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4日下午6時許，《南方日報》著名揭黑記者梁文祥在自家小區(qū)門前遭兩男子襲擊，對方毆打梁長達數(shù)分鐘，致使其肋骨骨折、大腦積血。由于隨身攜帶的價值數(shù)萬元的攝影器材并沒有被劫，梁懷疑打人者是為了報復，而他正是小區(qū)業(yè)委會籌委會的發(fā)起人。
　　梁文祥曾冒著生命危險，做成報道《茫茫人海見毒瘤》，拍攝了千余張廣州火車站吸、販毒猖獗的照片。前些年，談到記者工作的艱辛，總有人說，某某年是“記者挨打年”，仿佛樹碑立傳一般，現(xiàn)如今，記者挨打早已見怪不怪，攝影記者挨打更多！
　　無獨有偶，1月9日，《中國貿(mào)易報》山西記者站記者蘭成長，在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一煤礦采訪時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打成重傷，送醫(yī)院后第二天因顱內(nèi)出血搶救無效死亡。
　　同是記者，同樣挨打，卻不可“同日而語”。據(jù)悉，蘭成長系報社試用人員，前往礦區(qū)采訪有“敲詐”之嫌，遭礦主“滅口”。
　　一邊被人無辜毆打，一邊又可以瀆職受賄，記者就是這么一個特殊的群體，挨打與賄賂都只有一個目的――閉嘴。
　　早在2003年，同樣是在山西，就曾報出“山西繁峙礦難11名記者受賄”丑聞,轟動一時。因報道同一事件獲得中國新聞獎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劉暢就曾坦言，“記者手里有‘權(quán)’，監(jiān)督別人，更需要監(jiān)督！”
　　曾幾何時，由于記者的介入，突破了某些當權(quán)者人為設(shè)定的“統(tǒng)一口徑”，破壞了這些視烏紗為生命者的所謂“政績”和“形象”，毀壞了他們的前程和仕途，因此，“防記者之筆甚于防川”、“防火防盜防記者”的傳言漸漸風行。
　　掛著跑新聞的名義斂財?shù)氖怯浾咧械臄☆�，但是更多的記者是好樣的。可以這么說，大凡記者挨打，都說明有些人想掩蓋一些真相，想剝奪公民對于新聞事件的知情權(quán)。打記者，實際上侵犯的是更多人的權(quán)利。
　　而記者挨打往往只有以下幾種結(jié)局：一是私了，打人的給被打的一些補償，大家“哈皮”完事；一是強行壓下，“自生自滅”。更多的時候，記者被打，多以“一般治安案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是記者的悲哀，也是全社會的悲哀。
　　為什么唯獨記者挨打？打警察，敢嗎，一槍斃了你；打國家干部，那是暴力抗法；打法官，那是妨礙司法公正；打外國人，外交無小事；打孩子，違犯未成年人保護法；打老婆，違反婦女兒童權(quán)益保障法。
　　2007年伊始，兩起記者挨打事件給我們呈現(xiàn)了事件的兩種極端，無論是記者被打，還是少數(shù)記者受賄的現(xiàn)象，都在呼喚“新聞法”的誕生。特殊的群體必定要有特殊的保護辦法和約束機制。該嚴懲的嚴懲，該保護的保護，該追查的追查。期盼“梁文祥案”在兄弟媒體的聲援下得到妥善處理，希望所有的記者珍惜自己身上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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