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為這種自由、包容和多元，每個階層的人都能在廣州找到適合自己、跟自己對應的那么一個生存空間，都能在那兒比較滿意地定居下來。這點上它跟上海、跟深圳有根本的不同。這種自由、包容和多元，甚至影響到官方政治。
　　眾所周知，廣州番禺業(yè)主反對垃圾焚燒現(xiàn)在有了一個階段性成果。原來地方政府的態(tài)度極其強硬，但現(xiàn)在，垃圾焚燒項目推遲上馬，先拿一年時間做垃圾分揀試點，一年后再來討論焚燒項目上不上，怎么上，總共差不多3年緩期。這當然是巨大進步，值得肯定。
　　但筆者仍然不敢樂觀。因為后面的問題還相當多，最大問題，則是2010年的垃圾分揀能不能有實效。如果沒有實效，可能就沒有任何理由、任何力量再來阻擋垃圾焚燒，所以明年對番禺來講會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但這不只是對番禺非常關鍵的一年，對全國都很關鍵。垃圾危機是城市治理的一個普遍的危機，而不只是番禺的危機。危機怎么解決?番禺現(xiàn)在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一年見效。但做不做得到?問題就非常復雜了。因為垃圾分揀不像反燒那么簡單，反燒主要就需要一個決心，一種輿論，它們或許就可以起作用。但垃圾分揀不是單方面能決定的，所有發(fā)達國家成功的經驗都說明，垃圾分揀能否成功首先取決于政府的誠意，因為有很多基礎性的工作必須政府做，比如說跟公民的垃圾分揀相對應的一整套基礎設施，垃圾運輸車、垃圾分揀箱，諸如此類。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投入，如果沒有政府建設的一整套基礎設施，僅僅是公民自己一廂情愿，這個事情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番禺反燒為什么能取得階段性成果?
　　
　　相對包容的文化
　　番禺反燒現(xiàn)在已經是全國性事件了。為什么能升級到這個程度?第一個原因就是廣州媒體的原因。
　　現(xiàn)在廣州某些官員回頭總結這件事，他們很后悔，為什么呢?他們當初低估了廣州新客家人的力量，這個新客家人就是從北方遷居廣州番禺的那批中產階層，尤其是其中的媒體人。此前廣州還有一個李坑垃圾焚燒廠，他們很輕松地就把李坑村民擺平了，他們以為番禺的會江村跟白云區(qū)的李坑村沒什么區(qū)別。這種事情他們已經有一整套成熟的處理模式，這種成熟的模式在全國都是有效的，從來沒有遇到什么問題，他們不認為在會江村會遇到問題。但他們的估計完全失當，他們沒有想到會江村附近的業(yè)主即一批中產階層、一批媒體人會有那么大的作用。當然他們也有預感，也有對策，所以事發(fā)不久廣東的媒體都失語，但是媒體失語沒有關系，你還有那么一批媒體人，廣東的特點就在于廣東媒體人充分借助了他們的全國性的媒體聯(lián)系。
　　本來，如果開放本地媒體，可能這種討論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體，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只是一個地方事件，但是因為本地媒體不能發(fā)聲，很快這種廣東媒體人的私人關系，即全國性的媒體聯(lián)系就起了作用。因為這種全國性的媒體聯(lián)系，全國的媒體尤其中央媒體就以空前的規(guī)模介入番禺反燒。本地媒體的失語起了一個反作用，一下子引來全國媒體，升級為全國性的事件。
　　這是公民社會這個場中的第一元素，即媒體元素。
　　
　　小中產
　　第二個元素是因為經濟上比較發(fā)達，廣州有一個相比于全國而言，總體規(guī)模都不算小的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是番禺反燒的主要力量。與此對應的另一個事件，是廈門的PX事件。PX事件也主要是環(huán)境維權，也主要以中產階級為主體，也主要是和平抗爭。兩個事件的性質是相通的，而且都有斬獲，當然PX事件我們知道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番禺有待繼續(xù)推進。不過盡管性質相同，番禺反燒事實上比廈門的PX事件，地位要更高。它是PX事件的一個升級版，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更純粹的中產階級維權的故事。廈門也以中產階級為主，但不完全是中產階級。PX項目落腳點是廈門的海滄地塊，這個地塊是PX業(yè)主跟廈門開發(fā)商爭奪最激烈的一個地塊，這種爭奪對廈門PX事件有重要作用，也就是它背后是有一個強大的開發(fā)商群體，實際上是廈門的中產階級跟廈門的開發(fā)商聯(lián)手推進的一個環(huán)境維權事件。
