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曼一下子遞上來兩張名片。兩張都是他現(xiàn)在用的,每張上面都只有一個職位:一張是“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另一張則是“德中同行項目總監(jiān)”。 　　在中國,通常情況下,一個人所有的身份都會印在一張名片上。
　　“你知道的,在中國辦事,對身份的認知很重要嘛,不同的場合必須要用不同的身份,所以就印了兩張名片�！卑⒖寺�操著一口流利普通話,似乎早就料到這一出,邊遞名片邊解釋。
　　從1975年到中國留學算起,阿克曼已經和中國結緣整整35年,他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前前后后算起來也已有16年。期間,他不但參與創(chuàng)建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并任首任院長,還娶了個中國妻子,是公認的“中國通”。
　　聽到這個稱謂,被老友劉震云描述“和一個普通的中國老頭沒什么差別”的阿克曼,并不受用,他說:“我不是也永遠不想當 ‘中國通’�！�
　　
　　阿克曼性格
　　到6月,阿克曼重返中國擔任歌德學院中國區(qū)總院長已經整整4年。也正是在這個6月底,他一直操心的“德中同行”項目將正式告一段落,結束長達三年的活動期,在上海世博園上落幕。
　　能將“德中同行”和世博會掛上鉤,而且還能進駐世博園,這歸功于項目總監(jiān)阿克曼對中國情勢的精準把握:三年前就把“德中同行”的主題敲定為“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和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完美契合。
　　提起世博會,阿克曼并沒有表現(xiàn)出想象中的高興,他似乎生怕《中國周刊》記者以為他搭上了上海世博會的“便車”,“我們一開始并沒有計劃在世博會上結束這個活動的”。
　　2006年秋天,當他受德國外交部委托,帶領歌德學院的同事們一塊設計“德中同行”的主題的時候,他說自己還真不清楚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什么。
　　阿克曼喜歡創(chuàng)新,不喜歡重復。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留過學的他,首次被歌德學院派到中國來工作,在同濟大學教德語。明知道當時“在中國成立歌德學院比在月球上成立還難”,但阿克曼還是積極參與進來,并且夢想著當歌德學院在中國的首任院長。因為,這是一個創(chuàng)舉。
　　1988年,他夢想成真。但此后6年,絕大部分時間,他行使的都只是一個德語培訓學校校長的職權。看著一天天的重復工作無望改變,他選擇了離開。因為實在是被在中國沒有創(chuàng)新的工作狀況“惡心”到了,阿克曼甚至當時就下定決心,再也不回來工作了。
　　2006年6月走馬上任歌德學院中國區(qū)總院長,他并不是很爽快就答應,而是考慮了半年之久,就是害怕重返故地,還是重復自己。
　　來中國實地考察了兩個星期之后,他發(fā)現(xiàn)中國每天都在發(fā)生新變化,而這會讓他每天都可能遇到新挑戰(zhàn),于是,決定成行。
　　
　　不愿做“中國通”
　　接手了中國區(qū)總院長一職,阿克曼才發(fā)現(xiàn),他面臨一項任務――用三年時間,籌辦2009年的德國文化年。
　　一接手這個工作,阿克曼就發(fā)現(xiàn),當時,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家已經在中國舉辦過文化年,如果德國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舉辦一個這樣的活動,就是重復。
