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的正確選擇 　　 　　對于北京地盤上一些有小資情調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們經(jīng)常光顧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環(huán)境簡潔的餐館，幾年前，我在那里曾經(jīng)吃過米粉，是正宗的桂林米粉。記得我第一次走進去的時候，剛好碰到了潘石屹坐在那里，一個人，一邊哧溜溜吃，一邊翻著雜志。
　　后來我再去吃的時候，潘石屹不在，倒是一名女顧客從米粉里吃出了一根頭發(fā)，和老板理論。老板是個身體粗壯的年輕人，可能是剛剛喝了酒，話還沒有說幾句，對著客人就把茶杯掄了過去。在場的人大駭，紛紛離去。我聽見那個女顧客的哭聲中竟然帶著小資階層的溫柔，她說：這就是著名的建外SOHO的風格么?這就是你們的管理么?
　　現(xiàn)在，我們又走在通向建外SOHO的路上。和往常一樣，國貿橋下是最塞車的地方。出租車司機牢騷滿腹地摁喇叭，他有一些憤怒地說道，“沒有修這個什么建外SOHO的時候，這里是不那么堵車的。”我們大笑，說“連堵車也要怪潘石屹么?”司機也笑了起來，說不是怪他，而是他在這里賺了大錢，應該把道路修寬一點嘛。
　　電梯間也很有意思，幾個在這里上班的人摸著墻壁和門框，說潘石屹用的材料真不怎么樣，這么簡單的裝修，卻賣那么高的價錢，不地道。我們笑著問，既然你們都覺得不怎么樣，為什么還要買呢?眾人回答道，因為潘石屹會投機會取巧嘛!
　　
　　眾人的評價有道理么?多年來我們了解的潘石屹似乎是從一次準“偷渡”開始的。那是1987年，潘石屹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家當，辭職南下深圳，到達南頭關時，身上剩下80多塊錢，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創(chuàng)業(yè)資本”。由于沒有邊境通行證，這筆“創(chuàng)業(yè)資本”首先是花了50元請人帶路，從鐵絲網(wǎng)下面的一個洞偷爬進了深圳特區(qū)。
　　這個細節(jié)有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潘石屹應該提前辦理好邊境通行證，以他當時的身份，辦個這樣的證件并不是難事，但潘就是這么毫無準備地闖深圳去了。另一方面，一個腰包里只有80元的窮人，拿出50元請向導，似乎也是個豪賭之舉。如此細節(jié)，想來出自潘本人之口，他應該是為了強調他去深圳的義無反顧，強調他在人生的一些關鍵叫刻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住另外一個場合，潘石屹還給朋友們講了他在海南炒賣房子的故事。那時，他以每平米3000元買進了八套別墅，兩個月之后，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購買，潘石屹開價4000元，還沒有簽單，忽然又來了一位內蒙古的有錢人，潘石屹馬上開價4100元。價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氣，但買房決定已定，只好愿意出價4200元，將潘石屹的房子買走。但潘這個時候胃口大開，他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后的兩套別墅，他賣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價。
　　許多年以后，就是這么一個近似于賣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總結為“一改傳統(tǒng)方式，用市場杠桿米平衡價格與利潤的關系”的典型案例。客觀地看，在這個故事里，潘正確預估到了價格上升的空間，他沒有慌張地將房子過早賣掉，至少說明他有做生意的信心和機靈。后來他帶著這些炒房子賺來的錢到了北京，先是在懷柔注冊了公司，然后在一次飯局的閑聊間無意中聽旁邊人講，北京市給了懷柔四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愿意做。潘石屹深知指標就是機會，干是決定出手，由此形成了北京萬通日后發(fā)展的底盤。
　　
　　他信奉什么主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潘石屹舊友說，老潘就是靠著他那點機靈混到了今天的模樣。他說潘石屹向來相機行事，不墨守陳規(guī)。潘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霸谏虡I(yè)領域，教條主義的東西很難行得通，而實用主義、經(jīng)驗主義、機會主義的東西往往行得通。”這是潘石屹的經(jīng)驗之談。
