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爾維亞人眼中，圖季曼才是真正的戰(zhàn)犯，海牙法庭也曾下令調查他的談話記錄，不過為了“以克制塞”，始終沒有對他動手。這對作為普世價值話語權重鎮(zhèn)的海牙，無疑是一大諷刺，反映普世的定義，依然明顯受制于民族主義。
　　今年3月24日是科索沃戰(zhàn)爭十周年。當年的當事人，今天都已淡出政壇，塞爾維亞政客和將軍紛紛成為戰(zhàn)犯，主戰(zhàn)的克林頓和布萊爾早已卸任，那位廣受爭議的前南斯拉夫聯(lián)邦總統(tǒng)米洛舍維奇(MilanMilosevic)，3年前更在海牙身亡。然而，這場戰(zhàn)爭卻成了當代國際關系的里程碑，因為它開啟了“后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是故今天依然值得我們回顧與前瞻。
　　
　　開啟后威斯特伐利亞時代?
　　
　　所謂威斯特伐利亞時代(WestohalianEra)，是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主義學派的術語，指的是1618～1648年的30年戰(zhàn)爭后，歐洲各國開始確立的現(xiàn)代主權概念。冷戰(zhàn)后，不少西方學者提出普世價值應凌駕主權，認為從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過時，布萊爾的戰(zhàn)略顧問庫帕(Robert Cooper)正是其中代表。根據(jù)庫帕的理論，不能弘揚普世價值的國家、或不能成功轉型為上述后現(xiàn)代性質國家者，即可能淪為“流氓國家”或“失敗國家”，屆時其他國家為捍衛(wèi)普世價值，則應該干涉；至于什么是普世價值，科索沃戰(zhàn)爭反映得十分清楚：人權應高于主權。這里指的“人權”，主要是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定義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也就是公民免予權利被整體侵蝕的自由；因此科索沃戰(zhàn)爭期間，塞爾維亞政權被妖魔化為極權。當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誤炸”，雖說是“意外”，但也是證明主權有限論的副產品。上述理論基礎，在1999年一度被稱為“布萊爾主義”，對后世影響甚大。9?11后布什的反恐方略、先發(fā)制人理論，都是基于同一假設。北約得到上述新定位后，也找到冷戰(zhàn)后繼續(xù)存在的原因，避免了失去敵人的尷尬，乃至能夠轉守為攻。歐盟的共同防衛(wèi)政策也借用上述理論為指導思想，作為不同國家也能整合立場的實驗。
　　在這一理論框架下，究竟米洛舍維奇等人是戰(zhàn)犯、還是民族英雄，依然言人人殊，相關評論也應有盡有。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重溫米洛舍維奇的死敵――已故克羅地亞總統(tǒng)圖季曼(Franjo Tudjman)成為“國父”之路，和俄羅斯近年如何在高加索南奧塞梯等地區(qū)推演自己的“反科索沃模型”，來了解那位塞爾維亞強人何以死不瞑目。
　　
　　猶太屠殺的歷史重構
　　
　　米洛舍維奇被指控為戰(zhàn)犯的主要原因，是他參與巴爾干內戰(zhàn)的種族滅絕決策；而這決策，則源自他信奉的“大塞爾維亞主義”意識形態(tài)。與此同時，圖季曼信奉的“大克羅地亞主義”也不遑多讓。共產黨管治南斯拉夫期間，強調種族融和，它的締造者鐵托元帥就是克羅地亞人，也是二戰(zhàn)期間整個巴爾干半島最出色的軍官之一。圖季曼原來以鐵托追隨者自居，后來不滿鐵托的融和主張，認為克羅地亞利益會被塞爾維亞“和諧”掉、鐵托是“克奸”，因此輾轉被開除出黨，變成異見分子，其所提倡的克羅地亞民族主義，也就愈走極端。鐵托雖然努力維持各族平等，但他死后，南斯拉夫還是迅速塞爾維亞化，圖季曼自然進一步將塞爾維亞人宣傳為克羅地亞人的天敵。
　　