　　阿克曼決定推翻德國文化年的計劃。他召集一群人,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對“德國文化年”進行重新策劃:舉辦的時間從一年延長到三年;地點由一個一線大城市轉向多個二線省會城市;中德交流的內容從單純的文化變成經濟、科技、文化等多個方面――這儼然不再是通常意義的文化年。一個嶄新的“德中同行”項目由此誕生。
　　和法國文化年一年就投入4億人民幣相比,德國政府投入的資金只有7000萬人民幣,阿克曼的設想“居然”是在中國用三年,而且,德國外交部方面還就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的構想。
　　可見,德國官方也是非常認可阿克曼“中國通”的本領。阿克曼并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他更愿意強調,“我們當初的設計,90%的項目都是德中雙方一起合作進行的”。
　　對于“中國通”這個稱謂,阿克曼唯恐避之不及,“中國通,就意味著他是在現(xiàn)成的既有的觀點和視角去觀察和解釋中國的問題,這是一種重復,我不喜歡,我也不愿意�！�
　　
　　吃得開
　　“在中國辦事,最重要的是要給人面子”。做“德中同行”項目,阿克曼總會提醒他的德國同事,不要太過直爽,不要當面給中國人難堪,否則會很糟糕。
　　阿克曼說自己出去辦事打車,總會被人問來中國干什么,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就說,就是政府間的那些破事兒,你知道的,特沒意思;趕上心情好,他會說,做文化教育和交流,讓你們中國人看上我們德國。
　　和《中國周刊》記者說起這些的時候,阿克曼自己也笑了,這一套讓他在北京很吃得開。
　　現(xiàn)在已經是一家雜志主編的牛文怡,2006年曾在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工作,在牛文怡的心目中,阿克曼很懂得中國人。當年,牛文怡在工作中與一位德國員工非常不和,雙方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最后,德國員工氣哼哼地找到阿克曼去投訴。牛文怡懶得多管,覺得沒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卷鋪蓋走人。
　　阿克曼聽完德國員工的投訴后,沒有馬上做聲,而是用白紙畫了一幅畫:兩個井口,一個踏上了幾個腳印,一個旁邊圍繞了幾個腳印。
　　阿克曼用這幅畫告訴那個德國員工,踏上腳印的是德國人,繞道走的是中國人。遇到問題,德國人習慣于直接面對去處理,而中國人更習慣于繞過去,雙方只是文化背景不同導致的處事方法和態(tài)度不同,要尊重各自的文化背景。
　　這件事后,牛文怡發(fā)現(xiàn)那個德國員工再也沒有當面找自己的茬。
　　牛文怡發(fā)現(xiàn),“好像碰到中國在國際上遭遇什么誤讀,他都會站出來發(fā)表他的見解,為中國辯護,不把自己當外人,特會做人。”對于阿克曼在中國比較吃得開,他并不奇怪。
　　但阿克曼并不覺得自己真正懂得中國人。
　　
　　不懂中國人
　　上個世紀70、80年代,中國人在阿克曼心目中,“就是一群跑來跑去、面目模糊、沒有個性的藍螞蟻”。
　　1993年,他和一位德國詩人跟著劉震云回了趟河南老家,見到劉震云93歲的外祖母,改變了看法。
　　老祖母不識字,但她提的第一個問題在阿克曼看來很有世界性:“你們從哪來?”這也是《圣經》里的話。阿克曼回答,“從德國來�！�
　　“德國有沒有搞‘文化大革命’?”
　　阿克曼照實說:“沒有搞。”
　　外祖母一拍太師椅:“毛主席讓搞,你們?yōu)槭裁床桓?”
