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策派主將陳銓曾在《中德文學研究》中說：“中國往往只有戲子藝術，而沒有戲劇文學”，這與西方戲劇重視個性靈魂的終極探索顯然背道而馳。當我們用現(xiàn)代化的視角再度注視這一比較時，就會發(fā)現(xiàn)中西方戲劇的不同意蘊不僅是文化相異的外在表現(xiàn)，究其根本的原因，還是不同文化基于本質上的區(qū)別：西方文化注重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中國文化強調作為思想符號的人的價值；西方古典主義戲劇以戲劇文本為中心，中國傳統(tǒng)戲曲以舞臺為中心；西方推崇圣潔完善的精神生活與人生價值，中國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自我培養(yǎng)多是出于實際的功利目的，其結果往往會在禮教和名理的束縛之下忽略本真的生命，失掉獨特的人格。
　　中西戲劇根本出發(fā)點的迥異常常使得它們相互之間的流傳借鑒比較困難，這種難度不僅體現(xiàn)在改編上，同時也出現(xiàn)于表演之中。出乎戲劇史意料的是，西方世界對于《趙氏孤兒》這個復仇型的故事母題產生了格外的興趣和偏好。早在1735年，杜哈爾德(J.B.Duhalde)的《中華帝國詳志》第三期中就首次出現(xiàn)了《趙氏孤兒》的法文譯本，翻譯者乃是留居中國長達38年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J.M.Premare)，他將這部戲劇作為首選最主要的動機在于希望歐洲人能通過悲劇故事，體會到中國文明程度和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和文化意識。為了便于歐洲觀眾理解，他刪去了所有唱腔，這雖然極大縮減了元代雜劇的藝術魅力，卻仍然在歐洲世界引起空前轟動和廣泛回應。
　　隨后此劇在法國四度上演，三次譯成英文，后又出現(xiàn)德、俄譯本。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印刷該劇單行本出版，1736年英國出版了約翰?瓦茨(J?Watts)的節(jié)譯本，1738-1741年間，出版了英國人愛德華?凱夫(E.Cave)主持翻譯的全譯本，1741年，英國作家哈切特(W.Hatchett)根據(jù)趙氏孤兒母題改編《中國孤兒?歷史悲劇》。1748年意大利詩人梅達思塔蘇(Metastasio)創(chuàng)作歌劇《中國英雄》(Eroe Cinese)，1759年，英國詼諧劇作家默非(A.Murphy)的改編本《中國孤兒》在倫敦德如瑞蘭劇場上演，1749年杜哈爾德的《中華帝國詳志》翻譯到德國后也引起了廣泛的影響，1781年德國文豪歌德(Goetthe)曾試圖根據(jù)趙氏孤兒故事改編《額爾彭諾》(Elpenor)，雖然最終沒有完成，但仍然可看見這部有關復仇的中國戲劇在西方的深遠影響。
　　西方觀眾對于這出戲劇所報有的強烈好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劇作本身所體現(xiàn)的道德感化力量與反對封建專制的傾向。1753－1755年間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將此劇改編為《中國孤兒》，這個偏執(zhí)的思想者極大地發(fā)揮了智者的思維，用異乎尋常的想象力重新搭建了故事的承載載體，在他的劇作之中，理性和仁愛取代了復仇和忠義，悲劇因素消解變?yōu)檠笠鐚捜菖c道德的悲喜劇，旨在達到批判歐洲愚昧的皇權崇拜與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樹立理想的道德準則，推行啟蒙運動的開展等諸多目的。伏爾泰將這個故事定位于用高尚的道德和發(fā)自本心的愛拯救人的靈魂，在這個維度上他偏離了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故事的內核，有目的地體現(xiàn)出民族文明融合、民族精髓重塑的主觀愿望。但是，這種發(fā)自本心的自然情感流露和元劇本中道義強于感情的非自然情感截然對立，伏爾泰的自然法則與紀君祥的觀念法則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西方現(xiàn)代舞臺上對趙氏孤兒故事的興趣一直沒有間斷，就在2003年國內兩臺話劇孤兒大張旗鼓地隆重上演之時，美國紐約也推出了劇作家格林斯潘編劇的舞臺劇《趙氏孤兒》，可見2003年真是名副其實的“孤兒年”。
　　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是電影還是戲劇，趙氏孤兒故事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故事本身，而變?yōu)榱艘环N具備超越意義的文化模式而廣泛存在，復仇與背叛、生存與死亡、血親與養(yǎng)育、道德與感情，這些看似宏大的命題集中在了這樣一部中國傳統(tǒng)的故事之中，令人們嗟嘆、驚訝、同情、傷感、反思……我們的個體在社會和歷史之中究竟承載著如何沉重的選擇?也許，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無人扶助的孤兒，有時候那是我們的傳統(tǒng)，有時候那是我們的觀念，有時候那干脆根本就是我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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