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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奔自由之城】 自由之城別墅

        發(fā)布時間:2020-03-18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熱血青年們打起背包,開始了邁向延安這座自由之城的“朝圣之旅”,這是一段交織著艱辛與驚險的旅程。      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chǎn)黨扎根延安后,從國內(nèi)外記者發(fā)回的各種關于這個邊區(qū)首府的報道里,國統(tǒng)區(qū)的青年們仿佛望見了一座民主、平等、積極向上的自由之城。它如同一塊純凈的圣地,對熱血青年們產(chǎn)生了強烈的吸引力。
          一幅令人驚異的景象出現(xiàn)了。穿著各式服裝、背著簡單背包的青年大軍,從五湖四海出發(fā),奔赴中國的西北角。這些“朝圣者”的口號很一致――“到延安去!”
          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抗戰(zhàn)時期前往延安的青年,至少有3萬余人,他們當中有學生、作家、音樂家、畫家等等。“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碑斈辏骷液纹浞歼@樣興奮地描繪著青年人從四面八方涌入延安的情形。
          不過,這的確是一段交織著艱辛與驚險的旅途。
          
          陜道難
          
          在當時,想去延安,西安是必經(jīng)的門戶,兩地相距近400公里,不通火車。如果從西安開始步行,皆是連綿崎嶇的山路,至少要走十天以上。所以,如何在戰(zhàn)時搭上一趟去延安的順風車,以翻越這八百里秦川,這是橫亙在許多青年人面前的最大難題。
          1938年2月末的一天,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來了一個叫徐懋庸的年輕人。這位27歲的作家要求到延安工作。時任黨代表的林伯渠同意了他的請求,但什么時候有去延安的車,還不一定,林伯渠讓徐懋庸等人去旅館等通知。
          這一等就是數(shù)日。徐懋庸等人天天到辦事處去問車,總是說沒有。三月初,他們忽然聽說,近期有一輛大卡車,會載著國民黨的幾個官員去延安參加三八紀念大會。于是趕忙到八路軍辦事處,開了一封介紹信,搭上了順風車。
          幾天后,徐懋庸等人和國民黨官員同車前往延安。一路上,同行人等誰也不愿意說話,多少有些尷尬。
          但抵達洛川的第二天早上,車子剛出北門就壞了。徐懋庸只能在洛川住了三天,直到司機打電話到西安,派了另一輛車來,才繼續(xù)前進,到了延安。
          作家陳企霞的遭遇更加狼狽。1940年1月,陳企霞夫婦從重慶出發(fā)前往延安,剛到成都,就遭遇日軍飛機轟炸,公路遭到嚴重破壞,車輛無法通行,兩人不得不找了當?shù)氐穆灭^住了下來。盤纏快用完了,只好寫信向重慶的親戚借。
          陳企霞的夫人鄭重此時已經(jīng)懷孕,妊娠反應嚴重,加上一個月等不到車,心情愈加煩躁。一天,她飯后出門散步,一不小心掉進了一個大炮彈坑,費盡口舌才讓人把她拉上來,回到旅館后,鄭重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好不容易公路通了,道路兩旁擠滿了一個月來滯留的旅客。此時的人們也顧不得是否舒服了,只要有車就上。陳企霞夫婦擠上了一趟沒有頂棚和座位的卡車,再次啟程。車子開得很顛簸,沙塵彌漫,嗆得人睜不開眼睛,最后每個人都一腦袋灰,大家互相見了,都捧腹大笑。
          就這樣,他們一路風塵仆仆,終于抵達西安。隨后,在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登上了開往延安的汽車。當車子開入邊區(qū),所有人頓時齊聲唱起歌來,嗓子都喊啞了。
          
