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上旬英國發(fā)生的騷亂，來得迅猛，去得也突然，在倫敦托特納姆的火光燃起之后的第五個晚上，一切忽然恢復平靜了。這當然和街道上大批的警察有關，不過英格蘭中西部的一場大雨，恐怕也起了作用。
　　騷亂期間，記者正在利物浦南邊的切斯特小城，看《衛(wèi)報》和《每日電訊報》的網(wǎng)站“直播”（Live blog）、Channel 4 News和BBC的電視新聞畫面，以及主要是來自Twitter上的目擊者報道。這個英格蘭西北部的城鎮(zhèn)，距離發(fā)生騷亂的利物浦或曼徹斯特市，大約是一小時的車程，但自身依然安寧。記者的前同事Paul Lewis是深入現(xiàn)場的記者之一，他的“騷亂5日”報道讓我想起“沒有源頭的騷亂”（rioting without a cause）這句話。
　　騷亂過后，剩下的是收拾殘局的工作。街道可以清掃、店鋪可以修復、燒毀的房屋都可以重建，但騷亂給英國社會留下的創(chuàng)傷，卻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對許多人來說，最讓他們失望和擔心的，是在騷亂期間，他們所倚重的機構――警察、消防，竟然無法保護他們。而對世人來說，明年倫敦奧運安保是否無虞，是他們最為關心的。
　　
　　井然有序的秋后算賬
　　騷亂平息，秋后算賬開始了。英國大城市中隨處可見的閉路電視這時候起了作用，其實這本來就是警方的戰(zhàn)術，在騷亂的第一晚，他們采取的是控制場面而不是主動出擊的方式，準備事后根據(jù)閉路電視錄像來識別和拘捕肇事者。警方失策的地方，是把騷亂者當作了示威者對付，“袖手旁觀”的戰(zhàn)術，被人看成是警方軟弱，反而引發(fā)了更大規(guī)模的騷亂。
　　與對付騷亂相比，英國警方事后的拘捕行動，倒十分高效，一個星期內(nèi)光是倫敦大都會警區(qū)，即所謂的“蘇格蘭場”，就已經(jīng)抓捕了至少1500人，并對其中超過800人提出起訴。在距離記者所在地方不遠的曼城地區(qū)，警方還開出宣傳車，張貼從閉路電視上截取的嫌疑人照片，邀請公眾把這些人給“賣”了。
　　拘押了大批嫌疑人，又因為他們參與了騷亂不允許保釋，警方必須盡快處理。于是騷亂結束后的幾天內(nèi)，幾個大城市的治安法庭幾乎是連軸轉，連星期天都破例開庭。治安法庭由推事（magistrate，又譯治安法官）或地方法官主理，沒有陪審團，當庭就可以給予判決，處理速度比刑事庭快得多。不過治安法庭能判的案子種類、能給出的處罰有限，對于17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來說，治安法庭可以判處的是“強制令”，要求這些未成年人參與社區(qū)服務，以補償社區(qū)和受害人的損失。
　　人們很快發(fā)現(xiàn)，對于這次騷亂的參與者，治安法庭下手很重。原來，負責管理治安法庭的皇家法庭與仲裁署一名高級書記員發(fā)出指引，要求治安法庭在量刑時，不再考慮平時的標準，而是增加考慮騷亂因素，因此騷亂時去商店“拿”東西就不再僅僅是盜竊行為了，原來可能是警告或罰款的，這次全部改成入獄。于是發(fā)生了諸如一個23歲的倫敦學生從一家被搶的超市拿了價值3.5英鎊的瓶裝水而被判入獄6個月的情況，而且絕不是個別例子。治安法庭的重判，雖然有人拍手稱快，但還是有許多反對的聲音，認為法庭應該體現(xiàn)量刑適度，而不是成為逞一時之快的工具。
　　不管量刑是否得當，治安法庭確實是快速地審理了大批被捕的參與者，而不至于造成案件擠壓，醞釀更多的社會矛盾。那些被指控嚴重破壞財物、縱火、傷人等的嫌疑人，將由刑事法庭處理，需要陪審團定罪，速度較慢，然而一旦罪成，判決也較為嚴重。
　　
　　 社區(qū)自主收拾殘局
　　在治安法庭夜以繼日開庭審判的同時，受騷亂影響的社區(qū)已開始了自我修復的過程。騷亂尚未完全平息時，倫敦市民就已自發(fā)動員起來，通過社交媒體召集志愿者開始“清掃騷亂”活動。相對于騷亂者毫無顧忌的破環(huán)行為，志愿者的掃把成了倫敦人表達社區(qū)歸屬感的道具。連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到現(xiàn)場視察，也舉著一支掃把。
