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推動社會變革的《申報》被譏為“落伍”，張揚特殊群體的價值取向。甚至不惜以造假來操縱輿論的《蘇報》則成為“進步”的標志。此后中國報業(yè)的發(fā)展路徑選擇上，《蘇報》壓倒了《申報》，新聞媒體不再是“公器”，而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特定利益群體的工具。
　　“蘇報案”在晚清史上頗顯奇特。這是以一國政府為原告，以本國國民為被告，由設在租界的中外聯(lián)合審判機構(gòu)“會審公廨”共同審理的特殊官司，
　　《蘇報》創(chuàng)辦于1896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原本平淡無奇，1900年該報被落職知縣湖南人陳范購買，1903年5月，同為湖南人的章士釗被陳范聘為主筆，和主要作者章太炎、鄒容等人大力宣揚“排滿”、“革命”，乃一變而為晚清史上言論最為激烈的報紙。清政府要求租界當局“引渡”蘇報諸入術(shù)果，只得妥協(xié)。最后，會審公廨判章太炎監(jiān)禁三年，鄒容兩年，刑期從到案之日算起，期滿逐出租界。清政府“萃一國之精神，以購一二黨人之性命”的目的宣告失敗。
　　革命黨取得政權(quán)后，“蘇報案”的主角章太炎、鄒容的光環(huán)被不斷放大，迄今未見削弱。不論是講革命史，還是新聞史、言論史、民主思想史，都會濃墨重彩地鋪敘。與舍身取義的章、鄒相比，清政府在敘述者筆下，則盡顯滑稽、顢頇和兇殘。
　　眾所周知，“蘇報案”的了局，是因為租界特定的體制。于是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現(xiàn)象：一方面，我們的主流話語體系里，始終致力于抨擊租界的治外法權(quán)，斥之為對中國司法主權(quán)的破壞，而一旦“革命志士”獲庇于這科?治外法權(quán)時，治外法權(quán)又似乎不再是一個問題。這是否有雙重標準的嫌疑?
　　論者既已把試圖懲處章、鄒等人的清政府定義為腐朽和兇殘，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清政府要想表現(xiàn)得“正面”一點，只有對章、鄒等人公開刊諸媒體，鼓吹暴力、煽動殺人的言論不聞不問。可這能否算是正常的社會?論者是否愿意生活于其中?在整個“蘇報案”中，清政府的行動是否真的沒有一點合法性?
　　“蘇報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么?尤其是后來對“蘇報案”的一邊倒似的肯定式書寫，對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
　　
　　“蘇報案”發(fā)生的背景
　　
　　“蘇報案”發(fā)生的大背景，可用一言而概之，即革命的聲勢日趨高漲。
　　百日維新失敗，康梁亡走海外，以“�；省苯讨袊鵀楦�本主張。保皇黨把被慈禧太后囚禁的光緒皇帝想象成圣主，認為維系這個神圣的符號，會大大節(jié)約社會變革的成本，因此當務之急是推動光緒帝重掌政權(quán)，實行君主立憲。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則反是。兩派論戰(zhàn)激烈。
　　在“蘇報案”發(fā)生前夕，又有“拒俄運動”。俄國人借庚子事變，既參與“八國聯(lián)軍”侵華，又派兵進占東北。事變平息，中外簽約，俄國卻拒絕從東北撤軍，在留日學生的主導下，中國知識界掀起了“拒俄運動”，“拒俄運動”中，革命黨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使這場運動天然帶上了濃重的“反清”色彩。如果在外人凌逼之下，政府表現(xiàn)軟弱，那么對革命黨來說，這場民族危機豈非打擊清政府、摧毀其合法性資源的天賜良機?而在清政府一邊，雖然看不到任何有關其要出賣作為祖宗發(fā)祥之地的東三省利權(quán)于俄人的資料，但它處理“拒俄運動”中的為難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不能拂逆民眾愛國之情，另一方面，又要力防革命黨推動暗潮，使民眾心理從“拒俄”轉(zhuǎn)向“反清”。清政府和革命黨的訴求在此背道而馳，雙方之較力不可避免。這一點通過《蘇報》得到了體現(xiàn)。
　　章士釗被聘為《蘇報》主筆后即抱定兩大宗旨，“第一排滿，第二排康(有為)”這一宗旨又決定了《蘇報》文章的基本面目，為了反清政府和宣傳革命，無所不用其極。清政府后來控告《蘇報》，舉出了幾篇代表性文章，可見一斑：1903年6月6日刊登張繼《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作者呼吁北京的學生效法歐洲資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的學生，起來“殺皇帝”，“倒政府”；6月18日登載《賀滿洲人》，“乃今者睡虎已醒，群肓豁然，吾漢族之曙光已一發(fā)而不可遏，抑視滿人為九世深仇，切齒裂眥，磨礪以須”；6月22日發(fā)表章士釗《殺入主義》，宣揚“殺盡胡兒方罷手”……
　　“拒俄運動”爆發(fā)后，《蘇報》迅即開辦“學界風潮”專欄給予呼應。但對照上述觸目皆是的血腥詞句，讀者當能明白，《蘇報》所謂“拒俄”，其實言在此而意在彼。
　　
　　“蘇報案”中的章，鄒
　　
　　章太炎、鄒容是“蘇報案”中的主角。
　　鄒容，以其鼓吹“革命”、“排滿”的小冊子《革命軍》和為《蘇報》撰寫的激進社論，又因“蘇報案”發(fā)而瘐死獄中，乃成為近代新聞史繞不過的一個人物，更有專門研究新聞史、言論史的學者贊曰：鄒容的《革命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人權(quán)直言’”。
　　新聞是什么?不論理論家如何定義，都不能否認其關鍵在于盡可能地傳播事實真相，“客觀、公正、理性”是新聞(包括隨新聞而生的新聞評論)的本質(zhì)。以這種標準衡量，鄒容的《革命軍》也好，其為《蘇報》撰寫的激進社論也罷，雖然都極富感情色彩，有強烈的感染力，卻未免脫離了新聞的常軌。“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在鄒容筆下，清政府對漢人就是一個“殺”字而已，類似這樣的文字昔日當然很有鼓動性，但毫無疑問，這樣的論述過不了事實和情理檢驗這兩道關口，它訴諸人的血性，而不是理性，新聞怎能以此為準則?
