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數(shù)據(jù)來看，在全球經濟的風雨飄搖中，中國似乎風景亮麗，但這并不必然說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沒有問題。 　　 　　政策偏差？ 　　2008年面對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采取較大力度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況表明，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相當明顯，2009年第三季度經濟強勁回升，四季度經濟增長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續(xù)到現(xiàn)在。這里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對2008年中國經濟的調整，我們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對癥下藥；二是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結合，對調結構、轉方式是促進還是抑制，其負效應有多大？
　　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筆者以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兩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不僅存在過度刺激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對癥下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如何定義呢？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數(shù)量標準，貨幣供應量（M1、M2）及貸款的增長率在15%至18%為適度寬松的范圍，18%至25%是寬松，25%以上為極度寬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12%以下才是緊縮。
　　按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是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我國90%的年份都是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貨幣政策，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持續(xù)時間很短。二是2009年（嚴格地說是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至2010年，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寬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適度寬松型的，2009年是極度寬松，M1、M2和貸款的增長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則屬于寬松型，M1、M2和貸款增長率均超過18%。
　　是不是對癥下藥，問題要復雜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國經濟形勢。形勢判斷不同，特別是對2008年經濟明顯下滑的原因認識不同，會形成不同的調控政策建議。對2008年中國經濟調整的原因分析當時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觀點認為，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當年自然災害嚴重（年初的南方雪災、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觀調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別是對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觀緊縮政策，許多人仍耿耿于懷。筆者的觀點與主流觀點十分不同，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調整和各種結構矛盾的爆發(fā)，是內在的調整，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斷，依據(jù)有兩條：一是從中國經濟的長期運行規(guī)律上講，特別是對經濟周期做細致的分析后不難發(fā)現(xiàn)，2008年是一個經濟周期的“拐點”，而且不是一般的“拐點”，是長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匯“拐點”，經濟下滑是內在周期因素驅動的。二是在金融危機沖擊性影響之前的3個季度中國經濟已明顯調整，金融危機的影響在調整之后，而不是在這之前，因此，把經濟增長下滑主要歸因于金融危機的沖擊是明顯不當?shù)�。調整的最大動力是房地產步入周期性調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銷售量同比零增長，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著是房價的調整和房地產投資增長的明顯下滑。
　　總之，2008年中國經濟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調整和結構失衡引起的，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機只是加劇了這一調整，使其出現(xiàn)過度性的調整。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機對經濟增長調整的過度沖擊。但當時的學界多數(shù)學者一口咬定我國經濟仍處于高增長狀態(tài)（否認內在的調整規(guī)律），是金融危機把中國經濟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簡單的凱恩斯式總量擴張政策讓其恢復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議。
　　
　　發(fā)展模式的問題
　　2008年中國經濟既遇到了三重周期疊加的影響，也遇到了長期結構矛盾的集中爆發(fā)的影響，根本上講是經濟發(fā)展模式出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在適度保增長的同時，需要做根本性的調整。中國發(fā)展的關鍵問題在哪里？過去流行的看法是發(fā)展方式落后、結構調整嚴重滯后，這沒有錯，但導致落后的發(fā)展方式難以改變、結構調整嚴重滯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為就是宏觀上的發(fā)展模式存在嚴重缺陷。宏觀領域的問題不解決，希望微觀、中微能解決問題，這是不現(xiàn)實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喊了無數(shù)年的要轉變發(fā)展方式但總也不見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觀上的發(fā)展模式問題又是什么？我以為就是“兩個過度依賴”問題，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外資擴大出口、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擴大內需，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長期高增長但卻沒有長期產業(yè)競爭力的提高，或產業(yè)競爭力提高的速度嚴重偏慢于經濟增長，同時伴隨許多經濟失衡問題：高增長低就業(yè)、高工業(yè)化低城市化、高投資低消費、高經濟低社會、企業(yè)利潤和政府稅收高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最大風險，就必須下決心轉變發(fā)展模式。由“兩個過度依賴”的發(fā)展模式轉為“兩個依靠”的發(fā)展模式，即依靠擴大消費和提高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或產業(yè)的全面升級）。