          虎口脫險
          
          不過,與翻山越嶺的勞苦相比,另一種難,更讓人刻骨銘心。
          1939年4月,國民黨內(nèi)部以絕密形式向各級組織下達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加強了對邊區(qū)的封鎖。從西安到陜北的路途上,密密麻麻地設置了幾十個檢查站,遇到趕赴延安的青年,便直接扣留下來,送往集中營監(jiān)禁、教育。
          對于這些青年來說,八百里秦川于崎嶇之外,又增添了一份險惡。
          1940年11月中旬,一輛載有數(shù)名醫(yī)務人員的卡車從重慶出發(fā),前往延安。車上就有女作家陳學昭。全體人員身著軍裝,佩戴著第十八集團軍胸章,他們事先得到囑咐,“行軍途中若遇特務問話,你們能回答的回答,不能回答的就不理睬。”
          12月中旬,當他們行至陜甘寧邊區(qū)不遠的銅川市,突然遭遇國民黨的武裝人員。一行人被趕下車,關在一個又臟又臭的旅館內(nèi),陳學昭睡在鋪著干稻草的泥地上。
          審問多在夜里兩三點鐘進行。一行人一個個被叫去問話:“你們從哪里來?原來是做什么工作?為什么要到延安去?”審問者還聲稱,“共產(chǎn)黨游而不擊,破壞抗戰(zhàn)”、“共產(chǎn)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
          一天晚上,陳學昭被叫去,問道:“你們當中哪個叫陳學昭,你講出來,對你沒有害處。”
          “是男還是女?”陳學昭佯裝不知。
          “滾!”審問者惱怒地放走了她。
          音樂家賀綠汀也有著類似的經(jīng)歷。1941年初,他帶著自己的妻子姜瑞芝和女兒,登上了一支開往延安的車隊,同行的大部分是當時在重慶的文化人。一行人走到半途,“皖南事變”爆發(fā),氣氛一下子緊張到頂點。領隊要求每個人都想好一套說辭,以應付國民黨軍隊的盤查。
          一天,車隊開到一個小縣城,突然被國民黨軍隊團團圍住。士兵端著刺刀上車檢查,還戳破了賀綠汀的女兒的餅干罐,她被嚇得大哭起來。
          接著,所有人被趕下車,被押到了一條河堤旁邊,面對他們,軍隊架好了機關槍。
          雙方在寒風中對峙了良久,在領隊的交涉下,眾人又被押回了憲兵司令部。又過了很長時間,一個軍官站在凳子上對大家說,這是一場“誤會”。最后,除了一輛卡車被扣留,其余車輛予以放行。
          
          偽裝者
          
          1941年2月,31歲的艾青與幾個同伴,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從重慶啟程奔赴西北?紤]到路途安全,艾青托一位學生,為他弄來一個國民黨高級參謀的身份證件。
          由于這個證件僅允許一人通行,他們便將上面的“一”字改為了“三”字。幾個人準備先乘國民政府的汽車到陜西寶雞,然后繞道耀縣,再從這里進入陜北。
          行至寶雞,他們又遇到兩個也要去延安的朋友,于是又將證件上的“三”字改為“五”字。為了裝得更像,一個同伴還上街把頭發(fā)剃了個精光,一位女士特意在行李中放了一件新羊皮夾克和一雙高跟鞋。艾青也準備了印刻考究的高參名片。
          就這樣,艾青扮作國民黨高參,幾個友人,有人扮成高參太太,有人扮成勤務員,有人扮成秘書,有人扮成副官,幾個人搖身一變,繼續(xù)趕路。
          當他們搭乘一趟長途汽車趕到耀縣時,天色已晚,城門半閉。守衛(wèi)的軍警按三五人一撥,逐個檢查證件。輪到艾青,軍警用手電照了照名片,又翻查了行李,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破綻,手一揮,放他們進去了。
          在城內(nèi)旅館,幾個人懸起來的心稍稍放下,正準備休息,突然一名軍警敲門進來,聲稱局長要親自看一下證件。將證件拿走后,直到夜深也沒有歸還。
          艾青一行人擔驚受怕,徹夜難眠。天剛微亮,幾個人爬起來合計,應該趕緊要回證件,城門一開即走,以免夜長夢多。
          一個叫羅烽的同伴,自告奮勇來到了警察局,找到了昨夜查房的那個軍警,發(fā)現(xiàn)此人正在打瞌睡。羅烽一把推醒他,厲聲責問道,看證件還要一夜不成?再不給,我們長官就要發(fā)脾氣了!
          對方還了證件。于是,艾青一行人匆匆北行,出了城門。
          臨近延安,盤查越來越嚴密。一天,艾青等人在路上忽然遇到一個國民黨軍官,亦步亦趨地跟著他們,頓時又緊張起來。
          羅烽給那位軍官的隨從遞過去一支煙,聊了起來,得知這個軍官來頭不小,是某警備區(qū)司令,在這一帶頗有權勢。因是雜牌軍,一直得不到重用,對國民黨頗為不滿。
          車到宜君,艾青一行人大膽決定,請這個軍官吃上一頓飯。此人欣然應邀,在一間小酒館里,三杯酒下肚,便指名道姓罵開了蔣介石。艾青怕搞出麻煩,趕忙對他說:“還是莫談國事吧!币环票瓝Q盞,雙方成了朋友,從此暢行無阻。
          1941年3月8日,艾青一行人歷盡艱險,終于抵達了延安。當天晚上,毛澤東打著火把親自拜會了他們。
          后來,艾青回憶這段往事時,才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一趟,他們足足經(jīng)過了大小47次的檢查,才安然到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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