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執(zhí)行　溫志宏　劉夢羽　何　晶　董　彥 　　 　　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人的時代。 　　時代很大，總有很多人想方設法青史留名卻速生速朽。 　　個人很小，每個時代總能輕而易舉鏤刻進人們的生命。
　　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每一個個體都是被書寫的對象。
　　其中，有很多個“我”，很多個“你”。
　　我們是滄桑嬗變中呱呱墜地的嬰孩，是世紀飛躍中靜待花開的少女。
　　30年，小詞背后的大事，成為幾代人的集體回憶。
　　30年，讓歷史告訴未來……
　　
　　住?行?思
　　
　　房子，對于每一個為生活而辛苦著的人來說，就像是蝸牛身上背著的殼。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普通百姓的住房故事在經歷了從“憂”到“有”，再到“優(yōu)+憂”的三個不同心路歷程之后的今天，我們姑且再以“蝸牛殼”的名義，回望30年普通百姓的住房故事。
　　出行，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買東西、走親戚、上學、上班、游山玩水，都不免需要一種代步工具。從最早的步行，到自行車，再到摩托車、汽車、火車、地鐵、飛機，體現著一種時代的進步。30年改革開放，中國人“上天入地”已成為現實。
　　30年前，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意識形態(tài)氛圍中，中國人牢固的精神生活領域開始破冰。自此，繼“五四”運動之后，中國文化又一次經歷大規(guī)模的“拿來主義”，各種文化潮流洶涌而來，中國人30年的精神旅程，由此豐富且復雜。
　　
　　專題
　　
　　P76　30年來，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影響以及文化產值日益提升。以新聞出版業(yè)與影視業(yè)為代表的文化產業(yè)如何從復蘇到勃興?
　　P78　曾讓“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導彈”、以自主研制的紅旗二號多次擊落美國U2飛機的中國航天二院，如何在自我發(fā)展過程中見證并推動改革開放的進程?
　　
　　1978改革開放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改革開放戰(zhàn)略。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包括發(fā)展民主，加強法制，實現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jiān)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開放，主要指對外開放，在廣泛意義上還包括對內開放。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策之一，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
　　鄧小平及其理念的繼任者，成功地使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的政策基石之一，并將中國帶人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緊密結合在一起。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已從沿海向內地發(fā)展，形成了由經濟特區(qū)到沿海開放城市、到沿海經濟開放區(qū)。再到內地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由一個尚有4億余人生活在溫飽線下、落后保守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初步繁榮、有著廣大市場的世界第四大經濟體。
　　如果要說改革開放真正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有人會說是勤勞致富，有人會說是小康生活。而在改革開放30年里，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普通中國人夢想變成現實的故事說明的是：改革開放帶給中國人民最寶貴的，莫過于讓人們有了享受夢想成真的機會，而讓更多夢想能夠成真的改革開放大戲還在繼續(xù)上演。
　　
　　1979經濟特區(qū)
　　
　　如果說經濟特區(qū)火起來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但經濟特區(qū)的理念的提出，卻是在1979年。就在那一年，中國打開了第一扇“窗”――經濟特區(qū)。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qū)。當年8月13日，國務院頒發(fā)《關于大力發(fā)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主要內容是擴大地方和企業(yè)的外貿權限，鼓勵增加出口，辦好“出口特區(qū)”。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將其最終定名為“經濟特區(qū)”。
　　此前，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向鄧小平做匯報，谷牧說：“廣東有這樣的思想，先走一步，劃一個地方出來，搞改革開放，然后全面推開�！编囆∑胶苜澇�。谷牧說：“但是名字定不下來�！编囆∑秸f：“還是叫特區(qū)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qū)嘛!”當談到解決配套建設資金時，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歸根結底講，經濟特區(qū)的建立，就是中國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吸引外部資金、特別是外國資金進行開發(fā)建設。
　　在今天看來，經濟特區(qū)取得了與它的歷史使命相等同的發(fā)展成果。
　　
　　1980外匯券
　　
　　1980年4月1日，中國開始發(fā)行外匯券。1995年1月1日，外匯券最終完成其歷史使命，退出市場。在這15年間，中國實行了非常獨特的雙貨幣制度――人民幣和外匯券同時在市場上流通。而外匯券也就成為改革開放初期那一段特殊時代的寶貴經歷的見證者。
　　外匯券的全稱是“中國銀行外匯兌換券”，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中國銀行發(fā)行的一種替代外幣，以當時外國人、華僑、港澳臺同胞等五類人所持有的外幣為兌換對象，在境內特定的范圍內同人民幣等值流通的票券。所謂特定范圍，即如果在華僑商店等地方使用，可以買到許多憑人民幣買不到的商品。正如1986年曾到中國的美國愛達荷大學新聞學教授Kenneth Starck在其《畫龍點睛》一書中描寫的那樣，“如果錢能說話，外匯券的聲音比人民幣大50％”。他對外匯券的使用深有體會，有了外匯券，人們在中國就可以買到進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費，還可以換美元，這些都是人民幣所沒有的功能。
　　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物資供應還十分匱乏，商品短缺，買東西光有鈔票還不行，還得有糧票、布票等一大堆票證才能購買。但是，擁有外匯券卻省去了這些麻煩。拿著外匯券，在使用中比人民幣擁有更多的消費便利。
　　尤其是有些東西，如人頭馬洋酒、萬寶路香煙等，只有友誼商店這樣的特殊商業(yè)場所才有銷售，而這樣的場所只接受外匯券，無形中賦予外匯券持有者以優(yōu)先消費的特權。而且，友誼商店等涉外商場貨物供應的質量和數量，也遠遠超出當時其他的商店，如永久、鳳凰牌自行車、中華煙、茅臺酒等均有大量供應，但沒有外匯券，普通中國人只能在商店門前羨慕嘆息。
　　于是，在一些大城市，外匯券成了走俏的“搶手貨”。雖然外匯券不準私自買賣，但當時許多人還是想盡辦法托關系搞外匯券，然后到進口商店或進口商品專柜購買免稅進口貨。
　　外匯券的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種面值，全套總面額為116.60元，與人民幣等值。外匯券印刷精美，其券面上的“中國銀行”瀟灑秀美的幾個字是出自郭沫若之手，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風景名勝畫面，如三峽、長城、天壇等。
　　由于外匯券限量發(fā)行，并于1995年1月 1日起在市面上停止流通，中國銀行回收，因而流落在民間的數量十分有限。特別是1979年版的高面值券種稀少，如今要湊齊一整套的外匯券十分不易。物以稀為貴，且由于外匯券完美的設計構想和獨特的雕刻繪畫風格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因而，外匯券已成為收藏者的“寵兒”。