　　這樣的文宣，少不了重構歷史的人為工程。事源希特勒在二戰(zhàn)期間滅國無數(shù)，但也懂得挑撥國家內部矛盾，扶植親德的民族主義者搞形式上的獨立。他一手催生的新國家，最著名的有從捷克硬生生分離的斯洛伐克，以及克羅地亞，它們都在冷戰(zhàn)后重新獨立。當年克羅地亞人為了脫離塞爾維亞管治，決定和納粹結盟，極右派權力大振，當權派是臭名昭彰的Ustase，他們自發(fā)執(zhí)行對猶太人的屠殺，手法在云云納粹衛(wèi)星國中最為兇殘，盟軍估計有70萬猶太人和塞爾維亞人在克羅地亞遇害。在這樣一個小國，該數(shù)字是極恐怖的。圖季曼身為歷史當事人，為了證明歷史已經被塞爾維亞人扭曲，在1989年出版廣受爭議的著作《戰(zhàn)爭的恐怖》(The Honors of War)，書中考證出Ustase殺死的猶太人“只有”3萬，又將猶太人和塞族人類比，叫人想起日本重新研究南京大屠殺的修正歷史行為。西方輿論一時大嘩，令他被評為“納粹余孽”。近年歐洲有學者因為否定二戰(zhàn)出現(xiàn)種族滅絕而被判入獄，盡管只是以學說角度作出推論；圖季曼的作品正屬于同一類型，雖然當時沒有人把他投入大牢，但其立場之偏鋒，一葉知秋。
　　
　　民族主義騎劫普世價值
　　
　　為了建構所謂“大克羅地亞”，圖季曼在1991年領導克羅地亞獨立后，除了宣傳民族主義、繼續(xù)制造對塞族人的仇恨，更對“大”這個概念加以弘揚。南斯拉夫原來有6個加盟共和國，理論上，每個都以一個民族為主，但這并非事實。波斯尼亞的多數(shù)族群原來就是塞族和克族，不過鐵托的聯(lián)邦政府不希望同一民族主導兩個成員國，所以，才將信奉伊斯蘭教的塞族人或克族人，變成一個“穆斯林族”，方法簡單直接：由小楷“muslims”變成大楷“Muslims”，一個“民族”就這樣建構而成。圖季曼一直相信所謂穆斯林族，不過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克羅地亞人”，加上二次大戰(zhàn)期間，希特勒也將波斯尼亞穆斯林統(tǒng)治區(qū)劃入克羅地亞，令他更義正詞嚴地參與波斯尼亞內戰(zhàn)，希望光復歷史的領土。這種以恢復領土為號召的民族主義，學名為“Irredentism”。推導起來，圖季曼的“大克羅地亞夢”和米洛舍維奇的“大塞爾維亞夢”異曲同工。
　　圖季曼管治鐵腕，對國內一應大小事務、包括國內足球隊的領隊名單也要干涉，但也算得上文武雙全，不但是擁有博士學位的歷史學者，他的軍事思想更一度成為前南斯拉夫軍官的學習素材。按當代標準，他的經典作《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War agmnst War)，介乎教導游擊戰(zhàn)和恐怖戰(zhàn)之間，幾乎是國內大熱作品《超限戰(zhàn)》一類。他在波斯尼亞戰(zhàn)爭中結合了理論和實踐，對敵方平民毫不留手，這已可算作恐怖主義行為。戰(zhàn)爭期間，米洛舍維奇固然大力支持塞族將領，涉嫌鼓勵他們搞種族滅絕，但圖季曼支持的將領(一說甚至是他本人)也曾親自下令清洗塞族人，好維持“大克羅地亞”的純正。圖季曼對在波斯尼亞境內作戰(zhàn)的克族將領同樣不離不棄，對被列為戰(zhàn)犯的同胞將軍，保護得更勝米氏一籌。在塞爾維亞人眼中，圖季曼才是真正的戰(zhàn)犯，海牙法庭也曾下令調查他的談話記錄，不過為了“以克制塞”，始終沒有對他動手。這對作為普世價值話語權重鎮(zhèn)的海牙"無疑是一大諷刺，反映普世的定義，依然明顯受制于民族主義。
　　1999年，圖季曼在克羅地亞病逝，得享國葬，今天已經成為克羅地亞國父。7年后，米洛舍維奇死在監(jiān)獄，身份是一名審判中的戰(zhàn)犯，但在某些塞爾維亞人心中，他也是塞爾維亞國父。不久，塞爾維亞的最后盟友黑 山，也宣布徹底脫離塞爾維亞獨立；去年科索沃亦終于單方面宣布獨立，作為整場科索沃戰(zhàn)爭的終曲。對非西方陣營而言，這些與普世價值的弘揚更沒有關系，其中的俄羅斯，終于在“后科索沃時代”作出了戲劇性反彈。
　　
　　俄版科索沃實驗亦言普世價值
　　
　　俄羅斯的反彈，表面上簡單直接，就是鼓勵各國境內的親俄分離主義者效法科索沃單方面獨立，并牽頭予以承認，以示抗衡西方。摩爾多瓦的德河沿岸共和國、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共和國、乃至東烏克蘭地區(qū)，都是俄國有力催生的單方面獨立反例；早前爆發(fā)戰(zhàn)事的格魯吉亞南奧塞梯共和國，更是個中典型。及至后來莫斯科正式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理據(jù)也是普世價值：俄國僑民在當?shù)厣�活欠佳，因此要協(xié)助他們改善人權。然而，這里的“人權”，和科索沃戰(zhàn)爭期間西方定義的人權不盡相同，更多是強調柏林定義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也就是公民隨心所欲改善生活的自由，因為這些僑民畢竟說不上受到所在國的制度歧視，也沒有受到種族清洗威脅，更多只是希望改善生活條件。換句話說，就是俄羅斯真正的尺度是基于民族主義支援境外兄弟，使用的名目，卻也是普世價值，而一般人也不會用心分辨兩種自由概念的差異。