　　而2009年以來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發(fā)展模式轉換存在相當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政策強化了過去的發(fā)展模式，使調結構、轉方式更加困難。在促進需求增長的政策上，應該是減弱對投資的依賴、增強對消費的依賴。中國在需求上的問題與美國完全相反，美國是儲蓄不足、投資不足、消費過度，中國則是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再加上美國的問題是金融危機、金融系統(tǒng)接近崩潰，而中國的問題是結構性危機。但我們實際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使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強化，并對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因此，從中長期看，將會進一步加劇投資與消費的不平衡，供給過度增長而最終需求明顯不足。在產業(yè)發(fā)展上，重點是刺激房地產發(fā)展（盡管鐵公基的投資規(guī)模較大、影響較大，但遠不及房地產投資的作用），而不是放在產業(yè)調整升級、提升競爭力上。在發(fā)展機制上，流行的觀點是政府萬能而市場無能，因此，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干預作用過度膨脹，而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被嚴重忽視或抑制。
　　在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上，我國是市場化不到位，政府對市場仍存在較過度的干預問題，而美國相反，它是市場作用過度，華爾街權力過度膨脹，政府監(jiān)管不到位，宏觀政策強化市場的缺陷而不是糾正市場的缺陷。所以，我們在政府與市場作用的選擇上，反映在宏觀經濟政策應是加強市場的作用，抑制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從政策導向上看，中央強調保增長與調結構并重，但實際政策執(zhí)行中，是保增長絕對優(yōu)先，調結構處于從屬地位�？傊�，2009年宏觀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傳統(tǒng)的發(fā)展模式，從而使結構問題進一步積累，發(fā)展方式轉變進展緩慢。
　　
　　巨大的負效應
　　雙重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保增長上成績很大，但由于其與長期的發(fā)展模式（或方式）轉變存在較大沖擊，其負面影響也較為明顯，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其主要的負面影響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強化了“3個第一”的發(fā)展定式。即增長第一，投資第一，房地產第一。這3個“第一”已經成為過去10年經濟繁榮的定式，金融危機后我國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個第一”的意識更加強化。
　　二是代價過大。2009年我國新增信貸9.6萬億元，而新增的GDP僅2.5萬億元，4個信貸換1個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國新增信貸20萬億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萬億元，即1個信貸換1個GDP，因此，2009年為保增長，貨幣效率過低，所付出的代價過大。
　　三是潛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個嚴重后果是“房價”暴漲，將為未來經濟爆發(fā)“大調整”埋下巨大隱患。因過量的貨幣供給和過度信貸投放，2009年全國平均房價一年增長達50%左右。而高房價正在產生一系列失衡問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穩(wěn)定性構成明顯的威脅，因為泡沫是不能長久的，總有一天會破滅，到時將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高房價還對消費增長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導致社會的不穩(wěn)定。
　　四是經濟結構問題更加嚴重，推進結構調整升級更加困難。在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維持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護落后，使結構調整過程過慢；特別是在增長方式和產業(yè)結構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高增長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業(yè)推動，這既增加了節(jié)能減排的壓力，也使結構問題更加突出。更為嚴重的是：房地產投資的低風險高收益使人們釀成了普遍性投機暴富心理，全民炒房,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不愿在實業(yè)上投資，從而產業(yè)升級嚴重受阻。
　　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早解決，很可能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最大風險。
　　
　　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選擇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調整及深化改革，改變發(fā)展模式，使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與發(fā)展模式轉變方向一致。
　　首先，要將目前仍然偏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降到適度增長的水平。結構調整的環(huán)境不能太緊更不能太松。經濟增長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則大家沒信心，即保一個底線，不低于7%。但更關健的是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太快了（超過經濟增長的潛在水平），太快了，許多落后的產品、產業(yè)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結構調整只能是事倍功半。我認為，近期應把速度穩(wěn)住，穩(wěn)在7%~9%的水平，重點是提高結構調整的速度，即增長的速度是穩(wěn)，結構調整的速度是加快，這才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經濟政策取向。其次，要創(chuàng)造一種讓人們愿意抓結構調整、把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資于結構調整的宏觀環(huán)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結構調整有錢賺。
　　不僅要調整生產的模式，而且要調整消費的模式。不僅要調整工業(yè)發(fā)展的模式，而且要調整城市的發(fā)展模式，還要調整金融與產業(yè)結合的模式。正是這些多方面不合理的發(fā)展模式才導致了經濟發(fā)展方式和調結構的困難。
　　城市化的重點是加快人口城市化，而不是繼續(xù)強化過去以房地產投資及城市區(qū)域擴張為中心的物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主要是解決1.5億~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釋放巨大的消費需求。汽車化不僅能直接擴大消費，而且還能促進消費模式轉型，促進制造業(yè)升級，促進服務業(yè)發(fā)展。用城市化和汽車化代替房地產泡沫化，可以防止房地產泡沫破滅所引起的沖擊，更關鍵是這種轉變意味著經濟增長發(fā)動機的轉換。
　　

相關熱詞搜索：宏觀調控 中國結 宏觀調控中國結 1040宏觀調控三大目的 宏觀調控做給三種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