　　
　　1981個體戶
　　
　　1981年底，中國個體戶突破100萬人。
　　而在1980年12月11日，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鮮紅印章蓋在一份特殊的營業(yè)執(zhí)照上――工商證字第10101號。執(zhí)照上清楚地寫著：姓名：章華妹；地址：解放北路83號；生產經營范圍：小百貨。這個當時還只有19歲的小姑娘，領到了全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yè)執(zhí)照”，“一不小心”成為“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而此后不久，全國出現了蔚為壯觀的“個體戶現象”：賣大碗茶的、開小飯館的、倒賣服裝的、裝裱字畫的……
　　“個體戶”稱謂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特殊產物，主要是指除農戶外，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個人所有，以個體勞動為基礎，勞動成果歸勞動者個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種經營單位。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它和主流社會格格不入。但偏偏就是這幫人，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波，趕上了流通領域的市場化。他們練攤兒，倒騰服裝和電器，把香港的東西運到內地來賣，就憑跑個差價，有的硬是成了萬元戶。如今更多的，它標志的是中國人終于走向市場經濟所賦予的對自身命運的自主。
　　到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發(fā)展達到巔峰。但之后，在幾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曾經較普遍地出現過個體經商戶哄搶市場、忽視品牌、惡性競爭的現象。一些人喊出了“個體戶正逐漸走向消亡”的話語。
　　從1997年開始，形勢有所好轉。到2008年9月，中國個體私營經濟領域就業(yè)人數已達1.302億人，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中國增加就業(yè)崗位、拓寬就業(yè)門路的主要渠道。個體工商戶的發(fā)展程度，也已是一個地方或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度和自由度的標志之一。如今，在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的激烈競爭中，個體私營經濟的生存和發(fā)展仍然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1982投機倒把
　　
　　上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個體戶、第一批下海的商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號：“投機倒把分子”。在計劃經濟年代，任何個人都沒權力經營商品物資，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雖然也付出了勞動，但是國家的政策不允許。而這種現在看來很正常的經濟活動，在當時，不但要背負復辟資本主義的惡名，還有可能因為觸犯刑法被捕入獄。
　　1982年初，中央下發(fā)緊急通知，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活動。當年溫州柳市鎮(zhèn)的8名個體戶因“投機倒把”被通緝，這就是著名的“八大王事件”地是當時全國打擊投機倒把的一個縮影。這一年，有3萬人因“投機倒把”被判刑。
　　1987年9月，一項名為《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的行政法規(guī)正式施行，規(guī)定指出：凡違反國家金融、外匯、工商管理行為，非法從事工商業(yè)活動，牟取暴利，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行為為“投機倒把罪”。當時有句話形容：“投機倒把是個筐，經濟違法行為都往里裝”。
　　1997年，中國修訂頒布的刑法擯棄了“投機倒把罪”的提法，對有關犯罪的處罰分解列于第3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各節(jié)之中，“投機倒把罪”才正式從刑法中隱退。
　　
　　1983利改稅
　　
　　1983年的“利改稅”現在說起來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但它卻是中國稅制走向市場化的第一步，也可以說是改變中國歷史的一步。
　　“利改稅”是中國改革國家與國營企業(yè)利潤分配關系的一項重大措施。核心內容是將所得稅引入國營企業(yè)利潤分配領域，把國營企業(yè)向國家上交利潤改為繳納稅金，稅后利潤全部留歸企業(yè)。建立國家與國營企業(yè)之間以法律為依據的、穩(wěn)定的利潤分配關系，使國營企業(yè)逐步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道路。
　　從1980年開始，全國400多個工業(yè)企業(yè)進行了以稅代利的試點。1983年4月，國務院批準了財政部《關于國營企業(yè)利改稅試行辦法》，決定開始實行利改稅的第一步――稅利并存的制度。1984年9月，國務院批轉了財政部《關于國營企業(yè)推行利改稅第二步改革的報告》和試行辦法，對原來的稅種、稅率進行了調整，國營企業(yè)從“稅利并存”過渡到完全的“以稅代利”，稅后利潤歸企業(yè)安排。
　　兩步“利改稅”在搞活經濟，促進生產力發(fā)展，強化稅收的經濟調節(jié)功能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本身也存在不足，加上它出臺的時機正好是經濟過熱后的宏觀經濟整頓和緊縮期，在兩步“利改稅”推行后，出現了全國國營企業(yè)實現利潤連續(xù)22個月滑坡的局面。“利改稅”的積極作用尚未完全發(fā)揮就被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所取代了，“利改稅”也因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1984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關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鄧小平同志在1987年有一句著名的判斷：“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起來了�！倍�在這之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還有一段很長的故事可以說。
　　1984的3月，中共中央在以4號文件名義轉發(fā)農牧漁業(yè)部《關于開創(chuàng)社隊企業(yè)新局面的報告》時，同意將“社隊企業(yè)”更名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這是農村經濟的一場深刻變革。1983年前，社隊企業(yè)只有“兩個輪子”(即社辦企業(yè)、隊辦企業(yè))，1984年改名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后，成了“四個輪子”(即鄉(xiāng)辦企業(yè)、村辦企業(yè)、合作企業(yè)、個體企業(yè))，因此，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在企業(yè)數、就業(yè)人數、總產值和工業(yè)產值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曾一度面臨著社會輿論的責難。除了被指責為“以小擠大，以土擠洋，以落后擠先進”外，一些人甚至認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經營機制是資本主義的。但是，這一新生經濟組織在坎坷中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明確的財產所有權使其比國營企業(yè)更有活力。而就在1984年：全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從業(yè)人數超過8000萬，產值達到4764億元，第一次超過了農業(yè)總產值。這一年，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被形容是“異軍突起”、“橫空出世”。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沖破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市場經濟中學習游泳，求生存。它沖破了阻礙經濟發(fā)展的獨家壟斷、獨家經營的部門所有的體制。它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在所有制上單一的經濟模式，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多種所有制同時共存、共同發(fā)展的道路。