　　在黑暗迷茫的時刻，人們需要英雄，伯明翰的塔瑞克?賈哈（Tariq Jahan）成了一個不情愿的英雄。騷亂期間，賈哈的兒子和另外兩個小伙子夜晚在守衛(wèi)穆斯林街區(qū)時，被一輛汽車故意撞死，警方已將此事作為謀殺案處理。許多附近街道的穆斯林和黑人青年，在激動憤怒之下，打算到市中心示威和進行報復。在兒子死后48小時內(nèi)，賈哈一直在努力勸阻這些年輕人，這個剛剛失去兒子的父親，用自己的哀傷和冷靜，阻止了暴力事件的擴大。他手持兒子的照片呼吁鄰居們克制的場面，十分讓人動容。示威與報復行動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伯明翰市中心舉行的和平吊唁活動，這位平凡的穆斯林成了許多人心中的英雄。
　　另一個莫名其妙地成了明星的是馬來西亞留學生阿斯拉夫?哈茲克（Asyraf Haziq），騷亂期間，一位旁觀者拍下了他在倫敦東區(qū)街頭被打后接著被搶的遭遇，讓英國人十分羞愧。但他卻很樂觀，在下巴骨折、口齒不清之時，就已經(jīng)笑呵呵地接受記者采訪了。這種用微笑面對磨難的積極態(tài)度，讓英國人喜歡，他不僅被議員邀請參觀議會，還成了正在倫敦舉行的羽毛球世錦賽的特邀貴賓。
　　
　　政客與警方各拉戰(zhàn)線
　　如果不是騷亂過后政客與警方的高調(diào)爭執(zhí)，許多人可能還不知道，負責國內(nèi)安全的政府最高首長、內(nèi)務大臣特蕾莎?梅其實是不能直接指揮警察的。內(nèi)務大臣有任命和罷免倫敦大都會警區(qū)總長的權力，卻不可以向他發(fā)號施令。騷亂爆發(fā)之后，特蕾莎?梅是第一個從度假地趕回來的政府高官，在與各地警察總長開會之后接受BBC電臺采訪時，說了句“我命令警方”如何如何。隨后趕回的首相卡梅倫也在議會辯論時稱是他要求警方改變策略云云。警方立刻高調(diào)回應，說那些話是“沒在現(xiàn)場”不了解情況的人在瞎扯，完全不給政客留面子。
　　政客要顯得自己代表人民說話，警方要維護自己的獨立性，這樣的爭執(zhí)可以理解，不過鬧得如此高調(diào)，根源在于聯(lián)合政府與警方之間的緊張關系。英國警方近幾年對付大規(guī)模示威游行時，經(jīng)常被指責下手太重，2009年G20倫敦峰會期間一名警察推倒一名報販導致他心臟病發(fā)作身亡，現(xiàn)在這名警察已經(jīng)被起訴誤殺。警方認為政府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支持，讓他們在對付騷亂時難以果斷下手，過后政客卻又來指責警察軟弱。
　　英國警方對政府不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聯(lián)合政府采取緊縮政策，將警方的開支裁減20%。按照警方的說法，經(jīng)費削減必然導致警察數(shù)量的減少，應付突發(fā)事件能力降低，這次的倫敦騷亂正好是個例子。保守黨卻堅稱警方應該“提高效率”，經(jīng)費少了照樣可以對付騷亂�？�梅倫“引進”美國警察、當年改變紐約治安面貌的比爾?布拉頓來改革英國警察體系，這等于說本地警察無能，要用美國警察的強勢執(zhí)法取代英國警察的溫和協(xié)作，讓英國警方如鯁在喉。
　　
　　社交媒體：代罪羔羊？
　　這次騷亂發(fā)生時，社交媒體特別是微博網(wǎng)站Twitter上信息大爆發(fā)，其中不少是傳聞、謠言，也有一部分是煽動騷亂的。當時警方首腦即警告這些在社交媒體上煽動唆使打砸搶燒的，必將“受到懲罰”，果然在騷亂之后，兩名在Facebook上召集“粉絲”去搶商店的英國人分別被判處入獄4年，盡管這些搶商店活動根本還來不及發(fā)生兩人就被警察抓走了。
