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集團的前身是七國集團，是幾個經濟最發(fā)達的工業(yè)化國家領導人自1975年開始舉行的經濟政治論壇的延伸和擴大，盡管作為會議形式的八國集團決議對其成員國不具有強制約束力，但是，隨著八國集團向外部開放的力度加大，并逐漸成為塑造國際新秩序的“全球治理中心”，新興市場國家、發(fā)展中國家和公民社會組織，逐漸認識到八國集團作為一個國際機制的重要作用，加強了同它的對話和密切合作。今年6月德國召開的八國集團峰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應邀參與八國集團與發(fā)展中大國高峰對話會，中國和八國集團的關系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
　　
　　八國集團的緣起及其角色
　　
　　冷戰(zhàn)開始后，國際社會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壘的格局，并逐步演變成美蘇兩極爭霸主導的國際體系。20世紀70年代，世界體系內出現了權力明顯地向美國之外轉移的現象：一是歐共體和日本成為新的經濟中心，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出現多極競爭的趨勢，導致美、日、歐等西方大國有可能平等商討“低級政治”的經濟事務；二是美蘇之間的經濟、軍事差距縮小，蘇聯在全球范圍內對美國的挑戰(zhàn)能力提高，國際關系緩和為西方大國考慮經濟衰退和相互依存關系提供了時間和機會；三是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初步發(fā)展使經濟因素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中心話題”，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斷崛起開始影響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協調新經濟環(huán)境下的全球秩序成為西方大國面臨的重要任務，也使西方大國意識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是更為迫切和更加長遠的事業(yè)”。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引起的金融危機、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石油價格造成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等事件直接導致了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機制的創(chuàng)立。1975年11月，在法、德等國的倡議下，法國、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在巴黎召開了第一次峰會，1976年第二次峰會時，加拿大在美國的強烈支持下加入，1977年第三次峰會時，歐洲共同體作為一個組織參與了峰會，形成七國集團的會議格局，1998年伯明翰會議俄羅斯的加入最終形成了八國集團。不過，七國集團作為一種平行的機制保留到2006年。2002年卡納納斯基斯峰會決定2006年由俄羅斯擔任八國集團峰會主席，最終形成了每年一次，由法美英德日意俄輪流做東道主的峰會形式。峰會創(chuàng)建的主要目的有三個：一是為世界經濟提供集體管理，歐洲、日本和加拿大與美國分享責任；二是調解互相依賴的緊張，這種緊張得以產生是因為外部因素逐漸地深入滲透進國內經濟政策；三是形成政治上的領導資格，與它們的官員和部長相比，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可以進一步地進行合作。這些目標至今依然有效，唯一的變化是全球化已經取代了相互依賴――現在的互相依賴更深。
　　就形式而言，八國集團是一種國際會議制度，參加該論壇的國家和組織每年舉行一次首腦會議以及若干次部長級會議，每次峰會確立一個或幾個主題進行對話和討論，會議宣言或決議等對成員國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就會議設置而言，八國集團一直沒有成立常設機構，也沒有秘書處負責日常事務，但是，八國集團首腦委托專門的私人助理進行相當頻繁的會晤，根據國際形勢發(fā)展的需要，定期不定期地召開各種部長級會議，為峰會做準備。此外，為這些私人助理服務的工作組、專家組和任務小組也不斷壯大，除了冷戰(zhàn)期間創(chuàng)建的國際能源技術工作組、金融行動任務小組等，又新建了有組織跨國犯罪專家小組、恐怖行動專家組、數字機遇任務小組、再生能源任務小組、教育工作組、安全和核安全小組、運輸安全專家組等近10個小組。