　　“毛主席說的是湖南話,德國人又有點笨,所以沒聽懂�！卑⒖寺�回答。
　　外祖母想了想,覺得也是,“德國人沒聽懂就算了。”
　　現(xiàn)在阿克曼回憶起來,還依然記得外祖母的舉重若輕以及當?shù)剞r村切切實實的生活,這一切改變了他對中國的認識。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為中國的傳統(tǒng)已經損耗了,但這時他知道了,“其實在中國的農村,在最基層的中國老百姓身上,中國的傳統(tǒng)保持得非常好,也有許多聰明人存在�！�
　　這次經驗讓阿克曼明白,光看表象,你永遠不懂得真正的中國人。
　　現(xiàn)在,和每個中國人打交道,他更注意這個人的個性,更愿意看他生活的環(huán)境到底是怎么影響他。這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德中同行”避開大都市,到經濟已經發(fā)展起來、但并不是特別受到外國人關注的南京、重慶、沈陽、武漢等二線省會城市去,就是出自阿克曼的主張。
　　每到一地,阿克曼特別喜歡親自上陣,演講、交流,甚至是教小朋友學德語單詞,他都樂此不疲,“要想真正了解中國和中國人,你只有深入他們中間�！�
　　阿克曼在中國沒有專車,出門“只有老老實實打車”,北京糟糕的交通狀況也是他回來這幾年最為頭痛的事情,不過,他并不打算改變這個情況,因為,這是他深入了解中國人的一個有意思的途徑。
　　現(xiàn)在,阿克曼已經不再像以前那么忙碌,除了經常飛到上海去看看在世博園的那個“德中同行”館的運行情況,他開始有一些時間可以坐在北京的辦公室。他在世博會上的通行許可證,已經借給無數(shù)個老外以便他們自由進入世博園。
　　“你看,在中國人眼中,老外就是老外,待了一輩子都是老外,長像都是差不多的�！卑⒖寺�邊說邊露出一種惡作劇般的笑容�！拔艺J識無數(shù)不同的中國人,我還沒碰到中國人�！彼�意味深長地說。
　　
　　文化差異中的“救火隊員”
　　而過去三年多,阿克曼實在太忙了。
　　杜星橋并不是一開始就跟著阿克曼一起做“德中同行”。2008年底,他才從一家中德合資的企業(yè)來到“德中同行”項目組。當時,這個項目已經進行了一年半。還有一年半就將結束。
　　能在活動過半后參與進來的原因,是因為杜星橋的前任不堪工作重荷導致心臟病復發(fā),不得不從這個崗位上離開。
　　“我只是處理項目組的對外宣傳的工作,阿克曼卻要負責整個項目組的工作,歌德學院還有一些必要的工作,他的工作負荷之大,可想而知”。杜星橋發(fā)自內心佩服64歲的阿克曼。
　　阿克曼對此渾然不覺,他甚至幽了自己一默,“還好吧,除了處理一些行政、事務性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人聊�！�
　　從2007年秋季開始,“德中同行”每半年在中國的一個城市舉辦一次系列活動,每次活動舉辦的時間計劃為三個月,籌備三個月,包括大大小小的交流項目100多項。
　　阿克曼自己大致統(tǒng)計了一下,三個月的活動籌備期,一般要專門花一個半月甚至兩個月,用來走訪各行各級的各類官員,給他們解釋“德中同行”到底是怎么回事。通常情況下,這些交涉中比較高級別的、比較難啃的骨頭,就是由阿克曼出面來協(xié)調。他像個“救火隊員”。
　　去談合作,對方笑著滿口答應,非常熱情,但實際操作中上,存在著很多問題和困難,但是對方還是一如既往地對你表示熱情,不提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他們不表態(tài)并不是他們沒有態(tài)度。有時候,不表態(tài)還會幫助人占盡先機呢�！卑⒖寺�興致勃勃地繼續(xù),“你必須敏感,要想盡辦法仔細揣摩他們的真實想法,這樣才會有新的收獲,才能推進事情進展�！�
　　這些在杜星橋看起來非常麻煩、非常瑣碎、非常消耗人的溝通過程,在阿克曼眼中,卻有不同的意味, “在中國,永遠都有你不可預知的新情況出現(xiàn),總是有新的挑戰(zhàn)等著我。在中國的每一秒我都不無聊�！�
　　“我一直覺得誤解不是個壞事。中國介紹吸收西方文學的過程大半都是誤解,反過來講,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大半也是誤解。但是這種誤解非常重要,因為這種誤解可以制造新的東西。我們也不必要太了解一個國家,太了解,就很難有開創(chuàng)性的思維。”
　　這也是阿克曼不想當也覺得自己不可能當“中國通”的部分原因。精通中文的阿克曼,并沒有給自己取一個中文名字,這是他刻意為之的。
　　在他看來,像他這種長期生活在別國文化中的人,會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德國文化基因,會更加堅持自己的立場,這也沒什么不好,他覺得用西方人的視角看中國,才會永遠有好奇心,有創(chuàng)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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