　　對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負責，英國公眾對此并無太大意見，然而首相卡梅倫關于在騷亂發(fā)生時禁止使用社交媒體的提議，卻引發(fā)相當多的爭議。支持者認為已有證據(jù)表明騷亂者使用社交媒體相互召集，聯(lián)合發(fā)動打砸搶燒，對社會造成了實際的危害，這時候關閉社交媒體不屬于損害言論自由。反對者則警告，如果把對社交媒體的控制權交給政府，將開啟非常危險的先例，言論自由的存在，正是因為公眾不相信政府能保證不濫權。
　　實際上英國政府是有權力關閉部分地區(qū)的手機信號站的，但這一般只能用在其它任何辦法都沒法控制局面的時候。至于社交媒體，許多人指出其實要控制和關閉非常難，因為使用社交媒體的途徑非常多，而且比如這次騷亂中廣泛使用的“黑莓”手機短信，其服務器在加拿大，要關閉起來有許多法律問題。不少人相信用戶自律才是辨別社交媒體上謠言的最好辦法。在騷亂期間《衛(wèi)報》即發(fā)表了《負責任地使用Twitter的9種辦法》的文章，提醒讀者如果看到微博上出現(xiàn)重大消息，不要隨便轉發(fā)，即便只是為了“求證”，也要直接向發(fā)微博的人求證真?zhèn)危�要求提供細�?jié)和證據(jù)。
　　與卡梅倫相比，大曼城警區(qū)就更懂得如何有效利用社交媒體，他們的拘捕行動是在Twitter上“直播”的，其中一條微博寫道：“剛剛又抓了一個搶商店的。他在Facebook上洋洋得意地說沒人抓得住他。他想錯了。”
　　“膨脹的權利感”
　　騷亂尚未結束之際，對騷亂的成因已經(jīng)有了激烈的討論。許多人的問題是：為什么？過去倫敦也發(fā)生過因示威而引發(fā)的騷亂，但示威者的目標是很明確的：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機器。而這次的騷亂，被砸被搶被燒的，卻是騷亂者生活的社區(qū)中的商店、民居，也就是說他們目標是自己的鄰居，更令人不解也是讓人憂心的，這些年輕人陶醉于破環(huán)的快感中，似乎他們不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
　　對于這次騷亂的成因，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立場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來。左翼人士看到的是一個分配嚴重不均的社會造就了一個底層階級（underclass），社會剝奪了他們改善生活的一切希望。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消費品成了身份的象征。那些底層階級的年輕人，想要的是可以代表他們身份的商品，這就是為什么手機和運動鞋是最熱門的被搶物件。社會流行病學家理查?威爾金森在他《平等指數(shù)》一書中所說的貧富分化會造成社會動蕩，在這次騷亂中完全體現(xiàn)了出來。
　　右翼人士看到的則是一個破碎的社會，一個破碎的家庭中孩子不受管教的社會，一個對權威缺乏尊重的社會，一個“對”與“錯”模糊化的社會。而這一切，推源禍始，是社會過于自由化。英國記者麥克斯?黑斯廷在《每日郵報》上的文章《多年來自由化教條造就了一代沒有道義感、沒受過教育、依賴福利、行為殘忍的年輕人》最能概括這一看法。倫敦市長約翰遜則用“膨脹的權利感”來形容騷亂者的心態(tài)。
　　不管是從哪個角度看這個問題，要給社會底層上升的希望，或是教給10幾歲的單親父母教育孩子的技巧，都需要政府或是社區(qū)機構介入，需要資源的投入。在一個僵硬地執(zhí)行緊縮政策的聯(lián)合政府領導下，連警方都無法說服政府減少經(jīng)費裁減的幅度，更不必提用于社會服務的經(jīng)費了。所以要根本改善社會底層的狀況，讓他們?nèi)谌氲缴鐣�主流中來，恐怕不是這一屆政府能夠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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