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的政治家最重要的事務也將會從發(fā)展經濟，建大壩、修鐵路、搞衛(wèi)星擴展到處理社會矛盾、緩和階層對立等等，在處理這些更加復雜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需要新的政治智慧。
　　
　　“又紅又專，全面發(fā)展”的大標語，在清華大學校園的大顯示屏上反復播放，這所迎來百年大慶的大學，毫不掩飾地宣揚著自己的價值理想。
　　4月24日的清華百年慶典，不僅迎回了萬千校友，更贏得了整個國家的矚目，中國現代史上，還沒有哪所學校獲得過如此政治殊榮。
　　圍繞清華的百年校慶，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學術與權力的糾葛，這些人類高等教育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得以在中國社會展開，也讓更多人有機會重新審視我們的大學。
　　
　　科學之路
　　
　　科學與民主，毫無疑問是百余年來中國現代化轉型最核心的兩大主題。歷史的安排看起來也相當合理，“賽先生”和“德先生”，分別被派發(fā)給清華和北大這兩所中國最好的大學來孕育。
　　與“德先生”相比，“賽先生”看起來與政治和權力的距離遠了一些。所以，當年由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清華學堂，其前幾批留學生們出國之前，就被清政府規(guī)定了專業(yè)方向，“十分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師范諸學”，以此避免學生們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
　　清政府的舉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15年，正是那幫留美學生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發(fā)起成立了中國科學社，而不是像黃興、宋教仁等其他海外留學生那樣參與同盟會等政治社團，最終顛覆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
　　中國科學社則不論政治風云變幻，始終埋頭發(fā)展，逐漸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龐大也最具影響力的科學社閉，其會員大都是中國科學各個領域的開創(chuàng)者，其中多數又都回到清華教書，包括金邦正、梅貽琦等等清華早期校長。
　　從那時起，“科學救國”之類的口號便開始一代代植入清華大學的基因中。一直到1949年，科學救國理念下的清華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師級的人物，正是那一代學生，為1950年以后的中國制造出了衛(wèi)星、導彈、核彈，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歷史走向。
　　事實上，一直到今天，清華大學最為人稱道的科學貢獻仍舊是那批包括王淦昌、錢三強、鄧稼先在內的‘兩彈一星元勛”。他們讓中國雖然飽經戰(zhàn)爭、天災和動亂，卻在國防等尖端科技領域始終沒有被落下太遠，從根本上鍛造了今日中國的大國底氣。
　　1950年以后的清華，在科學之路上開始經歷一場重大分歧。時任清華校長的蔣南翔與副校長錢偉長之間的爭論人所共知。畢業(yè)于清華中文系的蔣南翔立志將清華改造成“紅色工程師”的搖籃，他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5年左右，取得大批培養(yǎng)具有高度技術水平和政治質量的新工程師的實際經驗。錢偉長則認為，大學的目的不是培養(yǎng)工程師，而是培養(yǎng)學生的理科基礎、自學能力，工程師只能是在長期建設工作實踐中成長起來。
　　但是，在整個國家的發(fā)展脈絡中，那個時代急需的是大量的工程人才，是那些能將理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建設能力的人，而不是一兩個物理學大師。
　　最終，蔣南翔的紅色工程師理想占據了上風。象牙塔里的清高學問被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大潮淹沒，“又紅又專，全面發(fā)展”這樣的口號開始植入新時期的清華，并一直延續(xù)到今天，也不曾褪色。水利、電力這些更偏重實用的學科逐漸取代了物理系，成為清華大學發(fā)展最快的院系。
　　在紅色工程師搖籃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科學上的成就雖未突出超越前人，卻承擔起了各種大型工程建設的重任，大部分的清華學生在蔣南翔“聽話出活”的教導下，服從國家需要，一出校門，就去了遙遠的邊疆，艱苦的基層，很多人一輩子都再也沒有回來北京�；貋淼暮芏嗳藙t都成了中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包括胡錦濤、吳邦國等國家領導人。
　　進入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高考恢復，中國社會開啟了個人主義無限張揚的歷史。整個國家最聰明的年輕人再一次匯集清華，但是，經過一代人的耽擱，整個國家在現代科技競爭的道路上已經掉隊了，出國成了那個時代最精英的中國學生最好的選擇，清華大學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輪回之后，似乎又變成了當年的留美預備學校。
　　施一公算得上是那一代清華學生中的佼佼者。他1985年進入清華，1989年以年級第一的成績提前畢業(yè)，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yī)學院取得了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學博士學位。憑借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科學成果，2007年施一公就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講席教授。