　　就性質而言，七/八國集團是一種國際協調機制，其主要任務是協調西方大國間的經濟政策，統(tǒng)一各自對外立場，以達到維護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強勢地位。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通過七國集團首腦會議和眾多的不同部長級會議的有效協調，在化解石油危機、抑制發(fā)展中國家崛起、度過戰(zhàn)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等方面產生了極大的影響；80年代，通過協調推動了各成員國采取有益于國際經濟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匯率的波動和各成員國經濟的不平衡。同時，在東西關系上，七國集團始終將內部矛盾控制在“斗而不破”的范圍內，七個主權國家和一個國際組織組成的七國集團，集中了當時一半以上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成為資本主義陣營敵視和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工具，尤其是在70年代末的第二次冷戰(zhàn)高峰時期，七國集團作為一種“軟實力”，有效地幫助美國反擊了前蘇聯的攻勢。
　　
　　八國集團的演變和影響
　　
　　作為歷史的產物，八國集團從成立起就隨著國際格局的轉變不斷調整其角色和議程。
　　從1975年到1979年，七國集團的議題主要集中于貨幣問題和宏觀經濟合作上。因此，首次會議的名稱就是“西方主要國家經濟首腦會議”，通過協調各國的經濟和對外政策，為世界經濟的復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從1980年到1987年，峰會議題逐漸從經濟事務上更多地轉向政治主題。進入80年代，受西方世界又一次經濟危機和打擊和蘇聯入侵阿富汗帶來的東西方關系緊張，1980年威尼斯峰會開始不斷增加政治和安全問題的討論力度，繼1978年波恩峰會發(fā)布第一個有關劫機的非經濟文件后，1980年開始關于東西方關系的政治聲明和政治類文件沒有中斷過。至80年代中期，政治和經濟問題已經并駕齊驅，這期間的主要議題只有兩個：一是如何恢復經濟增長，二是如何阻止前蘇聯的攻勢。因此，維持和改善現存的東西方關系一直是峰會的努力方向，當時的七國峰會極大地受制于兩極霸權結構，為維持兩極霸權結構的穩(wěn)定而努力。從1988年到1994年，七國集團會議的重心是鼓勵前共產主義國家實行有效的民主和市場經濟，賦予了貿易、消除債務和環(huán)境新的優(yōu)先考慮。針對蘇東地區(qū)出現的政治變動，峰會將經濟問題放在次要地位，突出討論政治問題，如人權、跨國犯罪、恐怖主義、政治民主等，從而完成了七國集團角色由于經濟協調向政治協調機制的轉變。從1995年至今，受全球性問題的沖擊，峰會的議題和形式都發(fā)生了重大轉變。自1994年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全球性問題的突顯，峰會一直拓寬其議程表上的問題領域和議題數量，不斷加深地參與國際事務甚至各國國內事務，大力推進并力求主導全球化進程，經濟、政治、安全和社會議題齊頭并進，特別是社會議題在七國集團峰會議程中占據了顯赫的地位，環(huán)境、反恐、信息技術、犯罪、勞工、疾病等各個領域紛紛納入峰會關注的焦點。1995年以來，又發(fā)起了對現存國際金融體系及國際機構的全面改革，并始終排他性地控制著前者的改革進程。事實表明，八國集團逐步地由一個協調西方世界對外政策的核心機制轉變?yōu)閰f調國際政治、安全、經濟及社會政策的全球治理中心。
　　綜上所述，從八國集團角色功能的演變中，我們看到，冷戰(zhàn)時期兩極結構孕育了它的出現、鞏固和演變，它的形成和存在本身，推進了西方國家間的互動，直接反映和影響著冷戰(zhàn)時期國際體系結構的演變和國際體系的演進。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國際體系結構由兩極對抗向多極化發(fā)展，該機制也由力圖保持和受制于兩極結構的角色，轉變?yōu)橥苿雍退茉煨聡�際體系結構形成的角色。從力量上講，現在的八國集團中有四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八國GDP總值占世界GDP總值的60%以上。不論經濟實力，還是政治影響，八國集團的成員都是國際社會中重要的角色，左右著國際格局的變化發(fā)展。從功能上講，八國集團開始由短暫的以政治議題為主，迅速轉變?yōu)樘幚砣�球范圍內的環(huán)境、人類安全、最貧窮國家債務消除以及沖突預防等廣泛議題，同時，擴大了同發(fā)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和私營企業(yè)等國際行為體的交流，會議討論滲透進各國的國內政策，使八國集團的影響滲透到世界各地區(qū)、各階層，其他國際行為體認識到八國集團的“西方”世界的協調中樞性質，加強同其在金融穩(wěn)定論壇、20國集團這些機制中的對話與合作，八國集團所作的決議雖然對成員國沒有強制約束力，但重視和認同的程度不斷上升，并對非成員國也發(fā)揮著一定政策導向作用。從角色上講，八國集團盡管依然維持著松散的會議制度，但是，已經突破了單純的經濟和對外政策協調，也突破了政治和社會事務的討論，逐步成為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體系，成為國際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隨著功能和價值觀的轉變，力圖形成為“一個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
　　
　　中國和八國集團
　　
　　當前，在世界上公認的多極力量和體系大國中，只有中國處于八國集團之外。隨著中國經濟、科技、軍事等綜合實力的加強，中國和八國集團間的關系成為世界關注的問題。