　　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都有著重大意義。而今，我們可以看到，在探索中，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依然在壯大。
　　
　　1985價格雙軌制
　　
　　對于“價格雙軌制”，有一種說法，“無論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什么場合，只要提到中國的經濟轉型策略，就必然要提到價格雙軌制。”
　　價格雙軌制起于1981年，1985年正式實行。它指同一商品由國家統(tǒng)一定價和市場調節(jié)價并存的價格管理制度。即同一城市、同種工業(yè)生產資料同時存在計 劃內、計劃外兩種價格的狀態(tài)，國家計劃任務內的生產資料實行國家牌價，超計劃生產部分和按國家規(guī)定的比例允許企業(yè)自銷部分實行市場價格。
　　長期以來，中國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計劃價格形式，并且許多生產資料價格嚴重低于價值。改革這種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管理制度勢在必行。改革的總方向是：除極少數重要生產資料外，絕大多數生產資料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jié)。但如果一步到位，各方面又難以承受。所以價格雙軌制，是從過去單一的計劃價格轉向未來的有控制的市場價格的過渡措施。在向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過渡中，價格雙軌制起到了有目共睹的橋梁作用。
　　價格雙軌制在表現出刺激生產資料生產企業(yè)積極性，搞活生產資料流通等積極意義的同時，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價格雙軌制造成了80年代一度經濟過熱，供求矛盾突出；生產資料價格猛漲，還滋長了投機倒把和腐敗現象。
　　但有學者認為，價格雙軌制是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和集體認知水平下所能達到的最好選擇。它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打破了國有部門對工業(yè)生產資料的獨享，從而給農民創(chuàng)造了機會，并且在國有工業(yè)與農村工業(yè)之間引進了競爭，雖然這種競爭并不公平，但畢竟形成了一種推進改革的動力。
　　“皮包公司”是指從事科技咨詢的服務機構，在經商熱中，也泛指一些從事商品倒買倒賣的中介機構。
　　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新舊體制“雙軌”并存的時期，某些政策還不完善，給一部分既無資金、也無經營場地和固定職業(yè)的人員提供了鉆空子的機會，在經商熱大潮中，涌現出一批所謂的“皮包公司”。他們只是從皮包里掏出圖章與合同，進行咨詢和流通領域的投機活動，因此被形象地稱為“皮包公司”。用專家的說法就是：將體制內資源搬到體制外來。一時間，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1986皮包公司
　　
　　但實際上，對“皮包公司”也要分類看待，一些從事科技咨詢的“皮包公司”，它們是現代信息社會的必然產物，作為服務機構，可能確實沒有資金也沒有經營場地等，但是，它們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并對信息的選取、掌握和運用有特殊的水平，因此對搞活科技和經濟都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越來越多，有人只是把別人的貨冒充自己的，騙一點是一點，口袋一鼓便立馬走人。還有的隨便拉幾個人，租間店面，打著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張膽地坑蒙拐騙。1986年，全國有各種公司36萬多家，其中25萬多家是在流通領域混飯吃的，也就是傳說中的“皮包公司”，不少人因此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80年代中期起，國家堅決清理整頓流通領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到1989年2月底，全國撤并公司6萬多個，占公司總數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還原其真正面目。
　　
　　1987拍賣土地
　　
　　1987年12月1日下午4點，深圳會堂座無虛席。西裝革履、手握電子計算器的買地商人在會堂內外高談闊論；捧著一疊土地資料，前來出謀劃策的“智囊團”成員在席間竊竊私語；更多的是抱著新奇態(tài)度的旁觀者。人們焦灼地等待著一個令人矚目時刻的到來：這里將要進行我國首次土地使用權的公開拍賣。
　　解放后，土地屬國家所有，一直由國家統(tǒng)一分配，無償使用。而當時深圳的“開荒”需要資金。如同窮則思變的小崗村人，深圳人破天荒地想到了“賣地皮”。為了尋找資金，深圳第一代人冒著“違憲”的風險，從出租土地到合作開發(fā)，拉開了房地產商業(yè)開發(fā)的序幕。
　　1981年11月，深圳特區(qū)首先開始對部分土地使用征收費用。1987年7月1日，深圳市政府又提出以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為指導思想的改革方案，確定可以將土地使用權作為商品轉讓、租賃、買賣。9月8日，深圳市以協商議標形式出讓有償使用的第一塊國有土地；9月11日以招標形式出讓第二塊國有土地；12月1日又以拍賣形式出讓第三塊國有土地使用權，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首次土地拍賣活動，引起了國內外人士的重視。
　　此后，有償使用土地從此逐漸成為中國人的常識。后來，買地、賣地、蓋房、賣房所形成的經濟熱點，都發(fā)端于土地有償使用這一思想。也就在這“第一拍”的4個月后，1988年4月12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條例，將原來憲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刪去，并規(guī)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轉讓”。
　　
　　1988搶購風
　　
　　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當人們回憶起1988年，除了春節(jié)晚會上毛阿敏的《思念》、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油畫人體藝術大展”之外，大概更多的人都會談論當年驚駭一時的“物價闖關”和席卷全國的“搶購風”。據當時報載：“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
　　1988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第11個年頭�！吨袊�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中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383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xù)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當年的8月17日，中央決定放開絕大多數商品價格，變長痛為短痛，闖物價改革關，一時間物價大漲，搶購風遍及大江南北�；鸩�、肥皂、毛巾、金飾、洗衣機、錄音機……幾乎是見什么搶什么。而隨著搶購的風潮蔓延，幾乎什么東西都在漲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連針頭線腦也不例外，價格也紛紛開始上揚。仿佛一夜之間，物資緊缺得厲害。就連一些冷眼旁觀者，也開始緊張起來，要下手時，已力不從心，價格太昂貴了，只好選些漲幅不大的買。
　　搶購的另一個現象是，各地銀行的儲戶們爭相提取人民幣現款，一時間銀行告急。結果，1988年第四季度末的零售總額比上年同期上漲20.3％，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銀行里的錢正在滾滾流出，如決堤大壩，一瀉千里，呈不可阻擋之勢，當年官方宣布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8.5％。