　　在我們面前，他微笑著說：“凡事理性分析的人、有文化的人全都沒賺到錢。而那些見識比較少的，動腦筋比較少的，卻摸著市值了。”
　　他想起那些帶著知識帶著碩士博士學歷闖海南、走廣東的人們，想起他們聰明的憋屈，他們有知識，有思考的能力，有不錯的見識，甚至還有理想，可是卻賺不到錢。而那些基本上目不識丁的廣州包工頭，憑借著他們的生存之道，財大氣粗地走到了今天。
　　潘石屹承認自己就是在讀書人和包工頭之間找到了某種結合點�；蛘呶覀兛梢钥偨Y，潘石屹把包工頭的趨利性格發(fā)揮到了極致，又把讀書人的個性和清高恰到好處地遮蔽起來。
　　我們看到，他的樓盤都有一些文化藝術的佐料，但在如何賺錢的問題上卻毫不含糊。你不能說潘是一個文化人，是一名藝術家，可是他卻經(jīng)常折騰出一些文化藝術的話題，讓自己身在其中；你同樣不能說潘是個錙銖必較的商人，他會經(jīng)常和朋友們在一起談到理想，他會說，跟那些包工頭相比，老潘的內心至今仍然有理想之火在燃燒。
　　是的，理想，或者是理想主義，這個上個世紀80年代的關鍵詞再一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在那個時期，潘石屹除了白天工作賺錢，晚上則就著小小的燈泡讀書，讀《走向未來叢書》。只是，當更多的人被理想主義燒灼的時候，潘石屹卻從理想主義的火焰中抽身而出，走上了具體的發(fā)財之路；當更多的知識分子在為一些普世價值的喪失痛哭流涕，幾個衣著寒酸的讀書人反復書寫市場經(jīng)濟定義的時候，潘石屹卻直接跑到市場經(jīng)濟的第一線，開始盤點此生如何積累起更多的財富。
　　在潘石屹寬大的寫字樓里，我們很想和他談一談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對他的影響，談一談90年代實用主義和功利思想如何左右了他的人生選擇，可是他卻總是閃爍其詞，只是和我們反復談起他的商業(yè)模式，談他的公司如何在遭遇資本市場冷遇之后終于成功上市。這不是我們的興趣所在，關于潘的財富故事，早已經(jīng)遠播四方。他自己也調侃自己每次見到媒體都在說著同樣的觀點，敘述著同樣的故事，可是卻對我們另一個角度上的探索并不配合。
　　然而，像潘石屹這種在80年代接受過啟蒙主義教育的人，主動放棄理想主義性格，走上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道路，究竟更多是一種環(huán)境的逼就，還是內心使然?
　　有很多問題需要提出：
　　為什么潘石屹不繼續(xù)留在機關里慢慢往上爬?憑著他的機靈，潘應該是能爬到一官半職的。要知道，農村出身的潘石屹。從父母那里傳承過來的人生價值觀主體應該是從政，而不是發(fā)財。在官場的階梯上苦苦爬行的人太多了，潘石屹本應該走在這樣的路上。
　　為什么潘石屹能夠很早地放棄讀書人的清談作風，轉而迅速形成了自己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經(jīng)驗主義的商業(yè)方法?這種方法論的改變幾乎決定了潘石屹商業(yè)上的成功。
　　為什么潘石屹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在房地產(chǎn)經(jīng)濟的灰色地帶栽跟斗?潘起步做生意的時候，正遇官倒流行，只有那些手中握有官家資源，有能力進行官倒的人們才大張旗鼓地做生意，他最理想的選擇 應該是巴結官場，巴結資源。潘石屹從來都否認自己有深厚的官家背景，也不承認自己曲意逢迎，暗箱操作，這在土地資源完全掌控在政府官員手中的制度環(huán)境下，似乎難以讓人相信。但無論別人怎么懷疑，潘石屹的確沒有在行賄受賄方面曝出丑聞。
　　
　　他與他們的距離
　　
　　潘石屹的好友馮侖曾經(jīng)開玩笑說，潘得益于三個人，一是鄧小平，二是馮侖，三是潘的妻子張欣。潘石屹剛開始對這樣的總結心存不平，事實上馮侖可能道出了本質。在很多場合，潘都喜歡借用鄧小平先生的語錄說話，比如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不爭論，等等。尤其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成為潘這一批人的福音。南巡講話為潘石屹們指出了一條通道，發(fā)展才是硬道理，把理想丟到垃圾站里，把啟蒙鎖進書柜中，每個人都應該奔著財富而去。
　　潘石屹的父親在他出遠門的時候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孩子，你要出門了，不管在什么時候，沒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現(xiàn)在看來，潘石屹把老父親的話貫徹得渾然天成，兒時的經(jīng)歷成為他的行動基礎。潘過早地體會到了生死問題。他說起他的出生方式：一個接生婆用滿是灰塵的手把他從母親身體里拉了出來，父親嘗試著給接生婆提出建議，希望她能把手洗一洗，以免感染，但是這個接生婆說，她接生孩子從來沒有洗什么手。
