主義，也就是社會民主運動所追求的社會公平。
　　因此，從社會民主運動的角度看，社會民主在德國、在瑞典，并無任何模式的優(yōu)劣可言。它們都分別緣起于兩國的社會黨人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和公平、保衛(wèi)社會、對抗價值虛無的政治活動，而不像教條馬克思主義者坐等資本主義危機到來，或者如列寧、斯大林主義者以歷史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為前提，迷戀國家政權和社會極 權化，反叛社會主義者最初的自由主義追求。
　　
　　社會民主改變歷史
　　
　　社會民主的另一方面是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社會民主化，代表民主的高級形式。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伯爾曼去年出版的新著中，社會民主代表政治的本義，也創(chuàng)造了20世紀的歐洲歷史。這部歷史分為二戰(zhàn)前、后兩部分，戰(zhàn)前以社會民主運動為代表，戰(zhàn)后以福利國家體制為代表。
　　在兩次大戰(zhàn)的間歇，瑞典社會黨通過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全面社會民主化，最終形成了與納粹模式和東方共產主義模式相區(qū)別的第三條道路，并影響了整個斯堪的那維亞地區(qū)。德國的社民黨，不僅參與了19世紀俾斯麥威權政府期間的有限民主和社會改革，而且主導了一戰(zhàn)后魏瑪民主的建立。
　　戰(zhàn)后，眾所周知，德國和瑞典的社會民主化形成了福利國家模式，追求平均主義和社會公平的福利國家也因此成為社會民主的載體和代理。兩國福利模式的差異，通常也被中國社會等同于兩個社會民主模式的差異。比如，瑞典社會勞動黨在1930年代競選中提出的“人民之家”主張，給社會黨長期執(zhí)政的瑞典社會民主化打上了極深的集體主義烙印，瑞典的社會福利模式有著強烈的絕對平均主義色彩，社會、政治生活中呈現“強社會”模式。在兩黨制的德國，社會民主化以“社會國”綱領出現在《基本法》(憲法)和社會政策中，平行于體現自由主義的“法治國”概念；以勞動為中心建立起的社會保險和企業(yè)參與制的生產民主，與工會和大資本合作的萊茵資本主義治理模式平行。兩者間的差異是前述社會民主運動起源階段的斗爭策略差異和歷史差異所造成的，即所謂路徑依賴，瑞典偏重平均主義和社群主義，德國偏重勞動與法團主義。
　　但是，福利國家并不代表社會民主化的全部，社群主義和法團主義都是社會民主的體現，并無孰優(yōu)孰劣之分，對中國的和諧社會的道路設計而言，也不存在兩者擇一的問題。它們的社會政策以及福利國家模式不僅是歷史的選擇，更是“共識政治”的結果。因為，相對憲政民主意義上的議會政治――這一社會民主運動早期的主要形式，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社會民主想象中的社會民主主義或者修正主義――共識政治才是后福利主義時代社會民主化最重要的政治形式，代表了社會運動制度化也就是民主的高級形式。
　　具體來說，略去裙帶政治、捐款政治等等所有技術性的負面因素不言，如羅蒂所言，美國的民主選舉無論結果如何，失敗一方總是尊重選舉結果，沒有人試圖發(fā)動政變來改變結果，這固然是憲政民主的優(yōu)越，但卻難以改變社會意識的分裂，比如在墮胎問題、槍支管制問題、同性戀合法化問題、醫(yī)療保險改革問題等等方面，無法形成社會共識，推進社會進步。盡管美國的民權運動對美國現實政治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這些美國社會運動的焦點問題，大部分都超出兩黨政治在選舉、議會、私下的共同認識范圍，兩黨政客通常在選舉中選擇避開或者非常謹慎地選擇其中一部分，但是結果只是彰顯制度政治對解決這些問題的無力。
　　但是，歐洲的共識政治卻以體制外的社會運動為基礎，不斷地將社會運動中閃現的議題轉化為社會共識和政黨共識，社會運動在理論上和現實中都可能通過社會政治生活的社會民主化，影響制度政治的議程設置。社會民主化運動本身就是這么一個從體制外而體制內的轉型。自1960年代社民黨執(zhí)政、新社會運動高漲以來，我們看到，學生運動在德國首先促成了70年代初的大學改革和高等教育公平化；70年代環(huán)境保護組織倡導的環(huán)保、反核，在80年代之后，先后成為德國政府和各政黨的基本政策。在瑞典，女權主義運動全面進入體制政治：60年代瑞典通過了世界第一部反婚內強奸的法律，在1999年則立法規(guī)定賣淫無罪、買春屬于犯罪。其時，瑞典議會的一半議員均為女性，瑞典的女性公務員比例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同性戀婚姻在瑞典早已合法，在德國，雖然會有教會保守人士或者老輩人對同性婚姻皺眉頭，但并無人膽敢攻擊同性戀政客，同性婚姻也在社會法框架內與異性未婚同居者一道享受生活伴侶的待遇。如此等等，社會運動議題進入公共討論，政黨議題同樣仰賴“以促成社會共識為目標的公共討論”得以影響公共政治。各項社會改革政策，幾無例外依靠著社會共識的形成而不僅是議會辯論。施羅德在任期間所推行的議程“2010改革計劃”，因無法達成社會共識而流產，其中的政黨反對并不能用美國式的選民傾向來解釋。
　　在上述過程中，社會民主化所改變的選舉模式、媒體傳播和社會運動的制度化是共識政治的基礎，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改革運動雖然不再以街頭運動的形式出現，但是作為永遠的改革主義政黨運動，吸收或者引導著非體制政治進入體制政治。比如社民黨的左翼伙伴――綠黨的興起，綠黨在社會民主的框架內，擔當了各種新社會運動在議會政治內直接代理人的角色。哈貝馬斯在1960年代末學運高潮時所言之公共社會的結構轉型，就是這種社會民主化深化的深刻描述。
　　(作者為德國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相關熱詞搜索：瑞典 德國 民主 瑞典、德國民主模式新解讀 新零售模式解讀 新零售模式的全面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