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世界衛(wèi)生組織在日內瓦發(fā)布公報說，由于報名截止日期前僅有現(xiàn)任總干事一人遞交競選申請，陳馮富珍將是下任總干事的唯一候選人。這意味著，不出意外的話，經過世衛(wèi)執(zhí)委會明年1月和該組織194個成員明年5月這兩輪投票后，陳馮富珍將于明年7月1日開始她的第二個5年半任期。
　　2006年，中國提名曾任香港衛(wèi)生署署長的陳馮富珍出任世衛(wèi)總干事，陳太最終高票當選，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國際組織領袖的華人。今年7月，溫家寶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陳馮富珍，支持她競選連任。從現(xiàn)在的情況看，陳馮富珍將不負眾望。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說明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價值。
　　
　　陳馮富珍的“超然”
　　回顧這兩次、特別是2006年的選舉，會發(fā)現(xiàn)其實單就專業(yè)履歷而論，陳馮富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都不算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wèi)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后，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zhí)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wèi)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fā)”，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yè)背景和人事管理特長：“陳醫(yī)生任衛(wèi)生署署長期間，管理7000名文化及專業(yè)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5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論這些能力，即便中國內部也有更“主流”的其它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yī)生。劉培龍從法國雷恩大學畢業(yè)，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wèi)生碩士學位，1972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wèi)生及健康事務工作，1998年出任中國衛(wèi)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wèi)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xié)調，國際經驗遠比半路出家的陳太豐富。2003年，當時的世衛(wèi)總干事韓國人李鐘郁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戴維?海曼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jiān)，但最后結果卻是李鐘郁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jiān)，劉培龍出任世衛(wèi)組織助理總干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huán)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陳馮富珍這名香港官僚原來并未得到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似乎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wèi)總干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的、在非典危機中偏向中國政府立場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2003年非典危機時備受批評，她在香港這個西式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內地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從世衛(wèi)選舉可見，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卻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臺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上次當選后的就職演說，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qū)、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wèi)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qū)的生活�！痹谘菡f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匯幾乎從沒有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xiàn)的頻率則最高，達14次。在記者招待會上，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拒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yōu)待�！备�令內地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后”。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事務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于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這次如期連任，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
　　
　　對地區(qū)及港臺的信息
　　陳馮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對中國外交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北京對亞洲傳達微妙信息的途徑。在當年的競選中，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衛(wèi)總干事的候選人，他被吳儀評為陳馮富珍“最強勁的對手”。陳馮富珍的參選，被亞洲不同地區(qū)傳媒視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場外交競賽。在日本，就一度有傳說中國最初提名陳馮富珍的動機，根本不是競選總干事的職位，而只是要破壞日本的競選。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報》曾發(fā)表評論，認為陳馮富珍的當選，只是基于狹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驅動，“與球迷盲目支持地區(qū)球隊無異”。另一方面，尾身茂雖然也獲得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但強調競選與地緣政治無關，多次說希望與陳馮富珍之間的競爭不會影響未來的中日關系。
　　假如這算是中國的一場勝利，勝在哪里？可以說，陳馮富珍的管理經驗（而非專業(yè)技能），不但相比于其他中國候選人有優(yōu)勢，就是相比于日本候選人也有優(yōu)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陳馮富珍的官方介紹不限于她的個人經歷，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國政體下獲得的、也許不很政治正確的榮譽：“1997年，她榮獲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頒授官佐勛章�！睍r任國務委員吳儀在公開場合，多次以陳馮富珍的英文名“Margaret”來稱呼她。當這樣的形象包裝，結合了中國外交方略，信息就十分明顯了：由于今天的中國比英國強大，所以前英屬香港官員才愿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時任衛(wèi)生部長高強在助選時預言，陳馮富珍的經歷，會對過去10多年都申請作為世衛(wèi)觀察員、但一直不成功的臺灣，產生“積極影響”。在北京看來，陳馮富珍的身份毫無疑問具有特別的意義，假如有臺灣專家愿意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可以當陳馮富珍第二。這類在主權層面的彈性，未來會越來越多，也會在兩岸互動當中愈發(fā)重要。
　　在香港方面，作為陳馮富珍之前服務的對象，香港特區(qū)政府在世衛(wèi)總干事競選中，卻似乎很難找準自己的定位。上屆競選時，香港的愛國媒體多次呼吁，特區(qū)政府要為陳馮富珍提供“全面支持”，但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敏感邊界，無論如何支持，都難以面面俱圓。香港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據了解，特首曾蔭權為陳馮富珍與各國總領事安排了幾次象征性的聚會；香港海外經濟辦公室接到上級指令，要“在方便的情況下”，為陳馮富珍做軟宣傳；港府派了一名級別不高的政務官章景星（還有作為選舉最后一天中方團隊成員的衛(wèi)生署署長林秉恩），為陳太在日內瓦提供“后勤服務”。據當事人所言，這些“服務”包括幫助陳馮富珍與香港政府聯(lián)絡，搜集媒體和業(yè)內人士的評論等，而已。至于這次連任選舉，似乎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發(fā)布了一個支持電文，就沒有下文了。
　　這些支持究竟是否必要，并沒有客觀基準；陳馮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有多高或多低，同樣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對是否有責任協(xié)助國家外交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未有共識。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員協(xié)助陳馮富珍競選、并將日內瓦辦公室借出的做法，并不符合一國兩制，因為他們只把陳馮富珍視為一個不應享有特權的“退休公務員”。此外，也有議員批評特區(qū)政府“侵吞”信托基金來支持陳馮富珍。這些問題，涉及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獨特身份協(xié)作國家外交事務，香港特區(qū)政府有哪個對口編制可以承擔這功能，它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應如何理順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于內地人的優(yōu)勢所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甚至有消息透露，陳馮富珍模式有可能被“復制”，會有新的港人競逐國際組織要職。這類嘗試，正是一國兩制的靈活所在，也是一國兩制應有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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