　　如果說如此不潔凈的出生方式尚屬于父母的口耳相傳，那么潘石屹早年的饑餓感則是他刻骨銘心的切身體會。他記得沒有飯吃，父母只好把兩個妹妹送人，最后甚至想把潘石屹也送給人家。潘說送兩個妹妹出去是為了吃飯，送他出去則是父母想讓潘石屹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只是最后一刻，媽媽依依不舍，潘石屹才留在家中。
　　來自同齡人的比較可能讓我們更加看清楚潘石屹。
　　潘是1963年生人。這一年出生的國內房地產(chǎn)商人，有天津的孫宏斌。和潘石屹的成功相比，孫可以說是失敗。孫四處圈地的時候，潘只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做著，他似乎完全沒有體會到土地儲備對一家地產(chǎn)公司的重要性，他到處宣講他的公司的商業(yè)模式價值，他的項目所帶來的新生活范式，他甚至對孫宏斌巨大的土地儲備行動嗤之以鼻。兩個人的行動造成了兩個人的不同結局：以今天的市場形勢看，孫當年的圈地行為似乎具有前瞻性，如果他能挺過難關，今天風光的就不是潘石屹了；而潘石屹當年沒有積極拿地，只是沿著一個一個項目精心打造，無疑是為公司帶來了資源上的不足，特別是在公司海外上市階段，更是遭遇到了市場對他的土地儲備不足的輕視。一直到最近，潘石屹還是在土地儲備上發(fā)力之后，尤其是在拿到北京三里屯南街和前門改造地段之后，才取得海外資本市場的信任。
　　可以說，正是穩(wěn)健和精耕細作的風格，才形成了潘石屹今天的氣象，而趾高氣揚、雄心萬丈的孫宏斌卻被自己圈起來的土地壓垮。熟悉他們的人，都記得孫宏斌高昂的頭，緊繃的臉，也都記得潘石屹的笑容，他似乎在任何時候都對著別人微笑，即使他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話，別人也都說，那是潘石屹正確的假話。
　　另一個年齡接近的地產(chǎn)商人，是1961年出生的周正毅。周的故事婦孺皆知，先是以虛開增值稅發(fā)票獲得三年監(jiān)禁，獄中竟然向獄警行賄，享有優(yōu)厚待遇，出獄不久，又被再度起訴，這一次罪名更多。外傳周是有大背景的人物，在上海灘上曾經(jīng)左右逢源，可以不花錢就拿到大好地皮。我們曾有機會面見周，聽他豪邁地宣講，誰誰是他的朋友，誰誰又是他的敵人，似乎一切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相比之下，潘石屹這方面的傳聞就少之又少，甚至少過了王石、張寶全，也少過了任志強，就連馮侖都有這方面的傳聞，尤其是馮與天津泰達的合作，被外人嘲笑為馮侖的逢迎之舉，而潘石屹每次面對媒體這方面的疑問，卻都信誓旦旦，指天發(fā)誓，他決沒有任何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劣跡。
　　還有一個不太出名的同齡地產(chǎn)商人，是湖南郴州的邢立新。之所以把他提出來比較，是因為曾經(jīng)是一名不錯的詩人，他在藝術方面的天分，應該在潘石屹之上。但邢立新的詩歌天分在與官員勾結之后，卻造就了國內房產(chǎn)市場官商聯(lián)合牟利的奇跡。他動用市委書記的大權，用政府公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基層官員購買他開發(fā)的房子，如此惡劣手段，最終導致市委書記下臺，他自己自然也鋃鐺入獄。
　　估計潘石屹聽到這樣的營銷手段，也會生出驚愕的表情。潘的理智就在這里，他不會用一種藝術的張狂來左右商業(yè)，他的那一點與藝術有關的氣質，僅僅當成了房地產(chǎn)開發(fā)的面具和小資情調，而不是方法。
　　和孫宏斌相比，潘石屹多了一份謙虛，一分和氣；和周正毅相比，潘石屹多了一分滿足，一分距離；和邢立新相比，潘石屹則多了一分尺度，一分理性；和那些仍然在理想主義道路上奔走的知識分子相比，潘石屹則多了一分世俗，一分投機，一分隨波逐流。
　　他的身上有農民的謹慎，小官員的逢迎，讀書人的狡黠和藝術家的取巧。當一個時代開始整體性地放棄理想主義追求，偏離自由價值建設，徹底轉移到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和單向度的物質主義道路上時，潘石屹的個人性格與之發(fā)生了巨大的共鳴。潘石屹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妥協(xié)、投機和謹慎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已然成為他最醒目的方法論。
　　即便是談到信仰這樣崇高的問題，他也習慣謹慎、閃爍其詞。他的妻子倒是直接告訴媒體，她已經(jīng)皈依巴哈伊教，但潘石屹卻不會如此直接說出內心的風景，他說，“我既不是信佛教，也不是信道教，在這個無神論的國家里，我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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