　　但是番禺反燒全程中，看不到開發(fā)商的影子。為什么?因為海滄還沒有開發(fā)，就需要去爭奪。番禺不一樣，會江村附近的樓盤已經非常密集、非常成熟了，就是說那里的土地已經賣出去了，錢已經收回來了。那么對開發(fā)商就沒有意義了，他就不需要介入這個事情。這就出現(xiàn)一個吊詭的現(xiàn)象，番禺反燒最激烈、最勇敢的全是那些七八十萬、百把萬一套房子的小業(yè)主，就在筆者樓下1500萬、2000萬、3000萬一套別墅的大業(yè)主一點聲音沒有。
　　這是什么原因?筆者認為對那些大業(yè)主而言，他們在番禺的地產只是他們財富總量的九牛一毛，他們不愿為九牛一毛開罪地方政府，否則，損失可能就不是九牛一毛，就不是這1500萬、2000萬、3000萬的房產。而對于七八十萬、百把萬的小業(yè)主而言，雖然財產總量小，卻是他們的全部身家，他們一輩子才打拼下來。而且這些小業(yè)主大多數(shù)是從內地尤其從北方遷移的現(xiàn)代游牧民族。他們游牧到廣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厭惡了內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環(huán)境。他們覺得廣州多少還能夠讓人喘氣，但廣州雖然能喘氣，廣州城內的房產價格卻是他們承受不起的。相比而言，只有番禺才是他們最適當?shù)倪x擇。番禺房產的價格拿到廣州市內，最多也就買個兩室一廳，而在番禺，他們不僅可以住得很寬敞，而且環(huán)境很舒適，空氣質量非常好。這就是說，番禺對這批小業(yè)主來說，是他們最后的一塊可以安居的土地，他們基本上沒有退路了。
　　這也就是番禺反燒事件當中，我們只能見到一批小中產的原因，這就注定了番禺反燒比廈門PX要更高一層，它靠一批小中產就撬動了這個事情。這個事情越純粹，越簡單，就越具有普遍性，就越容易復制，它對于全國的普遍意義也就越大，這是它的第二個元素，就是有那么一批小中產。
　　
　　政治文化
　　第三個元素，是廣州整個的政治文化，乃至整個廣東跟內地政治文化的差異。這批小業(yè)主是從北方遷來的，他為什么非要選擇廣州呢?就筆者個人的體驗來看，這主要取決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廣州的城市文化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一個比較自由、比較包容、比較多元的文化。廣州看上去參差不齊，可能比較差、比較臟、比較亂，給人視覺上的印象，跟上海和深圳比起來，跟中國很多城市比起來，可能都不是那么光鮮亮麗。但是它有一種內在的文化，內在的氣質，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就是相對自由、相對包容、相對多元。
　　就是因為這種自由、包容和多元，每個階層的人都能在廣州找到適合自己、跟自己對應的那么一個生存空間，都能在那兒比較滿意地定居下來。這點上它跟上海、跟深圳有根本的不同。這種自由、包容和多元，甚至影響到官方政治。我們知道，廣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乃至整個廣東的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跟內地比起來， 對政府是非常不客氣的。廣東每次開“兩會”，總能在報章上看到代表委員炮轟政府部門。這在廣東很平常，所以廣東的政府對代表委員放炮的容忍度，也比內地政府高得多。
　　當然不僅是官方政治，民間政治跟內地差異也很大。警察在內地很牛，但在廣州往往未必那么牛。廣州一些女孩子在大街上往往這樣沖著警察發(fā)飆：你以為你警察就了不起?你以為你警察我就怕你?這種話，明顯就是看香港電視看多了，受香港的影響。
　　這方面最經典的例子，是2009年11月23日廣州城管委大接訪。很多番禺業(yè)主就借著這個機會去城管委散步，最高峰時應該有1500多人。讓筆者大吃一驚的不是沖突，不是對立，而是那么大的一個事情，雙方都那么平和，那么理性，那么放松。就民眾一方而言，他們的理性和放松是難以想象的，沒有走上大街，沒有影響整個交通，沒有踏草坪，離開時連一張紙片都沒有留下。民眾一方沒有戾氣，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方也沒有戾氣。當時沒有交通管制，警察都抱著兩只手在那邊笑嘻嘻地看，根本沒有很嚴重很緊張、劍拔弩張的意味，雙方看起來都像是一場游戲。
