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中的濃郁詩意，到《中國孩子》的批判基調(diào)，再到今年4月推出的公益專輯《紅色推土機》，盲人歌手周云蓬完成了從自我內(nèi)心世界向廣闊外在的“外化”過程，那是無須再為一日三餐抗爭后對社會現(xiàn)實的步步逼近。
　　
　　第一次見周云蓬是在北京文藝圈的一個飯局上，現(xiàn)場亂糟糟的，“老周”（熟人都這么叫他）戴著墨鏡，很少說話，除非大家等著他說，大部分時候他看起來像是在認真傾聽。但一旦開口，就會發(fā)現(xiàn)“老周”的語言表達很流暢，語速快，思辨性很強。
　　周云蓬，39歲，盲人民謠歌手，三年前，一張叫《中國孩子》的音樂專輯讓人記住了他。
　　在這張獨立出品的個人專輯里，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把所有的窮人都打暈、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直白辛辣的歌詞，直指普羅大眾的生存與命運。這張專輯入圍《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樂致敬作品，樂評人magic櫻也因為《中國孩子》將他稱作“中國民謠的良心”。
　　今年4月，由周云蓬發(fā)起錄制的公益專輯《紅色推土機》正式首發(fā)，共收集26首童謠歌曲，國內(nèi)26位民謠代表都無償參與了這張專輯的錄音。
　　
　　生活
　　
　　還在沈陽盲校上學時，周云蓬就發(fā)現(xiàn)，原來做音樂可以更吸引異性。那會兒，旁邊學校的女生有時會過來給盲校學生念書。他漸漸發(fā)現(xiàn)，那些抱著吉他唱歌的同學更受女生們歡迎，“我不甘心被冷遇，就開始唱歌”，二十多塊錢買來的“百靈牌”二手貨是他擁有的第一把吉他，第一首學會自彈自唱的歌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再后來，周云蓬意識到音樂可以讓他像其他同齡人那樣謀生、闖世界，達成自9歲失明后對自己的期許：“像一個正常人一樣”。
　　自從1995年帶著父母給的600元離開遼寧到北京，直到2003年前周都是靠在街頭賣唱謀生�，F(xiàn)在他還能盤點出當時哪些歌的給錢率特別高：《你的樣子》、《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灰姑娘》……
　　2001年的時候，周云蓬被另一個民謠音樂人小河推薦去了號稱新民謠發(fā)祥地的“河”酒吧演出，因為離住處太遠，周去得很少，但還是培養(yǎng)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粉絲。然而“河”酒吧經(jīng)營不善，難以為繼，2003年就轉(zhuǎn)讓了。這段時間，周云蓬又不情愿去商業(yè)酒吧翻唱別人的歌，日子過得非常窮困潦倒。他甚至開始從一些做書商的朋友手中接活，比如把《上下五千年》、《三國演義》之類改成給小孩看的書。
　　后來，離住處較近的“無名高地”酒吧開設了每周的“民謠日”，那兒便成了北京原創(chuàng)音樂新的聚集地。周云蓬應邀“轉(zhuǎn)戰(zhàn)”至此，遂開始每周固定的演出，一直唱到2007年酒吧倒閉。
　　應該說，自2004年發(fā)行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到在“無名高地”的固定演出，周云蓬總算一點點地實現(xiàn)了完全靠音樂生存。
　　現(xiàn)在周云蓬每月兩次在酒吧演出、偶爾到外地巡演和賣唱片，盡管“演出酒吧仍然不固定，出場費不高，幾百塊左右，音樂節(jié)的話，可能有一千多塊錢；唱片也只賣30塊一張，批發(fā)時只有20塊一張�！钡�用來滿足“夏天房間里蚊子少點，冬天練琴不要凍到手了，別天天噪音太大睡不著，交得起房租，偶爾能夠旅行”這種他理想中的“小康”生活水準應該是足夠了。
　　在北京周云蓬搬過三十多次家，目前和女友借住在清華大學的教工宿舍，女朋友是北京一家媒體的編輯，平常除了日常起居生活，兩個人大部分時間都是安靜地各自看書，周云蓬有時是通過電腦的語言軟件來“看”，偶爾也讓女朋友念給他聽。
　　1996年至1998年，周云蓬開始了他第一次長時間的游歷。一趟下來走了九個城市。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形成了在北京住一段時間，再到外地游歷一陣的習慣。
　　喜歡去人少、空氣好的地方。如果到了沒有朋友的地方，就會直奔大學校區(qū)，因為通常學校的消費比較便宜，而且氛圍比較適合賣唱，人也好交往。
　　為什么要游歷？“因為相信空間的快速移動會讓時間變慢，這是一種由距離和變化帶來的豐滿感。”
　　
　　音樂
　　
　　實驗音樂人小河是《中國孩子》的制作人，他說自1997年在長沙認識以來，周云蓬這么多年一直沒什么變化。“那時他跟現(xiàn)在一樣樸素，更多的變化可能是在內(nèi)心里面”。這種變化可以從作品里看出，從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中的濃郁詩意，到《中國孩子》對現(xiàn)實世界的逼近及批判，周云蓬從個人世界慢慢跳脫了出來。
