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美國次貸膨脹和中國房產(chǎn)私有化的刺激讓中國經(jīng)濟獲得快速增長�，F(xiàn)在這個過程要逆轉了――美國金融危機對應的是中國實體經(jīng)濟危機 　　 　　像一年前那樣，朱小平依然騎著自行車到訪談地點，依然清瘦、矍鑠。講到一些關節(jié)，他又拿出紙和筆來：“經(jīng)濟學，是一定要畫圖的�！�
　　“人民幣會成為世界貨幣嗎”，“美國次貸危機會觸底嗎”……這些問題一個個拋過去，朱小平要習慣性地用筆畫兩下：“畫個圖，說起來就清楚了�！彼�是百度、谷歌上沒有篇幅的人，20年來他的身份是“獨立研究人”。
　　
　　2008年春天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小范圍的新書發(fā)布會上。那一次，黑板上全是數(shù)學公式。
　　他的《實對稱矩陣的擬特征值理論與應用》剛剛出版，數(shù)學界、經(jīng)濟學界的一些專家前來品評。這是他研究經(jīng)濟問題的副產(chǎn)品――2006年，他告訴朋友嚴搏非他的經(jīng)濟學研究已經(jīng)找不到數(shù)學工具了；又過兩周，他宣布“開始自己造工具”――數(shù)學模型“擬特征值”即是他造了兩年的工具。面對1000多頁的大書，非專業(yè)人士除了前言和后記沒什么可看。
　　在那次會上，《顧準傳》作者高建國說，顧準最早以“絳風”為筆名，翻譯了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而熊彼特，這位生于馬克思逝世之年，在哈佛大學帶過400多位研究生，其中數(shù)位摘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匈牙利籍猶太學者，是朱小平的“神”。當年，就是研讀熊彼特，使得他對經(jīng)濟學的認識跨越性地提升。
　　2008年9月，在家埋頭寫另一部經(jīng)濟學專著的朱小平被華爾街的事態(tài)驚動，花了3個多月收集最新資料，又用兩個月寫完了一本系統(tǒng)分析此次金融危機的專著――即將出版的《金融危機中的美國、中國與世界》。
　　他在書中運用的，就是熊彼特的范式。
　　
　　在油燈下擺弄國家棋局
　　
　　朱小平的童年、少年，在上海一個歷史感很強的住宅區(qū)東廟二村度過。
　　1958年，時任市委書記柯慶施提出“干部和工人打成一片”，于是在西南近郊（今中山南二路、宛平路一帶）建起一個試點。西面是東廟一村，住的全是工人。兩個新村之間沒筑高墻，也沒設門房，工人們都知道鄰居是華東局、上海市委的高級干部們。
　　柯家在那里只住了一年，因為“市委辦公廳存在不便之處”。但朱小平家長久居留在了那里。
　　他孩提時代的朋友高全建1960年隨全家從北京遷入上海，搬進了東廟二村，他倆跟如今分布在上海政界學界商界的俊杰們，如陳樂波、高建國、姚海同、樊毅生等人，一起在那個“大院”成長。
　　1957年“反右”，朱小平的父親因為牽涉鐘惦―’（因《電影的鑼鼓》被打成右派）一案被“打下去了”，此后至“文革”期間，院子里許多人的父母都被關了起來，但孩子們卻仍然是快樂的。
　　高全建家有一臺凱歌牌兩用電唱機。少年們從各種渠道搜集來經(jīng)典唱片，關好門，拉上窗簾，偷聽《梁�！贰ⅰ短禊Z湖》，傳唱《外國民歌200首》。朱小平三姐朱小強天生一副明亮的嗓子，從上海唱到安徽插隊的村子里，“文革”后唱回上海音樂學院，又唱到香港，最后唱到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前不久，“旅美華裔抒情花腔女高音朱小強”還舉辦了個人演唱會。
　　高全建說，朱小平當時已表現(xiàn)出廣博的興趣、開闊的知識面、驚人的閱讀速度和記憶力。他在做彈弓的同時閱讀文學、科技讀物，并很早跟父親有思想上的交流。有天高全建去串門，朱小平滿臉通紅地拿起幾個酒瓶――他已經(jīng)能陪父親喝酒了。
　　1970年，69屆畢業(yè)生朱小平、樊毅生、黃河清去江西安遠插隊落戶；稍后，高全建去南京當兵。樊毅生告訴記者，他們3人合住一個集體戶，朱小平帶了大量政治經(jīng)濟學書籍。他繼承了父親的文才，學作格律詩，偶爾還作曲。其間朱小平與高全建多有書信往來，暢談蘇聯(lián)革命、中國革命，朱小平習慣在落款處寫上“致布禮”，布，即布爾什維克。
　　1972年，二人各自回滬探親。高全建記得，朱小平當時在看《紅樓夢》、《拿破侖傳》和馬列著作。此時的話題已轉向對“文革”的暗暗反省――這注定是政治早熟的一群。陳丹青在《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中評述首都文藝高干子弟：“他們是共和國第一撥青苗，也是頭一代忤逆的人……他們研讀內(nèi)部刊行的西方政治、歷史與經(jīng)濟譯作，年紀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國務院的眼光思路，在村邊油燈下擺弄未知的國家棋局了�！�
　　朱小平說：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原因，人們對這批“干部子弟”有不少負面看法，但他們中確實有一批人通過長期的學習、思索，走向民主與理性。
　　
　　馬列主義到底是怎么講的
　　