　　后來，政府出臺許多措施，組織商品引進，豐富貨源，保證市場供應。按人頭發(fā)給居民各種副食票，其中包括肉票、油票、雞蛋票、醬油票、食鹽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等。國家為了回籠資金，提高銀行存款利息。這樣一來，物價慢慢也就降下來了。
　　也許，從1988年這個點上來看，帶來的是通貨膨脹日趨嚴重，最終不得不進行為期3年的“治理整頓”。而如果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跨度來看，它給我們的更多的是一個教訓，讓我們反省怎樣才能制定出適合中國的改革機制，而得以讓更多的中國人得到這個重新勃發(fā)的國家的改革所帶來的益處和收獲。
　　
　　1989三角債
　　
　　“三角債”是由企業(yè)之間拖欠貨款所形成的連鎖債務關系。通常由甲企業(yè)欠乙企業(yè)的債，乙企業(yè)欠丙企業(yè)的債，丙企業(yè) 又欠甲企業(yè)的債以及與此類似的債務關系構成。
　　1989年，政府開始實施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商品在一夜之間從搶購變成滯銷，造成了企業(yè)大量的庫存和資金緊繃、互相之間拖欠的惡性循環(huán)，大多數企業(yè)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經歷了“冰火兩重天”。據資料顯示，當年3月末，全國企業(yè)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高達1085億。而到了1991―1992年間，“三角債”的規(guī)模更曾發(fā)展到占銀行信貸總額三分之一的地步。
　　“三角債”帶來了相當嚴重的后果：由于拖欠，大多數的企業(yè)都面臨收不到毛收入的問題，致使經濟效益好的企業(yè)因缺乏資金而難以擴展生產；而巨額未清償的債務欠款使企業(yè)或不能進一步向銀行申請貸款，或難以申請到信貸；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陷入債務死扣之中，每一個企業(yè)既不愿意償債，它的債權也無法得到清償。此外，“三角債”還造成經濟信息的混亂：由于拖欠，流動資金更顯不足，在短期信用拆借與投資市場上，資金價格則易受黑市操縱。由于經濟效益好的企業(yè)也面臨被拖欠的問題，其利潤難以實現，結果令原本效益好的企業(yè)與效益差的企業(yè)之間比較清晰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
　　三角債是中國經濟轉型中付出的第一個大代價，也是改革初期深層次體制矛盾的體現，而治理三角債動用的是國家信用。1991年6月，國務院成立了清理“三角債”工作領導小組，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擔任組長，在東北展開清償試點。到1992年10月31日，兩年來國家共注入510億元資金對三角債進行清理，解開企業(yè)債務鏈2000多億元。1992年底，國務院宣布全國清理三角債工作結束，今后政府不再出面組織清理，企業(yè)間清欠轉入正�；�。
　　
　　1990股份合作制
　　
　　1990年，農業(yè)部頒發(fā)了《農民股份合作制企業(yè)示范章程》。這個章程的藍本可以追溯到1988年10月，誕生于浙江省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的全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yè)示范章程。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對股份合作制作出肯定并在全國推行。
　　股份合作制是依法成立的法人組織，是以資金、實物、技術、勞動等作為股份，自愿組織起來從事經營，實行民主管理，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有公共積累，并能獨立承擔法律及民事責任的經濟組織。它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結合體，是中國廣大群眾大膽探索、實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集體經濟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特點是產權明晰、利益直接，這可以說是股份合作制發(fā)展的原動力。產權是利益的基礎，什么樣的產權制度能給經營者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去選擇。
　　如果從1987年國務院確定溫州為全國首批農村改革試驗區(qū)開始算起，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被正式承認為新的企業(yè)組織形式，股份合作制走了10年�？偟膩碚f，步子邁得算成功，只不過道路曲折了些。當然，作為一種新的企業(yè)制度，它還是不完善的，正如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說的：“目前城鄉(xiāng)大最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是改革中的新書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
　　
　　1991民工潮
　　
　　農民紛紛外出打工形成了所謂的“民工潮”。有這樣一首民謠，可以說描繪了當年無數民工的美好希望：“馬路是銀行，工廠是錢莊。兩手空空來，回去蓋樓房�！�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大潮沖擊著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也強烈震撼著以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兄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但有限的土地上的富余勞動力越來越多。一部分不滿現狀的農民紛紛背起行囊，離開家園闖天下。之后帶動了更多的農民源源不斷地走出家鄉(xiāng)，進入城市，最終涌動成潮。每年農歷正月前后，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軍南下北上，東奔西跑，鐵路、公路車流如水，交織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民工潮”，它浪打浪地涌出來，拍打著城市的門戶。
　　“民工潮”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離土不離鄉(xiāng)”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繁榮開始，到背起行囊闖天下，“民工潮”的字樣就從媒體映入人們的眼簾，在1991年前后更是達到一個高峰。據農業(yè)部數據顯示，2007年，農民工已經達到2.26億人。有學者稱，“民工潮”的出現是農民獲得解放后又一次“農村包圍城市”，是對城鄉(xiāng)“二元經濟”改革的促進。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個跨世紀的壯舉。民工的跨省流動總的來看，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這利，勞動力的自發(fā)調節(jié)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發(fā)達地區(qū)農村的脫貧步伐，也極大地支援了發(fā)達地區(qū)的經濟建設。當然，農民工進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變，在給城鎮(zhèn)帶去活力的同時，也給城鄉(xiāng)的政治、經濟、文化、人口帶來一系列有待解決的課題。而如今民工潮方興未艾，經由各種渠道的疏導和管理，民工流動趨向有序，但仍在找尋自己的定位。
　　社會應該為這些勇敢的農民兄弟喝彩。
　　
　　1992南巡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上世紀90年代初，這首《春天的故事》在中國大街小巷傳唱。
　　1992年的中國，正處于市場經濟姓“社”還是姓“資”、中國要不要堅持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這一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8歲高齡的鄧小平相繼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此次南下對外界來說頗有“神秘”之感。鄧小平連慣例應當隨行的新華社記者也沒有帶，媒體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但鄧小平在視察期間的講話后來都被整理成文：