　　將鄒容的《革命軍》視為中國第一部“人權(quán)宣言”，則屬明顯的誤讀。異國的“人權(quán)宣言”是為所有“人”爭人權(quán)，如果只為人類中的某一部分、某一種族、某一階級爭人權(quán)，哪能算是“人權(quán)宣言”呢?而我們在《革命軍》中卻赫然看到鄒容的鄭重提議：“驅(qū)逐居住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
　　鄒容撰革命軍，“義兄”章太炎在《蘇報》上撰文揄揚、推介，又與康有為展開筆仗，一時成為輿論界的風云人物，也讓《蘇報》聲名不脛而走�？涤袨閺膰�民受教育程度不高著眼，宣揚君主立憲，章太炎著文駁之，號召革命，二人的辯論，是近代史上異彩紛呈的一出大戲。
　　康章之爭誰占上風?大陸所出的近代史都認定，康有為被章太炎的雄文駁倒了，章之《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遂成為近代史上一篇經(jīng)典政論。但今日如果肯細讀全文，則不難發(fā)現(xiàn)，章氏雄文雖然筆墨凌厲，卻遠不能讓人服氣。
　　辯論文章，最重要的是擺事實，講道理，誰論據(jù)過硬、說理透徹，就能折服辯手和旁觀者。章太炎的文章與這一基本要求相距甚遠。章文中向來被人傳誦的抨擊光緒帝的句子，如“載?小丑，不辨菽麥”云云，今人視之是難逃人身攻擊嫌疑的。
　　章氏雄文最大一處敗筆，就是不從對方已有之言行上著手分析，而是揣摸其動機，并以此作為攻擊之靶，極盡丑化能事。他先是說光緒帝發(fā)動變法的動機是，“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又說康有為反對革命，堅持立憲，是因為“內(nèi)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如果辯論雙方都胡亂猜測對方的動機，以此作為靶子，那只會流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典型的胡纏亂打。
　　楊度曾經(jīng)感嘆：“革命排滿四字，在社會上可以成為無理由之 宗教，”康章之爭中，章氏一方之所以顯得氣勢更盛，正是由這種時代氛圍和大眾心理決定的，與文章好壞關系甚微。
　　章、鄒在“蘇報案”中的言行，竊以為，歷來史家評價過高，自然，如果要寫革命史，“蘇報案”中的章、鄒不妨大書特書一筆，輪到撰寫新聞史，也要大加褒獎，則殊屬不當了。
　　
　　清政府的行動
　　
　　針對“蘇報”諸人，清政府力圖將其從租界“引渡”，由中國官員按照中國法律進行審判，
　　所謂“引渡”，本是指一國應他國的請求，將被他國指控或已判刑的人移交該國的行為。租界當局將犯罪的華人交給中國政府，不能視為引渡，但在當時，租界當局視租界為獨立王國，常常稱這種行為為“引渡”。圍繞“引渡”，清政府和租界當局及背后的列強政府展開了折沖樽俎。雙方的沖突，顯示了法治理念上的巨大歧異，英國議會就是否引渡《蘇報》涉案人員進行辯論時，不贊成引渡者即指出，“華人之正法于北京者，受殘酷之刑罰，其野蠻之情況”，世人皆知，因此，“目前所論之案，雖有一派人士主張交諸人于華官手，吾等決不當附和之”。除此之外，租界當局還懷著隱秘的心思，即防范自己攫取的治外法權(quán)因此案而被沖破一個缺口，
　　而返觀清政府，其陳舊的思維模式一開始就顯露無遺，“目無君上”、“大逆不道”等指控，本非法律語言，焉能說動外人?清政府遇挫之后，也慢慢開始學會運用規(guī)則與列強周旋。租界當局堅持涉案諸人在租界內(nèi)審判、服刑，是其認定章、鄒系因言論涉案，當以國事犯視之，而存19世紀，一個主權(quán)國家對來自別國的國事犯有庇護之權(quán)，已為通例。但租界能否享受有主權(quán)國家之權(quán)利?起初清政府并未意識到這一點，只是反復辯論章鄒二人是“痞匪”，不是“同事犯”，最后才醒悟，轉(zhuǎn)而援引中外所定會審章程同租界當局周旋。
　　然而，在清政府與各國公使、領事、T部局交涉過程中，又發(fā)生了曾參加自立軍起義的沈藎在刑部被杖斃之事，中外輿論嘩然，使交涉急轉(zhuǎn)直下。清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草草結(jié)案。
　　清政府的失敗有多重蘊涵，打壓革命排滿言論的行動遇挫是其一，司法主權(quán)遭到攘奪是其二，與時代脫節(jié)的舊的司法制度及法治理念被中外輿論共同唾棄是其三，因蘇報案，合法性資源進一步喪失是其四。正是由于“蘇報案”的刺激，清政府加快了法律改革的進程，以求和國際接軌。