　　其實，俄國對南奧塞梯一類“半獨立衛(wèi)星國”的掌控，比西方對科索沃的影響更為嚴密：派軍“協(xié)助”駐防、為不獲國際承認的準國家提供俄國護照、安排福利制度予該“國”人民，都是莫斯科確保他們不會脫軌的手段。實際上，這些“國家”的人民，早已像俄國人一樣生活，根本沒有受所在國政府壓逼。然而，俄羅斯并不希望他們得到真正的獨立，只希望以之為附庸，作為制衡鄰國的棋子；它們完全獨立了，反而會給予借口，讓西方的顏色革命可以滲透。同時，普京和梅德韋杰夫也頂著境內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建議，不急于將這些準國家并入俄羅斯聯(lián)邦，以免挑動西方神經，而情愿以普世價值的名義作境外支援。上述種種，可說是俄國研制的反科索沃模型、或稱“南梯革命”模型：目的是將俄羅斯聯(lián)邦的真正版圖和有效管治區(qū)域擴大到境外，并以這些境外單位作為影響地緣政治的杠桿；手法就是通過鼓吹地域主義領袖搞“革命”劃江而治，來抵消西方以弘揚普世價值為名的顏色革命的效果；論據(jù)同樣是弘揚普世價值，不過是俄國自己定義的普世價值。因此理論上，每個出現(xiàn)顏色革命的國家倒向西方后，或每個新科索沃出現(xiàn)后，俄國都可以照辦煮碗，弄一個南奧塞梯出來。久而久之，說不定西方見顏色革命的經濟成本原來也不低，就懶得搞了，似乎，這正是普京思考數(shù)年制衡西方普世價值話語的心得。
　　
　　中國華僑與后科索沃時代
　　
　　上述理論框架，對中國也有相當啟示。西方教科書常說，全球化時代將邁向無國界、跨民族整合；不少第三世界學者則一直認為這只是西方的宣傳，相信民族主義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將更加熾熱。無論是耶非耶，現(xiàn)實是發(fā)達國家都面臨人口萎縮的危機，都擔心不能同化新移民；發(fā)展中國家則面對人口過分膨脹，都在尋找解決之道。假如“南梯革命”能不斷被復制，中俄等大國都能成功建制自己的普世話語權，可以隨心所欲地支持境外僑民，主權的絕對值同樣可被修正，這自然成了西方的噩夢。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索沃戰(zhàn)爭后，主權修正的潘朵拉盒子已被打開，不少境外的中國威脅論者對數(shù)目龐大的境外華僑更不放心，擔心他們會成為本國的第五縱隊，害怕中國會以普世價值、積極自由之名馳援，這也是東南亞國家經常排華的原因之一。
　　俄羅斯的反例，給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一個啟示：在科索沃戰(zhàn)爭衍生的、主權被淡化的后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普世價值的話語權，依然不可能真正地普世，依然不斷被其他價值或利益計算修正。世上是否只有一種自由、一種民主、一種人權，依然是學術辯論熱點問題，各國、各學派態(tài)度至今南轅北轍。要到什么時候，人類社會才有普世共識的價值，答案似乎依然可望而不司及。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系研究計劃主任)
　　
　　
　　尊貴、革新、夢想
　　
　　2009年1月20日，萬眾矚目的美國總統(tǒng)就職典禮上，奧巴馬像許多位前任總統(tǒng)一樣，乘坐由通用汽車為其量身打造的全新款凱迪拉克總統(tǒng)專車“美國一號”，行駛過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街，并向前來支持的美國民眾揮手致意。這位以強調“變革”而聞名的美國歷史上首位非洲裔總統(tǒng)，他的上任將標志著美國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凱迪拉克非常榮幸能夠再次為總統(tǒng)打造專車，為新任美國總統(tǒng)服務，”通用汽車負責凱迪拉克豪華車品牌業(yè)務的北美副總裁Mark Mc Nabb表示，“這也代表著一項美國光榮傳統(tǒng)的延續(xù)，我們將用凱迪拉克一貫_卓越的設計理念和全新的先進技術來全力打造這款行駛在地面上的‘空軍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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