　　“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fā)展自己，關鍵是發(fā)展經濟。發(fā)展才是硬道理。”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薄�…
　　講話無不針對當時的“姓資還是姓社”等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爭論，指出了中國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持國家穩(wěn)定、發(fā)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當時這些講話并沒有立即見報。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區(qū)報》刊發(fā)了一篇長達1.1萬字的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南巡講話”才被廣泛知曉。
　　回顧改革開放30年，1992年的“南巡”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那以后，中國迎來了經濟發(fā)展的第二次浪潮。
　　“南巡”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更是一個經濟發(fā)展契機，對于那些熟諳中國國情的人來說，無限的商機已經在前方等著他們。在江蘇華西村，吳仁寶在看到鄧小平南巡新聞的當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來，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按謇锂敃r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后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后來透露。 　　這一年，鄧小平的頭像再次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雜志的封面上，文章寫道：“‘航空母艦’在13年里轉了第二圈。”
　　
　　1993糧票
　　
　　1993年5月，主宰中國百姓生計40年的“糧票”被停止發(fā)放使用。此前，布票等眾多票證紛紛被取消，而直到這一年，票證才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與眾多花花綠綠的票證對應的，是中國人物質匱乏的生活。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日用消費品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1953年10月，國家出臺了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百姓生活進人了“票證時代”。當時，各類票證五花八門，糧票、肉票、布票、油票、煤票、煙票、棉花票……據不完全統(tǒng)計，1953年至1993年，中國政府發(fā)放的不同名稱、不同用途的票證約500種。小到糧油，大到自行車、縫紉機都得憑票購買，電視機、電冰箱既要有票，也要有關系才買得到。
　　另外一個與糧食相關的是隨著戶口簿辦理的糧證，一戶一證，不管家里有多少人，糧食的供應也是根據年齡和工種不同各有不同的定量。糧票由指定的糧店發(fā)放，買糧也需要到指定的糧店購買。糧票則分地方的和全國通用的，全國通用的必須有單位的介紹信，說明原因(如出差、異地探親等)到所在區(qū)糧食管理部門才可以兌換。在種類繁多的糧票中，1955年由國家糧食部發(fā)行的全國通用糧票，是公認的“硬通貨”。
　　
　　1994公務員
　　
　　1994年，中央國家機關首次招考公務員。
　　消息一出，幾天時間內就有近14000人咨詢，被媒體稱為“萬人趕考公務員”。最終，4400人正式報考30余個國家機關的490個名額。
　　從此，人們印象中“走后門”托關系的公務員開始“凡進必考”，沒有特殊和特例。此舉遏制了政府機關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在一定程度上廢除了遞條子、找關系等暗箱操作�？纪曛�后還有審核，擇優(yōu)錄用，結果也要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監(jiān)督。
　　建立人才考試錄用制度，是我國在于部人事制度上革除陳規(guī)、銳意改革的重大舉措。
　　1989年，國家人事部將6個國家部門和兩個地區(qū)(深圳和哈爾濱)作為試行公務員考試錄用的試點，先在小范圍內試試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94年6月《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guī)定》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國家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的正式建立。隨后，各地區(qū)、各部門根據工作實際又制定了相應的實施辦法和細則，形成了涵蓋筆試、面試、體檢、考核、監(jiān)督等諸多環(huán)節(jié)的考錄法規(guī)體系。
　　如今的國家公務員考試，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大考”，報名人數屢創(chuàng)新高，2009年度的國家公務員考試，約有百萬人報名參加，最熱門職位的競爭率超過了4000:1，各職位平均競爭比例為78:1。
　　
　　1995秦池
　　
　　在中國商業(yè)史上，有很多曇花一現的企業(yè)。秦池酒廠――山東臨朐縣的一個小型酒廠，即從默默無名一夜間成為婦孺皆知的“明星”，隨后，好光景稍縱即逝。
　　1995年11月8日，秦池酒廠以6666萬元的最高價擊敗眾多對手，勇奪CCTV標王。“秦池”一躍成為中國白酒市場的名牌。全國各地的商家紛紛找到秦池酒廠，迅速在全國建立起銷售網絡。1996年，酒廠銷售額比1995年增長500％以上，利稅增長600％�！扒爻亍蓖瓿闪藦囊粋�地方酒廠到一個全國知名企業(yè)的大轉變。
　　“想當年，前來拉酒的車在這條路上排隊排了好兒百米，那場面……別提了。”一位附近居民提起當年的秦池酒廠說。但是，當時已有人預言，秦池酒廠的市場業(yè)績是廣告炒作出來的，不具備長期的市場導向功能。1996年底，酒廠最突出的矛盾已不是市場開發(fā)能力的不足，而是生產能力的不足。在此情況下，本應將資金集中用于改進生產工藝、擴大生產規(guī)模、提高產品質量上，而“秦池”卻又進行了一次豪賭。
　　1996年11月8日，秦池集團以3.2億元的天價衛(wèi)冕CCTV標王。秦池廠長姬長孔說出的一席話至今還在江湖上流傳：1995年，我們每天向中央電視臺開進一輛桑塔納，開出的是一輛豪華奧迪。今年，我們每天要開進一輛豪華奔馳，爭取開出一輛加長林肯。
　　3.2億元的廣告成本，要求秦池酒廠必須在1997年完成15億元的銷售額，產、銷量必須在6.5萬噸以上。1997年初，媒體披露了“秦池”的實際生產能力不足以及收購川酒進行勾兌的事實，引起軒然大波。1996年底和1997年初，“秦池”生產的白酒積壓了200車皮，1997年全年只賣出一半，巨大的虧損最終導致“秦池”的“明星”光環(huán)的破滅。
　　
　　1996軟著陸
　　
　　1996年，為期三年、以抑制通貨膨脹為主要任務的宏觀調控基本達到了預期目標。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肯定了199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首次宏觀調控措施，取得重大的成果，成功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
　　事實上，“軟著陸”是對經濟運行狀態(tài)的一種形象性比喻，即好比飛機經過一段飛行之后，平穩(wěn)地降落到陸地上。這樣一個比喻的經濟學含義是：國民經濟的運行經過一段過度擴張之后，平穩(wěn)地回落到適度增長區(qū)間。
　　這次宏觀調控的背景是，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速過快，經濟出現“高增長一高通脹”并行，金融秩序混亂，市場物價全面上漲。這一年的通貨膨脹率是14.7％，已經向1988年的最高紀錄逼近。老百姓搶購商品的沖動再次萌發(fā)，貯存美元、黃金和優(yōu)質耐用消費品的現象日益普遍。
　　中共央針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主要問題，于1993年6月下發(fā)《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的通知》，采取16條措施，正式開始了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