　　朱小平告訴記者，他對經(jīng)濟學的興趣要歸功于“文革”�！爱敃r整個社會極反常，而那些反常的事情都打著馬列主義的旗幟。于是尋思馬列主義到底是怎么講的，尋根溯源，先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感興趣，而后政治經(jīng)濟學，最后轉到宏觀經(jīng)濟學�！�
　　后來成為哈佛大學經(jīng)濟學博士的許成鋼（父親許良英，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時也被《資本論》迷住了。他在1975年曾查閱英文版《資本論》，發(fā)現(xiàn)“來勢洶洶的批判資產(chǎn)階級法權運動，依賴的竟是文字翻譯中的基本誤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譯中出現(xiàn)的誤解”。
　　1973年，朱小平在集體戶寫了一篇文章，猛烈抨擊軍代表瞎指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造成當?shù)厝藶榈酿嚮抹D―由黃河清書寫成大字報，集體戶3人簽名，走了50里地，貼在公社大門口。因為講出了公社干部想講而不敢講的話，他獲賞識并得到去馬鞍山鋼鐵學校當工農(nóng)兵學員的機會――朱小平紙面上的最高學歷是中專。他對記者說：“先天不足，知識結構有欠缺�！�
　　高全建則說，他們這代人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全靠海綿吸水般饑狂的自學和持之以恒的獨立思考。在長期的、有意識的思維訓練中，他們常常能把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打通，面對問題能洞見到深處，而不會停留在表層，所以往往面對報紙上一塊很小的“豆腐干”，也能解讀出一般人看不到的信息。
　　在高全建的記憶中，1980年朱小平報考過一次研究生，面試時一開口就談《資本論》，考官有點暈，沒錄取他；但第一次談戀愛，他一開口就以學識將對方征服了。在那個混沌又晶瑩的年代，流傳過某女生情書中的一行：“少女面前站著18歲的哲學家……”
　　1980年代，各省面對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大課題，紛紛成立經(jīng)濟研究中心。一批活躍青年辦起一份雜志《中青年經(jīng)濟論壇》，編委中有王岐山、張維迎、周其仁。
　　朱小平則在江西省政府做經(jīng)濟咨詢和研究，前后經(jīng)歷了3任省長。那段訓練，讓他不僅了解政府是如何運作的，同時對宏觀經(jīng)濟問題有了把握，參與了許多經(jīng)濟改革活動，為以后潛心研究經(jīng)濟理論打下了基礎。
　　
　　體制外生存
　　
　　在農(nóng)村插隊，培養(yǎng)了知青們體制外生活的習性。無論是老三屆還是69屆，多與體制有距離。相當多的人已不習慣在體制內(nèi)做事；另一批，人在體制內(nèi)掙飯錢，內(nèi)心游離，只有在體制的規(guī)則之外，他們才會流露真情。
　　當朱小平在1980年代末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他轉向了蓬勃自由的體制外原野。為了安身，1990年代初他曾下海經(jīng)商，但成績并不理想。高全建評價：“成功商人多半利益至上，他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與執(zhí)著而多難的父輩相比，他們也許失了信仰，但還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行走。對朱小平，回到書齋可能是最好選擇――多虧姐姐和姐夫將市中心的房子讓出來，這一年來他才有了自己的書房。
　　高全建慨嘆：“這個民族走到了今天，還在走向成熟的路上緩行，對重大事件仍常常表現(xiàn)為集體無意識。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一些所謂的大牌學者，拿著國家的俸祿、占據(jù)資源、享受著高額的出場費，貢獻在哪里？而真正有理想、有責任感的脊梁，卻沉默在民間。”
　　出版人嚴搏非說：像京滬其余獨立研究人一樣，朱小平是“孤獨的”，但相比之下他更徹底，幾乎將自己逼入死角，非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在這些獨立研究人身上，始終保持著1980年代那種理想主義氣質(zhì)。
　　這些人之所以能保持近半個世紀的友情基于他們思想上的共鳴和人生價值取向的趨同。常常，高全建開著轎車、朱小平騎著自行車，分別到衡山路的一家咖啡館――他們總在那里碰頭――泊好各自的車，聊到天色全黑店家打烊。
　　“聊天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我們交換信息、時事、觀點以及讀書心得，講話是一針見血式的。我記得1997年在咖啡館，小平告訴我他要寫本《貨幣論》。去年‘5•12’大地震，以及今年金融危機，我們都深談過�！备呷�建說。
　　“朋友，就是兩月至少見面一次。”朱小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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