　　中國和八國集團的關系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動經歷了排斥、接觸、對話與合作的一個過程。冷戰(zhàn)年代，中國對于當時的七國集團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存在，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雙方一直采取敵視和排斥的態(tài)度，隨著七國集團越來越多地處理大量地緣政治問題，開始認識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1987年威尼斯峰會關于政治議題的主席總結中，首次指出：“我們一致認為，在亞洲，我們應該對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努力給予特別關注。”隨著蘇東劇變和國際格局的轉變，綜觀1989-1999的10年間，七國集團曾與中國之間圍繞著人權、環(huán)境、軍控、貿易等議題進行了外圍接觸，但依然維持著作為一個志同道合者組成的排他性論壇。1997年爆發(fā)的亞洲金融危機及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使七國集團態(tài)度發(fā)生了明顯的轉變，在當年召開的伯明翰峰會結束時的記者招待上，布萊爾指出，七國集團“高度評價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所做的工作及其對金融穩(wěn)定的堅定承諾”。1999年11月2日，當年的峰會東道主、德國總理施羅德指出中國的規(guī)模和重要性后認為，“在21世紀，讓中國參與有關控制與防止地區(qū)沖突和促進國際合作的討論，當然是很有意義的”。同日，中國公開主張八國集團要更多地聽取北京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聲音，指出中國是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并表示希望八國集團在促進全球穩(wěn)定和平衡發(fā)展的同時，能夠縮小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與此同時，中國參加了七國集團財長于1999年創(chuàng)建的20國集團并分享平等的地位，八國集團和中國開始進行真正的對話和交流。
　　近年來，隨著中國和平崛起國際戰(zhàn)略的提出，“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成為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中國加入了包括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內的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267個國際多邊條約，在反恐、軍控、防擴散、維和、經貿、發(fā)展、人權、司法和環(huán)境等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此同時，隨著八國集團逐漸從單純的會議制度向塑造國際新秩序的“全球治理中心”轉變，其成員國認識到中國在世界事務建設中的建設性作用、在世界金融秩序中的重要性以及作為亞洲地區(qū)代表的重要地位。2003年6月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上，法國首次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11個發(fā)展中國家和瑞士參加與八國集團舉行的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議。2004年在美國佐治亞洲海島舉行的峰會期間，當時的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表示:“我們需要嘗試建立在八國集團成員國也就是當今世界的重大經濟體與那些在全球經濟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國家如中國之間的擴大對話，我認為，當前，我們在討論重大經濟問題時，不邀請中國和印度、巴西、南非參與，是沒有意義的�！彪S著八國集團和中國對話、溝通的日益頻繁，一些八國集團的領導開始邀請中國加入八國集團或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八國集團首腦會議。
　　鑒于此，中國要在現行國際框架和國際制度下，積極和八國集團有關國家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對話、溝通，通過接觸、對話和合作，維護聯合國的權益和通過聯合國維護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推進國際新秩序的建立，為國內經濟社會發(fā)展創(chuàng)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促進世界的發(fā)展和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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