　　這次調整主要是運用信貸、稅收等經濟手段，將經濟過熱的局面緩緩扭轉過來。重點雖然還是控制基建投資，但主要不是直接壓縮投資和具體項目，而是嚴格控制銀行信貸規(guī)模和開征高額的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
　　所謂“軟著陸”的方式，就是經濟不要一下子降下來，調控要逐步進行。這些措施不會立竿見影，但是過熱的趨勢會得到緩解。
　　實現宏觀經濟“軟著陸”之后，通貨膨脹率從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經濟增長率則只從11.6％回落到9.7％。整個經濟開始進入適度快速和相對平穩(wěn)的發(fā)展軌道。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在國際上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1997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7月2日凌晨，泰國政府宣布放棄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泰銖應聲下跌，迅速貶值。危機迅速擴散到整個東南亞地區(qū)，此前被稱為經濟發(fā)展最健康最迅速的東南亞迅速跌入經濟低谷，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的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金融系統(tǒng)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chuàng)傷。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僅半年時間，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的貨幣貶值幅度高達30％～50％，最高的印尼 盾貶值達70％以上。同期。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股市跌幅達30％～60％。
　　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家的共同問題都是經常項目逆差過大。而國內儲蓄不足則是造成經常項目逆差的根本原因。儲蓄不足，國家為了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就必須利用外資，而大規(guī)模利用外資的結果，經常項目逆差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就過高。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十余年里，泰國面對源源流入的外資，為了維持穩(wěn)定的匯率，更要不斷買進外幣，賣出本幣。結果，貨幣供應嚴重過量。
　　但是，當時中國采取“對沖”策略，例如，收縮銀行貸款，防堵了這種危險。而且，中國改革開放成果明顯，外資源源進入國內，形成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阻擋了國際投機。而且，在雙順差的情況下，人民幣面對升值壓力，而中國人民銀行采取措施維持人民幣匯率穩(wěn)定，人民幣其實也就低估了。1996年，中國外債和國內生產總值比僅僅是15.5％，而泰國46％、菲律賓54％、印尼47％、馬來西亞39％、墨西哥35％，都嚴重得多。
　　據估算，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僅匯市、股市下跌給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1000億美元以上。當時因未放開金融市場，因此，這場金融危機未對我國產生很大影響。但是，它帶來的教訓卻是十分深刻的。
　　
　　1998機構改革
　　
　　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保留了22個部、委、行、署，撤銷了15個部委，新組建國防科學技術上業(yè)委員會、信息產業(yè)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等4個部委，國家計劃委員會更名為國家發(fā)展計劃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更名為科學技術部，國家教育委員會更名為教育部。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來的40個減少到29個。
　　此次改革是國務院歷經1958年、1982年、1988年和1993年四次較大規(guī)模精減和改革后又一次大規(guī)模的機構改革。
　　6月，國務院各部門研究制定的“三定”(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全部經國務院批準，機構改革進入了實施“三定”的攻堅階段。
　　2002年6月，就全國而言，除部分市縣鄉(xiāng)機構改革尚在實施外，這次歷時四年半的機構改革接近尾聲。在人員編制方面，黨中央及省級黨委各部門精簡20％，國務院各部門精簡47.5％，省級政府精簡48.2％，市縣鄉(xiāng)各級黨政群機關精簡19.4％。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簡行政編制115萬名。此外，市縣鄉(xiāng)在機構改革中還清退超編人員約43萬人。
　　這次機構改革結束了中國長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依靠設置專業(yè)經濟部門管理的歷史。政府組織結構的調整優(yōu)化，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據媒體報道，1998年的“兩會”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基在人大湖南代表團對家鄉(xiāng)代表說：“我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來干這件事!”當年，外電曾評價中國的改革闖進兩大雷區(qū)：一是國企改革，一是機構改革。
　　
　　1999牛市
　　
　　1999年5月19日，是中國股市值得紀念的日子。
　　此前的中國和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5月7日，北約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5月10日滬深股市跳空而下，很多股民都已計劃“割肉”。
　　5月19日上午，股市走勢平靜，但下午突然出現暴漲，領頭的是東方明珠、廣電股份、深桑達、中信國安等，它們有一個響亮的名分：網絡股。
　　當大滬市收于1109點，上漲51點，深市收于2662點，上漲129點。幾天時間，滬市成交量從20億躍升至40億，到5月21日出現“井噴”，達到134億元。到5月28日，8天累計成交金額904.43億元，漲幅達20.50倍。
　　在此之前，1995年底直到1998年，股市基本上是箱體震蕩，連年弱市，前后共有三次探底，三次反彈，最后形成1000點一帶的“鐵底”。而“5?19”行情使得許多股民趁機“解套”。
　　5月16日，國務院正式批準了“6點意見”；6月10口，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證監(jiān)會主要領導發(fā)表講話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復性的；6月15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堅定信心，規(guī)范發(fā)展》，為行情“定調子”，文章再次指出“股市只是恢復性上漲”。6月25日，兩市成交量竟達830億元，創(chuàng)歷史紀錄。7月1日，《證券法》正式實施。
　　這些利好消息使得股市進入狂飆突進的階段，造就了中國證券市場上第一個跨年度的大行情。以此為契機，中國的股民享受了長達25個月的“牛市”。
　　但是，也有人認為，“5?19”行情的本質，屬于“政策市”。
　　這輪牛市充滿了功利的色彩。因為1999年開始，一批批困難企業(yè)開始紛紛上市“脫困”，還有一些上市公司無論真假，只要名字沾上數碼或者網絡兩字，股價就會扶搖直上。
　　
　　2000西部大開發(fā)
　　
　　西部大開發(fā)作為國家戰(zhàn)略，是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難度最大的開發(fā)戰(zhàn)略。
　　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西部地區(qū)開發(fā)領導小組。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之后，于2000年3月正式開始運作。