　　那天最驚險的鏡頭是什么鏡頭?筆者估計是村民圍堵鎮(zhèn)干部。一個鎮(zhèn)干部模樣的人似乎要急速離開現(xiàn)場，估計他是想說服但沒能說服散步的村民，反而被村民圍堵。然后他害怕了，轉身就走。村民尾隨不放，一路尾隨一邊喊：打倒貪官，打倒貪官。但是旁邊的警察都不干預。村民一邊喊一邊走，但都走在人行道上。這整個現(xiàn)場跟我們通常看到的動不動跳橋、動不動堵路那些抗議方式，有一個本質區(qū)別，他不影響公共秩序，不綁架公共利益，他只是和平地表達自己的訴求。這也是廣州特有的一種政治文化，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他的戾氣比內地要少很多，一般情況下，都是好說好商量。
　　總之，廣州公民社會的基礎確實比全國其他地方，甚至比北京、比上海都要好一些。這也是番禺反燒事件的依托。公民社會的切入口
　　番禺反燒的階段性勝利，和廈門PX事件的完勝，給了我們很多啟示。首先是公民社會從哪切入?我們知道當務之急是要發(fā)展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做依托，做緩沖，中國的任何變化，它的代價可能都是我們難以承受的。這是公民社會對于中國最重要的意義，它的意義不在于我們今天就能做成什么，而在于它能為明天做準備，這種準備必須馬上開始。但是怎么切入?這是困惑我們的一個問題，左沖右突，空間都很小。筆者認為廈門PX以及番禺反燒事件，可能給我們一個提醒，公民社會的切人口可能就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環(huán)境人權。
　　從這個角度去推動公民社會，可以套用一句推廣微博客的口號，叫做微動力、廣天下，每件事情，每點進展，可能看起來并不那么驚天動地，好像都比較細小，比較平常，但是一點一點把它做實，未來的效果是深遠的。最重要的還在于，它的社會成本小，不會嚇跑大多數(shù)人。如果大多數(shù)人覺得這事雖然很正義，但是對不起，我不想犧牲，我還想活下去而且盡可能活得滋潤一點。這事代價太大，那么大多數(shù)人就會敬而遠之。但是那種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環(huán)境人權，不至于把大多數(shù)人嚇跑，這就是為什么番禺業(yè)主敢介入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批業(yè)主原本沒什么公共意識、公共關懷，因為他們過去的日子都比較滋潤。但是這個事件改變了他們，大大提升了他們的公共意識、公共關懷，也就是說，這個事件實際上是番禺業(yè)主從市民向公民轉型的那么一個過程，這就是它的另外一個收獲。
　　剛開始的時候，番禺業(yè)主的反應是條件反射式的，基于本能的一種反應，就是不準在我家后院建垃圾焚燒廠，因為不知道風險多大。但是很快麻煩就來了：不在你家后院建，那建在哪?建到別人的后院?這個代價讓別人來承受?這樣反復宣稱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番禺業(yè)主跟廣州其他市民對立起來了，就把你分化了，變成少數(shù)了，從而給你一種巨大的道德壓力或者輿論壓力。后來番禺業(yè)主發(fā)現(xiàn)不對，就慢慢調整，調整的過程就是一個提升的過程。他們現(xiàn)在的口號叫做反對垃圾焚燒，保護綠色廣州。剛開始可能只是策略，但是慢慢地，很多業(yè)主就把它當真了，一旦當真之后，就覺得自己有一種超越感，有一種滿足感，覺得比原來高尚了，有點精神貴族的味道了。所以，番禺反燒絕不只是一個垃圾處理的問題，它跟公民社會是息息相關的，造就了一批公民。
　　番禺反燒事件爆發(fā)之前，李坑事件一直不為人知，那么多悲劇，只能讓李坑村民默默承受。但是番禺反燒喚醒了大家的這種公共精神、公共關懷，喚醒了大家的同病相憐。剛開始可能也是出于策略，大家突然想起李坑，就去看看李坑到底怎么樣?最后才發(fā)現(xiàn)李坑背后的故事跟宣傳完全是兩個版本。然后，番禺業(yè)主跟李坑居民之間的橫向聯(lián)系，他們的自由交往，自由集結，他們之間的互助與合作就開始了。
　　總之，番禺反燒不只是垃圾處理問題，它有強烈的外部性，公共性。但它是不是就沒有任何遺憾呢?也不是。在筆者看來，最大的遺憾就是現(xiàn)在的討論空間還不夠。如果公共討論的空間足夠開闊，可以充分延伸，那么它的這種建設性影響就不會限于番禺一地，就不難形成一個關于垃圾處理的全國性的底線共識，改變全國性的公共政策。但事情走到這一步，就遇到了瓶頸，即體制瓶頸。體制瓶頸不突破，公共討論的空間就始終難以延伸，公民社會的發(fā)展就始終很困難。這個瓶頸問題，顯而易見，已經是制約中國公民社會成長的關鍵問題。
　　廣東每次開“兩會”，總能在報章上看到代表委員炮轟政府部門。這在廣東很平常，所以廣東的政府對代表委員放炮的容忍度，也比內地政府高得多。廣州公民社會的基礎確實比全國其他地方，甚至比北京、比上海都要好一些。這也是番禺反燒事件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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