　　“過去是那種自身剛剛溫飽，只能想到自己怎么跟生活抗爭。后來我覺得生活方面的壓力減輕了，就可以看看別人怎么生活的，社會是什么樣子的”，周云蓬把這種轉(zhuǎn)變稱之為“外化”。
　　然而，對于帶給他聲譽的《中國孩子》，周云蓬卻是高度“警惕”的。有人將周云蓬稱為“當代中國最有資格被稱為鮑勃迪倫的人”，他用“沒有可比性”來回應這種美譽，“泰山可跟周圍的山比較，但要和青藏高原的山就沒法比了，那里任何一個小土包都比泰山高，因為它海拔高”。
　　他不希望自己被貼上“抗議歌手”的標簽，“我骨子里也不完全是那種總想批評生活的人，《中國孩子》可能只是機緣碰巧，實在太憤怒了，不吐不快，但以后這類歌也不會太多”。未來的音樂創(chuàng)作方向，他不會繼續(xù)像在《中國孩子》中一樣“就事論事”，而是嘗試寫出有距離感、多向性的作品。
　　“打個比方說，《中國孩子》中的白描的批判風格，更像一條沒有岔路的胡同，聽眾一條道可以走到底。但是現(xiàn)在的多向性風格，就希望像是在一個廣場上，有四通八達的出路，聽眾可以根據(jù)自己理解走向不同出口。”
　　“要清醒，跟著自己的心走，我經(jīng)常告誡自己”，他說。
　　
　　《紅色推土機》不是給盲童聽的
　　
　　《紅色推土機》面世后，有人提出質(zhì)疑，專輯中過于低沉和抑郁的吟唱，并不適合兒童聽，而且很難廣泛傳播。周云蓬認為這張專輯并不是錄給盲童聽的，而是希望以此籌資幫助他們有聽歌的機會，“至于他聽的是兩只蝴蝶，還是甲殼蟲樂隊，那是他個人的事”。
　　《南都周刊》：什么時候開始有做盲童計劃的想法？
　　周云蓬：去年10月15日是國際盲人節(jié)，我們搞演出，突然間就有了這個想法。
　　《南都周刊》：當時有沒有想到用什么形式去幫他們？
　　周云蓬：其實單純地做慈善我也不擅長，所以還是做音樂吧，以音樂作為平臺，既有公益性，也有藝術(shù)性。
　　《南都周刊》：紅色推土機這個命名有什么意義？
　　周云蓬：我當時不想把名字起得特煽情，或者與“黑暗”、“光明”這些詞靠得特別近，那樣太具象了。我還是喜歡游離一點的，單看名字也看不出專輯里有什么歌。一切從基礎開始做，從“推土”開始，不要好高騖遠。推土機很笨但很踏實，沒有想讓中國的盲童脫離痛苦啊什么的。紅色推土機也是70年代我童年很深的一個印象，還有綠皮火車，那種大型的機械，孩子們都喜歡。
　　《南都周刊》：為什么你那么強調(diào)給盲童買的是工具性的東西？
　　周云蓬：我覺得給他提供一種自由選擇信息的設備就可以了，他將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或者走什么人生道路，我覺得起碼我沒有這個資格去指導他，改變他。我小時候就是這樣，我需要個收音機，我可以自己想我的人生，我不需要別人來指引什么。所以我覺得對這些孩子也該這樣。
　　《南都周刊》：這跟你小時候的成長和想法有關(guān)系？
　　周云蓬：對，其實我們小時候也聽了很多類似自強不息的報告啊，張海迪什么的，我覺得這也有些副作用吧，老要苦大仇深的，扼住生命的咽喉，與生命做抗爭。所有的被幫助者，起碼外人不應該老給他們強加一些回報社會、感恩社會的想法。他們要好好生活，成為一個正常的人，而不是成為一個道德壓力很大的人。
　　《南都周刊》：其實做民謠音樂，它真正打動你的地方在哪？
　　周云蓬：我覺得是隨意、自有，拿得起放得下。一把吉他就可以創(chuàng)作了，沒有對設備的更多依賴。沒有過多壓力，能輕裝前進。
　　《南都周刊》：做民謠這么久了，對民謠的看法有什么變化？
　　周云蓬：也有。感覺民謠的概念越來越模糊化了，與生活融合了。不用再把民謠與生活隔離。
　　《南都周刊》：最欣賞的民謠音樂和音樂人是誰？
　　周云蓬：小河、野孩子，臺灣的一些。沒有明顯傾向于哪種風格，只要好聽就可以。
　　《南都周刊》：寫歌是先有詞還是先有曲？
　　周云蓬：現(xiàn)在更多的是先有詞再寫曲。以前是先有曲再填詞。因為我感覺歌詞更難寫，有了好的歌詞，曲就比較容易出來了。我追求的是渾然一體的感覺，而不是割裂的。
　　《南都周刊》：用電腦寫？
　　周云蓬：寫作用電腦，寫歌一般都是用吉他，邊彈邊琢磨著用筆和紙寫。
　　《南都周刊》：通常第一個聽眾是誰？
　　周云蓬：很難說。如果有了新歌，剛好又有演出機會，就會在現(xiàn)場唱唱，這個不固定，或者有誰在身邊，就唱給他聽
　　《南都周刊》：會反復修改還是一錘定音？
　　周云蓬：不停地唱，發(fā)現(xiàn)問題再不斷地改。
　　《南都周刊》：一首歌最長/最短的創(chuàng)作周期？
　　周云蓬：機緣湊巧的話，最短時間一兩個小時就能完成；醞釀時間最長的是《不會說話的愛情》從最開始有旋律到最后填歌詞，前后有兩年時間。
　　《南都周刊》：平時除了聽民謠，還會聽哪些人的音樂？
　　周云蓬：聽古典音樂。巴赫的。
　　《南都周刊》：聽音樂的渠道是買碟？下載？會去聽現(xiàn)場嗎？
　　周云蓬：一般都是買碟。我聽得不多，所以不會狂買。下載對我來說比較麻煩。也會去現(xiàn)場聽，北京這種機會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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