　　兩部大開發(fā)包括內蒙古、陜西、寧夏、甘肅、新疆、青海、西藏、重慶、四川、貴州、云南、廣西等12個省市區(qū)，面積68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71.4％，人口3.67億。西部大開發(fā)包括4個主要項目：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青藏鐵路。
　　西部大開發(fā)的目的是解決沿海同內地的貧富差距問題，利用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剩余經濟發(fā)展能力，來提高西部地區(qū)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水平，鞏固國防。
　　2004年3月，國務院發(fā)布《進一步推進西部開發(fā)的若干意見》，指出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fā)還面臨許多矛盾和問題。基礎設施落后仍然是制約西部地區(qū)發(fā)展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生態(tài)環(huán)境局部有所改善、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扭轉，水資源短缺矛盾突出，教育、衛(wèi)生等社會事業(yè)嚴重滯后，人才不足、流失嚴重等。
　　國家陸續(xù)頒布了一系列重點支持西部大開發(fā)的政策，實施了一些有別于其他地區(qū)的政策措施，同時，國家投向西部地區(qū)的資金明顯增加。
　　據國務院西部地區(qū)開發(fā)領導小組辦公室介紹，2003-2008年，國家在西部地區(qū)新開工建設56項重點工程，投資總規(guī)模6600多億元。中央財政各項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累計安排西部地區(qū)約12000億元，中央預算內建設資金和長期建設國債資金累計安排西部地區(qū)近3000億元，有力地支持了西部地區(qū)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yè)發(fā)展。
　　事關西部大開發(fā)全局的一批重大工程相繼完工。西氣東輸工程于2004年12月30日全線實現商業(yè)供氣，川氣東送工程全線開工建設；青藏鐵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線通車；四川紫坪鋪、寧夏沙坡頭、廣西百色、內蒙古尼爾基等一批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相繼建成投產。
　　
　　2001入世
　　
　　1986年初，關貿總協定總干事鄧克爾首次踏上中 國的土地，中國政府正式表示，希望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席位，即后來人們常說的“復關”。
　　1986年7月10日，中國正式提出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
　　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關貿總協定對中國經貿制度歷時六年的審議告一段落，中國“復關”談判轉入實質性的關稅減讓和非關稅、農產品、服務貿易市場準入談判階段。關稅減讓是中國復關的核心問題，中方當時根據自身的經濟發(fā)展水準，最多答應平均減稅50％，但主要締約方不肯接受。
　　1993年12月15日，歷時七年之久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終于畫上句號。關貿總協定(GATI)由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取代。這給中國“復關”談判帶來了緊迫感。
　　1996年3月，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國“入世”的雙邊談判終于達成協議。2000年5月19Ei，中國與歐盟就中國“人世”達成雙邊協議。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加入WTO談判的重心從雙邊轉向多邊，但進展緩慢。
　　2001年9月17日，經過多次多邊談判，WTO中國工作組舉行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所有中國加入WTO的法律文件，提交給WTO部長級會議審議表決。
　　2001年11月9日至13日，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主要議題是表決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第143個成員。
　　
　　2002產權糾紛
　　
　　2002年，產權糾紛在中國各個地方引爆。之前，在大面積的產權改制過程中，已出現了“小企業(yè)易改，大企業(yè)難改，無名企業(yè)易改，知名企業(yè)難改，虧損企業(yè)易改，盈利企業(yè)難改”的景象，于是，一些盈利能力強的知名大企業(yè)的產權變革便成了難中之難。其中，最受關注的莫數“春蘭改制”正式宣告擱淺。
　　春蘭的前身是一家瀕臨破產的縣辦集體企業(yè)――泰州冷氣設備廠，1985年，其資產為280萬元，負債550萬元，凈資產值為負。在陶建幸的經營下，春蘭在空調市場上異軍突起，1994年，春蘭成為中國最大的空調生產基地、世界空調七強之一。2000年，春蘭的資產規(guī)模達到120億元，凈資產80億元，成為中國家電業(yè)的翹楚。陶建幸當選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還出任中共泰州市委常委。
　　2000年10月，在產權改革聲浪漸起、“蘇南模式”開始大規(guī)模轉型的背景下，春蘭董事會發(fā)出公告，宣布在不涉及國有資產的前提下，春蘭集團公司從近50億元的集體資產中切割25％，用現金按1：1的比例向經營層和萬余名員工進行量化配股。
　　有人計算說，春蘭改制將一夜之間造就上千個百萬富翁、上百個千萬富翁以及數個億萬富翁，陶建幸本人改制前的月薪為3500元，而根據改制方案，他估算可得5000萬元(股)左右。
　　春蘭改制完成之后，中國可能出現一波國有企業(yè)大規(guī)模的產權制度改革，會造就中國21世紀歷史上的第一批資本家。
　　有的人把春蘭改制視為“國內大型國有企業(yè)中，數量級最高的一次突破性變革”。一個叫張涌的經濟觀察者評論說，“春蘭改制盡管從經濟理論上講，似乎并無不妥之處，但所影響到的人數之多、錢數之多前所未見，這樣的量化，實在嚇人一跳�！苯Y果，在強大的壓力下，春蘭改制最后“見光而夭”。
　　
　　2003非典
　　
　　2002年12月22日，一名危重病人從河源轉入廣州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這位病人癥狀十分奇怪。兩天后，河源傳來消息，救治過該病人的當地一家醫(yī)院8名醫(yī)務人員感染發(fā)病，癥狀與病人相同。
　　“怪病”最后被稱作“非典型性肺炎”，比普通肺炎嚴重得多，根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數據，“非典”的病死率為14％～15％。
　　剛剛歡度完春節(jié)，廣東就陷入了恐慌。2月10日，人們開始搶購一些據說能夠防治非典的藥物和食品。短短兩天，板藍根脫銷，白醋告罄。與廣東毗鄰的香港成了非典病毒襲擊的第二站。
　　北京某醫(yī)院3月初收治了一名后來被確診為非典患者的山西病人。世界衛(wèi)生組織3月下旬將北京列為疫區(qū)，但沒有人說得出此時的北京有多少非典患者。4月15日，官方公布的數字是：非典患者37例，死亡4例，并稱“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此時，北京的商場、餐館、電影院、公交車和地鐵上的人寥寥可數，五一期間旅游收入下降99.1％，一系列的考試被推遲……
　　4月20日――個改寫中國抗擊非典歷史的里程碑式的日子。當日下午現場直播的介紹中國內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和防治情況的新聞發(fā)布會上，衛(wèi)生部副部長高強的出現讓人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也感受到政府的重視及行動。
　　此后，從4月21日到4月底，北京市每天增加90至100個病例，最高一天曾達到150多人；從5月初開始，疫情呈現出小的回落，處于高發(fā)平臺期；5月9日開始，疫情下降幅度明顯增大，17日新報告病例首次降到19例，28日降至3例。全國的每日新增病例也從最高峰時期的上百例下降到個位數。
　　5月12日，《公共衛(wèi)生應急條例》緊急出臺，這一重要條例標志著我國把應對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進一步納入了法制化軌道，標志著我國處理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應急機制進一步完善。經過一系列舉措，5月23日，世界衛(wèi)生組織決定撤銷粵港地區(qū)的旅游警告，但非典給中國公共衛(wèi)生敲響的警鐘仍在長鳴。