　　2008年，他回歸清華，擔任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如今，他已經是清華園里最知名的年輕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施一公說。他欣賞校長顧秉林送給畢業(yè)生們的一句話：“做第一等的事業(yè)，做中國的脊梁�！薄爸袊�社會已經到了必須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技術、智力密集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轉變的關口，這種轉變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世界一流的科學技術人才，但今天顯然還很匱乏，我希望自己可以培養(yǎng)出一批胸懷大志而又腳踏實地的人才。”
　　比施一公稍晚一些進入清華的那代人，走過的幾乎是同樣的道路，高考、進清華、然后出國深造、工作，只不過，他們中的大部分如今都還徘徊于回國還是不回國之間。
　　“云無心”是國內知名的科普網站科學松鼠會最受歡迎的一個科普作者，他1993年進入清華，一直到2001年，拿到碩士學位后出國，如今，白天在圣路易斯一家公司為資本家打工，晚上則喜歡泡在國內網站上，一篇接一篇地寫科普文章，為網友普及科學常識。
　　“進入清華之前，對科學的理解就是‘正確的知識’。清華8年，逐漸理解了科學的本質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所得到的知識本身；出國之后，才算真正接觸科學研究，對于科學如何認識世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云無心”說，對于他這一代人來說，報效祖國的號召，以及對民族和國家責任感之類的價值宣揚多少顯得有些太虛太空泛了，但是，多數清華的學生，進入社會之后生存都不會有問題，還是會希望自己能夠對社會做出一些貢獻。
　　
　　政治之道
　　
　　在百年校慶期間，清華大學制作了一張宣傳畫，將政界校友置于最顯著的位置，400多位部級以上領導人，被很多清華人視為無上的榮耀，卻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評。一個大學怎么能以出多少官員為榮?
　　但是，刨除那些故紙堆里的輝煌，清華大學對今天中國社會最直接的影響毫無疑問就是培育了大批官員。包括胡錦濤、朱?基、吳邦國、習近平在內的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最高決策層里，清華學子占據了最顯著的位置。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切都與當時蔣南翔的教育思想有關。蔣南翔的教育理想中并不僅僅只有口號，還有大學校園里的政治輔導員等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這些都深刻地塑造了當代清華人的氣質。
　　當年那些數量龐大的清華工程師群體，早已成長為198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 各種大型建設事務的頂梁柱。一方面，大量官員的涌現不過是中國社會“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文化心理的自然后果。另一方面，清華所塑造的工程師型氣質，務實嚴謹，考慮長遠，追求效率，看重數字，這些與鄧小平時代整個國家效率優(yōu)先的指導思想可謂不謀而合。如果論效率，工程師永遠都比那些喋喋不休、樂于空談的文科生們更加出色。
　　但是，與科學上的成就難以比肩前人的現實一樣，清華大學政治上的輝煌，百年慶典上的盛況，后來者恐怕再難企及。在“云無心”那代人從清華畢業(yè)之時，多數人選擇了出國，即使留在國內，土木建筑、水利電力、工程機械這些技術性事務中的重要職務，多數已經被前輩所占據，人滿為患�！暗睫r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清華學子數量也不能與過往時代相比。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官僚系統(tǒng)也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政府層面大規(guī)模的公務員考試競爭激烈，地方層面，既得利益群體的后代們對于公務員職位的瓜分也愈見劇烈。在這方面，清華學生早就不再具備什么獨特的優(yōu)勢了。
　　中國未來的政治家最重要的事務也將會從發(fā)展經濟，建大壩、修鐵路、搞衛(wèi)星擴展到處理社會矛盾、緩和階層對立等等，在處理這些更加復雜的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上，僅有工程師的效率就顯得很不夠，需要新的政治智慧。
　　但這一切對于清華大學的下一個百年而言，絕對算不上壞事。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最缺少的不是官員，而是真正能在人類科學史上攀登高峰的人才。在過去的百年里，科學與政治的聯(lián)姻，為清華帶來了無尚榮光，也讓整個民族多受其利，但今天，官僚政治正在成為阻礙科學進步的一大因素，大學行政化、學術官僚化的積弊已經人所共知。
　　在去年的英文版《科學》雜志上，施一公和北大教授饒毅也合作撰寫了一篇社論，稱“在中國的科研基金分配體系中，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這種方式壓抑了創(chuàng)新”�！翱萍歼M步的阻礙因素很多，其中關鍵之一就是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笔┮还�說。
　　百年校慶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到訪清華時，一共去了3個學院，除了他當年求學的水利系之外，分別去了信息網絡工程研究中心和結構生物學中心，最高領導人關切的重點，深刻地表達了整個國家的科技訴求。信息網絡科學、生命科學這些人類社會最前沿的科學領域里是否能有中國人的一席之地，有賴于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學術氛圍，一個公正而高效的科技體制。
　　百年校慶結束，清華校園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這座百年學府，靜悄悄地迎來了下一個百年，它依然會是最有智慧的中國學子集聚之地，會是這個民族在人類科學史上爭得一席之地的最大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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