　　僅僅于政治著眼，清廷在“蘇報案”中的形象的確糟糕得可以，但如果從法律角度考察，清政府亟欲懲治蘇報諸人的訴求未必全無合理性。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即使按照“國際慣例”，一國之政府對公開在媒體上鼓吹殺人的血腥言論也不能不加以制約。清政府的法治理念的確落后了，但即使是用當時最稱文明的標準衡量，章太炎和鄒容等人也是有罪的，只不過在中兩兩個法律系統(tǒng)里，其罪行一重一輕罷了。
　　
　　中國報業(yè)的兩條道路
　　
　　“蘇報案”對晚清乃至以后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但它對中國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卻似被忽略了。
　　入民國后，《蘇報》及章鄒等人被塑造的光輝形象，使業(yè)界中人以追步《蘇報》為榮，這樣的輿論生態(tài)頗堪深思。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是，與“革命的”、“生氣勃勃的”《蘇報》相反，在報史敘述者筆下，和《蘇報》同處上海、中國最早的現(xiàn)代報紙之一《申報》，其晚清時期的表現(xiàn)，則被打上了“保守”、“落伍”的標簽。
　　翻閱晚清《申報》，一個非常直觀的印象是，它反映的社會生活極為深廣。幾乎所有爭議事件，即今日所謂“公共話題”者，都受到了《申報》的充分關注。大到修建鐵路之分歧、派遣留美幼童、科舉興廢，小到城市消閑與娛樂方式的變化、上海興起的煙館女堂倌、中西醫(yī)的沖突、楊乃武冤案之過程、官場禮儀從簡的呼聲，在《申報》上一一得到了呈現(xiàn)。可以說，要了解真實的晚清社會必讀《申報》，《申報》正是以客觀報道當下的姿態(tài)成為了歷史。而就當日而言，《申報》的功用正在于，平和而堅定地推動社會轉(zhuǎn)型。即便不說《申報》這種工作一定比天天鼓動暴力革命的媒體更值得贊揚，但至少也有其價值吧?
　　可惜的是，此后中國報業(yè)的發(fā)展路徑選擇上，《蘇報》壓倒了《申報》，新聞媒體不再是“公器”，而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特定利益群體的工具。在這里，事實的真相并不是第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傳遞出對自己有利的信息，并以之影響公眾。當年《蘇報》在拒俄運動中曾經(jīng)揭載一份“清廷嚴拿留學生密諭”，并由張繼作《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以為烘托，轟動一時，清政府譴責《蘇報》捏造上諭，《蘇報》言之鑿鑿地宣稱密諭系“從江督署借抄得來”，后來章士釗終于承認了捏造的事實，并稱：“當日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边@無疑是嚴重逾越新聞媒體底線的行為，可是在目的正義的�；笙�，卻少人過問。
　　平實記錄蕓蕓大眾生活，默默推動社會變革的《申報》被譏為“落伍”，張揚特殊群體的價值取向，甚至不惜以造假來操縱輿論的《蘇報》成為“進步”的標志，這與新聞業(yè)在近代中國漸漸發(fā)達以來，國人對新聞功能的理解出現(xiàn)了偏差有關：偏重新聞鼓動的一面，卻相對忽視了新聞隸屬于傳播學的更重要的一面，即傳播事實真相。
　　《申報》的被貶低并不止是一家報館的榮譽問題。如所周知，中國現(xiàn)代報史上，此后堅持《申報》道路的，只有《大公報》等寥寥幾家而已。
　　僅僅于政治著眼，清廷在“蘇報案”中的形象的確糟糕得可以，但如果從法律角度考察，清政府亟欲懲治蘇報諸人的訴求未必全無合理性。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即使按照“國際慣例”，一國之政府對公開在媒體上鼓吹殺人的血腥言論也不能不加以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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