　　
　　2004國有商業(yè)銀行股份制改革
　　
　　2004年，很多境外機構聲稱中國國有商業(yè)銀行技術上已經破產。在這種背景下，2003年9月，國務院決定選擇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作為試點，運用國家外匯儲備等補充資本金進行股份制改革。溫家寶總理指出：“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改革”，“國有商業(yè)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國有商業(yè)銀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標是：努力建成“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與效益良好”的現代股份制商業(yè)銀行。
　　2004年1月6日，國務院決定以450億美元外匯儲備注入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標志著國有銀行改革無論在方法論上還是在技術上都試圖走一條新路，是一項綜合改革的起點。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兩家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整體改制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yè)銀行。
　　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作為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的“當頭炮”，率先在香港成功上市，邁出了國有銀行改制上市的第一步。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香港H股上市。2006年7月5日，中國銀行回歸A股，創(chuàng)下當時A股IPO數項紀錄。2006年10月27日，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和內地同時掛牌，成為全球最大的IPO。
　　
　　2005問責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雙苯廠發(fā)生爆炸事故，約100噸苯類物質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 水嚴重污染，沿岸數百萬居民的生活受到影響。從11月13日爆炸發(fā)生后，到11月21日，松花江下游的哈爾濱市已公布全城斷水緊急避險，此時，吉林石化公司還在否認爆炸污染水源。
　　這次堪稱是吉林市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最典型的一次化工裝置、設施連環(huán)爆炸火災事故真相，就這樣被隱瞞下來。
　　在沉寂數天后，12月6日，國家環(huán)保總局局長解振華的辭職獲準，使他成為此次重大環(huán)保事件中遭受問責的第一人，也是我國因環(huán)境污染事件被解職的最高官員。
　　同一天，一支由國家安監(jiān)總局局長李毅中領軍，中央及地方7名副部級官員擔任副組長的調查組在北京成立。
　　中國的官員問責制于2003年“非典”期間啟動，包括衛(wèi)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兩名省部級高官在內的上千名官員，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處。“非典”過后，從中央到地方開始加快推進官員問責制的制度化。而引咎辭職是指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公務員由于直接或間接的責任，造成一定損失或社會不良影響，從而主動承擔責任的一種自律或自究行為。引咎辭職成為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2006農業(yè)稅
　　
　　2005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廢止實行了48年之久的《農業(yè)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生效。中國的9億農民，徹底告別延續(xù)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農業(yè)稅。
　　據史料記載，農業(yè)稅始于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到漢初形成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六次會議于1958年6月3日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yè)稅條例》。
　　從1983年開始，除農業(yè)稅外，國務院還根據農業(yè)稅條例的規(guī)定，決定開征農林特產農業(yè)稅，1994年改為農業(yè)特產農業(yè)稅；牧區(qū)省份則根據授權開征牧業(yè)稅。至此，農業(yè)稅制實際上包括了農業(yè)稅、農業(yè)特產稅和牧業(yè)稅等三種形式。
　　農業(yè)稅實際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重工業(yè)化配套而設計的一個稅種。
　　據有關方面測算，新中國成立后50多年，中國農民對工業(yè)化的貢獻超過1萬億元。國家稅務總局的統(tǒng)計顯示，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yè)稅3945.66億元。在工業(yè)化初期，農業(yè)稅對工業(yè)化財力的積累居功至偉。從1953年起，國家開始對糧食、棉花等農產品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據不完全統(tǒng)計，到1983年，30年間，通過“剪刀差”，農民對工業(yè)化的貢獻超過6000億元。
　　2004年開始，國務院開始實行減征或免征農業(yè)稅的惠農政策。
　　事實上，到2005年，全國免征農業(yè)稅的省份已有28個。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yè)稅，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農民每年減負總額將超過1000億元，人均減負120元左右。
　　
　　2007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勝利舉行，這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
　　大會批準了胡錦濤同志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批準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中共十七大，向黨內外、國內外鄭重宣示：在改革發(fā)展關鍵階段，我們黨將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xù)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朝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fā)展目標繼續(xù)前進。
　　中共十七大對黨章的修改是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通過現行黨章之后，中共在25年內對黨章進行的第五次修改。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將科學發(fā)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寫入新黨章。
　　此外，在十七大報告中有許多亮點，如首次提出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兩番。從過去的GDP總量翻兩番變?yōu)镚DP人均翻兩番，這考慮了人口增長的因素，是一個更高標準的小康。增加了降低消耗、保護環(huán)境這樣的要求，是一個實現難度更大的小康。報告還首次寫進“生態(tài)文明”，首次提出“創(chuàng)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強調“在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以遏制貧富差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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